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2
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宦官集团还把曹操当自己人，然而曹操本人可不这么想。数年后，当他被征召入朝任议郎时，第一炮打的就是宦官集团。
议郎是顾问性质的官，可发表议论，上书言事。曹操借职务之便，不顾忌讳和个人安危，公开为当年党锢之祸的受害者窦武等人鸣冤叫屈，说：“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良之人的进身之路却被堵塞。”
结果，谏议书送上去后石沉大海，曹操等了很久也不见回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不禁感叹：“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议郎没有什么具体的活要干，是个闲职，上书又没人理，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才得以改变。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动员了全国最精良的部队，曹操被授以骑都尉，随皇甫嵩征讨颍川黄巾。这是曹操第一次有机会带兵打仗，当年他三十岁，虽然有的是热血和勇气，但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莽撞少年了。
曹操不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青年时代就喜欢研究军事理论，曾仔细研读过能收集到的各种兵书战策，而此次上阵又赋予了他实践和继续学习的机会。他的上司皇甫嵩乃当朝名将，号称“兵动若神，谋不再计”，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曹操既有机会随其征战，也一定从皇甫嵩身上领悟到了很多用兵布阵和取胜于敌的窍门。
皇甫嵩起初作战不利，一度被颍川黄巾军击败并遭到包围，然而他很快就扭转局面，用火攻打乱了黄巾军的阵脚。发动火攻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与皇甫嵩等合兵共战，从而大破颍川黄巾，斩首数万级。
此后，皇甫嵩又陆续扑灭了其余黄巾军，不过这跟曹操已没有关系了，他因功被提升为济南相，暂时告别了军队和战场。
济南国与郡平级，由中央任命的国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当时吏治败坏乃普遍现象，济南国的情形尤显严重，济南国辖十余县，多数县令、县长（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上附外戚宦官，下结地方豪强，平时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因为他们的后台太硬，历任济南相都不敢管，有的甚至曲与包容。
曹操跟以前做北部尉一样，甫一上任就重拳出击，通过上奏朝廷，一举罢免了十个县令、县长。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制裁，只得逃入外郡躲藏。
济南国民间建祠的风气很盛，曹操上任时，境内祠庙竟达六百多处。古代建祠是件很严肃的事，必须按照国家典章建立，祭祀要依据礼制，但这些祠庙多数都不是，它们是滥设的，祭的也是奸邪鬼神，属于所谓“**祠”。
“**祠”不仅与法度不合，而且还成了地方官吏们敛财的工具，他们借祭祀活动大搞摊派，随着祭祀之风越刮越烈，百姓也越来越穷困。
“**祠”早已成为地方一害。可若加以处置，必然要触动地方官吏的奶酪，同时这种风气已历数百年之久，移风易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故而历任国相都听之任之。
曹操不管这一套，到任后雷厉风行，下令将“**祠”全部拆毁，并严禁官民再搞祭祀活动。谁都知道曹操言出必行，五色棒随时会挥下，之后便再没人敢提奸邪鬼神的事了。
继北部尉任期后，曹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次大增，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的调令。
东郡与济南国属同一级别，重要性不分彼此，东郡太守与济南相也处于相同地位，说明这是同级调动，而非迁升。曹操早已不是当年的仕途新手，他从中嗅出了异样的味道，并很自然地推测出，是自己在济南的所作所为，让朝中的权贵已经按捺不住，只是因为碍于其家族背景，才只能用平调的方式将他弄走。
曾几何时，曹操的政治理想仅仅是像忘年交桥玄那样，当一个称职的郡守，但在浊世之中，这种理想恐怕很难有实现的机会了。在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权贵并引起对方反弹的情况下，他纵然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也得顾及父亲及其他家人是否会受到牵连。
经过反复考虑，曹操以生病为由提出了辞职。朝廷接着又任命他为议郎，曹操这回可没那么傻了，同样坚辞不就，随后他便回到谯县老家，过起了春夏读书，秋冬打猎的隐士生活。
冤大头
宠信宦官的灵帝是一个财迷皇帝，他在洛阳的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用以积攒钱财，财源来自于买卖官职的收入。
其时，曹操的祖父曹腾已经去世，曹操的父亲曹嵩继承了巨额家财。曹嵩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人，政治能力比不上身为宦官的曹腾，任上也没有什么建树，只因家里的钱实在多得花不完，他一时官迷心窍，便也参与到了买官行列当中。
在西园公开叫卖的官职主要是地方官，即郡太守、县令、县长这些。公卿是朝官，灵帝不好意思公开拿出来卖，就通过宦官私下和人家单独洽谈。公的定价是千万，卿五百万，曹嵩看中了三公之一的太尉，想买。谈价的宦官知道他手里有钱，就故意往高了喊，结果曹嵩以一万万钱，比原定价整整高出十倍的价格，才买得太尉。
曹嵩做了一回冤大头，他在太尉职位上也只过了一年瘾，很快就遭罢免。纵然如此，因为他是靠买官当的太尉，本身又是宦官之后，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名门士族的轻视和唾弃。袁绍与曹操当时是密友，自然一时不便说出难听的话，但日后翻脸后，还是不忘借文人之笔大骂曹嵩：“你用赃款买官位，用金银珠宝贿赂权门，这是什么行为？是在窃取国家重器，企图颠覆国家！”
其实卖官鬻爵乃灵帝所倡，并不完全是曹嵩的过错。灵帝贵为皇帝，居然财迷到这种地步，实堪发指，以冀州刺史王芬为首的几个地方官吏便密谋发动政变，废掉灵帝。
曹操虽赋闲在家，但名声在外，王芬也派人向他送来密信，欲拉他入伙。此时的曹操历经宦海沉浮，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早已今非昔比，他对灵帝固然也失望透顶，认为废立并不是绝对不可行，然而也同时认为行事必须以权衡成败、掂量轻重作为前提。
在曹操看来，王芬等人既乏深谋，又无胆识，更不了解大势走向，却试图侥幸成就大事，这种形同儿戏的做法必败无疑。他复信拒绝参加行动，并且劝王芬等也不要贸然行事。
事态的发展正如曹操所料，王芬政变没有取得成功，王芬也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曹操隐居，距离他以孝廉身份入仕，已经相隔了十多年。回想当初孝廉们在京聚会，恍然还是正发生在眼前的事，曹操的很多同年在入京时就已是老者，曹操一直记得其中有一个来自凉州的韩某，甚至把儿子都一同带到了京城。
凉州在今甘肃、青海一带，这是一个特殊地区，生活在凉州的男女都惯于骑马，长于骑射，几乎和游牧民族一模一样，内地男耕女织的景象在这里很难见到。后来凉州屡次爆发大规模的羌人叛乱，成为王朝境内最为动**危险之地，战争频仍的结果使得凉州人更加能征善战，故有谚云“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此处以函谷关或崤山划界，以东为关东，也称山东，以西为关西，也称山西）。
因为对凉州感兴趣，曹操特别注意到了韩某父子，但令他略感失望的是，这对父子似乎并不是想像中的赳赳武夫。两人不仅说话很慢，而且思维和表情都显得有些迟纯，就好象内地常见的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
尽管发生了党锢之祸，但在内地士子当中，议论朝政乃至抨击其黑暗面，却并不是需要特别忌讳的话题。韩某父子不同，在平时的谈话和聚会中，别的孝廉只要稍微揭露一下朝廷黑幕，要么不被他们听见，听见了必然要站在官方立场，对此进行辩驳和解释。
来自西部边陲的汉人太不一样了！曹操当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理解是，韩某父子应该是时时生活在羌人的威胁之下，才会如此忠心和仰赖于朝廷，以致于把它看成是某种精神寄托了吧。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凉州再次发生羌人叛乱，只不过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叛乱颇富戏剧性。先是反叛的羌人劫持了凉州官员韩遂等人，韩遂等被逼加入了叛军行列，接着韩遂又反客为主，在杀掉羌人首领之后自己举起了反旗。
这个韩遂竟然就是当年那个老韩孝廉的儿子！
当曹操在家中得知消息时，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作是乱世已经降临人间的一大征兆：曾几何时，把朝廷视为正义化身，任何时刻都不忘维护其权威的老实凉州人，居然也造反了。
弃文从武
韩遂起兵反叛后，拥兵十余万，进围凉州陇西郡。陇西太守投靠韩遂，杀死了前来讨伐叛军的凉州刺史，凉州刺史手下的将领马腾也随之加入叛军行列，与韩遂联合进攻凉州汉阳郡。叛军声势浩大，一度攻入关中，威逼潼关要塞，一时间，天下**，京师震恐。
灵帝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并不是一个笨皇帝，相反人还很聪明。面对周边的复杂局势，他在洛阳的西园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禁卫军性质的精锐部队，用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天下动乱。
新军的指挥部设于西园，由八校尉进行统领。曹操任北部尉时曾棒杀权贵，此权贵的侄儿、当年的小黄门、如今的大宦官蹇硕因壮健而有武略，被任命为上军都尉，居于八校尉之首。灵帝特别强调，就连大将军何进也必须受其指挥，这样蹇硕实际就成了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
作为得到舆论认可的新一代中坚力量，袁绍、曹操都接到了征召。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仅次于蹇硕。袁绍虽有显赫背景，但当时士族中的突出人物也很多，他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一角色，乃是因为袁家曾和宦官攀过本家，与宦官集团比较靠拢之故。
灵帝宠信宦官，八校尉的任命不可避免地要受此影响。曹操受召也是一样，一大半是靠他父祖的余荫。当然曹操能打入皇室并担任要职，连蹇硕也不得不和他共事，也与曹操本人才能出众，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声誉密切相关。
朝廷拟给予曹操的职位是典军校尉。隐居本就是曹操以退为进的一个策略，他可不愿意一辈子真的只做个垂钓鱼池之上，有空名而无实际功业的名士。在郡守理想已经破灭，深感浊世无法实现其抱负的情况下，曹操新的人生志愿是弃文从武，通过挂帅西征，降服凉州叛军，得以列侯当将军。
曹操一度遐想着，在他死后，只要墓道的石碑上能够镌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则此生足矣。朝廷的召命正合其意，曹操立即奉召进京，自此以军职身份踏入了权力核心。
然而仅仅半年之后，随着灵帝病故，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党锢之祸，几乎人人都知道了，宦官是王朝的乱源，但其实王朝的乱源并不止一个，还有一个是外戚，也就是皇帝的亲戚。这伙人同样不是善茬，尤其国舅、大将军何进，就连灵帝生前都惧其三分。
灵帝规定何进要受蹇硕指挥，这一指示在他活着时还有点用，人一死也就失去了价值。因为当时社会，人人都有尊重贵族之心，何进是国舅，容易得人拥护，而蹇硕是宦官，大家都瞧不起他，一旦没有皇帝撑腰，便无人肯听他的命令了。
起初蹇硕想谋杀何进，结果反被何进所杀，西园军的指挥也落入了何进手中。何进控制朝政后，以袁绍、袁术为心腹，袁绍建议何进完全消灭宦官集团，将昔日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
袁绍当初与“奔走五友”等才智之士结交，暗中为党人奔走时，曾引起宦官的注意。一名宦官居心叵测地说：“袁本初（袁绍字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暗中却豢养大批亡命之徒，他究竟意欲何为？”
袁绍的叔叔袁隗时任太傅，听到宦官的话后被吓得不轻。他责骂袁绍，说你为什么要惹宦官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弄不好不仅你自己会招来杀身之祸，还将毁掉我们整个家族！
至八校尉组成时，依赖显赫门第和自身魅力，袁绍已实际成为京都反宦士大夫的领袖人物。虽说蹇硕已死，但曾经诋毁他的那个宦官还在，这么多年来迫害士大夫、党人、太学生的宦官犹存，此时不予清除，更待何时？
袁绍的建议表明，人们对宦官集团的仇恨积累得太深太久，一个蹇硕的死无法抵销所有，朝中要诛戮宦官的空气依然极其浓厚。
还在宦官集团飞黄腾达的时候，曹操就预计到了这一政治势力的恶化没落，他不愿意与之同归于尽，故而以取得士族阶层的认可和接纳为目标。如今他不但如愿以偿，而且在反宦士大夫团体中的影响力仅次于袁绍，也因此，曹操虽然不是何进的心腹，却仍有资格参与何进所主持的密谋。
曹操赞成诛杀蹇硕，但不赞成杀光宦官。曹操知道，作为整体的宦官集团必须逼它立刻退出政治舞台，但作为个体来讲，并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坏的，比如他爷爷曹腾，就绝非罪大恶极之徒。况且，杀了原来的一批宦官，不等于宫中以后就可以不设宦官。
“宦官是历来都有的，古今都会设置。问题出在君主不应给予他们权力和过分的优宠，正因以往君主处置不当，才使他们发展到如此地步，也才会闹成这个样子。”
曹操主张对宦官区别对待，在治罪时只要除掉几个首恶分子，杀几个头头就行，若是继续不依不饶，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一旦密谋泄露，宦官们必然抵死相拼，此事必败。
可是曹操的意见并没有被何进、袁绍等人所接受，何进还是决定按袁绍的建议行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灵帝死后，继位的小皇帝刘继年仅十四岁，由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临朝称制。何进要诛杀宦官，不能绕过何太后，何太后出身低微，原先是因宦官的推荐，才得到了灵帝的宠爱，她对宦官抱有感激之情，因此不同意哥哥这么做。
何进在太后面前碰了壁，只得又继续与众人商议对策。袁绍又思一计，说为什么不把拥有强兵劲旅的四方猛将都召至京城呢，太后一个女人家，一看这阵势，必定只能服软，到时杀不杀宦官，可就由不得她了。
就像非要将宦官斩尽杀绝一样，袁绍想问题做事情，向来都带有一种名门士族与身俱来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心想着如何除宦，却根本没考虑到在时局动**的情况下，召外兵来京有多么危险。
可何进恰恰又是个识见短浅的人，袁绍的馊主意正合他的胃口，当下就决定召并州牧董卓、并州刺吏丁原等进京。
对于何进此举，很多人不以为然，提出告诫。曹操也对何进、袁绍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宦官本不该全杀，要是坚持只除首恶，何太后必然难以阻挠，这样只需几个狱吏就够了，没必要把外将都召来，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何进不听良言，仍执意召兵入京。他所召的大军随即向洛阳进发，并州的丁原火烧孟津，火光隔着河照进洛阳城中，让这座王朝的中枢人心惶惶。袁绍则在城中起劲地搜集着宦官罪证，只等何太后屈服，好对宦官们明正典刑。
国家大事不是被无能者，就是被一厢情愿者所掌握和操控，这让曹操在无可奈何之余，感到很是失望和忧心。后来，他用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体，创作了一首《薤露行》，用以追述这段经历。此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在诗中，曹操把何进、袁绍等人比喻成穿衣戴帽的猴子，明明缺乏政治头脑，却偏要谋事逞能：“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正如曹操所预言的，被逼到绝路的宦官们不会一声不吭地坐以待毙。眼看形势危急，张让等人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假传太后诏旨，将何进骗进宫后杀了他。
袁绍、袁术闻讯火烧宫门，对宦官发起攻击。宦官里面真能打的就只有一个蹇硕，蹇硕已死，其他人哪里能够抵敌，只得挟少帝逃出洛阳。后因追兵迫近，张让等被迫投黄河自尽，小皇帝这才得以返回宫中。
袁绍从没有忘记要杀光宦官的执念，何进既被诱杀，就更有理由这样做了。他当时的职务是司隶校尉，主管京城的缉捕督察，于是便利用手上的职权，指挥士兵在城内四处搜捕宦官，抓到后，不管年幼年长，好的坏的，守本分的不守本分的，一律处决。更有甚者，连没有胡须的普通百姓都被当作宦官杀了不少，有人明明已脱下衣服，露出身体，证明自己不是宦官，竟也难逃一死。
理想主义者发展至极端，往往会变成不可理喻的破坏者。袁绍前后一共杀了两千余人，曾经喧嚣一时的宦官集团固然被完全消灭，但如此滥杀无辜，也足以令人目瞪口呆。更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宦官集团虽除，新的大魔头又出现了，董卓来到了京城。
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人，出身于世家大族。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游侠，以膂力过人，骑**湛著称，能够两边带着箭袋，于纵马奔驰之际，左右开弓。从那时起，董卓在凉州就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连勇悍敢斗的羌人、胡人都很惧怕他。
董卓粗猛有谋，具有大将的风度和才能。在与羌族骑兵的一次战争中，他大获取胜，朝廷赐缣九千匹，他毫无保留地全部都分给了手下官兵。
韩遂在凉州起兵后，朝廷调动多路大军前去平叛，董卓也被任命为中郎将，向西对韩遂进行抵御。
凉州是汉族和羌胡杂居的地方，凉州军也都是由汉人和羌人、胡人（汉朝人当时对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异族的统称）等混编而成的部队，韩部、董部皆为如此。董卓在讨伐韩遂时出师不利，被数万羌胡兵阻住。当时的情况很危急，粮食断绝，归途之上还有河流相阻，仓促后撤的话，只要对方追杀过来，必然全军崩溃，官兵不被杀死也会被淹死。
董卓情急生智，假装因乏粮需要钓鱼，筑坝拦住河流作为水池，将几十里的河道蓄满了水。趁敌军暂时未加留意，董卓领兵悄悄地从水坝下通过，通过后即掘开水坝。等羌胡兵听到消息后前来追赶，河水已经很深，人马无法徒涉，他们只得望河兴叹。
当时朝廷派了六支军队赴陇西作战，五支都溃败了，只有董卓全师而归，部队未受损失。
捡了个现成便宜
自汉初以来，骑兵在战场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匈奴骑兵曾对汉帝国疆域形成极大威胁，为了对抗他们的骑射优势，卫青、霍去病将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至骑兵，依靠近距离肉搏战，最终打得匈奴骑兵人仰马翻。
要组织大规模的骑兵冲锋，必须有像步兵那样严整的军令纪律，匈奴部落松散，想学也学不像。羌胡人亦如此，虽然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但打仗时都习惯于远距离骑射，碰到汉军精兵很难抵御得住。
董卓长期在西北与羌胡作战，招纳或俘虏了很多羌胡骑兵。这些羌胡骑兵融入汉军后，接受了汉军的组织化训练，战斗力成倍提高。至于凉州的汉族土兵，他们就像董卓年轻时那样，世代生长在边地，熟悉游牧生活，在骑射方面足能与羌胡比较。
作为来自西北的骑兵集团，董卓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在与韩遂的羌胡兵对阵时，却给人力不从心之感，之前董卓在奉命镇压黄巾军时，也是屡战不胜，以致与他的凉州老乡、战功显赫的皇甫嵩相形见拙。
事后来看，很可能董卓并不是真的就打不过韩遂或黄巾军，这个老油条实际是在保存实力，就是时时刻刻都留着一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与对手硬碰硬。
对于董卓所处地位及其能力，有识之士洞若观火。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便对皇甫嵩说，现在王朝面临着失败，能解天下于倒悬，平定战乱者，只有叔叔您和董卓可以做到了。
灵帝在快要死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聪明之处，在于看到了董卓故意保存实力背后所藏着的野心及其危险，于是他决定调董卓为并州牧，同时要求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
眼看汉帝国已日薄西山的董卓根本不予理会，他接受了并州牧的官职，但拒绝赴并州就任，也不肯交出兵权，只是将军队驻屯在离洛阳较近的河东郡，以坐观洛阳政局变化，兼监视皇甫嵩的动态。
皇甫郦见状，劝皇甫嵩倚仗国威对董卓进行征讨。皇甫嵩与董卓有隙，然而终究还是没敢动手，这表明，他对董卓军的作战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对于征讨董卓也缺乏胜算。
在何进预谋诛杀宦官时，董卓率其凉州兵屯驻河东，丁原率并州兵屯驻河内，何进对两人分别发出了召集令。
汉帝国虽然早就呈摇摇欲坠状，但毕竟也已经太平了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若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就连董卓也不例外。何进引狼入室，主动把居心叵测的地方实力派召入京城，可见以他为首的外戚亦是一伙鼠目寸光，严重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
却说董卓获得了企盼已久的机会，不由大喜过望。他过去对朝廷的召唤总是敷衍搪塞，能躲就躲，能逃就逃，这次却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下来，而且一天都不耽搁，即日进兵。
没等董卓赶到洛阳，何进早已人头落地，宦官也被杀得一个不剩，长期以来交替执政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同归于尽。董卓到京后捡了个现成便宜，在将少帝、太后控制在自己手里后，迅速掌握了朝中实权。
袁绍等一班人花了力气，当然不愿意让董卓摘桃子，但除了曹操等少数人外，经历过战场上真刀真枪实战的寥寥无几。董卓可不一样，截止领兵入京，他担任武职已历三十多年，几乎跟袁绍、曹操等人的年龄一般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董卓身经百战，尤其在别人如皇甫嵩被朝廷驱使着，拼死拼活的时候，他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从未伤筋动骨。如今若真要干仗的话，俯视朝廷之上，武将中包括皇甫嵩在内，已无一人堪为其对手。
皇甫嵩等几个打过黄巾军的所谓名将，根本就不敢和董卓做对，董卓倒也不为难他们，只是按照原先灵帝对待他的方式，以朝廷名义授之以高官，顺势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看到鼎鼎大名的皇甫嵩都如此，其他人更拿董卓没有办法了。
事到如今，给何进出了锼主意的袁绍也是徒呼奈何，只剩下了咬牙懊悔的份。何进在引兵入京时，曾派籍贯泰山郡的鲍信到其家乡招募军队，这时鲍信刚好返京，他劝袁绍抢先动手，说：“董卓拥有强兵，心怀不轨，如不早点想办法对付，今后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京城，人马疲惫之机，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
袁绍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发兵，鲍信只好仍旧返回泰山。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同时代的女诗人蔡文姬通过诗作，把董卓军进城情景形象地描绘了下来。其实这也是董卓故意摆出来的造型，刚进京城时，他的所有步骑兵，汉兵和胡羌兵加一块，只有三千人马，兵力并不算多。
为了使远近慑服，董卓就像当初筑坝拦河一样，大约每隔三五天，就在夜里偷偷地向城外派出近一营兵士，等第二天早晨再大模大样地开回来。给人感觉，凉州兵正川流不息，不断向京城涌来。
大将军何进已亡，他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平时与哥哥有不同意见，何进的部下怀疑何苗与宦官同谋，将他也杀了。二何之兵无所从属，见董卓势大，就都顺势投降了董卓。
谁敢不从
丁原获得何进的召令后，也想干预朝廷中枢，只是晚了一步，让董卓抢了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并不愿意与董卓合作，更不愿意向其臣服，要想让他像皇甫嵩那样乖乖地交出兵权，或自行退回并州，是绝对不可能的。
董卓若欲独揽大权，就势必首先解决丁原，但二何之兵初附，无论忠诚度还是战斗力，都还不能被完全信任，随其来京的凉州军则数量有限，对阵同为劲旅的并州军难有胜算。
当时的并州在自然条件、民风材力上与凉州完全相同，其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大量涌入羌胡，是所谓“羌患”蔓延的另一区域。并州军系由汉兵和羌胡兵混编而成，多年来不仅要对付“羌患”，还要抵御北疆的匈奴、鲜卑，所部与凉州军一样骁勇善战，故而两军向被合称为“并凉劲兵”。
两只老虎若是缠斗在一起，就算是打平，也是双输的局面，只会便宜了待机而动的其它地方武装，这不是董卓愿意看到的。为了稳住丁原，他决定先用朝廷的名义授其以执金吾之职。
执金吾是督巡京师地区治安的长官，此职属于荣誉性质，低于三公，但位同九卿。丁原果然被董卓的表面功夫给迷惑住了，暂时失去了防范之心，董卓则趁机在并州军内部动起了手脚。
丁原在作战勇武和骑射技能方面和董卓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贫寒之家，也不是并州本地人，远不像董卓那样在凉州拥有深厚的根基。他能够统辖和扩张并州军，主要依赖于吕布等并州本地将领。
吕布是并州军中首屈一指的猛将，最受丁原信赖。董卓的策略就是诱使吕布倒戈，让他背叛并杀死丁原，但董卓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籍上却没有明确记载。
董卓曾在并州作战，还担任过并州刺史，极有可能，两人之前不但认识，而且关系密切。其证据是，如若不然，以吕布这样来自敌方营垒，又曾是丁原最得力亲信的敏感身份，转投董卓后，董卓缘何会立刻与之立誓结为父子？他又怎么敢让吕布担任贴身护卫，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对方？
吕布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董卓相似，两人气味相投，有共同语言并非偶然。吕布最早也是游侠，游侠本有层次之分，吕布属于游侠中层次最低的一类，即所谓“轻侠”，其特点是好以武力劫夺财物。这种“轻侠”风格贯穿了吕布一生，一直到死，他都缺乏明确的政治追求，其判断标准，无非是看到哪一堆好，便往哪一堆去。
自打跟着丁原从边地千里迢迢赶往洛阳起，吕布和并州将士便一心渴求得到更多富贵，但结果是好处都让捷足先登的董卓和凉州军独享了。除了丁原自己弄到一个虚衔外，吕布以下人等皆两手空空，只能干瞪着眼看凉州兵吃香喝辣，这让他们如何能够甘心？
在后世演义中，董卓靠赠送赤兔马外加金珠宝贝，打动了吕布，但这并不是史实。赤兔马是吕布的原有座骑，吕布虽然贪财，但区区金珠宝贝想来也不至于令他铤而走险。
何进在召丁原进京时，曾答应授他以骑都尉的实职，在吕布杀掉丁原后，董卓就把这一官职给了吕布，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出，董卓应当是许诺事成后让吕布取代丁原，并使他在凉并集团内拥有超人一等的地位。对于彼时的吕布而言，董卓开出的这一条件才是他根本无法抵御的。
凉并两军合并，使得董卓的军事实力变得空前强大。董卓认为自己从此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不喜欢少帝，于是打算废掉，另立少帝的异母弟陈留王为皇帝。
袁绍被召去商议此事，他极力表示反对，认为少帝年纪轻，也并没有什么不良行为，贸然废嫡立幼，很难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认同。董卓见状立即按剑威胁道：“你小子竟敢这样跟我说话！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由我来定夺吗？我要做什么，谁敢不从？你是不是想试试我董某的刀锋利不锋利？”
“天下英雄，难道仅仅只有你董公吗？”袁绍闻言大怒。
这时候，袁绍抽出了佩刀，朝董卓横向作了个揖，之后便扬长而去。这段插曲见之于《资治通鉴》，但在其它史书中，一样的场景，却有不同的演绎。
狗肉上不了正席
在《三国志》中，还是董、袁对谈，不过袁绍并没有说出任何义正辞严的话，他当场就答应了，自然，董卓按剑、袁绍动怒的桥段亦不存在。
其实袁绍是假装应允，为的是方便找借口脱身，他说：“这是大事，我应回去和太傅（即袁绍的叔叔袁隗，时任太傅）商量一下。”
“刘氏一族不值得再留下来。”董卓说。
袁绍没有再接董卓递过去的话，横握佩刀，拱手行礼后便匆匆告辞而去。
《三国志》是契今为止，在三国历史考证方面最为权威的一部史书，它所记述的袁绍反应，似乎要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情境。因为以此时董卓拥有的地位和实力，若袁绍敢于当场发飙，恐怕是连门都走不出去了。
袁绍脱身后，把司隶校尉的符节悬挂于城门，只身逃奔冀州。董卓对此大为恼火，下令悬赏捉拿，而且很是急迫，就恨不得立刻将对方抓来狠狠地戳上几刀。
那段时间，董卓正在擢用名门和名门之后，新提拔上来的官吏，如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暗中都对袁绍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伍琼更是袁绍的“奔走五友”之一。他们劝董卓说，废立皇帝是件大事，不是平常人能做到和接受的，袁绍不识大体，出于害怕才出奔逃命，并没有其它企图和野心，若急于悬赏捉拿，反而可能将他逼反。
“袁氏四代显贵，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绍登高一呼，收揽豪杰，聚集军队，关东英雄们因此而起事，那么关东就不归您所有了。不如赦免他，任命他为一郡太守，袁绍因祸得福，一定会甘于附首称臣，那样就不会有后患了。”
董卓认为周毖等人说得很对，于是授任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的堂弟袁术同样逃亡在外，董卓亦任命他为后将军。
袁绍同意不同意废立，以及逃与不逃，对董卓的既定计划本无任何影响。董卓照旧还是废除少帝，将陈留王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献帝。
董卓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凉州的汉人长期与羌胡杂居，自己也过着相似的游牧生活，文明程度较低。到汉末时，凉州连续爆发大规模的羌人叛乱，地方行政官吏争先恐后地迁徙至内地，只有武官率军队在那里负责平叛，长此以往，使得凉州更是形同化外之地。当时人们把凉州看作是“边鄙”，董卓及其部将则是“边鄙之人”，这种看法颇有轻蔑之意，原因就是认为董卓等人“习与夷风”，与内地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均属于不入流的低层次人物。
董卓未始不想融入主流社会，初入洛阳时也做过好事，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替党锢之祸中被宦官冤杀的党人昭雪平反。对于宦官专权时期受到迫害的清流派名士，他也都一一加以重用，知名大儒、女诗人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过去在宦官打击下一直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内升三次官，迁为侍中。后来董卓被杀，蔡邕不顾危险也要为之悲哀痛哭（因此被处以死刑），表明董卓在知识界还是赢得了一定的人望，不可全然否定。
董卓飞黄腾达后，只给自己的部将安排低级职位，而且只让他们做军官，即便喜爱的人亦不例外，显然也是知道部属们狗肉上不了正席，所以才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问题在于，董卓的这种自知之明仅仅被用在了别人身上，却唯独不包括他自己。
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废立皇帝是最容易造成口实，受人攻击的。历代当然也多有大臣废立成功的，但那都是当事者权势已成，将内外反对自己的人都已经诛锄干净的情况下。对董卓而言，尽管京城中暂时已无人能够和他抗衡，然而京城外隐性、显性的敌人还有很多。
站在董卓的角度，别说少帝尚年幼，缺乏予以废黜的正当理由，就是等少帝成年，若果真不够好，也不能轻于废立，否则只会丧失人心，招致失败。再者，如果他想要专权，甚而为以后篡位做准备，皇帝年幼或昏庸，岂不正可利用？又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改立君主呢？
可见董卓虽有勃勃的政治野心，但其实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的种种做法，等于是在亲手为自己挖坑。
洛阳是京师重地，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并凉军中的羌胡兵普遍比较野蛮，杀人越货乃是家常便饭，汉兵和羌胡打仗或打交道久了，也程度不同地沾染着这种习气。刚开始入京时，董卓还有所约束，后来便放纵士兵随意到人家家里抄没财物，名为“搜牢”，意思是就算老百姓把财物封藏好，也得全部搜出来。
有一次，董卓将军队派到洛阳东南的阳城。当地正在祭祀社神，士兵们竟然将聚集在一起参加活动的男子全部杀死，又掠走妇女、财物和牛车，然后驾着牛车一辆接一辆地回到洛阳。尤堪发指的是，他们还将遇害者的头颅全部割下，挂在车辕和车轴上，说攻打“贼寇”取得了大胜，是凯旋而归。蔡文姬在诗中用悲愤的笔调，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写尽了并凉兵的野蛮：“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明知军纪**然，董卓却对此置若罔闻。事实上，他自己就极为残暴，经常用残酷的刑罚来威胁众人，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置皇室尊严和个人廉耻于不顾，闯入宫中**宫女和公主，完全没有一个朝廷重臣该有的样子。
自汉朝开国以来，虽然重臣专权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恐怕还没有一个人像董卓这样出格。董卓早年做游侠时，曾与很多随便惯了的羌人首领结交，有人认为，从那时起，董卓就可以算作是半个羌人了，他的种种恶行也都可能与此有关。
董卓及其军队胡作非为，使得洛阳一带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社会秩序根本无法维持，人人惊惧不安，朝不保夕。到了这个时候，稍有远见的士大夫都已对董卓完全失望，原先就反对召外将进京的曹操，则更加料定董卓只是逞一时之势，最后终不免众叛亲离，归于失败。
董卓对曹操倒很是欣赏，表请朝廷发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打算将他拉进自己的政治圈子，与之共议朝事。可曹操却不愿意和他同坐在一条将沉的大船之上，不但如此，他还想着要如何更快地把这条船弄沉。
继袁绍之后，曹操也改名更姓，溜出洛阳，只带了几个亲随骑兵，便抄小路向东边家乡谯县方向急奔。当然他出逃的待遇就没有袁绍那么好了，董卓闻报非常生气，严令通缉，并迅速向各地发出逮捕文告，这时候也没人敢替曹操求情，弄得他一路上都极为狼狈。
当曹操一行逃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大家都已经人困马乏，于是就到故友吕伯屠家借宿。恰好吕伯屠外出，他的五个儿子热情接待了曹操，但曹操被追得急迫，主人礼节越周到，他反而越不安心，老是怀疑对方可能会报官或直接加害于他。
到了晚上，曹操忽然听到了兵器相击发出的声响，便断定是吕伯屠的儿子要杀自己，于是他当即拔剑，来了个先发制人。这一过程中，双方应该是发生了激烈打斗，曹操十几岁就入宅行刺张让，犹能全身而退，自然身手不凡，更不用说还有亲随助力，最终包括家人在内的吕家八口被全部杀死。
怎么会这样？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曹操悲伤自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后出门，继续间行东逃。
关于吕伯屠一案，更早的一本史籍有不同记载。据上面说，是吕伯屠的儿子们想趁曹操等人熟睡时杀死他们，抢劫财物和马匹，结果却被曹操发觉，遭到反杀。
问题在于曹操一行从洛阳匆匆逃出时，不可能携带很多财物，吕家兄弟也应该知道曹操先前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并非普通人。他们区区村民，就算是再贪财，也不至于为所获不多的一点东西，冒险直接对几个军武之人下手吧？
显然，不能仅从出书的时间先后，来推定何种史载更为靠谱。曹操在逃亡路上神情高度紧张，一旦认为有人可能要谋害他，自然会做出应急反应，而就当时客观的情境来看，在以为自己瞬间就会丢掉性命的情况下，当事人通常也都来不及做冷静的思考和调查，因而发生不幸，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对于错杀故人之子，曹操肯定是既后悔又难过，悲伤的表情不会是装出来的，而且当着自己随从的面也用不着装。值得玩味的恰恰是那一声叹息，日后正是它被演绎成了一句众所周知的曹操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是在错误业已无法挽回情况下，一种强词夺理般的自我安慰。曹操因为出身于宦官家族，隐隐约约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其内心始终挥之不去，由此构成了他复杂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多诈、多疑。在后世的演义和小说中，人们往往把曹操渲染得格外狡诈狠毒，这固然与他的真实形象不完全相符，但以自我为中心，只是疑人图己，就不念故旧，不惜杀人，这种事他是完全做得出的。
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东逃路上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发生在成皋，而是在尔后的中牟。当曹操经过中牟时，一个亭长发现他形迹可疑，就把他扣留了起来。曹操本可反抗，但他发现对方并不认识自己，怕一动手更容易打草惊蛇，便任由亭长把他送到了中牟县府。
汉代驿传速度较快，邮差骑良马一日一夜可行两百里，虽然曹操一行也是骑马，但还及不上驿传速度。在曹操被扣留之前，中牟县府就已收到了通缉令，只是多数人都不认识曹操，也不知道亭长送来的人就是通缉令中的要犯。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认出曹操，有一位功曹（郡县的总务长）是例外，但他不仅没有当场揭穿，相反还向县令说情，释放了曹操。
“世道正乱，不应当拘捕英雄！”功曹对县令如是言。
一个县的功曹小官竟然能认出曹操，而且知道他是英雄豪杰一类的人物，从这件事上，既可以看出这位功曹的慧眼独具，同时也显示出，曹操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及于僻壤。
沛国相袁忠早年就想惩治曹操，然而碍于曹家势大，终究只能不了了之。豫州刺史则不一样，有权对豫州所属郡县用兵，豫州刺史黄琬惟董卓之命是从，接到通缉令后，立即调动驻扎谯县的州郡兵马，对曹家展开了搜捕。
早在曹操跻身八校尉时，曹父曹嵩就已被罢官，曹操如今又成为身负重罪的要犯，曹氏宗族自然没法再与官府相抗，于是包括曹嵩在内，宗族成员都被迫逃往邻近的陈留。
陈留是曹操通过中牟后的下一站。陈留郡属兖州，在士大夫中，兖州刺史刘岱反对董卓比较坚决，换言之，对曹操及其家族而言，陈留比较安全。曹操于是也在陈留停了下来，而没有回谯县。
襄邑县孝廉卫兹是当地著名游侠，他对曹操很是钦佩，对别人说：“能够平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曹操多次向卫兹请教，也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
“天下动乱延续的时间很长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要举兵就得马上开始！”卫兹以此鼓动曹操。曹操深表赞同，遂开始在陈留、襄邑一带组建新军，积极准备起事。
汉帝国承平日久，已渐渐失去尚武精神，一般老百姓都不肯当兵，国家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再征发，愈不征发，则兵愈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能另辟蹊径，采用驾御外族、以夷制夷的办法来防卫边疆，例如在所谓光武中兴时，凉州曾由西羌代守，并州曾由匈奴代守，此外还役使囚徒屯田各地，与少数民族共同守边。
这种专靠外族的做法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中兴以后，随着政治日益崩坏，羌人、胡人不但不再愿意为朝廷守边，还连续发动大规模叛乱，中央军前去征剿，总败多胜少，以致于“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凉州、并州的汉人不同于内地，是很能打的，只要由同样惯于征战的首领统带，便能组成强军，董卓的凉州军、丁原的并州军皆可以归入此类。内地汉人不比边塞，若非生逢乱世，大多数人都不愿远离乡土去当兵打仗，但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会用兵器，特别是在家乡遭到侵扰时亦肯出力。后来黄巾大起义爆发，为了抵抗黄巾军，各地州郡纷纷组建私军，地方豪强也都拥有看家护院的家兵，皇甫嵩征讨黄巾的部队中就杂有他们的身影。
家兵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部曲，部曲战时从征，但郡县不负责提供给养，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曹家财力雄厚，要不然曹嵩也拿不出一万万钱买太尉，他买官的花费也只是其全部家产的一部分，自然养得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