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1

故事从头说起。

我的原名是蒙特塞拉特语,长而拗口。所以一般都叫我ML。2064年,我从部队退役后,回到故乡西泠,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的三级太空定居点,接任社区医官的工作。

2073年8月,一对年轻夫妇走进了我的接待室。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几岁——长期在外太空出勤的人都这样。男的叫李建,25岁,是个矿务工程师。他的妻子林良22岁,膨起的腹部装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抽取了一些羊水组织,告诉他们不必紧张:那些在外太空怀上的婴儿容易畸形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统计数据支持。两个年轻人对我笑了笑,脸却没有放松下来。我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焦虑。胎儿基因筛选应该在刚出现妊娠反应就做,那时放弃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在情感上还比较易于接受。他俩离开医务站时,年轻女人的手温柔地搭在腹间。她没准已经为“她”或“他”准备好了一打名字。

检查结果第二天就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李夫妇。

“我是ML,社区医官。我想告诉你们胚胎检测的结果。一切正常。”

“噢。”接着电话那头被短暂地捂住了。我能想象出丈夫扭过头去对一旁的妻子使劲点头。两张喜笑颜开的脸。

“太谢谢你了。医生。我们真的松了口气。在外勤工地时我们都犹豫着要不要这个孩子。你知道,那里没条件做基因检查……”男人的声音哽住了。“老天,我真高兴我们选择留下了他。”

我等他的情绪略微平复后告诉他,如果要求百分之百的安全,最好去阿西特克做个全面筛选。毕竟我们这里只是个三级居留地,提供的检验只能排除常见的基因缺陷。

“什么叫做常见的?”

“发生概率在四百万分之一以上的。”我说。

“喔。那您认为我们应该去做一个吗?”

我迟疑了一下。“其实没太大的必要。大部分人只需要做常规筛选就可以了。你和你太太都没有遗传病家族史,不是吗?”

他说他会考虑的,又是反复的道谢。

我放下电话。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频频见面。林良,那个未来母亲,选择了我做她的产前常规检查医生。每次结果都是良好。李建没再和我提起去阿西特克的事。他可能查询了全面基因筛选的价格。对于两个刚刚在定居点安家的年轻人来说,不是笔小数目。而且当时看起来,四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是那么微不足道。

2074年新春,林良搬进了医务站住院部。分娩过程顺利,新生儿重6公斤,哭声嘹亮有力,是个男孩。

第二天,李建在医务站走道上挡住我,塞给我一大捧染红的鸡蛋,说:“您觉得李多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说真不错,是个好名字。

一周后这家人出院。在每季度注射婴儿疫苗的日子里我又在候诊室里的大群母子中见过李多几次,红润,白胖。要他吞下糖衣药剂需要做一番斗智斗勇的努力:这小鬼头学会了把药片藏在舌头底下,再趁人不注意吐掉。

2076年夏,西泠从未有过的炎热。我一天中必须处理十多例日射病,忙得四脚朝天。

接待员说,有个带孩子的母亲已经等了几个小时。我大声说如果不是急症就让他们等——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孩子。

我从没见过如此瘦的孩子。他或她简直令人想起上个世纪新闻纪录片中的非洲难民。两三岁的婴孩正该是胖嘟嘟讨人喜爱的时候,眼下这孩子的皮下脂肪却像毒日头下的冰块一样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说实话,第一个反映到我大脑里的词是“虐待”。我看向抱孩子的女人。

是林良。她说,告诉我他怎么了,医生。

我把李多抱进诊室。他轻得令人害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

林良说,数月前他突然开始变瘦。当时她正尝试着用另一种代乳品来换掉合成牛奶,因为被一份杂志上的文章“合成牛奶如何杀掉你的孩子”吓着了。她以为是饮食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但他的体重一直往下掉。她重新喂他牛奶,带他看儿童医生。检查没有结果。他瘦到了她不敢碰的地步。说到这时她哭了起来,并不剧烈,更像是个发泄掉惊恐的女学生。

我不是专科儿童医生。既然他们检查不出问题,我也无能为力。李多仰面躺在诊**,他原本从父母那儿继承了一双细长的东方人眼睛,此时却显得出奇得大,四处转动,对诊室四壁的器械表现出兴趣。

“他父亲呢?”我问。

“去天狼星四区出勤了。要到九月份才能回来。”她回答。

我对她说,立即带孩子去阿西特克,那里有一级医疗站点,必须马上确诊。“会有人带你们去的。”我示意她坐到椅子上,“等我一会儿。”

在隔壁房间,我向上一级防疫站报告,发现不明病症。病人为儿童,父母均为外勤人员。不,没有明显传染性。好,我会等到你们的人过来。

几小时后,防疫站的人带走了他俩。我向林良保证,他们会给她的孩子最好的医疗条件。但她像个猛然醒悟到受骗的动物似地瞪着我。

防疫站的人从头到脚用白隔离服包得严严实实,行为神经质,不友善。整天和致命传染病打交道留下的后遗症。后来这个女人一直对我不怎么友好。

能怪谁呢。换个位置我也会这样。

我给李建打电话,告诉他,他的妻儿已被送往阿西特克就医。

李多第二天便被确诊为早衰症。

防疫站的人送来了回访报告,肯定了我的“高度警觉性”,并建议在社区内做一次关于早衰症的演讲以消除居民的紧张情绪。我只能苦笑。

早衰症,全名HUTCHINSUN——GIFORD,早衰综合症。患者自童年起快速老化。罕见,致命。主要由一种名为LAMINA的基因错置引发。发病率在四百万到八百万分之一。

我是个医生。我对李多的父母说结果一切正常。当然,早衰症不是常规检测的项目。但在阿西特克是能筛检出来的。李多的父亲问过我有没有必要去做个全面筛检。

有时候人们无条件地相信你,就因为你的军装你的白大褂,你挂在墙上的专业证书。我再次告诫自己:只做常规检查的决定是李多父亲独立做出的。我只不过提了个建议。我怎么能知道未来呢?我是个现代医生,不是巫医。

该死。

2

现在我必须讲一点我自己的事了。比起李多的来可能没多少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你是谁啊?不就是个社区医官么。

以前,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医生,至少在入伍前。由于在大学我的专业是生化制药,结束新兵集训后,军务部将我分配到“一号工厂”。直白地讲,就是生化武器研究所。别和我提什么《90公约》。我们都超过了五岁。

“莱卡”,是我们这批新兵蛋子的导师。他的名字读起来像一种老相机的牌子。他有上校的军阶,但并不介意我们当面叫他莱卡。他从第一天起开始便不断冲我们大吼:“谨慎是最大的勇敢,年轻人!”这句格言对于病毒实验室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我正好撞到了他的枪口上:没按污染处理规则办事,往废纸篓里倒掉了一瓶子菌液。“只是普通大肠杆菌。”我分辨道。

没用,几天后我被调到了“度假村”。一个众所周知毫无前途可言的项目组。组员都是些懒散的怪物。当我报到那天看到项目组主任穿着长衬衣,在顶吹式无菌台上煮汤时,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欢迎来到一号工厂的休息区。”他过来拍拍我的肩,咧嘴一笑。三言两语,他已向我介绍了这个项目组的近况。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毫无希望。他们研究的是T剂,内在时间加速剂。

军方的一切投入都是为了要得到一件武器。T剂显现不出任何该方面的前景:药剂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被注射T剂的老鼠要么变得呆头呆脑,要么狂燥而死。“我们原来以为,老鼠会对刺激作出更加敏捷的反应。想想看,打网球时,如果球速在你眼里比对手缓慢一倍,你是不是能轻而易举胜过世界冠军?”组长从笼子里拎出一只大白鼠,“但是你瞧瞧这家伙。”它甚至没有躲避的企图,像只填充玩具。“打仗时我们士兵的表现和它一样,国防部是不会表扬咱们的。”

他把白鼠扔回笼子,连手都没洗就端起汤碗呼噜呼噜喝起来。“年轻人,咱们这个组的资金还能撑半年。到时候你服役期满回家去,我也能回学校做我的讲师。只要你不想在部队里混个军衔,这里还是很不错的。”

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实验台,清理掉上面如山的可乐空罐头。抽屉里有些T剂样品,和一些填得乱七八糟的动物实验日志。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不过我对发明一种生化武器的兴趣实在不大。但我对生物化学的确有兴趣。

摆在我眼前的只有T剂了。

门铃响了很长时间,才传来拖沓的脚步声。现在正处于西泠四个小时的短夜,街区空寂无人。住在这一带的基本全是矿业公司的员工家属。连组合式住宅的样式都相差无几。

门开了两分,露出一张阴沉的脸。“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已经休息了。所以……”

他停住话,“是你啊。”门全开了。“这两天来看我们的人太多了。有些都不认识。医生,抱歉。”

我跟着李建往里走。关于早衰症的社区宣传会已经过去一周了。消除传染病的恐惧后,接踵而来的是好奇。人人都想看一眼“小老头”。严重的遗传病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有个记者来过我,想要点新闻。我直接拒绝了,没对李建他们说。矿业公司的福利体系能支付李多的医疗费用。他们没必要靠募捐。

林良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我瞟了眼屏幕,是部老电影。彩色光影投到她脸上。我怀疑她究竟知不知道在放什么节目。通向其他房间的两扇门都关着。

“要不要饮料。”她突然站起来问,没等我们回答便转身走向厨房。

“她没事吗?”我轻声问。

“前几天一直在哭。现在好点儿了。但毕竟是个打击。你知道,”李建说,“阿西特克的人告诉我们,孩子是不可能治好的。”

“我可以给她开点轻度镇定剂,没有副作用的。”我说。

李建摇头。“应该不用。她会缓过来的。”

我们相对默坐了一会儿。

“李多现在吃什么药?”

“你想看看他么?”李建站起来。

我们走进一间侧室。孩子在摇篮**睡得十分安稳。旁边的小桌上散着一些瓶瓶罐罐。我一个一个读着上面的标签。维生素,抗氧化药物。李建朝小床俯下身。我摆回药瓶,在医学上我们管这些东西叫安慰剂。

“你们打算怎么办?”

“你是指——”李建做手势指指薄毯下微微起伏的一堆。

我点头。

“还能怎么办呢。他们说如果控制得好,他能活到十四到十五岁。那么多年呢,医学进步那么快,他们应该能把方法研究出来的,是不是?”他语调里的热切让我不忍。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他看我。

“早衰症不是一种单基因病。我们早已知道哪个基因肯定会引发早衰,但还有些附属基因没能找到。现在也没人在做这项工作。病人太少了,特别是产前基因筛检普及后。世界上患早衰症的人不会超过五个。没有一个医药公司会开发针对它的药物。要找到一个特定的基因并替换它需要一个实验室几年的工作量。几十亿。”

他重重摸了摸脸。“孤儿药品问题。”

我没说话。他当然早已查询过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水瓶下压着张卡纸,上面的字符串格式我很熟悉。是医疗信息库的私人有偿查询账户密码。关于早衰症,基因药物,他在短短数周内便成为专家。但有些知识越学习越绝望。要用基因疗法治愈早衰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就算他手里现在有三十亿,也不能加快基因药物的研发速度——将特定的基因片段插入并修复受损部位,目前只有最原始的试错法。和制药业相比,爱迪生发明灯泡时所尝到的失败次数根本算不上什么。

“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我说,“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他在某种意义上活得更长。”

3

T剂是种奇妙的东西。我读了实验室里能找到的资料。它来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致幻药物。被麻醉品迷倒而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人,时间感跃出了常规。一秒时即是永恒。他们报告说看到成千上万美丽的幻景,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漫长奇遇。而在我们这些清醒者看来,他们只不过拖着口水在沙发上躺了十分钟。

推论:人的内在时间感觉是可以通过化学作用调节的。于是他们得到了T剂。我真想知道上一期项目组的成员名单,他们的活儿干得太漂亮了。关键化学键十分牢靠,作为一种人工合成分子,它性能稳定,结构简洁。

主任看到我勤奋工作后说:每个人刚来时全是这样子的。小伙子,悠着点!然后将整个实验室的白鼠笼全都归到我的责任范围内。原先照管这些动物的人有个古怪的外号叫果子狸。他似乎是个医科学生,看我处理动物时的笨手笨脚一脸不屑。“玩六十分么?”他问,拍着手里的纸牌。

我摇头。背后传来一片哄笑。

所有半死不活的动物全得处理掉——从没留下完整记录的实验对象中你得不到任何有值的东西。一批新的大白鼠送来了。我给予不同年龄组不同剂量的T剂注射。由于找不到人愿意帮忙,我只能一只手抓老鼠,一边做腹腔注射,嘴里念叨着数据让录音笔记下,以后整理。

第二天,我得到了半数死老鼠。

一种是互相斗争而死,另一种外表毫无伤痕。我解剖了第二类,分析了它们的体液组织。

主任晃过来,数了数长桌上一列鼠尸,说好大一堆活要干啊,又晃走了。第二种白鼠的死因不明。但等录音数据归纳完后,我还是得到了点东西:死掉的全是成年鼠。

也算是收获。我安慰自己。

“T剂?”李建重复。

我向他叙述了我在军队服役时所属的单位,我以前是个化学制药人员,所以能接触到某些新型药物。

“他的生命可以只有十年。但如果他的内在时间感比我们快上一倍,就等于在他的意识里,他活了二十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快上十倍,他就能有和正常人一样的寿命?”

我没想到过如此极端的情况。“理论上是这样。”

“那你说的那种药安全吗?”

“我不知道。”我承认。“动物实验没表现出明显的副作用。我只能保证这点。”

“我明白。”他低头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催他。

“对于我们来说,他仍然会在十多岁时候死去。即使他在他的时间里活了五六十年,是不是这样,医生?”

我点头。

那天离开李家时,李建没给我明确的答复。他说他会考虑的。

半年后,我接到李建的电话,让我带着“上次提到的那种东西”过去。一进他的家,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客厅矮几上摆着只小砂锅,正冒出热气。李建有点尴尬地看我一眼,我笑笑。当人们对现代医学失望时,就会求助于偏方。看来我也是奇迹的一种。

“他妈妈带他去医院了。”李建说,“我跟她解释了。她不反对。”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大口瓶,里面每五六颗药片用小胶袋装成一包。“有好几种药必须配套服用。我把每日的剂量都包好了。再留张日程表给你。如果你真的决定采用这种疗法,我会经常过来看他的。”

他接过瓶子:“医生,这样做你是不是也有风险?”

我摇头:“我早已经不属于军籍了,这也不算在违禁药品里。风险是你和你的孩子来承担的。”

他眨着眼,嘴边陷下两道深沟。我有点惊异地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才28岁。

“有些事你必须事先知道。”我说,“T剂对大脑中枢的改变作用是永久性的。主观时间的加速过程不可逆转。以前没有三岁的孩子服用过这种药物。从今以后你的家庭生活也许会变得比现在更糟。你们将有很多麻烦。”

“我不打算把它还给你。”他摇摇手里的大口瓶,露出的微笑让我感到凄凉。“但我的儿子能活上三十,甚至四十岁,不是么?哪怕只是在他的想象里。我愿意冒这个险。”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到访前两天,李多骨折了——由于早衰症引发的骨质疏松。他的母亲当时正试着教他走路。我猜这件事成了压垮他父母心理的最后一根羽毛。

那年他三岁。

4

剩下的幼鼠们长势良好。我用玉米粒引诱它们穿越迷宫,成绩与对照组相当。也许内在时间感的加速并不能体现在智力上。我设计了一座电子钟,让幼鼠们形成“分针移动——按键——得到食物奖励”的条件反射。

它们慢条斯理地按着长键,反应丝毫没变快。我原以为它们会根据它们眼中飞速转动的分针而不停击键呢。当然,我犯了个很差劲的错误:只有按“常规”时间按键,钟才会送出玉米粒。老鼠不傻,是我傻。

于是我让它们玩电子游戏机,接住屏幕上抛来的球。只有在统计学意义上,它们的成绩才比对照组高上几个百分点。

我感到沮丧,想脱掉白袍子,换上夏威夷衫和同事们一起玩纵横字迷。T剂漂亮无比的方程式也许是为了向军方交帐搞出来的乌有之物。如此美妙的药物可以为我们提供多少快乐!我能靠T剂在一小时内完成八小时的工作量,剩下的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此刻我心情不错,就服一片T剂,让幸福延长十倍……

主任批准了又一批实验动物和器材订购单。他看我的眼神颇有些古怪。可能没人的热情比我保持得更长久。

第一次给李多服用T剂后,他陷入了昏睡。我向他父母保证说是正常反应,大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的化学环境。

这孩子的变化不大。其他同龄人猛吃猛长的阶段,时间似乎把他单独拉下了。他缩得更皱更小,一头黑茸茸的头发细脆到近于透明。

林良双手环抱在胸前。我从她脸上看不出她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说明天下午还会过来。晚上要是有什么情况就给我打电话。

孩子的父亲送我出来。

“我是不是做错了?”他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六倍加速不是通常的剂量。”

“我要他活得和正常人一样长。否则他活得有什么意义?”他提高了声音,“我替他作了决定,要冒一下这个险。即使他死了,也比瘫在**十年后再死掉强。”

当一个人想说服自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我说明天我会再过来的。

他转身回去了。

第二天我在钟表店买了三块手表,电子液晶屏式的。“我要到新可可西里出差。怎么调当地时间?”

新可可西里的一天只有八小时,那里的人却固执无比地坚持使用地球时间。店员教我如何设定时速。

出了店门,我将三块表都调整到正常时间的六倍。数字在液晶屏上以疯狂的频率搏动。

这将是李多生活其中的时间。

孩子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却不肯吃东西,连喝水都吐。我将手表递给李建和林良,告诉他们以后要根据它来照顾孩子。他们脸上现出惊骇的神色。

“他还是不肯吃东西,怎么办?”林良问我。

我说没关系,饿上几顿后他会吃的。你不时去试着喂喂他。

“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正常的药物反应?”李建问。

“不,现在他的时间感觉已经变快了。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食物以慢上几倍的速度通过食道的感觉。会引发呕吐反射。但他会习惯的。”我说,“另外这几天最好限制一下他的活动,以防他伤到自己。可以用被子裹上他。”

“婴儿对空间的把握感并不稳定,近一段时间肯定会重新变得混乱。他得再次学会建立自己的肢体运动与距离、物体之间的协调性。在适应以前,我们得防止意外。”

林良站起来,“我记得橱里有条春秋天用的薄被子。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个包裹。”

等她匆匆走进储物室,李建将我拉到一边,低头看在腕上并排的两只表。其中一只的秒读数闪烁得近于一团光晕。“天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医生。我们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会有个习惯过程的。”我说。

“我觉得——”他看上去像个迷了路的人。“我真不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

我也拿不准,但我不能说。

几天后,李多开始正常饮食。我建议可以试着松开他的一条手臂。他以一个三岁孩子几乎不可能的速度拍击床垫。肯定弄疼了自己,哭得喘不上气来。若不是刚做过骨质填充治疗,又是一次骨折。在他的世界里,他正因四肢放慢速度,不听使唤而恼火万分。

他会习惯的。

我们都必须习惯。

爱因斯坦先生说,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也许所谓标准时间只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时间感之间取得的一种谅解?

我曾试着为加速鼠们提供一个同等加速环境。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加快他的学习速度。”我对他的父母说,“如果不给一个正在发育的大脑提供足够的信息量,他不能达到他的年龄层应有的智力标准。”

李建指指房间里四外散乱的儿童画册、识字卡片、会放映三维图像的机器狗、音乐魔方。“我们给他买了四岁孩子的……”

我一件件翻检玩具,告诉他们普通玩具是没用的:即使你一刻不停地翻动书页,他仍会因一幅图片在眼前停留的时间过长而感到厌倦。一切发声的装置对他都不适用:当音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放慢六倍后,将变成人耳接受范围以外的低频音。同理他将听到很多对于我们不存在的高频音。

“那我们——”李建摊开双手。

“可以用电视。”我说。

八只全息摄像头装到了鼠笼角落。所摄下的声音与图像以三倍速度播放出。观看一个加速后的世界是很有趣的,哪怕只是小小笼子一角:动物以幽灵般的轻巧窜动,实验员添加食水饲料的手一掠而过。笼底的水痕以可见的速度蒸发消失……

我用全白纤维板搭建了一个1*1*1的标准空间。全息投影一旦启动,便成了个“人工加速世界”,真假难辨。至少老鼠分不出来。

白鼠们在纤维板盒子里住得十分舒服。只是它们听不见任何声音。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加速”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音波速率的问题。而当幼鼠们听觉系统发育时,它们没能得到应有的刺激,全变成了聋子。

感谢相对论,光的传播速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变。

否则在十多年后,我会害得李多又盲又聋。

5

李建是个矿业工程师。在系外采矿业中,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仪器被发明出来以应付各种匪夷所思的外星环境。为自己的儿子弄些装置以调节时间感的改变带来的麻烦,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李多的小床前架起了一台宽屏显示器。一只黑色钢匣被绑到他够不着的地方,里面是将正常语音转换成高频音的微电脑系统,同时程序将删除一些背景杂音,如微波炉、电视机启动时发出的高频音波。接收耳机用两根胶带固定到孩子脑袋两侧。几年后做了永久性植入手术。

显示器打开了,屋内响起一种类似鸟鸣的吱吱声,尖锐刺耳。李建将一根数据线连上,声音消失了。

屏幕上灰蒙蒙一片,偶尔有些黑影闪过。孩子的目光似乎被锁住了。他突然咧开嘴笑了,样子有些奇怪:一个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匆匆平复的微笑。

“他在看什么?”

“猫和老鼠。”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空录像带盒子。封面上一只蓝色的猫正在追一只耳朵比身子都大的老鼠。

“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她问。

“是用他的速度播放的。他能看见画面。”李建向妻子解释。

“他不能无休无止看下去。”我说,“他看一小时就等于我们连看六小时。你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关掉屏幕,让他休息。”

她的眼睛从我们身上转到李多身上——她的孩子,正盯着空白屏幕兴奋地舞动双手。“他真的能看见?”

她感觉正失去自己的儿子。现在她必须每天根据日程表、腕上飞速走动的分针,而不是母亲的本性照顾孩子。如今这间儿童房活像个仪器商店,地上四处是电线,宽屏上的图像无可理解。我想她认为是我、我该死的药物把她们隔开了。

我说是的,他肯定能看见。

6

时间加速六倍,两个月即是一年。

李多消耗掉的录像带数量惊人。种类有卡通片、少儿剧、自然纪录片、小学课程的教学片,甚至父亲的机械维修和母亲的菜谱。也不知道他能看懂多少,只是屏幕一旦停止放映便哭声震天。他父母只得重新打开电视,直到他自己睡过去为止。

我想屏幕中的世界对他而言是异国里遇到的唯一一个能说“自己人”语言的亲切老乡,当然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没法为他提供一个加速后的世界,只能把电视机的加速键连按六下。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他不愿学说话。甚至连尝试的愿望都没有。一般孩子学语的呀呀咿咿阶段在他身上全然无踪。他明显能听懂父母、我的话:“要打针了。”我说,还没做出要拿针筒的动作,他的小脸已皱作一团。

原因不久便找到了,李多必须要发出比正常人高出六倍的声音才能让自己听到,形成语言学习过程。人听到自己的说话声是通过头骨内部,而非外界空气传播。李多是个身体上四岁,心理年龄五岁的小孩,不是帕瓦罗蒂。

当我和李建商议着要不要在他喉头植入一个声音采集器,与管理他听觉的微电脑相连时,李多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了:我识字。于是他说不说话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事情经过如下:他对“正常儿童”的玩具毫无兴趣,这天却比比划划要擦涂板,一种可以反复涂鸦的小黑板。他母亲找出来给了他,惊讶地发现几分钟后黑板上出现了“要电视”三个字,字体方正,就像录影带上的字幕。

后来我与李多谈起这件事,你怎么会先识字后学说话的?他解释道:那时他一直以为文字先于语言而存在。君不见影片中的演员开始说话前,字幕已经在画面下方了吗?所以先认字再发音理所当然。

但擦涂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低效的工具。每个文字都得花上数分钟的努力——即李多的数十分钟。原因之一是他固执地要求每个字都得写成分毫不差的粗斜体。他从没见过手写体文字。

李建为他带来一个儿童键盘。在小学低年级影音材料中包括了打字教程。掌握键盘对李多并不困难。我陪了他一个多小时,看他细枝般的手以昆虫触须的敏捷敲击字母。与键盘同时安装的还有一个字幕显示器,不连贯的短句陆续闪过屏幕。

第二天我去看他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他并没趴在键盘前。他母亲告诉我,昨天她想把键盘拿走便遭到猛烈哭叫的抵抗。只得由他去。结果今天发现他的两只手全肿了。

我过去拉起他的手。“轻度肌腱炎。”我对他说,“从今天起你不能再碰键盘了。直到两周后。”

两周即是李多的四个月。

当我为他解掉双手的固定绷带,将儿童键盘还给他时——他父母怕经不住他的哭闹一时心软,索性让我把键盘带回医务所。“以后还淘气不?”我问他。

“唉,”他像个成人似地叹气。“欲速则不达呀。”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这个成语。

李建和我讨论过,当孩子提出“那个问题时”,我们该怎么回答他。

李多迟早会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他从来没有玩伴,也不能在草地上踢球。他的母亲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教他走路,却最终无果。试想你以六倍慢速骑自行车,保持平衡便需要杂技演员的天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能用手扶着挪几步的墙沿。幼儿园和学校生活在他观看的录像带中频频出现,他自己却泡在一大堆电子设备中度日。

“我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李多总有一天会问。

我们能告诉他,他将在十多岁时死去吗?还是等他再长大一点儿再说?

“ML,我想你谈谈。”

2078年5月,李多对我郑重其事地说。在他的时间表上,日历翻到了2085年,他已经11岁了。这个阶段的孩子总爱模仿大人的语气,听上去令人忍俊不禁。

我走到他床前坐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像幼儿时期那样害怕我的针筒与药丸了,变得更加喜欢与我交谈,将我视作一个“大朋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李多说。学会打字后不久他即不满足于手工击键的速度,他父亲为他安装了一套微动作放大系统,通过指尖的微颤便能激活文字键,打出词句。语音合成程序能将屏幕上的文字“读出”。他也能开口说话了。我注意到他今天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我们即将展开的对话中。录像放映机关着。平时他总边看电视边与人聊天。不能怪他对人不尊重,而是我们“普通人”说话的停顿时间对他来说实在太长了。

“问吧。”我说。

“我是个和你们不一样的人,对不对?”

我头皮一麻。终于来了。“是的。”

于是我向他说了什么是早衰症,基因缺陷是怎么一回事。时间感加速,T剂,我和他父母所做出的决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切都是为他好。

李多过很久都没出声。

我真希望他父亲在这里。

“我的速度不会再慢下来了,对不对?我永远都不会和你们一样了,对不对?”

人工合成声没有语调,我点头,听不出他的情绪。“是的,你——”

“天。”李多往后一倒,打开了录像机。“这下我可放心了。我还以为人一长大,就会变得和你们一样慢吞吞的呢。吓死我了。原来我一直都会这么快。”

几分钟后,我发现他歪在枕头上睡着了。

看来他为这个问题担心了很久。

那年秋天,他母亲坚持要他上学。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她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太特殊了,她为他感到担心。我也不反对。李多的确需要与同龄孩子多接触。不能不说他是个可爱的孩子:聪明,安静,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懂得体谅周围人的情绪。

但问题就在这里:他似乎太成人化了。李建向我抱怨过:我根本不知道他平时在想些什么。

我们能指望一个以六倍高速运转的大脑的发育过程与“正常儿童”的生长时间表呈完全对应关系吗?谁知道呢。也许他是电视看得太多了。学校能让李多向一个同等年龄孩子应有心理状态更靠拢一些,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在社区学校方面我们没遇到多大阻力。他们同意接受李多作为旁听生。从出生证明文件上看李多只有四岁半,但他顺利地在入学资格考中拿到了高分。所以没问题,你们来吧,下周一开学。

那天我也去了。李多窝在一张儿童轮椅上,坐在教室后排。上课时教师几乎管不住学生回头张望的次数。还不时有成年人从教室窗户或门口探头看。李多看上去很厌倦。课堂上的内容他早在一年(我们的两个月)前就从录像资料中看过了。

课间休息时,没有孩子过来搭话。他们拘束地保持着距离,互相悄声议论。我忽然意识到李多和这些所谓“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之大。他在外形上几乎还是个婴儿,身上连着古怪的电线,还有母亲陪同。总之,在社区小学的孩子们眼里,李多并不算是同类。

几天后我重新提起他短暂的校园生活。“无聊。”他回答。“没有一件东西是快的。”稍后他又加了一句。

好在他母亲也没再坚持。她也看出来了,李多在小学里无事可干。他离不开他的快速放映机、耳机、打字键盘。

作为教育的替代品,李建给儿子买了第一台电脑。

7

人们说,越小的孩子玩电脑越容易上手。这话在李多身上被证明是真理。

几周后,李建下班后习惯性地打开一个名为“网络父母”的监控程序。他想知道儿子浏览的网站内容。列表一片空白。他检查通向儿子房间的网站接口,一切正常。

于是他打电话给我,我答应与李多谈谈。即使你站在李多身后也并不一定能知道他进入的是哪种类型的网站。他的速度太快,一张网页在眼前一闪便过去了。

我们担心的倒不是通常孩子家长所焦虑的:七岁的孩子对沉迷色情网站还太小。但各种奇怪的现代宗教、激进政党在网络上比比皆是。李多很聪明,可他毕竟还是只是个孩子,又生活在这种特殊的封闭条件下。

“是你把监控程序上的列表删掉的?”我问他。

计算机屏幕上四五个窗口此起彼伏地打开消失。我只能勉强看出他在与人聊天,内容却根本看不清。

“他有什么权利偷看我的上网记录!”一个恼火的表情。

我没上当。“得了,别装任性了。昨天你上了什么网站?”

孩子想了想。“我可以告诉你。别跟他们说就行。”

屏幕速度放慢了。在搜索关键词“Lamin A基因”下,是上千条医学资讯。我懂了。他是在找关于早衰症的资料。

“他们知道后又要瞎猜。其实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罢了。”

我想起一个老笑话:在你没得关节炎之前,对它一无所知。一旦你得了关节炎,就什么都知道了。“我会和你爸说的,让他别再监视你的上网记录了。”我说。

“对,这样做会伤孩子的自尊心的。”他冲我眨眨眼,“我也保证,以后删完列表后补充一份‘无害’的。”

以后的半年里,李多向我透露了一些他通过网络做的事:开办了一个聊天论坛,偷进社区管理中心的计算机溜达了一圈儿,诸如此类。

其中一件是:他开始挣钱了。

如果不是他想动我账户的脑筋,可能连我也不会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了。

他挣钱的方式是玩网络赛车、射击类的速度反应游戏。当然横扫天下无敌手。赢来的网络游戏币值等于星元。一元兑一元。我只听说过用星元买游戏积分卡,没听说过有谁能用赢来的积分换成现钞的。

问题在于他不可能用自己的身份去银行开户。他只有四岁半,所以要借我的户头一用。

我把账户和密码告诉了李多。拒绝他没有用,只是逼着他去学会搞虚拟黑户的流程。至少现在他还信任我。我坐回办公桌后,眼前屏幕上的对话框变灰了。李多下线。近来我已不常去他家,多通过网络联系。

利用游戏赢钱算不算作弊?我苦笑。有些人的反应能力天生就比别人快,李多只是这种情形下的一个极端吗?他这么需要钱干什么?还只是出于一种孩子气的“我能挣钱了”的骄傲?

几天后,我查询自己的账户,有笔钱存入又移走了。数目远比我想象中要大。

再次去他家时,我发现了李多的变化:一辆新轮椅。除了由两只轮子和一把座椅构成基本结构外,这种新式轮椅和我们观念中的代步工具毫无共同之处。它更像一架没有前盖的跑车。李多的大多数附件:语音转录、播音系统、遥控键盘、计算机、等等,或挂或嵌,全堆在了“蜂鸟号”上。

“是他自己攒的。”李建拍着轮椅高高的背架,自豪地向我宣布。

你知道他凭什么挣来的么?我看了李多一眼,他窝在大堆电子器械中,显得更小了。他冲我吐吐舌头。

“是么?真不错。”我赞许道。“蜂鸟”这行轮胎外壳上的字下,是“自助”的商标。一家为残疾人制造辅助器械的专业公司。难怪他需要钱。我松了口气。

“小小年纪就能靠网站广告挣钱,很不容易。”李建说,“我年轻时也搞过个小网站,啊,那个流量少的就别提了……他一开始还瞒着我们哩。”他笑道。林良也一直在笑。这家人很少这么高兴。“以后他可以自己到处走了……”

自己到处走,只是个开头。我的户头上款子来了又走。李多的“蜂鸟”上添了原本用于精密仪器加工的机械臂、更快的计算机系统,一些连他父亲都看不懂的古怪东西。李建告诉我,凭了这些玩意,孩子甚至能在母亲做晚饭时搭一把手了。我感到欣慰。有时“李多可能不仅仅靠游戏挣钱”的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但结果是好的。反正孩子长大了。让他自己把握吧。

8

2079年夏天,一系列的麻烦接踵而至。首先是李多的蜂鸟速度越来越快,引起了附近居民的不安。他的活动范围早超出了家中的四间房。度过相对自闭的儿童期后,他开始以引起别人的注目为乐:一个驾驶超酷赛车的小怪物——此时他高不足1米,后来也没超出这个高度。自从谢顶益发严重后索性理了个光头,加上满脸青筋。他的外表不令人愉快。

十七岁的男孩鲜有不喜欢摩托车的。李多在他的代步工具后加装了四个大功率引擎并非不能理解。他也是个值得信赖的机械专家。靠网络赛车搞钱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他是几项虽小,却极实用的工程专利所有人。在专利局文件上的登记人是他父亲。他有了自己稳定的收入。

“我已经够慢了的。”他说,“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走路时会来不及避开一只蜗牛而撞上它吗?”

我无言以对。他当然不会失误撞上任何东西。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令他感到可笑。

交通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劝李多减速。西泠交通法规的制定者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辆时速过260的轮椅出现。事情最后闹到了社区仲裁法庭,一份有很多人签名的抗议书将李多和他的“蜂鸟”告了。

最终裁决是李多必须遵守机动车的限速标准。从限制令下达到他离开西泠,李多几乎没再上过街。“没有意义,跟蜗牛爬似的。”他对我说,将拆下的四台赛车引擎卖给了附近高中的飞车族们。

这件事也使李多一家与四邻关系搞得很僵。李建长年在外工作,李多满不在乎,承受这份代价的更多是他的母亲林良。有次在超级市场我碰见她,孤零零地推着购物车,平时和她在一起的几个同事妻子在另一条走道上。她们肯定互相看见了,却没打招呼。

第二件事是李多要求搬出去独住。李建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会不会有问题。从他声音里我听到一场争吵后的残余火药味。我告诉他从医学角度来说李多独立生活是有可能的。他因早衰症而服用的药物早已固定,不会出现突然的并发症。而且一套随身携带的身体监控系统可以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通知救护站。随后我小心地说,像李多这样的孩子有独立生活的愿望是很正常的。毕竟他快成年了——

电话那头沉静了很长时间。

“医生,他看上去他妈的只有五岁。”他的父亲说。挂断了电话。

李多的新居离我供职的医务站不远,这是他父母作为允许他独居所提出的条件之一。我过去看他。地板和墙壁全是光秃秃的,满屋子牵牵拉拉的全是光缆、电源线。他正埋头于计算机屏幕前。“医生。”他招呼我,声音流畅自然,甚至带点变声期男孩的沙哑。我吃了一惊。

“我更换了发音合成软件,那东西快成老古董了。”他说。

“你干什么呢?”

“一家公司委托我做的工程设计。”

“你怎么和他们联系上的?”——实际上我想问的是:你以什么身份出现的?网上交易对身份验证的要求很严,他不可能再用他父亲的身份了。最近我借给他的账户上也没有资金出入。

“我有张网上虚拟身份证。想看看吗?”他听出我的意思,调出一张证件正面图像。上面的照片是个二十出头的男性,细眉长眼,隐隐有他父母的面部特征。“能通过国家身份库的认证吗?”

我说不用啦,谢谢。我没问他从哪里学来的,反正都一样。他正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得到一个正常年轻人应有的生活。没理由责备他。

离开他的新居时,我注意到门口贴着张快递单子,送货方似乎是个化学药品公司。当时我没想太多。

每隔两个月,我都让李多来医务站做一次内在时间感测试。他三岁时服用的药物作用是终生的。但我希望能绝对确定他的时间感保持在与正常时间六比一上的数值上。否则说明T剂有缺陷。

那年年尾,测试结果出来后我没让他走。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多亏了新型软件的效果,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焦虑不安。

“想看看你的结果图表么?”我将长长一列打印纸推向他。

“6:1。”他说,“校点计时。结果没什么不对啊。”

“就是太正确了。”我说,“你每个按键间的时间间隔都是等时的。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六位。你以为自己真是台计算机?”

坐在对面的人晃着头。近两月来,他将“蜂鸟”从张扬的红色喷回了黑色,增加了个全密封型空气罩。一幅全息激光投影图反射到罩面上。从外部看,轮椅里坐的是个面目温和的年轻人,双膝上搭着毛毯。图像有些不自然。他说他正自己改善程序。我问他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了。他回答:医生,这才是我的原来的样子啊。

“你究竟在干什么?”

“医生,我还不够快。”他说,“我想要更多T剂。”

门口快递单上的药品名录。“你会毁掉你自己的。你以为仅仅是服用一片药这么简单的事?你同时必须——”

“加快脑神经中枢的传播速率,调节海马体的记忆模式。”李多替我接下去,“我这两年在自学生物化学。医生,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六倍不够。你能想象一下我的生活吗?我不能专注地干一件与他人有关的事,比如说交谈。在等待你作出反应的时间里我能断断续续地读一本小说。我不想在自己房间里窝一辈子。如果我能以更高的速率生活,比如说十倍,我就能在处理‘正常’事务时,同时做两到三件事。否则我的余生就是一堆零乱的碎片。我想要更多整块的时间。我需要T剂。”

“十倍?”我说,“你会死得更早。”

他笑了。“在哪种时间里?我的还是他人的?”

过了几分钟后我站起身来。“我去给你拿T剂的方程式。别自己乱试了。”

“其实我可以确定自己的分子式是对的。”他说,“不过对比一下也好。”他伸出机械臂翻看文件,动作迅速得像蜂鸟掠翅。

“算是8:1吧。”他说。

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呢?他躲在全息影像后,只要他愿意,他能使测试得出任何他想要的结果。

“别这么沮丧,医生。”他说,“我只不过完善一下了你的弗兰肯思坦罢了。”

“弗兰肯思坦指的是那个科学家,而不是怪物。”我说。

“我知道。但当人们用文学典故时,应该按约定俗成的规则使用。”他说,“当然,像我们这样熟悉经典文学的两个人碰到一块的情况是很罕见的。”

我被逗笑了。但这个比喻像粘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我没法忘掉。

9

两周后,康佳总部向“李建”提供了一个顾问工程师职位。他们以前购买过他的专利使用权。工作点是新柳州,一个位于南联中心地区的直辖定居点。李多接受了。

他离开了西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