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

单月卿收到一份限定由“蚕豆”小组组长亲译的电报，发自华中野战军情报处。

她正要去上班，只好借公用电话向顶头上司请了个假，说要晚去一两个小时。赶快上街叫了辆黄包车，找解根柱去了。

戴传贤受孟淑贤之托，介绍单月卿到陆军医院做护士。

单月卿在苏联情报学院的三年学习期间，只附带学过简单的伤口消毒、包扎以及打针，护理方面更多的技能与知识却没有，只好边学边做。好在“荐头”是党国大员，医院当局对她十分宽容。护士长并不多安排她干具体活儿，最多有时忙不过来时叫她去协助打个针、包扎个什么小伤小疤。

解根柱译出电文，知道华中野战军情报处三天后会来人，向他传达一项任务。

他有点纳闷。以往交代任务都是用电报，这次怎么专门派人来？是什么样特别的任务呀？

三天后的早晨八点钟，他在武定门附近下了秦淮河。租了一艘小船，向下游划去。

秦淮风月，千古绝唱。河水清可见底，鱼游历历可见；两岸芦苇粗大如竹，密如丛林。正值芦花丰盈、飘飞似雪时节，芦、水相映，水天如洗，岂一个“美”字了得。而他却全然无意于此；只对两岸沿河不断的芦苇丛满意，因其几乎遮断了岸上远近行人的视线，河上简直成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种优势很快就在他接上客人以后显露出来了———不用去考虑隐秘，什么地方都可以航行、停靠；也不用刻意压低说话声音以防隔墙有耳。

按照约定，他划到晏公庙附近，结缆泊岸。

那里正巧有个极袖珍的河埠头，一道窄窄的石砌阶梯穿越芦苇丛通向岸上。显然组织上预先派人作过勘察。

等候了约莫一个小时，有一位身着浅蓝色绸衫、绸裤的男子，摇着黑色纸折扇，悠闲地沿着石阶而下。

解根柱观察，此人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一米七左右个子，十分强健；脸盘虽然大体是圆形，却有点瘦削，显不出什么特征。

两人通了暗语之后，解根柱便迎他上船，解缆离岸。

没什么寒暄，船飘动后，那人便进入了话题。

他自报家门，名叫满次轩，是华中野战军情报处的排级参谋，奉朱诚基处长命令，送两位东北的同志来南京。那两位同志是民主联军情报部派到南京执行锄奸任务的。他们先找到华中，请求朱诚基处长协助。朱处长决定由“蚕豆”小组配合东北同志行动。

“东北的两位同志现在哪里？”

“已经住进了悦宾饭店三一五房间。一位的身份是商人，另一位是商人的伙计；记住，他们是从长沙来的。一会儿我告诉你接头暗语，你今晚上九点去见他们。”

解根柱点头唔了一声，沉默了一下，问道：

“我能不能知道锄奸对象？”

“你们要配合行动，当然有权知道！那家伙是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叛逃以后才知道早在四平还在我军手里的时候就秘密投敌了！现在只知道他到了南京，不知道被安排在敌人哪一个单位。这个要靠你们去查！”

“好的，一定完成任务！”

“这是林总亲自下的锄奸命令，所以只许完成不许失败！”

“请转告林总，放心吧！”

交代完了任务，满次轩问他可否用这船顺流送他到秦淮河口，那里与长江交汇处有一艘运布匹的商船在等候，约定他乘那船回江北。

这个当然没问题。

解根柱一边划船一边与满次轩聊起了闲话来。

他说自己在敌占区，能看到的都是敌人报纸，吹嘘造谣居多，不容易了解最近的战略态势，希望满次轩给说说。

满次轩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满次轩告诉他，最近毛主席有个书面讲话，题目是《三个月总结》。毛主席指出，“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设计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解放日报》社论对此做了准确的说明，“蒋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解放区军民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重大转变时机，已经不远了。今后几个月，将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

中央认为，经过此前四个月的战争实践，充分说明，在谈判桌上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的；并且我们取得的一些胜利也说明，我们确实有能力战胜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四个月来的经验与教训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兵力相对微弱的当下，只要是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我们就能变弱势为强势，往往能以较小代价取得重大胜利，如苏中七战七捷、定陶战役以及东北南满的临江保卫战。而以当下的条件，若过早脱离解放区，深入国统区作战，尤其是攻坚战，遭受重大损失和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大同战役就是明显的例证。大同战役是由聂荣臻决策，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组成的大同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开始，到九月十六日以撤离大同、丢失原有根据地集宁告终。上述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是中央与一些战略区领导的共同认识，例如在战争之前就预先提出类似观点的林彪与粟裕。所以中央决定：暂时以内线作战为主，争取通过大量歼敌，扭转战争态势，适时实现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解根柱告诉满次轩：国民党方面也有所反省。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国防部作战会议。陈诚认为，“为争取主动，今后我们应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这一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匪部主力，进一步再准备对刘伯承、聂荣臻两股匪军联合作战。”蒋介石检讨四个月以来损兵折将的原因之后，主张再不能采取以往那样恃强冒进、孤军深入，将杂牌军放在第一线打头阵，过分重视战线的深入和“战略点”“战略线”的占领，对作战区域疏于控制等错误做法。应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注重歼敌有生力量，切实控制后方，以防敌军穿插；先打敌军弱点，再打强点，逐步推进。在具体作战实施上，采取多路齐头并进、梯级配备的战术；或以较强纵队向共军薄弱侧翼迂回包围，攻击前进的战法。为此，决定向匪区投入的兵力大大增加，共计达到二百一十二个旅一百七十四万人。其六十六个旅用于进攻粟裕之苏皖和陈毅之山东；三十七个旅进攻刘伯承之晋冀鲁豫；二十三个非整编师（即每师一万人上下）进攻聂荣臻之晋察冀；二十个非整编师进攻林彪之北满、南满；二十一个旅包围共匪老巢陕甘宁边区；二十一个旅包围和进攻贺龙之晋绥地区。

国防会议之后，十二月三十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出《待天字第七十号密令》：“至明年（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以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以恢复全国往来交通。”看得出，蒋介石的着眼点首先在华东战场。

蒋介石的这个密令，首先被覃正侯及时传给了魏飘萍，数日后又经镝影证实了其确凿性。

秦淮河上一叶扁舟，掠过飘飞的芦花，顺流漂浮，有时藏舟芦底，有时放乎中流，除了拨正航向，几乎不必太用力去划了。

两人闲聊十分投机，各自说着自己了解的敌我双方情况。

解根柱问对方，“听说华东领导层在战略上有重大争议，不知道是不是统一了？”

满次轩默然片刻，说：“统一了，统一了！”

满次轩其实是不愿意透露真相。在党中央的调解下，前一阶段陈毅确实表示了认同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等同志的主张；不料后来又生枝节，新的争论又发生了。满次轩将话题引到这次南京锄奸方面来，以免解根柱继续追问这个话题。

“我的基本设想是，你的小组搞清了王继芳藏身之地后，设法创造条件，由东北来的同志具体执行。完成了任务，也由你们将东北两位同志安全护送过江。”

“放心吧，一定圆满完成任务！”顿了顿，又说，“今晚我去找东北同志作一些具体商量，然后就开始这项工作！”

满次轩不愿透露的华中分局与陈毅的再次争论，及其涉及的一份重要的密电，足足半个多世纪未能解密，近年来才渐渐为世人所知。

前面提到过，中央决定山野与华中野两路大军合并行动。当时陈毅也表示同意。但由于中央同时又命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结果却影响了山野、华中野合署办公与两军合并的实施。

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旬，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连发三电给陈毅，以当前危局与中央指示为依据，催请陈毅“来此间统一指挥”；“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中）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不要存两套司、政”。

中央也在此时分别致电他们，“今后华中、山东长远依存，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因此，我们认为，两军必须合并，陈粟必须一起行动”。[1]

尽管陈毅也曾“主张两个野指[2]合成一个”，后来却忽然改变了主意，提出华中野战军随其退入山东；不然就各自分开，各干各的。

陈毅十月七日和八日电达张鼎丞、邓子恢和粟裕称：“目前趋势应是分开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顾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3]

紧接着，陈毅致电毛泽东并抄告饶漱石、华中军区：“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中）野应迅速北上派部队恢复淮海区”，“或（尽可）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4]

可见，陈毅无视了中央和毛泽东曾两次来电强调两淮存亡关乎全局，竟认为淮海“糜烂”不要紧。

毛泽东早在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就明确指示陈、粟两部集中行动，陈毅始而同意，继而拒绝两军合并。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十分焦急，也十分不满，联名给毛泽东发了一份密电。此电十分重要，全文抄录于次：

陈（毅）佳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驻陇海时，桂系攻占灵（璧）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却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交宋（时轮）一人主持。结果八师、九纵损失甚重，情绪低落。当山野拒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九纵防守。以后李延年[5]三军南下泗阳，阵地三天即失。陈又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结果）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部队南援，终不来。后（华中）五旅赶至，给七十四军[6]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这才）暂定。六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二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三时半陈又来电，（称）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隙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时轮）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亦不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中）野合并，陈粟统一指挥，命令已（向部队）公布。而陈始终保留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与我们）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七十四军，东攻涟水，决一、六师南下配合五旅、皮旅歼敌，要八师接访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如此布置，则六塘河、沭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沭河，这对华（中）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仗。而山野、华（中）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中）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二、陈粟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以便统一两部指挥；三、为了兼顾山东，以八师回鲁南，由叶（飞）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五千人；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沭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勿告陈。[7]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这三位资历并不浅于陈毅的同志（尤其是前两位，曾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红军时代始终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动机和责任感。笔者在此依据史料还原史实，无非是想披露真相，别无他意。

对陈粟之间近几个月来在战略方面的分歧，孰是孰非其实毛泽东早有判断。对粟裕不可多得的军事才能他也越来越了解了，对陈毅不长于带兵打仗也越来越痛感于心。让粟裕立刻取代陈毅，对华东战局当然有利无弊。但他踌躇难定。陈毅自尊心、个性很强，去山东赴任也是毛泽东几番劝说才同意的，现在要把他拿掉，会不会太伤人了？而若不及早换将，华东局面“糜烂”下去如何得了呀。朱德、少奇、弼时倒是主张及早换将，毛泽东总是用近乎乞求的目光望着这三位同僚说，大家再斟酌一下好不好？

正当他焦急万分，翘首南望华东战场的时候，张鼎丞等三同志的密电到了。

在家的四位书记传阅之后，任弼时拍了一掌桌子说：这个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对华东乃至全国的战局都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主席决不可再优柔寡断！

毛泽东终于“斟酌”出了一个软性过度的方法，既不伤害陈毅感情，又初步能够解决问题。他百般耐心地向对于这个“优柔寡断”的“软解决”办法不无意见的同僚们解释，让粟裕再打几个胜仗，在华东提升了威信以弥补其资历较浅之憾，那时再做根本解决岂不更好吗。

说得也“似乎不无道理”（任弼时语）。

毛泽东代表中央十月十四日致电陈毅，针对陈要全军回山东的主张，质疑陈毅认为“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8]又十分忧虑地对陈毅说：“且渡运（河）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拟与张（鼎丞）、邓（子恢）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9]

面对领袖苦口婆心的劝说，陈毅终于同意取消自己的主张，暂缓去鲁南，准备与粟裕部一起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好仗。

毛泽东紧接着做出了一个古今中外罕见的人事安排，十月十五日电达陈毅、张鼎丞等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指挥。”[10]谁也读得懂，大政方针必须集体决定；战役指挥由粟裕全权负责，陈毅事实上成了“决定”“大政方针”时的会议召集人。

两个月后，合并成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华中部队在副司令员粟裕全权指挥下首战告捷。这个史称宿北战役的大捷，全歼蒋军整编六十九师两万三千人，诚为七战七捷后又一彻底的歼灭战。华东战局开始扭转了。

宿北战役详情下文即将展开。

[1] 江苏省委党史办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

[2] 野战军指挥部 。

[3] 《粟裕年谱》，第191页 。

[4] 同上 。

[5] 是时刘峙已撤职，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为薛岳，副主任为李延年 。

[6] 即整编七十四师 。

[7] 此电文藏中央文献档案馆，但读者可在中共中央新闻网搜到 。

[8] 《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28页 。

[9] 同上 。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