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交代材料（之一）：寒梅会

1947年的冬天还没有到来之前，身为法国汇理洋行云南分行高级帮办的舒惟麒已经写了数十首咏梅诗，什么“枯藤老树喜飞雪，春色几随驿使来”啦，什么“庭轩小坐对斜晖，不信梅香唤不回”啦，还有“只愁春雨过，未解护梅人”等等的。那时赵迅正在向舒菲菲发动猛烈的进攻，和舒父谈梅论道，吟诗唱和，是他迂回包抄的巧妙战术。舒惟麒开初也不待见这个脸残口斜的话剧导演，可是赵迅一首五言绝句“前朝熬霰雪，遗韵最多情。笑捻花枝嗅，赠君一点春”，却让舒惟麒大为赞赏，他感叹道，我怎么就没有从“明梅”的角度来看世间呢？历朝历代多少咏梅诗人，都在梅花下，不在梅花里。我们家把“明梅”都当树神供起来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眼界开阔，真乃人不可貌相也。

自此赵迅成为舒府的座上客，那本舒惟麒的《梅边吹笛》也是在他的张罗下编印成集。鉴于1945年舒家的“明梅”为八年浴血抗战胜利欣然开放，已成为昆明一大谈资，所以本埠报纸年年在春城稍有寒意时就早有期待，说春城的文人雅士已常聚舒宅，“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枝梅”云云。舒惟麒虽然是铁路工程师出身，但崇尚“花间一壶酒”的雅士生活，“寒梅会”就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的一个以文会友的咏梅诗会。到他把赵迅也拉进来时，赵迅发现里面不仅有前清遗老、社会贤达、大学教授、报馆总编、中学教员，还有市党部书记洪发奎、宣传部部长黄诗学、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省教育厅副厅长龙昭等官场上很风光的人物。他们也不都是附庸风雅之士，舒惟麒在此方面要求很严，没有咏梅诗作的，一律谢绝入会。不过“寒梅会”的会长却由市党部书记洪发奎担任，舒惟麒只是众多副会长之一。赵迅有一天还对未来的老岳丈说，这样一个文人雅聚唱和之处，弄那么多官员来干什么，连会长都要由他们来担任。舒惟麒笑笑说，这就是你们年轻人不懂之处了，没有他们，诸事不便，特务们还会以为我们聚众议论国事。再说洪发奎是我在巴黎留学时的学兄，我岂可僭越。

“寒梅会”的会友们那时每周末相聚一次，或在舒府的“明梅”下设宴吟诗，或去外面餐馆相聚。尽管这些梅花痴情者毫端蕴秀，口角噙香，但这个冬天“明梅”依旧寂寞悄然，无意唱和。

梅花不开，战事却日益吃紧。善于以梅言志、状物抒情的“寒梅会”的会友们，在局势波诡云谲、风雨飘摇之际，岂能不谈国事。学生上街游行被军警打得头破血流，物价涨得比夏季的洪水还要凶猛，清谈幻想中的梅花难免就太与“文以载道”的古训相悖了。高压体制之下没有反抗，至少还有牢骚，有小道消息，有超乎正常人想象力的荒诞现实。什么蒋宋美龄的干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囤积了三万台美国十二个真空管的高级收音机，在昆明的黑市价都炒到一百美元一台啦，什么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打不了孔令侃这只中国最大的“老虎”啦，还有东北战场吃紧，在北平督战的老蒋架不住美妻的哀求，丢下江山社稷不顾，飞回南京为小蒋“打老虎”运动“灭火”等等传闻。当然也有本地令人心乱如麻的谣言或传说，一个在昆明郊区驻防的营长带着部队袭击了一家油库，卷走了所有的现金和汽油；几个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的大汉在大学校园绑架了一个去上课的教授，《中央日报》上却说该教授不爱讲台爱美人，和自己的女学生私奔了。眼下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数昆明本地《龙门周刊》上一篇叫《齐天大圣续传》的连载小说，说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途经某国，孙行者和猪八戒到面馆吃面，付账时需付五千九百万元。孙行者怒喝道，什么鸟国家，刚才进你店时一碗面才一百万元一碗。俺和八戒分明才吃两碗面。堂倌解释说，客官，本店的面一分钟涨价一次，你以为就你的跟斗翻得快吗？唐僧去找国王论理，以“民不足，君孰与足”进谏。国王却说本国人民都是千万富翁啊，随便哪个人都是身背一大袋钞票上街。师傅岂能污我国人民穷？念及尔等是修行出家之人，否则妖言惑众是要诛九族的。此怪诞小说一时让昆明城洛阳纸贵，人人争相传诵。不过好景不长，《龙门周刊》后来被勒令停刊了，理由是“肆意篡改名著，阴险诽谤友邦”。

当然，这些话题是在市党部的那些人不在时才议论的，当他们匆匆赶来时，大家就发些拥护政府的感叹，“这些学生，国家如此器重他们，他们却不好好读书，成天到街上去要民主、反内战。没有共匪，哪来内战。舒先生家的梅花都生共产党的气了”。

赵迅就是在“寒梅会”上认识了钱基瑞。那时他是个很谦逊低调的人，在舒惟麒面前以晚辈自称，跟赵迅称兄道弟。这些政府里的官员，在官场上打官腔，在酒桌上则换一副面孔做人，儒雅敦厚，有情有义。赵迅不得不佩服未来的老岳父人情练达。自从和这些官员成为“寒梅会”的会友后，他连续排演的几出戏都顺利地拿到了“准演证”。当然，那是在内战形势还没有急转直下之前，到东北战场、徐蚌会战见了分晓，国民政府手上已没有多少好牌可打了，才有赵迅的《阿Q正传》“开天窗”的笑话。

到了1949年，“明梅”已经三年没有开放，“寒梅会”这个民间诗会近乎名存实亡了，更有两个会友家中的孩子战死在前线，哪还有心思来吟诗作赋。战争的阴影尽管日益浓重，但一些老诗友还会不定时地聚一下。让赵迅感到有些蹊跷的是，每次聚会，都少不了市党部的那些人，让大家发点牢骚都不方便。赵迅记得是在《阿Q正传》被禁演不久的一次聚会上，钱基瑞在酒桌上端起满满一杯酒向赵迅道歉，说禁演不是他的主意，是宣传部鉴于形势恶化而下的公文。赵迅当时不端自己面前的酒杯，说这酒他是不会喝的，他怕喝下去后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骂他。酒桌上有人起哄道，钱老弟要喝三杯赔罪，不然人家赵导演白站在台上挨那些果皮了。钱基瑞果然连往嘴里倒了三大杯白酒，说：“迅兄气可消了？”赵迅仍不搭腔，酒桌上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舒惟麒只好站出来圆场说，你两个年轻人别斗气啦。一场戏，一杯酒；一杯酒，一场戏。人生本就如此。基瑞贤弟在官府做事，自有他官府的规矩，赵迅导演搞艺术的，亦有搞艺术之难。自古坐江山的和写文章的，既是亲家也是冤家。“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国家非常时期，读书人的头颅，就不要去和官府的刀比钢火硬了。来来，基瑞贤弟，老夫陪你一杯。

那个晚上钱基瑞喝醉了，席散时舒惟麒要赵迅送他回去。赵迅开始还不肯，但舒惟麒给他使眼色，让他不得不从命。两人出来要了一辆黄包车，一路无话，到了钱基瑞的家时，赵迅连车都不想下，但钱基瑞一把拽住他的衣袖：

“迅兄，今天酒还没有喝够，话还没有说完。你跟我走。”

赵迅无奈，就当今天撞见酒鬼了。两人偏偏倒倒地又来到一家街边小摊上，要了些烧烤小吃和美国啤酒。美国人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从昆明撤走了，但那些美援物资，似乎永远都消耗不完。

那是酒入愁肠话更愁的一个夜晚。即便是钱基瑞这样一位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在酒精的煽动下哀叹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取代三民主义。他说迅兄，我们都是一心想为国家做事的有为青年，过去打日本人，蒋委员长号召我们抗战建国，我们又要抗战，又要建国，容易吗？抗战前期兄弟我在昆明上西南联大，受的是爱国民主的教育，闻一多还是我的先生呢。

赵迅冷冷地说：“你不配。”

钱基瑞红着眼睛盯着赵迅，仿佛马上就要挥过来一拳。但他终于气短了，“闻一多先生不是我们杀的，这个，至少，是党国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帮蠢货干的。哼哼，我都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刺客，专门来给党国抹黑的。闻一多倒下去了，千百个知识分子都站到共产党那边。这样愚蠢透顶的事情难道会是我们干的？难道我们不晓得学生上街游行是爱国？当年读书时闻道求学、求真理时，哪个不一腔热血地上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难道我，一个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的优秀学生，不认同民主的理念？”

“那你现在认同什么样的理念呢？”

“当然还是三民主义啰！”钱基瑞理直气壮地说。但就像有人在虚空中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愣愣地望着行人稀少、鬼影幢幢的街道，忽然悲从中来，伏案大哭。

那是所有希望破灭的人或许都会有的痛哭，要么在被戳到他痛处的高手面前，最爱的人的肩膀上，最不需提防的陌生人面前；要么在一人独处的孤灯下、黑暗中、被窝里，以及任何触景生情、猛然看到了崩溃在即的地方。一个被绑在独裁政权战车上的忠实追随者，一个试图以权力控制人们自由意识及言论的“思想警察”，一个嘴里喊的是民主，行的却是为专制暴政、血腥洗清、残酷镇压、秘密枪决等卑劣行径充当打手的恶犬屠夫，当他的良知还没有彻底泯灭时，当他幡然醒悟自己还读过一点书，受过一点文明的教育，还是一个人时，当他发现自己阴差阳错地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而这并不是他的错，是他服务的专制独裁体制的错时，他就会像钱基瑞那样大坝溃堤一般地痛哭。

钱基瑞在眼泪的长河中痛诉自己错误的人生之路。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在后方搞兵役工作。那时还在抗战时期，征兵或抓丁都有伟大的爱国理由，许多人不用抓自己都跑来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面天天都有。尽管那时兵役官干的是送人上战场赴死的背时职业，但却从来没有那么受人尊敬过。而现在是戡乱时期，是打内战！谁不晓得这等于是在抓一个兄弟去打另一个兄弟。“三丁抽一”也好，“五丁抽二”也罢，他知道自己送上前线去的那些没有文化的壮丁越多，共党的队伍就越强大。这真是一个荒诞透顶的职业。因为很多士兵到了前线后几乎直接就走到了共军的队伍中。他们换了一身衣服——甚至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只是扯掉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就掉转枪口来打国军。而那些在国统区到处搞地下活动的共党更应该感谢他了，他抓到的壮丁越多，后方的民怨也就越大，地下共党分子就越容易蛊惑不满政府的人们起来造反，这个政府就垮台得越快。政府垮台了，他这遭人诅咒的职业也就结束了。祖宗灵位都被人操了成千上万遍了，祖坟都被人的口水淹没了。谁愿意干这卖祖宗脸的职业？因此他逼令属下拼命抓丁，上面规定一个县抽丁一百，他在后面随意就加个零。还一语双关地说：“你们抓得越多，战争结束得就越快。”他一点也不在乎把宝贵的兵源整团整师地送给共产党。这有什么呢？连更为珍贵的美援，都被那些前线的将军们连箱都没有启封就送给共军了，还收条都没有一张。反正国民政府这艘庞大老旧的破船已经快沉了，你多戳一个窟窿，谁还在乎呢？况且你去戳这个窟窿，是奉了上峰的指令，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历史已然进入一个荒谬时期，人们越忠于职守，就越忠实于一个谎言；越不择手段维护一个体制，就越加速它的灭亡。他干着挖国民政府墙角的宏伟大业，政府却不断给他颁发勋章，加官晋爵，厚赏有加。从主任科员到党通局驻昆明特派员，他才用了不到五年时间。这是因为上峰认为，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如果用抓壮丁的魄力与能力来抓思想异端的教授和学生，以及一切跟总动员令、戡乱，还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唱反调的作家、画家、诗人、导演、工程师、医生、平民等等异见分子，还会有什么漏网之鱼呢？

“那么好吧，让我们把那些有知识的人，成天嚷着要民主、要自由的人，都看作是共匪吧，他们那边就缺这样的人了。”钱基瑞最后抹着眼泪说。

“真是一出荒诞剧啊。”赵迅自己喝下一大口酒，“既然如此，何不脱下那身皮，不再给祖宗丢脸。你若是一个没有忘记自己是受过西南联大教育的人，若是一个尚能念及祖宗脸面的人，何不尽早急流勇退？郎今欲渡缘何事，田园将芜胡不归？”

“晚了，迅兄。共产党得天下了第一批押赴刑场的就是我们这种人。”钱基瑞阴惨惨地笑了声，直让人骨头发凉，“嘿嘿，其实我一直在给他们干活的呀，共军真应该发给我一枚勋章。没有我们这么坏，哪来他们那么好？我们就坏到底吧，早点谢幕早点把他们推到前台来。唉，这家主义那家学说，不过一场戏而已，你方唱罢我登台。迅兄，三民主义这场戏本来是出正剧，却被我们唱成了悲剧，现在该他们登台了。但愿他们能善待你这个天生长反骨的丑八怪，让你可着劲儿导你喜欢的戏，想演什么就演什么；让你们在太平盛世自由自在写诗作文章，赏梅赋诗，吟风弄月，颐养天年。按共产党的说法，那时中国就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了嘛，我要是不穿错这一身皮，真想投奔他们去。唉！来，再喝一瓶。”

这酒看来是越喝越清醒了，连赵迅都对钱基瑞心生怜悯。当初《阿Q正传》被禁演后，赵迅提把刀找他单挑的心思都有。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在听一只将死的鸟儿的哀鸣，在和一个荒诞舞台上的悲剧人物喝人生最后的一杯酒。有那么一瞬间，赵迅脑海里忽然回响起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最后的演讲》中的一段话：

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

天快亮时赵迅才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竟一时睡不着，脑海中总是钱基瑞将被押赴刑场的画面。忽然，眼前又闪过一幅画面。陈子霖！在烧烤摊上钱基瑞提到了陈子霖，说他这样的书呆子还跟着共产党跳什么跳，不是看在他是我师兄的分上，早把他请进钱柜街了。

陈子霖也是“寒梅会”的会友，现在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他是大名鼎鼎的庄子研究学者刘文典教授的得意弟子，终日一身青布长衫，年岁虽不大，却有前朝遗少、仙风道骨之风韵。向来口中只有庄子，从来不问国事。但今晚在聚会上，陈子霖也喝高了，无意中说了句，明天他的学生又要上街了，他是支持学生的，他还要走在最前面。因为他上月领到的金圆券一箩筐，却连一斤米都买不回来。

钱柜街有一所秘密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不是很大，但抓进去的人多放出来的少。赵迅头脑昏沉沉想，明天得去提醒一下陈子霖，这些专门制造恐怖的家伙会狗急跳墙的。他还想起了钱基瑞提到陈子霖时，脸上那种兔子逼急了的绝望眼光。仿佛不是他要去抓陈子霖，而是陈子霖要来抓他。

但是第二天赵迅一觉睡到十二点，中午时去自己的米线店吃了一碗米线，税局的三个官员大摇大摆地找上门来，说赵老板，上月的税有问题啊。赵迅和他们周旋半天，最后去茶室打了几圈牌才把事情摆平。在牌局上赵迅一度想起了陈子霖的事，但他想钱基瑞昨晚喝了那么多酒，今天大约也是昏沉沉的，不会对党国那么尽职尽责吧。

但他低估钱基瑞了，由此铸成自己今后人生中的一段艰难历程。晚上赵迅去舒菲菲家，才从舒惟麒口中得到消息，陈子霖被抓了。师范学院的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军警和宪兵就冲进学校捕人了。

“学生连出校门的自由都没有了，真是个流氓政府。”舒惟麒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