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约克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在搞音乐那会儿认识陈登的。

那场全国瞩目的暴雨袭击北京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酒吧生意都不大好,我驻唱的酒吧原本就冷清,有时一整晚客流量都达不到二十人,这之后更是人迹罕见,大多时候是我在台上唱,老板在下方忧愁地对着我叹气,听得我胆战心惊,好几次险些跑调,好在他心不在焉,没听出来。

后来酒吧倒闭,我辗转于三里屯,换了好几个酒吧,有一场唱一场,有时候好几天也没能开工,依旧生活潦倒,演出费用堪堪足够房租水电。

再后来我就认识了陈登,在他的怂恿下和另一个男生小飞组建了乐队。陈登长得眉清目秀,剃了个大圆寸,穿了格子衬衫,裤脚挽起,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搞摇滚,他还为我们乐队起了一个略文艺的名字,长得很,叫约克和他的朋友们。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约克是陈登的英文名。

我们的认识不是偶然,而是陈登的预谋。那时他也每天穿梭于三里屯的各个酒吧,为自己的乐队挑主唱,某天晚上我演出结束离开酒吧就被他堵截在门口,若不是他长得太好,早被我当成流氓。我还记得那晚的路灯坏了一只,他深情而温柔地注视着我,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搞乐队,他们等了我很久了。那时年少无知,又急需寻找一个生活的出口,没留神就被他蛊惑,上了这条贼船。

后来陈登在喝醉后自己坦白,找上我的原因有三:一是我唱歌不算难听,不会砸了招牌;二是我看起来过得也不怎么样,能和他们一起吃苦;第三点最重要:我是女生,和他们两个男生一起组乐队是个不错的噱头。

对我说的那番话他也对许多女生说过,最后得到的不是背影就是直接的白眼,我是他们最后的念想,陈登说,如果我再拒绝他,他就回老家当快递员去了。

听完之后,我不知该庆幸还是难过。

我们一起在路边的大排档吃了餐饭,拿着绿罐青岛碰了杯,陈登宣布乐队组建成功。

为了方便联系,我搬到了陈登和小飞租屋的隔壁。说得好听,其实不过是从一个地下室搬到另一个地下室而已。这年头唱歌的比听歌的还多,在三里屯和后海随便掉下一个广告牌,砸到十个人估计有八个是搞音乐的。就我们住的那块,据说有十几二十个酒吧歌手,所以可想而知,像我们这种没有名气空有梦想的小虾米生活是窘迫的。

我以为陈登会比我好一些,当出租车拉着我和行李停在破旧的出租屋前时我拿出手机给他发信息说我退出行吗?他没有回复,因为他已经站在我身后,一口反驳我的要求。

乐队组建成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去演出,大多是白天排练,晚上各自去酒吧唱歌。我的演出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星期都唱不到三场,他们去演出,我便自告奋勇承担了做饭的工作。

陈登和小飞嗜辣如命,我手艺不佳,便从超市买了一大堆水煮鱼重庆火锅四川麻辣烫的底料,食材洗净后倒腾出红彤彤的一锅,吃得三人满脸红光,泪流满面。吃饱喝足后,各自盘踞在沙发的一脚聊起了天,最后不知是谁挑起了话题:“说说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吧!”

我的故事实在乏善可陈,大致就是从小喜欢唱歌,但家里却觉得这只能当爱好不能当工作,所以选报了不喜欢的专业,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后终于在毕业时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拒绝去外贸公司上班,在酒吧流连卖唱。但这种勇敢没有持续多久,我始终不敢告诉家人这件事,曾有一次婉转地和父母提起有个同学毕业之后没有工作而去酒吧驻唱后,他们在那边激动地让我不许再和她来往,好像做这份工作是多么的大逆不道。于是我只能咬紧牙关隐瞒着,同时也倔强地坚持着,曾经穷到两天没钱吃饭也没有想过换工作。

我说完之后陈登就笑了,我们的经历其实是相似的,只是他比我要更加简单,大学读到一半不想读了出来唱歌,那时觉得这简直是一件太简单的事了,随便一唱都能唱出个名堂,可惜现实总是事与愿违。而小飞是陈登的死党,两人读同个初中高中又在同一个大学,他学医学到一半上解剖课才知道自己晕血,根本拿不起手术刀,那怎么办?转专业已经太迟了,索性就跟着陈登出来吧,反正在大学时参加过社团组过乐队。

小飞说完之后,我们又碰了一次杯,还是罐装的青岛,租屋里没有冰箱,啤酒实在是难喝。

吃火锅的那天,陈登宣布约克和他的朋友们乐队终于得到第一次演出的机会,是他和他相熟的一个酒吧老板求来的,说是免费试唱一次,要是成功的话就直接签一个月的约。

我们都高兴得很,便喝多了一点,第二天醒来我喉咙沙哑去敲对面的门,我问陈登怎么办,他咬咬牙,说要不算了,我们下次再去。我看出他眼中的纠结和失落,摇摇头,说我还可以。

忘记说明,我们这个三人乐队里陈登是吉他手,小飞是鼓手,而我是主唱。

那个晚上,我们幻想中的欢呼安可并没有,我才开唱了两句,台下已经传来了嘘声,我不知所措地看向陈登,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口型示意我:唱下去。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演出,也是最后一次。当然,我说的是在那个酒吧。

那场失败的演出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刘园园。

刘园园是陈登的女朋友,我早有耳闻。前些天我们在租屋彩排,没唱几句陈登就要停下来接个电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挂了不到一个小时又要停下来。原本磨合便是一件痛苦的事,气得我好几次想摔话筒说不唱了,小飞在旁边劝我,说那是陈登的女友刘园园,她在香港上学,两人分隔两地,她没有安全感。

我斜着眼睛看陈登,他只顾着对电话傻笑,没有接收到我的愤怒。

而现在,刘园园回来了,结束了两年的交换生生涯。

我和小飞坐在街边的便利店门口帮陈登抱着吉他,他和刘园园正在吵架。

刘园园是个漂亮的女孩,长发,大眼睛,白皮肤,衣服和包包我看不出牌子但是一看就知道挺贵的。我问小飞:“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大学同学。”他说。

对面传来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默契地停下来,支起耳朵装作漫不经心地听着对面的声音。

“你已经二十五了,我也二十四,我们都不年轻了好吗?”刘园园的声音虽大胆听起来也是软软糯糯。

“我说了多久我爸妈才同意我们的关系?你又为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不愿意去我爸的公司上班,现在只是基层,你只要认真做以后会升职加薪的!”

“陈登,你还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以后?难道你要我以后和你一起住在那又脏又小的出租屋里吗?”

她一直在说话,而陈登一直没说话。他向来能言善道,说话就像跑火车,而对着刘园园,他似乎只会沉默,最后我听见他有些崩溃又带着哀求的声音:“园园,你给我点时间,一年好不好!你就给我一年,如果一年后我们还是不行,那我就听你的,好吗?”

刘园园妥协了,刘园园和陈登抱在一起了,于是我和小飞先拖着吉他回家。

刘园园回到北京这件事,对约克和他的朋友们来讲是个灾难。她在自家公司上班,时间多得很,每隔几天就往陈登的出租屋跑,也不做什么,就目光灼灼地盯着我们排练。她也从不与我们说话,她不喜欢小飞,更不喜欢我,大多时候会拉着陈登坐在离我们最远的那张沙发。

后来我们又接了几次演出,大多是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酒吧,反响不算热烈,但也不至于像第一次演出那么惨烈。我们一直没有红起来,陈登像小广告一样到处留下电话号码,可那个从天桥底下买来的新号一次也没响起来。一月下来演出费交了房租后剩下一千块,陈登往我和小飞手里塞了一人五百,我说我不要,他瞪了我一眼:“姑娘,我拜托你也对自己上点心,买件新衣服吧,人靠衣装!”我捏着那几张薄薄的钞票,在商场买了一条打三折的裙子。

回来之后陈登打电话喊我过去对面吃饭,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会做饭的,手艺甩我好几条大街。刘园园没有出现,只有我们三人埋头吃饭,狼吞虎咽,陈登在狼藉的杯碗中挑出最后一块红烧小排放在我碗里,说元宵你多吃一点,末了又稍稍提高声音,带着一点祈求:“还留下来,行吗?”

我错愕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出来的。

是的,我的确不想在这个乐队混下去了,这么一点收入实在难以支撑我的生活,更何况我每个月还要给家里寄生活费。可当陈登深邃的眸子对上我时,我突然就哑了,沉默地对他点头。

还是留下来了。

又是一个深夜,我们从喧闹的酒馆出来后陈登在大马路边停下来了,很认真地看向我和小飞:“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红不起来,因为我们的演出时间不对,要是我们能在黄金时间演出,肯定能一炮而红。”

“可黄金档是留给大咖们的!”我说。

他一脸鄙视:“那又怎样,总有一天我们也能成为大咖!”

说来也怪,往常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厚着脸皮上门还自压价钱还是没人愿意找我们去唱,但当我们摆出大牌模样提了价钱要求时间倒是有好几家酒吧老板给我们打电话,陈登捏腔拿调在那边谈价钱,挂了电话一蹦三尺高,把小飞举起来转圈,若不是男女有别,估计他还要抱着我来一圈。最后,他搓搓手傻乐:“在三里屯那块不是有个烟花酒吧吗?老外都喜欢去的那家,谈下来了,每晚十点钟,三首歌,翻唱也好,原创的话还能适当加钱!”说完,他便冲向了房间,灯光幽暗,他的头顶盘旋着好几只蚊子,而他毫无知觉,时不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时不时又拿起吉他拨弄两下。

那段时间于我们来讲的确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晚上演出结束后我们会去吃宵夜,有时候是大排档,有时候是烤串,还有时一人端着一碗泡面蹲在便利店的门口狼吞虎咽。后来渐渐我们就不那么做了,因为有小粉丝认出了我们上来索要签名,陈登觉得这事有点掉份子,却找了个借口:“你是个女孩,这样多不好看!”

我们的乐队逐渐步上正轨,有了三五个小粉丝,也开始接一些商演,虽没有音乐节演唱会这样的大场合,但也有一些大企业的年会和开盘演出,还有几次是地方台的演出,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开场也让我们满足。陈登最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他说话时眼睛带着笑,像一条清澈的河流。

时间就这样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走了,一眨眼就到了过年,距离刘园园给出的期限还有半年。

因为有好几场演出,所以过年我们都没有回家。除夕夜我们赶了三个场子后回到租屋,才发现刘园园来了,她没有钥匙,坐在黑漆漆的大门口,低头玩着手机。光照在她的脸上,当她慢悠悠抬起头时我被吓了一跳。

她没有从地上起来,目光越过我飘到我身后的陈登身上:“你还记得你答应要陪我去广场看倒计时吗?”

“对不起,园园,我忘记了!”他的声音突然间变得晦涩,像那盏昏黄的路灯。

“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我在这里等了你多久你知道吗?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刘园园尖锐的嗓音很快被突然腾空的烟花盖过去,我被小飞拉近了屋子,电视机的声音,烟花爆竹声,还有不知从哪飘来的欢呼声完全盖住了他们的声音,我鬼鬼祟祟地将门拉开一条缝,只看到刘园园嘴巴愤怒地张张合合,而陈登低着头倚着墙,脸被烟花映得红扑扑,可表情却是灰暗的。

我轻轻地阖上门,兀自洗漱睡觉。

半夜的时候,我听到门被拍得“啪啪”响,迷迷糊糊从**起来拉开门,陈登便跌了进来,满身的酒气,眼神却是清明的。

他对我说,元宵,刘园园和我分手了。

陈登极少和我讲过他和刘园园的事,而我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才知道,当时是刘园园先追求他的。

当时还没有白富美这个形容词,若是有,用来形容刘园园最为恰当,她长得漂亮 ,温柔,且家里还有钱,和家在农村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的陈登完全是两个级别,除了脸长得好看,陈登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后来因为他在学校校庆上的表演,刘园园开始对他疯狂地追求,她说他喜欢他抱着吉他在台上旁若无人的样子。

“可是现在,她怎么就不愿听我再唱下去呢!”陈登问我,声音很小,像含在喉咙里。

我回答不出来,安静了许久后只能搬出一床厚被子帮在地板上睡着的他盖上。

他的睫毛很长,像一种我叫不出名堂的树的叶子。

陈登和刘园园分手之后,她再也没来过,我们的排练时间变得多了起来,可大多时候陈登都有些心不在焉。他时常盯着某个地方走神,偶尔会在中场停下,说你们继续吧,我先出去抽根烟。

隔着门,我听见他压抑的咳嗽声。

我和小飞面面相觑,再继续,却已经找不到状态了。

我们依旧在烟花常驻,只是来听我们唱歌的小女孩少了很多,陈登胡渣邋遢的模样的确不讨人喜欢,他也不笑了,每天往台上一站像个稻草人一样。老板找他谈了几次话,最后也不知怎么回事,直接把我们的时间调到了八点,是酒吧最冷清的时候。有个长头发的高个子男生代替了我们,我听过他唱过几场,大多是自己写的歌,说不上非常好听,却十分有味道,偶尔还有一两个女孩子在下面听着听着就流泪。

无论是乐队还是歌手,没有新的作品出来很快就被会遗忘,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速食年代。大概是在两个月后,陈登终于又写出了两首歌,只是反响并不好,有个女孩子在散场时拦住了陈登,说你们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喜欢你们这种颓废的风格,我还是喜欢听你们充满力量的歌!

说完就跑,陈登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出了神,我以为他生气了,隔了一会才听见他说:“她有点像园园。”声音幽幽的,像是在叹气。

我没有接话,但在心中跟着叹了一声冗长的气。

四月份的时候,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爸爸生病了,是肺癌,要我回一趟家。我如当头棒喝,迷迷糊糊挂了电话,边收拾东西边哭,租屋隔音很差,许是那边听到了响动,有人来敲门,我没听见,最后被陈登一脚踹开。

“你怎么了?”

“我爸爸生病了。”我说着说着,泣不成声。妈妈在电话里的意思我听懂了,大致说手术费还未筹够让我帮着想想办法,可在北京这些年,我的存款少得可怜,前阵子频繁的演出是剩了一些钱,可这比起那巨额医药费,不过是冰山一角。

陈登轻轻地揽住我的肩膀,说你别哭,会有办法的。

他的声音异常坚定,慢慢抚平我的不安。

回家的车票是陈登订的,亦是他和小飞送我上火车,在车上我才发现自己包里被塞了一个厚厚信封,甫一打开我又迅速地合上,唯恐被人发现。

那是一叠钱,我给陈登打电话,才知道是他趁着我不注意塞进去的。

“你们哪来这么多钱?”

“演出费,我花不了什么钱,你拿着!”

“你就不怕我拿了钱走了?”

“就这么几万块钱,你要跑路就跑吧,我们是兄弟,感情怎么也值这两万块!”他在那边笑着说,而我的眼泪却不停地流。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钱是有一半是陈登存下来的,想要攒钱买大一点的钻戒像刘园园结婚,另一半是他同别人借的。

在我回家的那半个月,为了还债,他和小飞几乎每天都在赶场子,酒吧、超市开幕、学校活动什么大的小的活动只要给钱便愿意参加,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出了后来的事。

那是四环外一个工地的施工典礼,开发商为了热闹便花钱请了几个歌手乐队舞蹈队。说是施工典礼,其实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舞台就搭建在钢筋水泥中间,前面一直很顺利也安全,陈登是压轴,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高处不知怎么就飞下了一块木板,好巧不巧就朝他飞了过来。

我下了火车赶到医院手术室的灯还是亮着,红彤彤的,十分刺眼。

那块木板砸到了陈登右臂,右肩骨连同右臂粉碎性骨折,他从手术室推出来时还在沉睡,我抹了一把眼睛,生怕小飞看见我的眼泪。

陈登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起初是开发商和礼仪公司都来过,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还送来了果篮。但两个星期后医院催缴后续费用,他们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就在我们走投无路想要报警或找电视台的时候,刘园园来了,是小飞打的电话。

陈登和刘园园在病房里说话,我在医院走廊和小飞吵架:“你为什么叫她来,她已经和陈登分手了啊!你叫她来又有什么意思?”

“可是除了她,我想不到谁可以帮到我们!”

“她就一定会帮吗?她已经和陈登分手了,现在毫无瓜葛,如果她真的关心陈登,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你这叫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胡乱地对小飞发脾气,他渐渐也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眸是如此的清澈,倒映出我张牙舞爪的脸。

他问我:“元宵,你在害怕什么呢?”

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也不知道。

刘园园来了。

刘园园又走了。

刘园园走后礼仪公司来了,缴清了医药费后又留下一些钱,说是陈登后续的治疗费和营养费。我才知道刘园园和我们有多么不同,她父亲轻飘飘的一句话,解决了让我们抓心挠肺的难题。

陈登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也不知是睡是醒,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问出了那句话,我问他:“你会和刘园园在一起吗?”

他没有回答,我以为他睡了,过了好久好久才听到他轻轻的声音。

“不会,永远不会。”

陈登出院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那段时间我和小飞便到处赶场子,分开的。已经过了两个月,陈登又没法上台,基本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约克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乐队了,有消亡,便有新生将它替代,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有个晚上我很晚才回家,却听到隔壁传来砸东西的声音,我敲了很久的门也敲不开,最后只能破门而入,租屋的锁破旧不堪,轻轻一踹,门就看了。

我看见陈登坐在遍地的狼藉里,看着自己的手问我:“我好像再没法弹吉他了。”他平静得很,我却在他眼中看到了仓皇。我和小飞说了这事后胆战心惊,两人轮流守着陈登,他却没有再闹,只是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出门。

十月份,我和陈登一起参加了刘园园的婚礼,我怎么也想不到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更想不到的是她还邀请了我们整个乐队。

我们并没有等到婚礼结束就离开酒店,在街边的大排档陈登像喝水一样猛灌扎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陈登哭,他像个孩子一样扒拉着我呜咽:“如果不是我,她就不会嫁给那个人了,她根本不喜欢他,你没看到刚刚,她的眼睛里一点快乐都没有!”我才知道,那时刘园园的父亲帮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是她彻底离开陈登,好好接受他安排的婚姻,而这一切,陈登都是知道的。

“什么狗屁音乐,什么狗屁梦想,连自己的女人都留不住,我算什么!我他妈的到底算什么……”

“你看看我,看看我,现在连啤酒瓶都拿不好,我还能做些什么!”他举着啤酒瓶的右手一直在颤抖,很轻,若不注意,根本看不见。

他的眼泪落在我的手背,像熔浆一样滚烫。

我伸出手,第一次轻轻地抱住了他。

他喝醉了,没有推开我。

那场醉酒算是我们乐队的解散仪式,约克和他的朋友们逐渐被遗忘。

陈登是第一个离开乐队的,他放弃了一切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去了保险公司上班。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性格原因,他和同事们相处并不是很愉快,跑业务也因拉不下脸而接不到单子,那段时间他特别的不快乐。

我和小飞依旧到处赶场子,但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像我这样的女歌手在三里屯随手一抓一大把,因为长相不出众,嗓音也不特别,极少能让人记住我,再后来,演出费用已经不足够我支付房租,索性重新找了份工作,正式告别这个圈子。

没多久后,我和陈登在一起了。

那时我们都已经搬离了原先的租屋,住的地方并不近,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看看他,买些菜去他那儿做饭,偶尔一起去看场电影,逛逛超市,生活简单也乏味。有一天我们在看电视,我不知怎么就开了口,我说陈登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女朋友,要不我们就在一起吧!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好。

我没说出口的是,反正你喜欢的是刘园园,现在她已经结婚了,你和谁在一起不一样。

我们在一起之后总是吵架,大多时候是陈登发脾气,而我静静地看着。许是工作压力大,他的脾气总是不大好,有次我忘记他不吃香菜,在汤里放了香菜,他一生气便掀了桌,滚烫的汤洒在我的大腿,他慌乱地帮我擦着,说着对不起。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可心里仍旧难受得紧。

那个晚上从陈登家里出来后,我去了三里屯,却没想遇到了小飞,他依旧在烟花,和另外一男一女组成了乐队。散场后我们一起去吃烤串,他突然说:“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吗?”

不等我回答,他自己便补充:“叫约克和他的朋友们。”

说完之后我们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沉默,各自吃着面前的东西,像我们从前的相处方式。

他送我回家的时候,在街口突然喊住我,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像黑压压的天。

“陈登不喜欢你,你离开他吧!”

我捂住耳朵,不想再听下去,大声地打断他:“我要回去了,有空再见面!”

他一直在原地看着我,我没有回头,但我能感觉那炽热的目光。

我知道陈登并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他呀。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倚在酒吧的门,嘴角微微上扬,目光明亮,堪比天上的月亮。

而今,虽乌云蔽月,可我依旧想留在他身边。

因为你我都知道,爱情这东西,从来就是让人这么无能为力,无法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