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婚礼钟声/如何煮青蛙/回乡聚会/“这封信你要读一读。”
尽管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经常和布里通话，但我是到了2011年6月19日那天才再次见到她的。那是在长岛的一个教堂里，她在那天结了婚，成为布里安娜·唐林-休斯。我们的大多数通话是关于查尔斯·雅各布斯和他那令人担忧的治疗恩典——我们又发现了六七个可能正备受后遗症煎熬的人——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谈话的内容渐渐转移到她的工作和乔治·休斯身上。这个男人是她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很快他们就同居了。他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大企业律师，非裔美国人，刚过三十。我十分确定布里的妈妈对乔治方方面面都十分满意，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生女的单亲妈妈，她别无所求了。
与此同时，丹尼牧师的网站销声匿迹了，网络上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也日渐稀少。有猜测说，他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在某家私人养老院里，顶着个假名字，饱受阿尔茨海默病之苦。到2010年年底，我只收集到两条可靠情报，都很有趣，但都并没有什么启示性。阿尔·斯坦珀发行了一张传福音专辑叫作《感谢你耶稣》（特别嘉宾包括休·耶茨的偶像，梅维丝·斯特普尔斯），铁扉公寓再次招租，可供“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租用。
查尔斯·丹尼尔·雅各布斯彻底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
休·耶茨为婚礼包下了一架湾流飞机，把狼颌牧场的每个人都搭上了。莫奇·麦克唐纳在婚礼上惊艳重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衣着风：带大波浪袖口的佩斯利衬衫、瘦腿裤、小山羊皮的披头士短靴和头上一块幻彩头巾。新娘的妈妈相比就不怎么起眼了，她穿着一件寄售的复古安·洛连衣裙，新人互致新婚誓言时，她泪流满面，打湿了胸前的小花束。而新郎就像从诺拉·罗伯茨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高大英俊，皮肤黝黑。在聚会不可避免地从微醺的交谈变成醉鬼的舞会之前，我们俩在婚宴上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我不觉得布里跟他说了我是她学习枕边功夫的那辆破车，没准儿有朝一日她会说的——说不定是在一场酣畅淋漓的**之后，很有可能。不过我无所谓，还免得看他的白眼。
从尼德兰过来的那帮人坐美国航空回科罗拉多了，因为休送给这对新人的礼物是坐那架湾流飞机去夏威夷度蜜月。当他在致祝酒词时宣布时，布里像个九岁的小女孩儿一样尖叫出声，跳起来拥抱他。我敢肯定，在那时，查尔斯·雅各布斯早已被她抛至九霄云外。理应如此。但他在我脑中却挥之不去，无法完全释怀。
天色渐晚，我看见莫奇对乐队的领队耳语了几句。这是一支过得去的摇滚加蓝调乐队，主唱有实力，乐队也懂不少老歌。乐队的领队点了点头，来问我愿不愿意上台弹吉他跟乐队合作一两首。我心动了，不过那天我心中的“好天使”打赢了“坏天使”，我再三推辞。再老都可以玩摇滚，但是年岁越长，手上技巧流失越快，出洋相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我也不是完全当自己已经退休，但是我已经一年多没在观众面前现场表演了，只进过三四次录音室，而且全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去救场。没有一次可以说是顺利过关。其中一次，我看见鼓手脸部扭曲了一下，仿佛一口咬到什么酸东西似的。他发现我看着他，就说是贝斯走音了。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心知肚明。如果一个50岁的男人和一个小得能当自己女儿的姑娘玩枕边游戏很荒唐的话，那这个人拿着斯特拉吉他一边高抬腿一边弹《脏水》也同样荒唐。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着期待和满满的怀旧，看着这些家伙纵情演出。
有人拉住我的手，我四下看了看，发现是乔治娅·唐林。她说：“很舍不得吧，杰米？”
“与其说是不舍，不如说是尊重，”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这儿当观众。这些家伙很不错！”
“那你是不行了？”
我回忆起了那天走进我哥阿康的卧室，听到了他那把不插电的吉布森对我耳语，说我能弹《樱桃，樱桃》。
“杰米？”她在我眼前打了个响指，“想什么呢，杰米？”
“自娱自乐还行，”我说，“但是我抱着吉他在人前表演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事实证明我说错了。
2012年的时候，我56岁。休和他的长期女朋友约我出去吃饭。回家路上我想起了一个民间说法——你很可能听过——是关于如何把青蛙煮熟的。你把青蛙放进冷水里，然后一点点升温。只要你慢慢调温，青蛙就傻呆呆地不会跳出去。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关于变老的绝佳隐喻。
当我是个小年轻的时候，看到50多岁的人就感到同情和不自在：他们走路慢，说话也慢，在家看电视而不出去看电影或音乐会，他们所谓很爽的聚会就是和邻居吃个火锅，然后看完11点新闻就上床睡觉。不过——就像其他大多数五十几、六十几甚至七十几岁，但身体状况尚佳的人——当这一天来到时，我并不那么介意。因为大脑不会变老，虽然对世界的想法可能会固化，而且怀念过去美好时光的话张口就来（我可以免于这样，因为大多数我所谓的美好时光，就是在得克萨斯彻头彻尾当瘾君子的岁月）。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人生的虚幻假象从50岁开始消退。时间过得快了，病痛加倍了，步速变慢了，但也有弥补之处。冷静下来就懂得感恩，于我还有一点，就是决心在剩下的时间里做点儿好事。也就是每周在博尔德的流浪者收容所给流浪汉舀汤，以及为三四个主张科罗拉多不应铺路这种激进想法的政治候选人效力。
我还偶尔约会一下女人。每周打两次网球，每天至少骑行六英里，保持小腹平坦和脑内啡活跃。确实，我刮胡子的时候，发现我的嘴角和眼角又多了几条皱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这当然是一个人晚年的美好幻觉罢了。我是2013年夏天回到哈洛才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不过是锅里的又一只青蛙罢了。好消息是到现在为止“温度”只开到了中火，坏消息是升温是不会停的。人生真正的三个年龄段就是：青年、中年，以及“我他妈怎么老得这么快”。
2013年6月19日，布里嫁给乔治·休斯两年后，也是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一年后，我结束一次不太成功的录音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封装饰了气球图案的喜气信封。回信地址很熟悉：缅因州哈洛卫理公会路农村邮政信箱2号。我打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哥哥特里一家的照片，标题是：两个总比一个好！请参加我们的聚会！
打开邀请函前我顿了一下，注意到了特里花白的头发，安娜贝拉的便便大腹，还有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以前那个只穿着松松垮垮的蓝妹妹**，跟草坪洒水器追逐玩耍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个美妇人了，怀里抱着我的外侄孙女——卡拉·琳内。其中一个侄子，瘦巴巴的那个，长得像阿康。壮实的那个长得跟我们的爸爸惊人地相似……还有那么一点儿像我，可怜的娃。
我打开了邀请函。
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两个大日子！
2013年8月31日
特伦斯和安娜贝拉35周年结婚纪念日暨
卡拉·琳内1周岁生日！
时间：中午12点开始
地点：先在我们家，然后去尤里卡田庄
食物：管饱！
乐队：罗克堡全明星阵容
自备酒水：万万不可！啤酒、葡萄酒供应不断！
下面还有一张我哥写的字条。尽管还有几个月就是他60岁生日了，他的字还是像小学时候猫爪挠出来的一样。因为他的字，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成绩单上用别针别了一张字条：“特伦斯的书法亟待提高！”
嘿，杰米！务必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吗？给了你两个月时间来安排你的日程，所以一切借口拒不接受。阿康人在夏威夷都能来，你在科罗拉多就更别说了！我们想死你了，弟弟！
我把邀请函扔进了厨房门后的柳条篮子里。我把它叫作“再议篮”，因为里面全是我隐隐觉得自己会回复的信件……实际上如你所料，其实就是石沉大海永无回复。我告诉自己，我无意回哈洛，这一点虽然不错，但是家族的牵绊还在。斯普林斯汀写下那句什么血浓于水的歌词时，估计是说中了什么。
我雇了一个清洁工，叫达琳，每周来一次吸尘、除灰、换洗床单（让人代劳这件事我还是有点儿愧疚，因为小时候的教育是要自己来）。她是个一脸阴沉的老太太，她来打扫我就有意出门。某一天达琳打扫完，我回去时发现她把邀请函从“再议篮”里拣了出来，而且打开放在了厨房桌子上。她之前从未这样做过，所以我觉得这是种预兆。当晚我坐在电脑前，叹了口气，给特里发了一封只有四个字的邮件：算我一个。
这个劳动节长周末很尽兴。我很投入也很享受，难以置信我差点儿就没来……或者默拒了，果真如此的话，我本来几近断裂的家族纽带可能就彻底断裂了。
新英格兰很热，由于气流不稳，周五下午在波特兰国际喷气机机场的降落格外颠簸。我开车向北去卡斯特尔郡，一路开得很慢，但却不是因为堵车。我看见了每个老地标：农场、石墙、布朗尼小铺（现在已经关门，里面黑漆漆的），不禁惊叹不已。仿佛我的童年还在那里，仿佛隔着一层塑料片但模糊可见，然而经过岁月洗礼，这块塑料片已经满是划痕和尘迹。
我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过6点了。原来的房子扩建了，是原来面积的两倍。车道上有一辆红色的马自达，一看就是机场租的车（跟我开那辆三菱伊柯丽斯一样），草坪上还停着莫顿燃油的卡车。卡车用大量绸纱纸和鲜花装饰起来，看上去就像一辆游行的花车。一个巨大的牌子靠在前轮上，写着：“特里和安娜贝拉得分35分，卡拉·琳内得分1分！都是赢家！聚会就在这里！快进来！”我停好车，走上台阶，弯着手指敲了敲门，心想这是干什么，我可是在这儿长大的，于是信步走了进去。
有一瞬间我觉得仿佛穿越了，回到年龄还是一位数的那段岁月。家人围坐餐桌旁，就跟20世纪60年代一样，争着同时说话，欢笑，斗嘴，互相传猪排、土豆泥，还有一个盖了湿洗碗巾的大盘子，装着玉米棒子，洗碗巾是用来保温的，妈妈以前就这么做。
最开始我没认出来坐在餐桌靠客厅那头的灰发男人，当然也不知道他旁边那个满头黑发的帅气壮小伙儿是谁。突然一个退休教授模样的男人瞥见了我，他站起来，脸上发光，我认出他是我哥阿康。
“杰米！”他大声喊了出来，一路蹭过来，险些把安娜贝拉从椅子上撞下来。他一把抓住我，给了我一个熊抱，在我脸上一通狂亲。我笑了，拍拍他后背。然后特里也过来了，抱着我们俩，我们三兄弟笨拙地跳起“米兹瓦·坦兹”舞，把地板震得山响。我看到阿康哭了，我也有点儿想哭。
“快给我停下，你们这些家伙！”特里说道，虽然他自己还在跳，“我们非掉进地下室不可！”
我们又跳了一会儿，我感觉非要这样不可，这样很对。这感觉很妙！
阿康把那个壮小伙儿介绍给我，他估计比阿康小20岁，是他“夏威夷大学植物学系的好友”。我和他握了握手，想着他们会不会多此一举在罗克堡旅馆订两间房。今时今日，大概是不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阿康是同性恋了，可能是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还在缅因大学和坎伯兰乐队演奏《千人共舞》。我确定爸妈肯定更早就发现了。他们并没有小题大做，于是我们也都没有。子女从无声的例子中学到的比口头的教条更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
父亲对二儿子的性取向只拐弯抹角地提过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儿了。那次肯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那正是我的颓废时期，而我几乎不给家里打电话。我想让我爸知道我还活着，但又怕他从我声音里听出我快死了（我已经放任自流）。
“我每天都为阿康祈祷，”他那次电话里说，“该死的艾滋病，简直是有人在故意传播。”
阿康没得艾滋病，现在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但是他上了年纪是无法掩饰的事实，尤其是跟坐他旁边的植物学院的朋友比起来。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阿康和罗尼·帕克特在客厅沙发上并肩坐着唱《日出之屋》的情景，不记得他们有没有试过和声，反正就算有也很失败。
我一定是脸上露出了陷入回忆的神情，因为阿康一边擦眼睛一边咧嘴笑道：“咱们俩好久没有为轮到谁去给妈妈收衣服而吵嘴了吧？”
“好久好久了。”我同意道，又一次想起那只笨到没发现灶台上的“池水”变热的青蛙。
特里和安娜贝拉的女儿唐恩抱着卡拉·琳内加入了我们。小婴儿眼睛的颜色是妈妈以前说的“莫顿蓝”。“您好呀，杰米叔叔。这是您的外孙侄女。她明天就一岁了，而且还要长牙了。”
“她可真漂亮。我能抱抱她吗？”
唐恩朝我羞涩一笑，上次见我的时候，她还戴着牙套。“您可以试试，不过陌生人抱她，她通常会号啕大哭。”
我接过孩子，准备好她一哭我就把她还回去。但她没哭。卡拉·琳内打量着我，伸出一只小手拧了拧我的鼻子，然后她笑了。家人欢呼鼓掌。小家伙四下看看，有点儿受惊，然后又看着我。我敢发誓，那双眼睛跟我妈的眼睛一模一样。
然后她又笑了。
第二天才是真正的聚会，阵容没变，只是配角多了几个。有一些人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另一些看起来有点儿熟悉，我知道有几个是父亲前员工的子女，现在为特里工作。特里的“帝国”已经发展壮大：除了燃油生意之外，他在新英格兰有很多家连锁便利商店，叫作莫顿便利店。字写得差并不妨碍他成功。
从罗克堡来的餐饮服务人员负责四个烧烤架，提供汉堡和热狗，还有一系列让人惊叹的沙拉和甜点。铁桶里装满啤酒，木桶里葡萄酒飘香。我正在后院大嚼一个塞满培根的“卡路里炸弹”，特里的一个销售人员——醉醺醺、兴高采烈而且很健谈——告诉我弗赖堡的水上乐园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利特尔顿赛道也是特里的。“那个赛道一点儿也不挣钱，”销售人员说，“但是你了解特里的——他就喜欢赛车。”
我想起他和父亲在车库里鼓捣一代又一代的“公路火箭”，他们俩都穿着油腻的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连身工作服，突然意识到我这乡下老哥过得不错，甚至跻身富人行列了。
每次唐恩抱着卡拉·琳内过来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儿就会对我伸出手。几乎整个下午我都在抱着她溜达，最后她终于在我肩上睡着了。看见她睡着，她爸过来接手。“我很惊讶，”他边说边给她裹好毯子，放在院里最大的那棵树的阴凉下，“没见过她那么喜欢别人。”
“万分荣幸。”我说完亲了亲她因长牙而红彤彤的脸颊。
我们追忆往昔，聊了很多，就是当事人觉得很有趣，局外人觉得特别无聊的那种。我滴酒未沾，所以当大伙儿转移到四英里外的尤里卡田庄时，我是指定司机人选，开着一辆燃油公司的尼桑豪豹帝货车，一边换挡一边找路。我有30年没开普通型汽车了，我醉醺醺的乘客们——加上卡车后斗里的六七个人，总共不下12个——每次我踩离合器，卡车突然往前的时候，都会大笑大叫。没人从后面摔出去倒是挺稀奇的。
餐饮服务人员在我们之前就到了，舞池四周已经摆好餐桌。这个舞池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地上那一大片抛光木地板，直到阿康捏了捏我的肩膀。
“满满的回忆，是吧，小弟？”
我想起第一次走上舞台，都快吓死了，还闻到了我腋下一波波蒸腾起来的汗味。而且后来，当我们演奏《谁让雨停下》时，爸妈跳着华尔兹翩然而至。
“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我说。
“我有啥不知道。”他说道。他拥抱了我，在我耳边又说了一遍：“我有啥不知道。”
中午在家吃午饭的大概有70人；到了7点，尤里卡田庄7号的人数翻了一倍。这地方真需要查尔斯·雅各布斯的魔术空调来代替一下天花板上那些懒洋洋的吊扇。我拿了一个哈洛特有的甜点——柠檬果冻，里面是星星点点的罐头水果——出去了。我走过大楼的拐角，拿着一把塑料勺子小口小口地吃。那个安全出口还在那儿，就是我第一次亲吻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的地方。我还记得她那天穿的皮草派克大衣如何把她完美的椭圆形脸庞勾画出来，记得她那草莓唇膏的滋味。
“感觉如何？”我问她。她回答说：“再来一次我就告诉你。”
“嘿，新来的。”有人突然出现在我背后，把我吓了一跳，“今晚想不想玩玩音乐？”
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昔日瘦削、长发的年轻人，那个把我招募进“镀玫瑰”去弹节奏吉他的人，现在已经地中海式秃顶，两侧发灰了，炫耀着从他系紧的裤带上垂下来的便便大腹。我盯着他看，手上装着果冻的纸碟子都耷拉下来了。
“诺姆？诺姆·欧文？”
他开怀大笑，嘴咧得我都能看见他嘴巴最里面的金牙了。我扔下果冻拥抱了他。他大笑着回抱了我。我们都说对方看上去不错，说真的是好久不见。我们当然缅怀了一下往日。诺姆说他把哈蒂·格里尔的肚子搞大了，然后就娶了她。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几年，离婚后有过一段恶语相向的阶段，后来决定冰释前嫌，做了朋友。他们的女儿丹妮丝，快40岁了，在韦斯特布鲁克有一家自己的美发沙龙。
“我现在自由又轻松，银行贷款也还清了。我和第二任妻子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我只跟你说啊，丹妮丝才是我最心疼的那个。哈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有了个儿子。”他凑近了些，冷笑着说，“进了监狱又出来了，一枪送他下地狱都嫌费事儿。”
“肯尼和保罗怎么样？”
肯尼·劳克林，我们的贝斯手，也跟他“镀玫瑰”时期的小甜心结了婚，现在还在一起。“他在刘易斯顿有一家保险公司，干得很不错。他今晚也在，你没看见他？”
“没有。”没准儿我看见了，只是认不出来；又或者是他没认出我来。
“至于保罗·布沙尔嘛……”诺姆摇摇头，“他去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爬山，结果摔了下来，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去世了。1990年的事儿了。也算是老天慈悲了。医生说他如果活着，脖子以下全部瘫痪，就是所谓的高位截瘫。”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着我们的老鼓手活下来会怎样。躺在**，靠呼吸机呼吸，看着电视上的丹尼牧师的节目。我赶紧把这个想法去掉。“阿斯特丽德怎么样了？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东边什么地方吧，卡斯汀？罗克兰？”他摇了摇头，“记不起来了。我记得她退学结婚了，父母气坏了。她离婚的时候估计爸妈更是暴跳如雷。我记得她好像经营一家餐厅，龙虾小屋之类的，真说不准。你们那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是吧？”
“是的，”我说，“可不是嘛。”
他点点头：“情窦初开，没什么能比的。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样子了，想当年她可是美得不行。美翻了，你说是不？”
“是的。”我说道，心里想着天盖旁的破屋，还有那根避雷针，和闪电击中时它闪耀的红光。“是的，真的很美。”
我们俩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拍了我肩膀一下：“不说这个了，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们来一曲？你最好答应，因为没了你，这个乐队屁都不是。”
“你还在乐队里？罗克堡全明星？肯尼也在？”
“当然了。我们不怎么演了——今非昔比嘛——但这场演出我们无法拒绝。”
“是我哥特里让你来邀请我的？”
“他可能有意让你来一两首，不过他没让我来找你。他只是想找一个以前的乐队，而我和肯尼可能是老熟人里为数不多的依然健在，还在这鬼地方混，而且还在玩音乐的了。我们的节奏吉他手是个从里斯本福尔斯过来的木匠，上周三他从屋顶上摔下来，两条腿都断了。”
“哎哟！”我说道。
“我因他的祸而得福了，”诺姆·欧文说，“我们本来打算搞三重奏，这个你懂的，简直弱爆了。原‘镀玫瑰’四名成员有了三个，还算不错，想想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出，那都不止是35年前的事儿了。来吧，再聚首之旅。”
“诺姆，我没有吉他。”
“卡车里有三把，”他说，“挑一把你喜欢的。记住，我们还是以《加油斯卢普》开场。”
我们大步上台，台下酒精过后的观众掌声异常热烈。肯尼·劳克林，依然很消瘦，脸上还长了几颗碍眼的痣，调好了贝斯的背带后跟我击拳示意。我不紧张，我拿着吉他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时可是紧张坏了，但我感到我像是在做一场无比真实的梦。
诺姆单手调试了一下麦克风，就像他以前一样，然后跟场下急于互动的观众致开场辞：“伙计们，架子鼓上写的是‘罗克堡全明星’，不过今晚我们有一位特邀嘉宾作为节奏吉他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是‘镀玫瑰’。来吧，杰米！”
我想起在安全出口下亲吻阿斯特丽德，想起了诺姆生锈的迷你巴士，想起他父亲西塞罗，坐在他那辆老拖车弹簧坏掉的沙发座上，用“锯齿形”（Zig-Zag）烟纸卷大麻烟，跟我说要是想路考一次就拿到驾照，最好先把头发给剃了。我想起了在奥本的罗洛多姆的青少年舞会上演出，想起爱德华·里特尔高中、里斯本高中、刘易斯顿高中和圣多姆学校之间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斗殴，而我们却一直没中断演出，只是把音量调大而已。我想起在我意识到自己是锅中之蛙前，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喊道：“一……二……三……走你！”
我们走起了。
E调。
所有破玩意儿都是E打头的。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能一直演奏到1点宵禁，但是现在不是70年代了，11点的时候我们就满身大汗，筋疲力尽了。倒也没关系；依特里的要求，啤酒和葡萄酒在10点的时候就已经撤下了，没有烈酒助兴，人们也陆续离开了。没走的人大多数回到座位上，乐意继续听歌，但却没力气跳舞了。
“你比以前强多啦，新来的！”我们收乐器的时候，诺姆说道。
“你也是啊。”这跟“你看起来真不错”的谎言如出一辙。14岁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有朝一日我这一手摇滚吉他能弹得比诺姆·欧文还要棒，然而这一天真的来了。他朝我微笑，寓意一切尽在不言中。肯尼也过来了，我们三个“镀玫瑰”的老成员依偎相拥，这是我们在高中时所谓“基佬才会做的事”。
特里和他的大儿子小特里也加入了我们。我哥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同时又特别高兴。“听我说，阿康和他朋友载了一帮开不了车的醉鬼回了罗克堡。我让小特里给你当副驾，你能用豪豹帝货车皮卡捎上几个哈洛人吗？”
我说乐意效劳，在和诺姆、肯尼最终告别（伴以乐手之间死鱼一样的诡异握手）后，我把那帮醉鬼弄上车，上路了。一开始我的侄子还给我指路，当然并没什么用，因为即使是在黑暗中我也认得路。等我把最后几个醉鬼从车上“卸”到斯塔克波尔路上后，他就没了声音。我侧过头去看，发现这孩子已经倚着车窗睡着了。到了卫理公会路上的家后，我叫醒了他。他亲吻了我的脸颊（我心里有多感动他绝对无法想象），然后摇摇晃晃进了房子，他可能会睡到周日中午才醒，就跟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想着他会不会睡我原先的卧室，然后觉得应该不会；他估计是在房子扩建的那边。时间会改变一切，其实这也无妨。
我把豪豹帝货车的车钥匙挂在大厅的挂物架上，朝我租的车走去，我看到谷仓里还亮着灯。我走过去，偷偷瞄了一眼，发现特里在里面。他已经脱下了聚会的衣服，换上了连体工作服。这是他的新宝贝，一辆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雪佛兰SS，在顶灯的光亮下像蓝宝石一样闪耀着光芒。他正在给它打蜡。
我进来的时候他抬了一下头：“这会儿还睡不着，太兴奋了。我再擦擦这宝贝，然后就去睡。”
我抚摸着车盖：“真漂亮。”
“现在是漂亮了，你没看见我当初从朴次茅斯拍卖会上把它捡回来时的样子。对当时很多竞拍者来说它就像是废物一样，但我觉得我可以让它重现光辉。”
“让它复活。”我说道。这话其实不是跟特里说的。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耸了耸肩：“你这么说也行。等我装一个新收音机进去，它就基本恢复原貌了。跟咱们的‘公路火箭’可不一样，是不？”
我哈哈大笑：“你还记得在赛道上翻车的第一代吗？”
特里翻了个白眼：“第一圈。该死的杜安·罗比肖。他的驾照是在百货公司里考的吗？”
“他还健在吗？”
“没，10年前挂了，至少10年了。脑癌，发现的时候，这可怜虫就已经没救了。”
“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想起雅各布斯那天在铁扉公寓跟我说，“假如我说你死在手术台上的概率为25%，你还会不会做手术？”
“真命苦。”
他点了点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怎么说的吗？啥叫命苦？人生如此。啥是人生？一本杂志。多少钱一本？50美分。我只有10美分。算你命苦。啥叫命苦？人生如此。如此循环往复。”
“我记得，那时我们还当这是个笑话。”我犹豫了一下，“特里，你还老想起克莱尔吗？”
他把抹布扔到一个桶里然后去水池边洗了洗手。以前那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只出冷水——但是现在有两个了。他打开水龙头，拿起熔岩牌肥皂，打起肥皂泡来，一直搓到手肘，就像父亲以前教我们的一样。
“天天想。我也想安迪，但是没那么频繁。我猜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他要是不那么贪吃的话，估计还能活久一点儿。可是发生在克莱尔身上的事儿……那实在太他妈浑蛋了。你说是吗？”
“是。”
他靠着车盖，两眼空洞。“还记得她有多美吗？”他缓缓摇了摇头，“我们美丽的大姐。那个狗娘养的，那个畜生，夺走了她未来的日子，然后又选择了懦夫的出路。”他用一只手擦了擦脸：“不该谈论克莱尔的，弄得我又来情绪了。”
我情绪也有点儿波动。克莱尔比我年长，足够让我将她视作妈妈二号。克莱尔，我们美丽的大姐，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我们走过门廊，听蟋蟀在高草丛中歌唱。它们通常在8月末9月初唱得最欢，仿佛它们知道夏天即将逝去。
特里在台阶处停下来，他的眼睛还是湿润的。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但是也是漫长而压抑的一天。我刚才在最后一刻提起克莱尔的。
“今晚就住下来吧，小弟，那张沙发拉开就是床。”
“不了，”我说，“我答应了阿康明天会跟他和他爱人在旅馆共进早餐。”
“爱人，”他说，又翻了个白眼，“少来。”
“别来劲，别来劲，特伦斯。不要还像个20世纪的人一样。现在同性恋可以在很多个国家登记结婚了，只要他们愿意。这一对也可以。”
“哦，这个我无所谓，谁和谁结婚都不关我事儿，但那家伙可不是什么爱人，不管阿康怎么想。是不是小白脸，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老天，他的年龄只有阿康的一半儿。”
这话让我想起了布里安娜，她年纪还不到我的一半儿呢。
我抱了抱特里，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明天见，午饭时候吧，我下午去机场。”
“好的。还有，杰米，你今晚的吉他弹得太出彩了。”
我道了谢，然后朝我的车子走去。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忽然叫住了我，我回过头来。
“你还记得雅各布斯牧师在讲道台的最后一个周日吗？就是人称‘骇人的布道’那天？”
“记得，”我说，“太记得了。”
“我们那时都震惊了，后来都将其归因于他丧妻丧子之痛。不过你猜怎么着？当我想到克莱尔的时候，我就想找他握握手。”特里的双臂——粗壮结实，像父亲一样——在胸前交叉，“因为我现在觉得他能说出那些话真的很勇敢。我现在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特里可能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他仍然很节俭，我们的周日午餐吃的是聚会剩下的。进餐时，我把卡拉·琳内抱在腿上，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她吃东西。到我该走的时候，我把她递给唐恩，她又对我伸出了小手。
“不，宝贝儿，”我说，亲吻了她无比光滑的额头，“我得走了。”
她当时只懂几个单词——而其中一个是我的名字——不过我读到过文章，说小孩子的理解能力其实比表达能力要强得多，她知道我在跟她说什么。她的小脸皱了起来，再次对我伸出了手，泪水充盈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和我死去的母亲和大姐一样的蓝眼睛。
“快走吧，”阿康说，“再不走你就得领养她了。”
于是我走了。回到我租的车，回到波特兰喷气机机场，回到丹佛国际机场，回到尼德兰。但是我一直在回想她伸出的那双圆滚滚的胳膊，还有那双含着泪水的“莫顿蓝”眼睛。她只有一岁大，但却想让我留下来。这就是回到家的感觉，无论你背井离乡多久。
家就是有人想让你留下来的地方。
2014年的3月，大多数滑雪女郎已经离开韦尔、阿斯彭、斯廷博特斯普林斯和我们的埃尔多拉山，这时传来了特大暴雪将至的消息。著名的极地涡旋已经在科罗拉多州中北的格里利下了四英尺厚的雪。
我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狼颌，帮助休和莫奇给录音棚和大房子钉板条，迎接暴风雪。我一直待到开始起风，第一阵风雪开始从铅灰色的天幕中降下。然后乔治娅出来了，穿着一件麂皮大衣，戴着护耳套，还有一顶狼颌牧场的帽子。她显得盛气凌人。
“放他们回去吧，”她对休说，“除非你想让他们在路边困住，一直困到明年6月。”
“就像唐纳大队[11]一样，”我说，“但我可不吃莫奇，他的肉太硬。”
“你们俩走吧，快给我走，”休说，“走的时候顺便看看录音棚的门关好了没有。”
我们照做了，还检查了一下谷仓，以防万一。我甚至还抽出时间给马儿分了苹果片，虽然我最爱的巴特比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我把莫奇载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雪开始下大了，11级暴风已经刮了起来。尼德兰市中心看上去一片萧索，交通信号灯被吹得来回摇晃，积雪已在因天气原因早早关门的商店门廊上堆了起来。
“快回家去！”大风里莫奇只能用大喊才能让我听见。他把大手帕打了结，捂住嘴巴和鼻子，看上去就像个上了年纪的亡命之徒。
我快快回到家，一路上狂风就像个暴脾气的恶棍一样把我的车子推来推去。我下了车朝家走的时候，自动加快了脚步，竖起衣领贴着脸，我脸上刮得很干净，没留胡子，完全没有做好抵御科罗拉多寒冬的准备。我得用双手猛力拽才能把走廊门关上。
我查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封信。我把信取出，只瞥了一眼就知道这是谁寄来的。雅各布斯的字迹开始发颤，又像蜘蛛网一样，但依然清晰可辨。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寄信人地址：缅因州莫特恩，存局候领。不在我家乡，但就在旁边。在我看来，近得让人不放心。
我捏着信在掌上敲了敲，差点儿就要由着自己的冲动把信撕碎，打开门丢进风里。我现在还忍不住想象——每天都想，时时刻刻都想——如果我真这么做了，后果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把信翻转过来。同样是不稳的笔迹，只写了一句话：这封信你要读一读。
我不想读，但还是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信纸，里面还裹着一个小信封。第二个信封上写着：先看信再打开。我照做了。
谢天谢地，我照做了。
2014年3月4日
亲爱的杰米：
我已经取得了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工作地址和家庭住址（你也知道，我有我的办法），但我现在老了，老人有老人的做事方式，我相信重要的个人事务还得通过信件来完成，而且尽可能要手写。如你所见，我还是可以“手写”的，不过我不知道还能写多久。2012年的时候我有过一次小中风，去年夏天又来了一次，要严重得多。字迹拙劣，还请见谅。
专人，听着就不舒服。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要你做我的助手，你拒绝了。我现在再问你一遍，这次我有信心你会答应我。你一定要答应，因为我的工作现在到了最后阶段。就只剩最后一个实验了。我很肯定实验会成功，但我不敢独自完成。我需要帮助，同样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见证人。相信我，这个实验对你对我同样重要。
你以为你会拒绝，但是我太了解你了，我的老朋友，我确信当你读完内附的这封信后，你会回心转意的。
最美好的祝愿
查尔斯·丹·雅各布斯
外面狂风呼啸，大雪打门板的声音就像沙子一样。去博尔德的路即便还没封也离被封不远了。我拿着那个略小的信封，心里想着，出事儿了。我并不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但现在回头为时已晚。我在通往我公寓的台阶上坐下，打开了里面那封信，这时一阵尤为狂暴的风撼动了整幢楼。上面的字迹和雅各布斯的字迹一样发颤，一行行向下倾斜，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当然能认出来了；我曾收到过情书，其中一些还很火辣，就是出自此人手笔。我感觉肚子发软，有一瞬间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我低下头，用空着的那只手拢着眼睛揉了揉太阳穴。待到眩晕感过去，我几乎难过起来。
我读了这封信。
2014年2月25日
亲爱的雅各布斯牧师：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这么写我感觉真是疯了，但却是实话。我想方设法联系您，因为我朋友珍妮·诺尔顿敦促我那么做。她是一名注册护士，她说她从不相信什么奇迹疗法（虽然她相信上帝）。几年前她去了您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复兴治疗会，您治好了她的关节炎，她之前的状况糟糕到根本没法儿张开和合拢她的双手，而且离不开奥施康定[12]。她对我说：“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去听阿尔·斯坦珀唱歌的，因为我有所有他跟沃-利特斯的老专辑，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来，因为当他问在座有谁想得到治疗时，我排起了队。”她说您用戒指触碰她的太阳穴后，不仅她双手和手臂的疼痛消失了，连奥施康定她都不需要了。我觉得这比治愈关节炎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住的地方好多人用那个，而且我知道那玩意儿很难“戒掉”。
雅各布斯牧师，我患有肺癌。放射治疗让我失去了头发，化疗让我呕吐不止（我已经瘦了60磅），但是在这些地狱般的治疗过后，癌症还在。现在我的医生想让我接受手术，取出一个肺，但是我的朋友珍妮让我坐下，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个你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们也知道，但依然这么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能做的了。”
珍妮说她在网上查过您的治疗，除了她这一例，还有许多其他成功病例。我知道您已经不再全国巡游。您可能退休了，也可能是病了，还有可能去世了（尽管我祈祷并非如此，既是为您也是为我）。不过即使您还好好地活着，您可能也不再查信了。所以我知道此举无异于在漂流瓶里放一封信然后丢进海里，但是有些事——不仅仅是珍妮的事——敦促我要试一试。毕竟，有时候瓶子会被冲到岸上，有人能读到瓶中的信。
我已经拒绝了手术。您真的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知道这个希望很渺茫，可能也很愚蠢，但是《圣经》上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会等待您的回音，无论有无。不管怎样，愿上帝保佑并陪伴您。
在希望中等候的，
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
缅因州，芒特迪瑟特岛，摩根路17号
邮编04660
（207）555-6454
阿斯特丽德，上帝啊！
这么多年过去，阿斯特丽德又出现了。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她站在消防通道的样子，她年轻美丽的脸庞，派克大衣的领子捧着她的脸。
我睁开眼睛，读了雅各布斯在她地址下面添加的留言：
我看了她的病历和最近的扫描片子，这点你可以信我；正如我在附函里所说，我自有办法。放射治疗和化疗让她肺部的肿瘤变小了，但是并没有根除，她右肺上出现了更多阴影。她的情况很严重，但我能救她。这一点你也可以相信我。但是这种癌症就像是干树丛里起火——扩散极快。她时日无多了，你必须当机立断。
如果真他妈的时日无多，我心想，你怎么不打电话呢，好歹用快递把你这魔鬼交易的条件发过来啊！
但我知道，他希望时间缩短，因为他在乎的根本就不是阿斯特丽德。阿斯特丽德只是一个小卒，而我才是棋盘后排的大子。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这样。
读到信上最后几行时，我的手已经发抖：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助手，帮助我完成今年夏天的工作，你的故友（或者说，你的老相好）就能得救，将癌症消灭。如果你拒绝，我就让她自生自灭。当然你听着会觉得残酷，甚至没有人性，但是如果你知道我所做的工作有多重要，你就会另当别论。是的，连你都会！我的电话号码，座机和手机，都在下面写着。写信此刻，我手边就有索德伯格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打电话给我——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就给她打电话。
决定权在你手里，杰米。
我在台阶上坐了两分钟，深呼吸，希望我的心跳放缓。我不断想起我们的身体紧紧相依，我的心脏剧烈跳动，她一边把烟气吹进我嘴里，一边用手轻抚着我的后颈。
天光昏暗，我的公寓被阴影笼罩，但我无心开灯。我需要速战速决。我从腰带上取下手机，跌坐在沙发上，拨通了雅各布斯的电话。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听了。
“你好，杰米。”他说道。
“你个，”我说，“你个浑蛋狗娘养的。”
“我很高兴得到你的音讯。那你的决定是……？”
他知道多少我们的事儿？我跟他说过吗？阿斯特丽德说过吗？如果都没有，他挖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这也不重要。从他的语气听上去，他不过是象征性地问问而已。
我跟他说我会尽快过去。
“如果你愿意过来，那是当然。很开心你能过来，不过我其实7月份之前都用不到你。如果你不想看到她……现在的样子，我指的是——”
“天气变晴后，我会搭最早的航班过去。如果你能在我到之前就给她治病，那就赶紧。不过我人到之前，你不能放她走，无论如何都不行。”
“原来你不信任我？”他的语气仿佛很受伤，但我并没当回事。在渲染情绪方面，他是行家里手。
“我为什么要信任你，查理？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作秀。”
他叹了口气。风更大了，摇撼着整栋楼，顺着屋檐咆哮。
“你在莫特恩什么地方？”我问道，不过就跟雅各布斯一样，只是为问而问。人生就像是一个轮子，总是转回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