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昨夜江边春水绿，艨艟巨舰一毛轻 第一章 一
国共两党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被一些个“偶然”决定了。
庆祝抗战胜利的最后一枚鞭炮的响声刚一消散，国共两党的对峙便水落石出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全国老百姓用无限担忧的目光关注着他们。这样的目光太早地取代了抗战胜利的喜悦。
谁都明白，对峙的尽头不能不是战争。
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对峙？
战争的灾难怎样才能避免？
无数充满忧患的疑问涌上了中国人民的心头。
当时一位中立者的话不无道理：通过和平谈判也就是互相让步达至民主宪政，给予共产党相当的权力与生存空间，则对峙自消，卖刀买牛的局面也许可望形成。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也有，那就是战争；也就是戴传贤这位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说的“长痛莫如短痛”。
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灭对峙的一方，同时耗费掉大量的民族元气。
清末以降，中国战乱不断；八年抗战付出的牺牲尤为惨重。人心思治，厌恶刀兵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情绪。所以，和平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愿望；也是羽毛远未丰满，冀能获得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治疗创伤的中共的诉求；据说蒋介石本人及其部分僚属也觉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堪谓兵连祸接，伤及民族本元太深，主张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来解决“赤祸”问题。即使在日皇裕仁宣布投降那段时间，尽管蒋介石下令迅速抢先接管敌伪占领区，禁止共产党染指受降，以及因此引发了局部冲突，和平在那时的中国依然是主调，全民族合作的曙光似亦未被乌云完全遮挡。
孰料，隐藏在曙光背后的阴影，一些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将局部的乌云扩张成遮天蔽日之势，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命运。
两党的命运，如上所述，抗战胜利后本来有另一条道路可走，从而形成另一种历史格局：比如合作组府。即使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次之，史料显示当时后者也能勉为其难。毛泽东甚至已经在打算派人到距离南京较近的淮阴去设置办公机构，以便去国民政府开会方便一些。一旦合作达成，天长日久，也许历史的发展要平和得多；可惜的是一些“偶然”事件推动了两党迅速决裂，战争顷刻发生，历史被“偶然”这个吊诡的东西推着过早地起程而且飞速发展了。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偶然”呢？
其中有两件与女人有关。
蒋介石的至交与重臣戴传贤是众所周知的风流政客，红颜知己不计其数。我们不必替他盘点，只说一说与所谓“偶然”有瓜葛的一位绝色女子。
另一位与此有关的是戴笠殚精竭虑追求到手的影星胡蝶。
我们的故事就从他们开始吧。
一辆黑壳福特小轿车满载着戴笠的种种愿望，驶出俗称神仙洞的重庆枇杷山正街七十二号戴公馆，向白市驿机场开去。
在那些大部分由抗战胜利催生出来的种种愿望里，戴笠最期待的有两个：
一个是国民政府正紧张筹划中的对日伪政权、军权、财权以及汉奸私产的接收。
他明白必须在政府和军方的大佬们议而未决之际抢占先机，把最有价值的一切尽收囊中。这对于军统以及他戴某人个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年轻人楚乃超就是奉他命令去办此事的。但是军统当时尚未取得蒋介石同意，一切暂时还不得不秘密进行。一边由楚乃超秘赴上海抢先将有价值的房子、汽车、金库、物资库贴上封条，不显山不露水就把所有权先行定格了；同时暗中着手组建庞大的接收队伍，待蒋介石首肯之后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向上海实施接收。这是毛人凤给他出的好主意。一会儿从飞机场返回，他就要去官邸说服蒋介石把这个肥差交由军统去办。
另一个是坐在他身旁的胡蝶的上海之行。
他本来的考虑是让胡蝶缓几天跟他一起去上海。他担心一个女人孤身深入那个目下秩序极为混乱的地方不安全，当然也有不愿与美人别离太久的隐衷。不料胡蝶还没听完他喋喋不休的劝说，登时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发起了脾气，声称若不能马上飞赴上海，那就永远不挪动了，一辈子待在这个倒霉的山城好了。戴笠只好赶紧改口，同意她先走一步；然后又婆婆妈妈地反复叮咛到了上海，先找潘有声把离婚协议签了，过几天他到上海就宣布结婚。自从两年多前追求胡蝶成功，他对胡蝶就一直小心侍候，生怕惹她不高兴，偶有分歧也总是以戴笠的让步刹尾。
谁都知道戴笠可不是尊重妇女的好男人。与胡蝶同居之前，戴笠玩女人而不把女人当人那可是出了名的。为什么一与胡蝶同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个十分驯顺温柔的小男人？甚至把个胡蝶当成了第二个蒋校长供在家里？此中自然有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曲折原委，容待后叙“个中”隐情。
那么胡蝶急于去上海又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急于要去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那只不过是一件顺便的事；她主要是急于去上海组建电影拍摄班子，尽快投拍酝酿了多年的故事大片《儿女风尘记》。这个将由她编导并主演的作品主要是讲一个少女在抗战时期与亲人的离乱遭际。
她多次向戴笠讲过故事梗概，也多次慨叹过拍摄区域将遍及大江南北。让她担忧的是北边很多必须拍摄的外景地是共产党根据地，十分不方便甚至不安全。
戴笠教她莫愁，为了她的这个计划，他一定力劝委员长早日重启戡乱，**平共区。可以预言不久以后她就能充分自由地在大江南北拍片了。
她当时严肃地指着他的鼻尖告诫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别不是吹牛吧？
他也严肃起来，拍拍自己的胸口要她但放宽心，戴某人既然做了承诺，那就一定会有办法说服蒋委员长的。
戴笠虽然这样夸下了海口，可也知道那位被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闹得心力交瘁的蒋委员长近来总是感叹再也不想打仗了，谁知道会不会同意马上就再次大规模兴兵呢？这件事成了戴笠的一个心结。
汽车开到白市驿机场。
哨卡上前查问。
司机证件也没出示，只懒懒说了一声军统的，对方就骇然而退道歉不迭。
汽车一路开进大门，绕过候车厅，驶入停机坪。又在机场人员指引下抵达准备起飞的飞机下面。
大家陆续下车。
司机协助机场人员将胡蝶的大箱小包行李从汽车上取出，送上飞机。
戴笠叮咛楚乃超，一路好好伺候胡蝶小姐；又小声吩咐，浙江淳安那边忠义救国军昨天挑选了十多名武装同志去上海，归他调遣，名义可以叫作军委会接收先遣组。今天他们会在上海机场迎候。明天就须开展工作，已电令周佛海全力协助。
大汉奸周佛海在半年前日本败象已彰时秘密“回归”国府，系由军统牵线搭桥，戴笠对之有再造之恩，所以戴笠的任何指示对他不啻为圣旨。
直到飞机滑离跑道升上天空，戴笠才钻进汽车。他眉宇间有一缕怅然若失。对司机咕噜了一句回城里去吧，旋又补了一句直接去委员长官邸。
车子当然并不能直接开抵林园[1]大门，而是在二十多公尺外的雀园停下了。
这座名叫雀园的花园别墅规模比林园小得多也陈旧得多，过去是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产业，现在是侍卫长俞济时的办公处；而林园则是国府西迁重庆时蒋介石下令为国府主席林森建立的主席府，林森仙去后就成了蒋介石的官邸。
闻声出来的副官把戴笠领到俞济时办公室。
俞济时满脸堆着抱歉的笑，不断说对不起得很，恐怕要劳雨农兄稍候一会儿了。
戴笠愕然，意识到一定是俞济时卖私情安排另外的什么人僭了先。便苦笑了一下，抱怨地说，你老兄今天早上在电话里不是告诉我已经安排好了校长上午十点钟接见我吗？我按时来了，老兄请看墙上的钟：九点五十分。
俞济时一边伸出两手把他虚扶到沙发旁落座，一边大声吩咐给戴局长上茶。然后故意压低声音解释，半个小时前戴传贤来了。雨农兄知道，这些大佬是不用预约也不用通报的，兄弟岂敢挡驾呀。
这个当然是不以俞济时意志为转移的。
戴笠点了点头，赔笑说错怪培良[2]兄了。心里颇为刚才的态度后悔。因为确实怪不着俞济时；再者俞某人不仅不能得罪，还必须邀好才是。以前在王世和、宣铁吾担任侍卫长时，这个职务是隶属于侍从室第一处的，军衔也只是上校。抗战后期，侍从室由原先的两个处扩为三个处；侍卫室也从第一处独立出来，侍卫长的地位无形间提高了，俞济时以中将衔出任侍卫长从而成为实际上的天子近臣。
戴笠在不能得罪的人面前总是很讲究细节的。他明白等候蒋介石传见或许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在这里打搅俞济时，推说昨夜没睡好，希望有个地方打个盹儿。
俞济时微微一笑，大声吩咐副官把戴局长请到客房休息，好好伺候；旋又轻拍了一下戴笠的肩，教他放心睡，一会儿戴传贤出来一定及时来请他。
戴传贤在蒋介石办公室刚刚落座，正欲开口说事，却被蒋介石占了先。
“季陶[3]，你来了，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呢！”
戴传贤有不少政论专著行世；著名的言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就是他的理论基础。坊间称其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教父实不为过，由他担任选拔干部的考试院院长也算是名实相归。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是蒋介石的主要智囊了，每一个历史阶段蒋介石的重要政治举措背后几乎都晃动着戴传贤的影子；尽管蒋介石喜欢乾纲独断，但在拿定主意之前总喜欢听听戴传贤的意见，愿意与之进行深入探讨。戴传贤是元老重臣中唯一敢与对蒋介石面折廷争的人。这除了耿耿忠心之外，也有赖于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两人的私谊，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时期。蒋介石次子纬国的出生之秘也使他们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甚至可以说深不可测。戴传贤小蒋介石三岁，这年(1945年）五十六岁了。年轻时美丰仪、儒雅倜傥；而今虽然年近垂暮，头发花白稀薄，疾病丛生，已不容再近风月了，但举手投足依然可以让人遥忆当年的风光。
蒋介石边说话边离开办公桌，移步到戴传贤落座的长沙发那里，坐到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秘书进来给戴传贤上茶，赶快又将办公桌上蒋介石的白开水端过来，这才悄然退出并掩上门。
蒋介石告诉戴传贤，孔祥熙和宋子文分别向他报告，接收沦陷区的同时，法币与伪币的兑换必须尽快进行。抗战期间国府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受市场机制约束仅为一比一；现在为了彰显胜利，也是为了打击那些八年来在沦陷区支持敌伪经济的无良工商业主，以及奖励随国府迁到大后方的爱国企业家，政府应该给出体现爱国主义的兑换标准，加大兑换率。孔祥熙主张一元法币兑换二百元伪币；宋子文颇有异议，他认为伪币的持有者也包含沦陷区普通老百姓，不可殃及池鱼太甚，还是温和一点，一比五十似乎妥当一些。
“季陶，你以为如何？”蒋介石说罢喝了一口白开水，瞅着戴传贤。
戴传贤一时给懵住了。他是个自诩清高的学者型政治家，又是个自以为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居士，不大关心他认为不过是柴米油盐这种俗不可耐的区区小事，所以从来就思不及斯，更不会料及竟会有人拿这样的“尘秽”来“问道”于他。如若是别的人，他定会闭目不睬；但垂询者乃蒋介石，他就不能不有所思索了。只是思而索之良久，自度实在不懂金融，怎么作答呢？只在倏忽间不自觉地游离了佛性与清雅的禀赋而下意识地联想到自己的薪俸与存款，若照孔、宋的意见实施，岂不一下子涨了两百倍，最不济也涨五十倍了么？如此岂不快哉！至于遭受池鱼之殃的沦陷区小老百姓那就完全不是他思索的范围了。于是将眉头作深锁状，然后做出谋而后定的样子肃然道：
“宋院长的意见是不是……太温和了？”宋子文刚刚取代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者则改任财政部长了。“我看孔部长的高见可取，这个是……二百比一，甚好嘛！要让老百姓明白，追随国府与不追随国府是大有区别的！”
蒋介石想了想，轻轻点了一下头。把金融问题一下子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而且不无儆诫意味，他觉得这就是戴传贤高人一筹之处。
戴传贤却怕他会沿着这个话题往深里谈或者又扯出另外一个什么话题来，干扰了自己今天要谈的事，赶紧说：
“我有一件比币值比率更重要的事要向您禀报！”
“啊？”对他忽然改换话题，蒋介石略感意外，皱眉瞅着他，“什么事这么着急呀？说吧。”
戴传贤要说的事，与一个俏丽的女人有关。
这个女人与他的相识以及后来的相交，都不能摆脱一个词———犯险。这里所说的犯险，不仅是戴传贤一己之身，也指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国民党政权。“个中”因由一时难以尽述，现在且说一说他们那不无兆示意味的相识吧。
一年前的一天下午，戴传贤在国府开完会，拖着疲惫的腿脚在副官伺候下钻进座车。对司机只咕噜了两个字：回家。便闭上双目，数起了手里的佛珠来。
重庆是山城，有一些段落的街道免不了上坡下坎。他的公馆在城外，不仅全是坡坡坎坎，急转弯的险道也不在少数。汽车经过一个叫黄桷垭的路段时，司机猛然刹住了车，惊得他两眼一睁，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车头与迎面急转弯而来的一辆军用吉普撞上了，车头左端凹下去一大片，所幸无人受伤。
副官见戴传贤无恙，放了大半的心。怒冲冲跳下车，边呵斥边诘问是哪个单位的车。
几乎与副官的动作同时，吉普司机也跳下车来———是个军服笔挺的女人，从领章上看是中尉军衔。那女军官看来是个不肯逊让的主，也指着副官大声呵斥，反诘副官是哪个单位的。
副官从未见过这样不晓事的家伙，禁不住冷笑了一下，威胁地用大拇指向自己脑后晃动两下，问她知道是谁的车吗？告诉你吧，考试院戴院长的车！我看你不是吃了豹子胆而是吃了天雷胆吧。
车内的戴院长听不清争吵的内容，摇下玻璃窗，探头向外打量。见那女人不过二十出头年纪，军帽下压着齐耳的短发，脸蛋十分俏丽；身材中等，不算丰盈，却也起伏有致。戴院长略一踌躇，推门下车去。
那女孩已被副官给吓懵了，一张小脸由红转青，哑然无语。戴传贤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张鹅蛋形脸蛋，算不得白，其上薄雾般若有若无地漂浮着一抹少女茸毛；脸上的小鼻子小嘴巴煞是精致，它们相互之间的比例以及在脸上所处的位置都恰到好处；最吸引他的是匀匀淡淡的双眉下那一对毛嘟嘟的大眼睛，顾盼之间很像他当年那位日本情人美智子的眼风；更奇巧的是左眼角边有一粒红痣，其位置、其大小、其色度都与美智子一般无二。这就注定了这位曾决心收束猿马之心的风流大员心里不可能不重起波澜了。
他挥退了副官，和颜悦色地问女军官伤着哪里没有？边问边关切地上下打量。
女军官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立正敬礼，报告长官，部下没伤着；长官伤着哪里了吗？部下闯大祸了，部下真该死。
戴传贤呵呵大笑，言重了言重了，大家都没伤着嘛，何祸之有？
女军官绷得快断了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暗暗吁了一口长气。羞怯地微笑着回答，毕竟惊着了长官嘛。
女军官这一笑，让戴传贤窥见一排整齐洁白的米牙。不由得心里又是一颤，暗暗惊叹，简直就是美智子的翻版啊！
吉普的车头损坏较微，戴传贤问女军官可不可以劳烦她送他回家；让司机设法将他的座车弄回城里修理去。女军官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立刻高兴地表示愿为长官效劳。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女军官名叫孟淑贤，参谋总部的文员，山东人，鲁南一个名叫孟庄的乡下女子。其父孟国栋是地方上的名绅，家有良田千亩，城里还开着几家商铺。不久这位孟国栋老先生将离开故土亡命重庆，向朝野号呼泣血控诉共产党滔天大罪，要求政府申罪致讨。正在哀告无门时，察觉女儿与戴传贤的关系，喜出望外，不顾一向视为身家性命的礼义廉耻之碍，企图通过女儿去影响中央大员从而影响政府。这看似虚妄之念，后来的事实说明的确有所收获，至少对戴传贤的影响获得了成功。
[1] 蒋介石官邸之一 。
[2] 俞济时字培良 。
[3] 戴传贤字季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