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

戴笠在毛泽东到重庆后，有几件事令他一喜，一恼，一丧气。

先说喜事吧。

胡蝶从上海发来电报，称经过艰难劝说，潘有声终于同意离婚了，近日就会办妥一应手续而彻底了断。雨农来沪之日，即为百年之礼举行之时。

这个消息很让戴笠乐不可支了几天。

丧气的事是毛泽东抵渝的当天，戴笠兴致勃勃跑去见蒋介石，禀报一切都安排好了，只待校长一声令下，就可以彻底解决。

这没头没脑的话让蒋介石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盯着他问道，你要“解决”什么？“解决”谁？

以往蒋介石要除掉什么人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明确表态，只以一种模糊的暗示让戴笠去猜。当猜中时，蒋介石就不开腔了，而戴笠也就心领神会执行去了。这次戴笠心里比以往猜测将要除掉谁谁谁时都更有底，认为不必等校长发出什么暗示即可确定，因为毛泽东乃党国第一劲敌，既然自投罗网，岂可让其活着回去。所以当蒋介石盘诘“解决谁”时，他只愣了一下，马上脱口而出：毛泽东呀。

蒋介石听了，倒抽了一口凉气，顷刻脸色就变了。是否除掉或以“咨询国是”[1]为名长期扣留毛泽东，他并不是没考虑过。而深知他为人的美苏两方也早就告诫他，两大国既然担保了毛泽东来渝的安全，那就绝不容许出现意外，否则将严厉对待。他明白这种告诫的分量，所以根本不敢有所造次。他当即后悔没有预先给戴笠打过招呼，下过硬性命令，如果戴笠自以为是地去“心领神会”，冒冒失失做出了那么个弥天大案，那可怎么得了。情急之下对戴笠一顿没头没脑杂以“娘希匹”之类的大骂。最后明确下达了命令，毛泽东在渝的安全，由你戴笠负责。如果姓毛的掉了一根汗毛，那就用你姓戴的脑袋赔上。

戴笠站得笔直，一边不断说是，一边丧气地在那里瞎寻思：怎么回事，难道校长化敌为友，与毛泽东好上了？

再说恼怒的事。

他得到报告，先期派到上海去的楚乃超先遣组，清查从而封存敌伪物资、产业的工作进展缓慢，至今十分之一都不到；楚乃超的精力大部分放在中饱私囊上了。此人名下现在已有八辆高档轿车、六座花园小洋楼，日元、银圆、金条不计其数。已不再是当初在重庆时只能混个全家老小温饱的穷公务员了。其几个属下也都混成了富翁。更严重的是钱大钧内定为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长，不日就会公开发表。这两人一旦赴沪履新，定会百般阻挠军统的接收行动。

后来又从侍从室第三处传出了更要命的消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即将发表为兼任宁沪卫戍总司令。这人向来吃肉不吐骨头，一旦到了宁沪，哪里还有军统插手余地。

戴笠怒气冲天，这些火烧眉毛的麻烦事都是楚乃超只顾中饱私囊、宁沪杭地下人员查抄不力造成的。娘希匹，非杀几个劣货不可。为今补救之计只有在各方接收大员抵达宁沪前抓紧行动，否则只有喝汤的份了。立刻命令麾下强将毛森率一批干员速飞上海。对敌伪物资、产业不必贴封条，径行没收即可；将楚乃超一干人抓起来就地枪决，全部没收其非法所得。

部署完这一切，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似乎松早了。

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报告了一件刚得到的情报。

戴笠听了大吃一惊。说必须马上向校长禀报；说着就从办公桌的椅子上站起来，大声命令备车，去校长官邸。

他向蒋介石禀报的是毛泽东的手已经伸到东北了。

河北与辽宁交界处有一块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从日伪那里夺取从而经营起来的小根据地，其军事机构的名称叫冀热辽军区，取其处在河北、热河、辽宁三省交界地带之意。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这块根据地的一万三千官兵、五个地委书记、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发。这是抗战胜利后，为了实现毛泽东经略东北的计划，向东北开进的第一支共产党武装。

李运昌派遣一支先锋部队提前一天出发，负责探路、扫清障碍。这支一千多人的先锋部队由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和政委唐凯率领。

侦察参谋董占林率尖兵班走在最前头。在山海关附近一个名叫前所的车站，他们仅用几支驳壳枪就迫使四百多伪军投降了。

曾克林、唐凯随后抵达。将这四百多名伪军的士兵分散编入各营连，军官遣散。

旗开得胜，他们却高兴不起来。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是与苏军会合并协同作战。然而，到什么地方去找苏军呢？

正在作难的时候，第十二团副参谋长罗文率领的侦察班送来了消息：一支身穿疑似苏联军装的小部队从赤峰方向开来，距离这里很近了。这支“疑似苏军”的人员乘坐的是汽车，应该很快就会来到。

曾克林当即命令列队，准备欢迎老大哥。

不一会儿，五辆吉尔卡车卷着尘土冲进前所车站，戛然停车。手持转盘冲锋枪的步兵在一分钟内全部跳下车，对曾克林他们展开战斗队形；汽车上的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三十七毫米平射炮、重机枪全部对准他们。

尽管曾克林、唐凯他们从镰刀锤子标记上看出确系苏军，但苏军无法辨识他们。

双方都没有翻译人员，只能靠手势与各自的语言胡乱对话———当然毫不起作用。

唐凯携带的唯一一部收发报机又总是与军委联系不上。他们焦急万分，不得不继续徒劳地向对方做着手势并大声解释。

对方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近一个小时。

唐凯忽然灵机一动，向曾克林挥了一下手说有办法了。然后笑嘻嘻向苏军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转身号令他的部队立正。大声唱了《国际歌》的第一句———鬼才听得懂他唱出来的是什么音调！然后挥动两臂命令开唱。

于是大家就高声唱了起来。

尽管国际歌有一多半人会唱，无奈官兵们大都来自偏僻山乡，自幼五音不全；又未经过什么训练，难免七差八拐地不整齐。

苏军官兵听得莫名其妙，不明白这伙来历不明的武装分子乱吼叫些什么。

唱完了，一点作用也没有。

曾克林与唐凯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

又是一个“忽然”，曾克林两眼一亮，大声叫唐凯解开衣扣亮出胸膛来。

唐凯愣了一下，旋即豁然开朗地嘿了一声。马上迅速解开衣扣，亮出了前胸。只见胸脯正中刺了碗口大一幅红色标记———镰刀锤子。

曾克林笑嘻嘻招手叫苏军领头的军官来看———后来知道是大尉伊万诺夫，伸手指着那全世界共产党共同的标记。

伊万诺夫看清了标记，惊叹地啊了一声，瞪大了双眼。

唐凯是湖北黄陂人。父亲死后，跟着母亲以乞讨为生，像大多数穷人一样，有着一段血与泪的过去。后来母亲也饿死了。十三岁那年，家乡闹红[2]，他被红军领走了。从此过上了有尊严有温暖的生活，从此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血一般浓的亲情。为了革命到底，叫人在胸前用针刺了一幅镰刀锤子，用自己的鲜血浸染固定下来，以示义无反顾。

伊万诺夫大尉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指着唐凯与曾克林，扭头向他的部队喊道：“格米尼斯特[3]！梅，达瓦里希[4]！”

那年头，同志这个称谓足以跨越民族障碍，足以让两颗遥远的心贴在一起，足以让人热泪盈眶。

恰值此时，架设在卡车上的电台收到了进入中国东北全部红军的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发来的电报，称莫斯科已接到延安电报，知道了中国兄弟党有一支冀热辽军区武装挺进东北，莫斯科指示尽全力支持他们在东北站稳脚跟，但前提是决不能让国民党抓住把柄。

伊万诺夫向唐凯伸出了双臂。两人紧紧拥抱之际，都流出了眼泪。尽管语言不通，但两颗心贴得那样近那样紧，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激越的心跳。

全体苏军不约而同地高呼“乌拉”；冀热辽军区官兵则使劲鼓掌。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极具象征意义。

两只红色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打山海关。

这座关隘在历史上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门外是东北，门内是华北。而华北平原与中原紧紧相连。东北以土地肥沃资源丰博著称于世；其东、北、西三面与苏联以及刚建立的民主朝鲜、蒙古接壤，战略上十分有利于中共。而山海关就是这片黑土地的大门。

曾克林派人向山海关日军送去最后通牒。日军指挥官称碍难从命，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向国民党部队投降。于是，战斗开始了。苏军炮轰山海关十分钟。然后中苏两军分两路进击。约莫半个小时就将守敌全歼。

伊万诺夫大尉灿然笑着指了指近千件步枪、机枪、迫击炮以及无数的弹药，向曾克林、唐凯不断做着各种手势。

半晌，曾、唐终于闹明白，对方是让他们把这批军火用来装备自己，扔掉原先的破旧武器；苏军不需要。

九月五日，曾克林、唐凯的部队在苏军协助下进入沈阳。

他们展现在沈阳市民眼里的形象是颇“正规”的：一色苏军军服，崭新的日本枪械，官兵身上都束着牛皮子弹盒，还抬着几尊迫击炮。曾克林、唐凯分别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前头。他们大声宣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八路军。

沈阳市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部队，夹道欢迎之盛堪谓万人空巷。

九月十四日上午，一架苏军战斗机突然降落在延安的简易机场。

机场方面大为惊诧，因为事前没有得到过任何通知。

原来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诺罗索夫上校在曾克林陪同下秘访延安。

贝诺罗索夫向中共方面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其要点是：苏军将把缴获的日军枪炮弹药全部秘密移交给中共军队，计有五十多万支步枪、四百多辆轻型坦克、四千五百挺轻机枪、两百多门步炮、两千三百多辆卡车、二万多吨弹药；苏军自己尚有一万多门重炮屯放在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待消去苏制符号并训练一批中共军队炮兵之后，与相配套的足够炮弹一并移交。鉴于苏军必须遵守相关国际协议，所以不能以公开的方式帮助中共。另外，中共武装力量接管苏军防区时，不能佩戴八路军或新四军标识，而只印着无单位的国民革命军服装，或者苏军制服也行。这样，若以后美蒋方面质询，苏军也才有分辩余地。另外，十几天前已照会国民党当局，除了徒手接收官员之外，暂时不能派武装人员进入东北。国军的进入时间须以苏军撤离时间为准。此前有一支八千人的国军一周前未经允许擅自闯入东北，被苏军包围缴械。中共同志应乘此空挡，尽可能大量派部队出关。

曾克林也向军委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看到的情况：社会秩序混乱，不得不由伪警察维持治安；日军的军需仓库里遗留下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量的武器弹药，没人去接收。（苏军也不去理会，他们只将战场上直接缴获的械弹移交给了曾克林、唐凯）曾、唐出关时一千多人的先锋部队，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全为崭新的日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都驻有他们新编入的部队。原在东北做苦工的八路军战俘近两万人被苏军解放出来，由苏军发给装备，开进长春充当卫戍部队，名义叫东北人民自卫军。曾克林又说他已经派人看守沈阳、长春的重要仓库以及工厂，其间械弹、被服、粮食堆积如山，扩军极容易。中共中央贸然把这种叙述转发给各解放区。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克林这种夸大其词，极为误事。

曾克林来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通宵的会，形成一个重要决策：加速从华南、东南两个主要解放区抽调精锐出关，全力经略东北；抽调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先期率领两万干部开赴东北。由彭真、陈云、伍修权随苏军飞机率先去沈阳，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

彭真等人将沈阳的张作霖大帅府作为东北局办公地点。

同时，各解放区所抽调的部队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

黄克诚接到命令，立刻率领他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五千人从苏北淮阴出发，间道北上。他没有轻信曾克林夸大其词的介绍，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还强制部队带上过冬的棉衣棉裤。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

毛泽东对山东同志的行动缓慢颇有抱怨之词，他心急火燎地督促道：向东北进军和运送干部是当前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时间决定一切，延迟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由苏军舰船秘密协助），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甚急。”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与政治部主任萧华送走六万多兵力，才率机关与直属部队殿后跟进。

此时，各解放区有十多位将领滞留延安，须安排他们尽快赶赴所在部队。军委秘书长向正在延安公干将要返回北平的美军飞行员霍姆要求，称有十几位医务人员要去太行山，可否顺便搭机前往。

霍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国飞行员送行。他看见正在登机的一群“医务人员”时，立刻惊呆了。紧急思索了一下，马上要求也要去太行山。黄华的考虑是自己懂英语，缓急之间可以充当翻译替这批“医务人员”向美军人员沟通。

原来，这些“医务人员”是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陈赓、萧劲光、陈锡联、李天佑、宋时轮、杨得志、王近山。

飞机降落在太行山一个简陋至极的机场。

霍姆停稳飞机后向黄华抱怨，这哪里是什么机场，完全是一块河滩地嘛。

这些红色将领们不稍停留，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1] 陈果夫的主张 。

[2] 红色革命运动 。

[3] 共产党的俄语音译 。

[4] 意为是我们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