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边缘》专访 我为何放弃一本写了十二年的书——凯济·约翰逊谈写作生涯

THE GALAXY’S EDGE INTERVIEW：

JOY WARD INTERVIEWS KIJ JOHNSON.

［美］乔伊·沃德 Joy Ward 著

许卓然 译

乔伊·沃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在许多杂志和选集上发表了若干中短篇小说。此外，她还为不同机构主持过许多文字或视频采访。

关于凯济·约翰逊的详细介绍，请见本书55页。

本辑《银河边缘》收录了凯济·约翰逊的代表作：雨果奖、星云奖提名作品《二十六只猴子，亦即深渊》。约翰逊创作了《雾上架桥的人》《猫行千里》《小马驹》等许多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的科幻作品。在本次采访中，针对创作动机、科幻与主流文学的关系等话题，约翰逊提出了个性鲜明的观点。另外，如果热衷创作的你正在反复修改一篇“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作品，不妨听听她的意见吧。

乔伊·沃德（以下简称JW）：你是怎么进入写作这一行的呢？

凯济·约翰逊（以下简称KJ）：我花了七年时间才写完第一本书。花了十四个月写完第二本，然后又花了十二年写第三本，然后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因为这本书已经毁了，我不知道该如何修补它。我意识到，这部作品有着本质上的缺陷。我要么花十年时间对它无休止地缝缝补补，完全没时间创作新的作品；要么把它扔在一边，然后在十二个月内写出三部新作品，而实际上我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但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直到做出决定的那个瞬间，我才下决心要转身离开那部鸿篇巨制。我告诉自己，没错，我是一名作家，作家就得经历这些。得奖不能证明什么，一切都证明不了什么。直到那个瞬间，我才明白。有时候你就得把它扔了，这让我意识到这才是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因此意识到自己有很多故事要说。而且如果我打算在有生之年把故事讲完，我就必须这样做。你们会问，如果我还剩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而此前十二年我已经写毁了一部小说，那么我真的愿意再浪费十年时间来挽救同一部该死的小说吗？答案是不！不，我不会！我想写新小说，现在就能让我感到兴奋的小说，而不是那些让四十岁的我能感到兴奋的。

放弃了那本小说后，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想为读者写作，我想为热爱写作。于是我在两个月内写完了一本书，2017年由小熊出版社出版了。我为我的朋友伊丽莎白写了那本书。我写作了我们共同热爱的题材，而且，将那些文字倾泻在纸面上是一种纯粹的乐趣。我之前写小说从未产生过这种感觉，但那似乎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如神助！我现在感受到了。我之前从来没有体会到。我从未有过文思如泉涌的感觉。如果我教写作时有人问我，我会说，你不需要这种感觉，“灵感是胆小鬼的专利。”会写作的人，即使没有灵感也能写出来。我会那么说，部分原因是我从未体会过文思泉涌的感觉。

于是第一本书就这样倾泻而出了，接着第二本，然后第三本慢了些，因为我又开始为读者写作了。我一想到以后会有很多人读这本书，就开始紧张。这不再是献给某个人的礼物，而是有特定受众的。写作变得更慢更艰难了，比《维莱特·波的梦境之战》 那本还要难。下一本书还会更慢，因为我跟工作室的人提起了它，所以现在有十二个人都自认为知道这是个什么故事，而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确定。

追根溯源，就是《基伦》改变了我的一切（《基伦》就是那部鸿篇巨制）。我当时产生了一个绝妙的启示，我暂时放下它问自己：那些你读的东西，那些你吸收的媒体报道，你到底喜欢哪些？有哪些是你怎么看都不嫌多的？我列了一个清单，结果没有一条在这本我已经写了十年的书里。于是我说：“去他的吧！”我要写一本包含一切我所爱之物的书。我想要一群铁哥们儿，我要很幽默，我还要玩点文字游戏，我想让角色们都身处险境，但又不是真的危险，而是一些有趣的危险，大家为了一件荒唐事乱成一锅粥，充满喜剧色彩，那才是危险的意义。我想要写一部喜剧，因为我爱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爱情喜剧。我爱看的电影大多数都充满了机智而轻松的对话。我之前都在走弯路。在那个瞬间，我告诉自己，我要为了乐趣写作。为乐趣写作是最好的事情！

之后的事情就太酷了！我的灵感一直在涌现。即便为乐趣而写作的那段蜜月期已经过去，我又开始艰苦写作，需要做很多研究，但是研究的状态完全不同了，对研究的投入程度也不同了。只做那些有趣的研究，你可以写完一整本书，只写那些有趣的部分，你也可以写出一本很好的书，这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记住了这一切。我试着把这种感觉铭刻在脑海里，从而当我为其他动力驱使着写书时，我能提醒自己，只要写有趣的部分就可以了。

创作《基伦》确实开拓了我的视野，因为故事一开始是在伦敦，在一系列太过复杂而不便展开的阴谋之下，两百五十名来自1778年的伦敦人被瞬间传送到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我最初聊起这个故事时，它是一场大冒险，就是一群俊男靓女穿着异国服饰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但是我研究得越深入，越是意识到我写不好。中亚有着自己的历史，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又多读了一些资料，更加意识到我不能写一群白人在一片棕色人种的土地上撒欢儿。我最后放弃这本书的部分原因，就是意识到自己无法做到公正。这个题材太庞大了。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种族的问题。我开始更多地思考性别的问题，不仅仅因为我是女性。于是当我放弃《基伦》时，我产生了这种眼界一下子被打开的感觉，我再也不会陷入桎梏之中了。

我觉得我写不好这本书是因为自己一开始是个历史学者，然后才有了我构建的这些世界。我是一个基本不会出错的世界构建者，那只是因为我除了历史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一直都对作品中的历史非常谨慎。曾经有人指出我的一本书中出错了，好像是词汇方面的。我用了一个日语单词，结果弄错了时代，那感觉就像：“噢天哪，有人注意到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本书出版二十多年了，至少有四十个人都注意到了吧。那感觉就像：“你可以退出文坛了，凯济，算了吧。”

这种感觉的背后，是我觉得，对那些喜爱我又喜欢挑毛病的读者，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因为我不想有人读着我的东西然后说：“她曾经是个一流的作家。”没有人想要那种评论。于是，我特别注意不让自己带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写作，但是我又在尝试为读者写作，我做不到。

当我并没有寄予厚望的作品获得星云奖时，我非常激动，且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上台领奖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准备了小纸条，一种是你没指望获奖，于是你什么都没准备。我猜第三种情况是，你习惯得奖了，随时可以即席发言。我就是那种一点都没准备的，站在那儿胡言乱语了差不多两分钟。对我而言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因为那篇故事采取了绝对客观真实的立场，并没有考虑读者是否接受这样的立场。是的，我是为读它的人写的，而不是为评它的人写的。那是我第一次说出我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直接写就是了，如果别人不喜欢它，或者没人读它，或者它被彻底忽视了，那是你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先写出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这就是你的最佳策略。

我记得我获得的第一个奖，是斯特金奖。我当时已经被堪萨斯大学哄骗去参加写作营，最后以坎贝尔研讨会收尾。写作营结束后，我准备留下来参加研讨会，然后计划周四早上提前离开，可他们说先别走。詹姆斯·冈恩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来，他说，我们本来不打算在颁奖之前告诉你的。我坐在詹姆斯·冈恩的办公室里，他是我第一个亲眼见到的大人物。我之前以为人坐着的时候是不会感到眩晕的，结果真的会，没错，你会感到头晕眼花，即使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于是我往前一栽，詹姆斯问：“你还好吧？”没事，我很好。但是那真的令人眩晕，那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奖。

那也是一个真正的认可。它确实如此。我们都会用那个词，认可，因为我的真实感觉像是第一次获得奥斯卡影后时的莎莉·菲尔德 。噢我的天啊，他们喜欢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对于很多作家而言，他们拿奖的动力，也是我的动力之一，便是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同时我还可以展示部分自我。我可以在保持完全真诚、真切和真实的同时，向人们**我的灵魂和内心本质的一面，但我也能让另一面不为他人所知。

这让我心满意足。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有责任做自己，但也有责任维持健康的个人形象。小说就是这样一个方法，我既可以与人沟通，也可以掌控这种互动。我觉得世界上存在很多虚假的亲密关系，小说就是其中一种，但它建立在尽可能真诚的基础之上。这种感觉就像你选择写信吐槽对方，而不想面对面交流。这不是因为你想要创造距离，而是因为你想要保持准确，如果你在对话中不能保持准确，那么写信就是保持准确的好方法。精准，那正是我追求的感觉。我想要表现得非常真诚，但是我身上有很多东西并不为人们所需要。那些东西分享出来是不健康的，于是我就不分享。

接着，我开始给一些写作坊、专业写作营上课，帮助那些立志成为有为作家的人。于是，我成了一个很有策略的指导者，直到现在。总的来说，我是个结构主义 者。正因如此，我才写了如此多的实验性小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站在台上对人们说话，吸引众人倾听，这让我充满**，也很有乐趣。他们总是说，我在三年级时就开始炫耀了。当我说到一些具有变革之力的东西时，我会感到欢欣鼓舞。教授并改变一个作家，向他展示一些他前所未见的东西，让他在课堂中打开笔记本，奋笔疾书，并且在剩下的时间里连头都不抬一下。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啊！同样，当我写下一个故事并想象某个读者正沿着街道走路，不小心撞到东西了，因为他正用Kindle看我的小说，也是同样令人兴奋的时刻。我通过自己所做的或者所说的，改变了那些人，改变了他们的思维。

这当然是一种炫耀，我对自己的这种心态确实有些难为情。当我还是个生活在小镇上的小女孩时，我就挺聪明了，我的哥哥和我都挺聪明。我们都会读百科全书，我们都是班级里的刺头。我们都在上三年级，都会在课堂上举手反驳说，“实际上……”而同学们确实也愿意听我说出那些谁也拦不住我说的话，他们不想听老师说的那些“我们要听听凯济之外的人发言”，或者“凯济，放下你的手”，或者“凯济，没有你说的那个词”之类的话，不同的老师说的话不一样，在这种场景下，我总是得意扬扬。

我对学生们说过的最重要的话之一就是，我教你的那些东西都只是技巧，但我最引以为傲的一句教诲便是：想想你为什么要写作——你真正想要写作的原因，而不是可以拿来吹吹牛，或者谋生计，或者其他的说辞。你要一直深挖，不断深入思考这一点，就像连续两年每周二去看心理医生一样。你为什么要写作？人们通常会追溯到童年早期，所谓的童年情结。我对此不做任何价值评判。因为当我深挖到底，发现自己就是这样，我父母在情感上是缺席的，当我写作时，他们没有怎么表扬我的作品，甚至从来不会表扬我任何事情。所以我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在表达我跟我母亲不一样，希望父母能看到这一点，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创作了很多艺术品。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我们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埋藏在一切表象之下。我们在采访中说的话都是掩饰，用一些不经意的理由来掩饰真实的情结。我这么做是因为唯有当我在写作，而且人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时，他们才会把我这个身高接近一米八的金发女子当回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读我的故事，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胸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结，有的听起来很不体面，或者微不足道，或者其他。它们才是核心，当我们真正理解这一点，它们会成为我们搭建成年世界的脊梁。那就是我一直在想的，所以我认为，理解这些对你的写作事业至关重要。假如你现在知道自己写作的原因是潜意识里想要跟父亲竞争，而你之前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就可以不再写你父亲的故事，或者那些教育你父亲要如何对待你的故事了，你可以讲述那些你真正想讲的故事。假如你写作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想要人们看到你聪明，或机灵，或可爱，或其他一面，一旦你知道这些，你就是可控的。在你知道之前，你是不可控的。于是我一直在告诉那些大学生，尤其是成年人，因为我们养成了特别复杂的防御机制，才导致我们从不审视自己，这才是深入到本质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回答。我们要理解自己是谁，理解那些最渺小、最琐碎、最自私或者最自恋、贪婪、嫉妒的自我碎片，这是根本。我们要么对抗它们，要么好好利用它们。

JW：在大众的眼中，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

KJ：我希望被认为是架通主流文学与幻想、推理小说的桥梁之一。我觉得我们当中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为此努力。我是如此，大卫·米切尔也是如此，他一直在参与。谢尔曼·阿列克谢也是的，他也在参与，这些人全部都在参与。我们就像在立界碑，标出一块地盘，在这块地盘里，所谓的高级文学、实验小说可以通过高智设定与科幻小说交融，而不仅仅是被拿来做金句妙语。你可以写出既是高级文学也是真科幻，或者真奇幻、真侧流文学 的作品。我跟大部分人不一样，因为我在尝试这些实验性的作品，但是我们都在指向同一个目标。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就是希望六十年之后的人们会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概念在我们这儿结束了，因为我们正在回归一个观点，即一切都是文学。那是一个新的发明，一个新的子类别。有很多人发文讨论为什么科幻与奇幻从主流文学中分家了，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带来了什么不利影响。这对营销是件好事，但是也有很多不利，包括加剧了类型文学的边缘化以及人们对它的轻视。但我确实觉得六十年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是这场弥合分歧运动中的一员。

我会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会从一个不同的层面带来改变，一个更大的层面。我没有孩子，我对孩子没有兴趣，我也不相信作品会永久流传。作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古英语学者，我知道有太多的作品如今只留下一些碎片。这意味着到底有多少曾经存在的作品已经不复存在了？某位诗人曾经为了一个令他或她如痴如狂的事物写下一首四千词的长诗，但是不复存在了。那是印刷术发明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会依旧如此。所有那些在1960年写过书并被忽视的女人，她们都不复存在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因此我从来都不会认为成为一个大作家就会永垂不朽，很多十九世纪的畅销书作家也不再为人所知了。在理想状态下，六十年后还有人会记得我是个作家吗？如果有，那真的是太好了！好到不可思议！但如果我只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融合科幻与主流作品，那也很好。

我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科幻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种文学，只要把思想拓宽到物种这个层面，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而这正是我现在所思考的。我在乎这种文学，人们也一直会在乎这种文学。作为这种文学的一部分，并且知道我作为一分子，可能会促成这种文学与主流和解，这让我感觉非常棒。

Copyright? 2017 by Joy 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