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火车慢了下来，缓缓进站。此刻已近黄昏。
覃正侯与劳春亮各自拎包下车了。
他们所谈论的宣、杜较量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其实并未结束，一年多以后这个较量在蒋经国推动下达到了**。此系后话。容以后再叙。
劳春亮在火车站外招来两辆黄包车，两人坐上去。劳春亮说了个地址，两个车夫一前一后跑了起来。
劳春亮父亲的宅邸在云阳路，是一座花园洋房。
覃正侯主张去住旅馆，自由自在一些，免得在劳父面前拘谨。
劳春亮为了显示自家房子阔绰、家里生活的舒适，以省几个钱为由，硬要拉他去家里下榻。
还好，劳父是个随和的人，一副乐呵呵的嘴脸，并不干预他们的行动。一起吃了晚餐，喝了餐后茶，就叫劳春亮“陪客人出去玩玩，不可怠慢了”。
出了大门，他们叫了两辆黄包车，往百乐门方向去了。
上海市的中心区，也就是中外布尔乔亚夜生活的区域，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他们经过静安寺路中段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人行道上挥手大声呼叫覃正侯的名字。
覃正侯赶快叫两个车夫停下来。
他下得车来，那人也跑到了跟前。这才认出是表弟邱连升。
劳春亮见那哥俩高兴的劲头，意识到百乐门去不成了。心里不悦。为了礼貌，也只好下车来应酬。
覃正侯看出了劳春亮的情绪，便抱歉地说久不见表弟，须叙叙家常，只好失陪，劳兄一个人去百乐门玩好吗？
劳春亮只好怏怏地说也行，也行。拱手作别。
覃正侯就近带表弟进了一家茶楼，要了个包间坐下。
这个表弟三十岁出头，穿一套浅蓝色丝质长袍；模样不大好恭维，獐头鼠目，满口黄牙七差八拐很欠整齐。哥俩上次是在三年前见过了。那时表弟在跑生意，把共区的土特产倒腾到宁沪一带卖，又把宁沪的工业品和医药运到共区。是个红白两方都有门路的人物。
各自端起茶碗品了一口，吃了佐茶的花生糕。覃正侯打量了他一下，笑嘻嘻叫着他的表字问道：
“雾松，这几年生意可好？赚了不少吧？”
“钱确实赚了一些，不过最大的收获还不是这个！”
“啊？那……那是什么？”
“国共双方都交了不少的朋友，都是缓急之间可以帮大忙的；也就是说以后不论哪方面胜了，都有小弟一碗饭吃！哈哈哈……”
“难道你以为共产党以后还有占据秋风的可能？”覃正侯诘问道，旋又笑着摇了摇头。故意说：“我们现在的地盘十倍于共区，江南、广东等财赋之区也在政府手里；国军总兵力是共军的五倍，而且得到美国支持，已装备了二十个美械整编师，美国还将陆续装备一百个整编师。共产党获胜，毫无可能！”
邱连升笑了笑，没马上说话。从一巨型烟盒里拈出两支装潢精美的雪茄，撕开封口，递一支给表哥。用打火机给他点燃。这才一边给自己点烟一边说：
“小弟近年来两边跑，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政治、军事上一些小道理。以小弟现在了解到的情况看，国民政府要打败共产党，我看很难！”
“为什么？说来听听。”
“人心向背，是立国的根本，这个道理连古人都是认同的！现在政府民心尽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官民关系势同水火，这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这样的政府要想长治久安，可能吗？”
“你说的这个，我不否认，确实都是事实；但是共产党未必就会揽尽天下人之心吧？”
“大哥说得对！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人们确实不太了解共产党，当然也就谈不上民心向背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现象请勿忽视：共产党的地盘拓展到了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会像着了魔似的，从此就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邱连升说的道理，覃正侯哪会不懂呢。他依旧装作懵懂的样子，问道：
“有这等事？太奇怪了！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的官场和军队，绝没有国民政府这边的贪污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也从来不会动辄出动警察对付老百姓；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对老百姓的关怀落实到了具体物质上，那就是现在正实行的土改政策。想一想吧，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将会如何发疯一样的支持共产党！大哥，这可怕不可怕？哈哈哈……”
毛泽东曾在延安向苏共代表米高扬陈述一个观点：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很少，所以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无法承担主力军的任务；而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最渴望革命。所以，中国农民是实现布尔什维克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
一九四六年，有外国记者问毛泽东，国共战争他有多大取胜把握。
毛泽东在回答中几乎没有提到过战略战术问题，却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改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党政军官员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有地主家庭背景，所以他不得不“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赢得农民认同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土改。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大起义几乎都与土地占有问题有着直接的和根本的关系。土地对于亿万穷苦农民来说是生存问题，“他们起来闹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能活下去”。对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毛泽东有着比任何人都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在以往的二十多年，为中国革命创造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几种政策：
红军时期：强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多少有一些列宁当政初期的影子。
抗战时期：为了有利于团结抗日，体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也就是不再剥夺地主的土地。
抗战胜利后：随着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即对于同情革命的少数地主，采取赎买土地的办法，对于普通地主则仍采取没收办法，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承认地主、富农的权利，分给他们与农民一样的土地。当然，对于反对土改的地主，轻者训诫，重者法办。
西方记者（《泰晤士报》）斯尼尔逊到山东访问，饶漱石特批他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去向与采访对象。
斯尼尔逊后来对那里的农民这样写道：“古老的木犁翻过**湿的泥土，背上那支旧步枪带子上镀铬的扣子，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一千多年来的痛苦与忧愁，代之出现的是欢颜与对未来的憧憬。”
美国女记者格兰姆向山东解放区六十八位翻身农民询问同一个问题：“你不怕国军回来收回你的土地吗？”
得到的回答当然不完全一样，而意思却十分相近：“我们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回来不了；即便他们回来了，我们会像对付日本鬼子那样赶走他们！”
在林彪主持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一次与土改息息相关的会议。
这是讨论撤退到松花江以后，党如何在东北站住脚从而壮大力量的历史性会议。
对毛泽东的土地思想有着深刻理解的林彪指出，当前工作的重心不是进攻，而是巩固现有的根据地。而巩固根据地的关键就是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让穷苦农民掌握乡村、县级政权，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自觉参加的战争。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并使农民相信土改的不可战胜性。
为了土改，东北的布尔什维克冒着透骨的严寒和遮天蔽日的大雪，进入到无法挡风避寒的茅草屋，坐到那些毫无热气的炕头，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赤贫的农民讲述阶级与阶级剥削，讲述人人平等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讲述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回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那就是土地。
发动起来了的农民，追随共产党把大地主从高墙深院中揪出来，推上审判台，让他们接受苦难的农民的控诉。哪一户穷人没有一本血泪史啊，闸门一经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卖儿鬻女、草菅人命、逼良为娼，种种旧中国的罪恶全部被揭发出来。这些罪恶无一不与土地的占有相关。
当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回到它本来的主人手中时，他们支持革命的热情形成了任何东西也无法阻遏的暴风骤雨[1]。
后来的事实证明，土改的彻底胜利，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最根本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是你做了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作用，因为没有力量。”
邱连升在说话的时候，茶喝得很少，却不断拈佐茶的花生糖、油炸蚕豆之类往嘴巴里送。覃正侯后来察觉到了，疑惑地审视他片刻，旋即省悟地问道：
“雾松，没有吃晚饭吧？”
邱连升没想到他会忽然问这个，愣了一下，笑道：
“今天从苏北运一批货过来，到得晚了一些。我们见面的时候刚从货栈出来，正要去寻个饭馆。”
“哎呀，你老弟也不吭一声！知道你没消夜，我们就不来茶馆了！”
堂倌正巧这时进来续水。听见了他们的对话，马上说：
“对门有个淮扬菜小馆，还算精致。二位客官要不要他们把菜单送过来？”
“好呀！”邱连升颇有兴致，“我们也不看菜单了，教他们做几样鸡鸭鱼之类的菜，牛肉也可以；再抱一坛绍兴老酒来。我们只两个人，菜不要太多，但必须精致！”
茶博士应声出去了。
半个多小时，菜和酒陆续送过来了。
覃正侯已在劳家吃过晚饭了，此刻只是陪一陪表弟，提着一双筷子往各个盘、碗虚晃一枪而已；偶尔碰一碰黄酒，不算是真喝。
“你刚才说从苏北运货来。那里不正在打仗吗？”
“是呀。不过这也不影响我做生意，新四军上上下下我都很熟！我离开海安的时候，粟裕刚开完宣家堡、泰兴和如皋两战的祝捷大会。”
“啊！你见过粟裕？”
“不止一次！最近的距离不过十公尺！”
覃正侯脸上抑制不住羡慕的神情问道：“这个人怎么样？”
邱连升放下酒杯，笑了一下，说：“一点不像将军，更不像名将；倒是很像……部队里文书一类的小官！”
覃正侯对粟裕充满好奇。问道：“你听见过他说话吗？哪里的口音？”
邱连升说：“浓重的湖南口音；但吐字清楚，不难听懂！”
覃正侯笑了，“你说得那么准确，是真的亲耳听见过？”
“决非吹牛，”邱连升自豪地说，“确实亲耳听见！一次是祝捷大会前在会场后面，和一个青年军人说话，我进会场路过时听见的；另一次就是在会场里，听他在台上讲话。”
覃正侯瘪了瘪嘴，用嘲笑的语气说：“你一个外人，怎么会有资格去参加人家的祝捷大会？别不是吹牛吧？”
邱连升打了几个哈哈，说：“大哥你是不了解他们解放区———啊，不，在这里应该说是共区或者匪区。在他们那里，祝捷大会是欢迎老百姓参加的，何况我是他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邱连升确实没有吹牛。海安广场上的祝捷大会他确实参加了，进会场确实经过正与人立谈的粟裕身旁。
与粟裕立谈的人是第六师政治部宣教部长吴强———解放后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
宋家桥战斗第六师没有打好。粟裕关键时刻出现在六师指挥所，亲自调整了六师部署，扭转了战局。但他当时对六师主要领导王必成、政委江渭清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
吴强对粟裕说：“大家当时看见您亲自来了，都吓坏了。可是您没有一句指摘的话，大家都感到奇怪！”
粟裕笑了一笑。沉吟片刻，说：“那种情况下，批评、指摘对战事有什么用呢？一支部队仗没有打好，指挥员正处在困难中，情绪很不容易镇定。这个时候上级领导不应该对他们多所指摘，一定要多体谅他们，多帮助他们。尤其是在火线上，在敌我双方激烈交战的时候，如果对他们进行批评指摘，那就会使他们的情绪变得更急躁，会使他们失去理智，去蛮干去硬拼。那样一来，仗会打得更糟，损失会更大。当时我一到你们六师指挥所，看见你们王司令员、江政委脸都很阴沉，铁青铁青，明白他们的压力够大的，心里够难受的，我怎么还能再去责备他们呢？并不是说要废除批评，有时候不仅要批评，还要执行战场纪律。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样的问题，是与非、责任过失是不是搞清楚了。”
覃正侯深深点头，感慨系之：共产党不仅有雄才大略的最高统帅，还有如此体谅部属、是非清楚的方面军主将，难怪这么多年来都奈何不得人家。未来鹿死谁手，看来很清楚了。
邱连升见表哥听得饶有兴味，卖弄地说：“粟裕在台上讲话的时候，那才更有趣呢，真是妙趣横生啊！第一个讲话的是从延安来的滕代远……”
滕代远说：“苏中战役打得好，粟司令员指挥得好，指战员英勇善战，已经打了两个漂亮的胜仗，抓了那么多俘虏。毛主席高兴得睡不着觉呀！希望你们在粟司令员指挥下打更多的胜仗！”
粟裕发言一改平时的文静沉稳，变得诙谐幽默，引得台下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
“……最近南京的电台播送了一条消息，‘苏中匪首粟裕负伤，已送东台医院救治’。大家都认识我，我再向坐在前排的宁沪记者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我就是粟裕，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粟名裕，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今天站在这里同大家讲话，请大家看仔细了，两条胳臂伸屈自如，行走不瘸不拐；我既没有负伤，当然就没有住院，身板硬朗得很！蒋介石从来都是靠欺骗人民和他们的士兵过日子！他前一向还吹过‘一个月消灭苏北共军，三个月解决中共’；现在又编造粟裕受伤住院的谎话。看来他老人家是撒谎成性了，不可救药呀！”
邱连升说：“我听说开完祝捷大会之后，粟裕就要率部去抵抗正向他们逼来的二十多万国军了。三万多人马去碰二十多万，这实在是有点玄火啊！”
覃正侯不由自主地双眉深锁，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说：“是呀！”
[1]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是反映那个历史时期东北的土改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