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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吟》：一八九八年蒋升（？）撰，一八九八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本，一九一一年重印，此书的体裁，是“按《师主》之道，不辞不文，而为吟者也。”——见序文。论吟经一首如下：

诵经书，贵实理，毋求词采夸虚靡，耶稣群圣敷圣意，吾人诵读当如此。图裨灵明非悦听，章句罔判精与俚。作者何意莫辨别，行文浅深不之訾。奈人喜察起性旨，抛却精华取糠枇，时逢书中理未明，不肯虚衷启问齿。卒至书是书吾是吾而已！

张慈慰先生在《论妇女的智力》（《晨报副刊》一四○二）文中引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云：

从前有一个人到西班牙去，看见路上一个衣服破裂不堪形如乞丐的人，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他觉得西班牙政府太不近情理，对于这样伟大的诗人，还不扶助。但他的朋友就告诉他，只因西班牙政府没有扶助，这诗人才写出这伟大的著作，否则我们就没有这样一本书了。

上文是见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报上，我们再查十一月七日发行的《现代评论》第四十八期，见西滢先生的《闲话》内也有相像的话：

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者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吗？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是有趣，不禁发了一点考据癖的痴，要找出它的出典来，于是拿了几种西班牙文学史以及评论来乱查一阵，可是都不在那里边。后来查到一本《塞文狄斯评传》，是英国《吉诃德先生》译者Henry Edward Watts所著，第十二章中说及Marquez Torres记述一件故事，足以见塞文狄斯的声名在当时是怎样的大。一六一五年（塞文狄斯那时是六十八岁，次年他就死了）二月二十五日，Torres跟了妥勒陀地方主教去回访法国专使，随员中有好些人都爱读塞文狄斯的著作。“他们如此热心赞美，我便允许引导他们到一处地方，可以看见那个著者，他们非常愿意。他们询问他的年纪，职业，身分和境况，我只好答说他年老了，是一个军人，是绅士，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但是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很深刻的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了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James Fitzmaurice Kelly的精确的《塞文狄斯传》第十二节中也这样说，大约这段叙述是可靠的了，因为Kelly是英国现在的西班牙文学的“权威”。虽然有人说法国人真去会过塞文狄斯，但他似乎不相信，因他在下文这样的说，“倘若那些法国的爱读者真让Torres引导到塞文狄斯的家里去，他们便会得从周围的情状看出他真是穷困。”他的确是穷。一五九○年十一月八日塞文狄斯为得赊了值四十块钱的布匹，由他和他的保人与布店订立一个合同，还有四个公证作中，真如传中所说郑重得尽够担保公债了。一六○一年冬政府问他追还亏空的公款时，他也是“自己尚无衣食之资”，所以第二次下了牢。他的窘况确是历历如见，但似乎他那悬鹑百结的真相却终于没有人亲见，——自然他的亲戚朋友是看见的，不过不曾见诸记录。

《吉诃德先生》（全名是“拉曼差的聪敏的绅士吉诃德先生”）是我所很喜欢的书之一种，我在宣统年前读过一遍，近十多年中没有再读，但随时翻拢翻开，不晓得有几十回，这于我比《水浒》还要亲近。某“西儒”说，“一个文人著作的最好的注释是他自己的生活。”但在塞文狄斯又是特别如此，因为如又一“西儒”说，“有人著作小说，有人经历小说，塞文狄斯则兼此二者而有之。”你如喜读《吉诃德先生》，你一定会对于塞文狄斯的传记感到兴趣。他的生活固然是很浪漫的，但说是现实的却也同时非常地现实。他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有他的伟大处，也有好些他的过失；不过这使我们更能理解他，因为我们所求者并不是圣徒之奇迹的故事。Kelly的一本简洁精密的小传真比《五十著名轶事》还要有趣味，虽然里边所记都是考证确实，大半本脚注全是所根据的西班牙文文件原本。与其读十本中国现代水平线上的小说，实在不如读半本（西班牙文的一部分除外也）这样的书。十四年十二月五日。

近日又因伤风卧病，不能作事，只好看书消遣。其一是Francis Espinasse的《服尔德传》一本小册子，看了很有兴趣，其一是加藤咄堂的《民间信仰史》，虽有五百页，却也愉快地读完了。第六章里讲到“文化之民族化”的地方，有一节很妙的话，即儒学大家菅原道真（845一903）曾说，“凡神国一世无穷之神妙，非他国之所得而窥知，汉土三代周公之圣经虽然可学，但其革命之国风所当深加思虑。”他曾主张所谓和魂汉才，这与张之洞的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一样。菅原生当中国唐末，十一岁即能诗，事君尽忠，为同僚所谗毁，谪死筑紫，后人崇祀为天满神，犹中国之文昌帝君。

同书又引《桂林漫录》，云中国经典中《孟子》一书，或因主张民贵的关系，与日本神道之御意不合，故船中如载有此书，必遭覆没。明谢在杭的《五杂组》亦云，“倭土亦重儒书，信佛书。凡中国之经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有携此书往者，舟辄覆溺。”这自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其意义很是重大。日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实在要比中国更是久远强固，张之洞的格言日本在一千年前早已有了。至于以后这主张能够维持得多久，还须看将来，不过中国的国风是革命的，倘若所谓为体的中学不是革命的性质的，当然不能存立，这一点还不难解决。谜之国或者倒还是在日本。

英国弗来则博士著《普许嘿之工作》（J.G.Frazer Psy-che’s Task）第五章云，野蛮人送葬归，惧鬼魂复返，多设计以阻之。通古斯人以雪或木塞路，缅甸之清族则以竹竿横放路上。纳巴耳之曼伽族葬后一人先返，集棘刺堆积中途，设为障碍，上置大石，立其上，一手持香炉，送葬者悉从石上香烟中过，云鬼闻香逗留，不至乘生人肩上越棘刺而过也。《颜氏家训》卷二云，“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咒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今绍兴回丧，于门外焚谷壳，送葬者跨烟而过，始各返其家，其用意相同，即防鬼魂之附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