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

孟淑贤近年来仿佛掉进了一个“后悔”的漩涡中，总是在吃后悔药。在山东老家没能毅然抛却一切而追随初恋情人解根柱出走，她后悔极了；与覃正侯上了床之后，又后悔轻率地把自己交给了戴传贤这样一个伪道学式的半老头子；与覃正侯上床没几天，在重庆街头邂逅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解根柱，使她痛悔自己虚掷了贞操，与戴传贤、覃正侯的鬼混简直就是肮脏的经历，不仅荒唐，而且罪恶。白布染黑，岂有漂白还原之望？

解根柱一身灰色的八路军服装，簇新、整洁。这位青年军人约莫二十五岁；而大大的带点女性味儿的眼睛，清澈之余，含着一丝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沧桑与成熟。一米六七的身高，在山东人里算是矮小的了；但匀称，结实。稍圆的脸蛋黑里透红，挺直的鼻子下端，嘴巴开阖之间闪烁雪白整齐的牙齿。他中学时期不到十八岁就在老师影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参与情报工作。后来突然离开，是奉派到苏联学习。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在立谈片刻间了解到孟淑贤工作的机关后，便打消了要冷落她的念头。所以当孟淑贤泪流满面邀请他去蒙山茶楼“小坐”时，他就慷慨地答应了。

落座之后，解根柱谈笑自如。谈的都是以往在学校时的轶事，询问一些同学的近况，就是不触及他们的恋情；孟淑贤则是不敢碰这个话题。因为她知道自己已被自己的轻率糟害了，从一个洁白无瑕的少女成了破罐子，本质上没有资格再委身于他了。然而又并不甘心。即便理智告诫自己应该甘心，心底深处却遏制不住相反的呼声。突然回归的幸福令她陶醉也使她恐惧。这种恐惧是担心会再次失掉他。而这无疑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若以概率论，她自度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并非因了处于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这个在她是不成问题的；她可以毫无痛苦地抛弃这个只有三民主义和革命口号的躯壳而缺乏扎实内容的政治阵营。说白了她在这里只不过是寻求一个安身之所和一份薪俸而已。而是她如今不仅不再是女儿身同时所受过的污染是双重之重———有一个戴传贤，又加上一个覃正侯。她现在提到这两个人都感到厌恶。不只是厌恶这两个人，更主要的是厌恶自己；就像一个人误吞了苍蝇，恨不得把肠胃掏出来狠狠地冲洗。她缺乏勇气更谈不上去克服这在曾经从灵魂到身体都清纯过的女人来说最难克服的自卑感。尽管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着的男人绝口不碰这类话题，她也摆脱不了沉重的自厌自恶情绪；何况，焉知“不碰”是否就是对方所暗示的一道鸿沟？

解根柱端起茶碗，品了一口。放下茶碗之际，佯作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问她怎么会进了参谋总部。他知道，那样的大机关可不容易进的。

她简单叙述了一番离家出走的经过。却没有表白其动机就是为了寻找他。然后说在大后方如何无依无靠，眼看囊中渐露羞涩，所幸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投考官方的一所专门学校，有了公费食宿之利。极短时间就毕业了，又鬼使神差地分配到参谋总部。薪水不薄，身着军装的女人在大街上也没人敢欺负，终于安定下来了。

“你呢？当初为什么就那样走了？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罢了，哼！”她面露怨艾。顿了片刻，瞅了一下他的军装，“真是追求革命去了吗？”

话出口后，她自己都感觉到了嘲讽的味道。

好在他并没介意，只宽厚地笑了一下。然后伸手到碟子里拈了一小块花生糖送进嘴里，慢慢嚼着，看似在借以考虑如何回答；其实他是在琢磨怎样借她的话题来说另一个问题。

“你猜得没错，确实是‘追求革命去了’！”嚼完了花生糖，边伸手去端茶碗边说：“你觉得这个世道不革命行吗？”

“为什么呀？大家过得好好的，相安无事不好吗？”她甜甜地微笑着瞅他，所诘问的内容却与表情颇不一致。

“你府上有千亩良田，城里有商号，保证了府上全部人口锦衣玉食之余，还有堆满粮食的巨仓，盛满金银的箱笼；我家有五十多亩水田，虽不及府上远甚，温饱也不成问题。像你我这样的家庭在鲁南农村能有几家呢？除了你我这样少数的豪富之家和小康之家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家是在半饥半饱状态；其中还有百分之八十是赤贫，也就是长年累月家无升斗之粮，吃糠咽菜是常事，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者比比皆是！咱们鲁南每年要饿死多少人，你知道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含着温和的微笑。而她却察觉到那微笑的背后有一抹严峻与愤慨。“这样不公平的世道，不推翻行吗？”

她明白他说的是事实。可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吗，贫富问题和穷人的吃饭问题从来就没人解决得了。她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不过，你们那么弱小，国府那么强大……你们能成功吗？”

“国府正在帮助我们走向成功之路！”他睿智地一笑。

“啊？……怎么讲？”

“当穷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有人给他们指出了方向———解放区就是他们的方向，他们还会逆来顺受吗？全国四亿五千万穷人将会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你的‘国府’抗得住这样一种天塌一般的重压吗？”他脸上的笑变得冷峻了。“加上现在的所谓接收敌伪物资行动，更把这个私有制社会的弊端推向了极致！”

他所说的情况她也时有所闻；但理论性的归纳，她却懵然不懂，或者并不认同。

有人说，战争年代，必然会引发社会混乱；殊不知在战争结束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当私有制的进程越来越大时，贪污腐败之风将会固执而强烈地影响官场，并在官场形成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空前严重的社会混乱势必接踵而至。日本投降，国府官员和国军将领霎时像睡醒了一般，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到一个“要害之处”———接收。他们心急火燎地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奔向沦陷区，因为那里是可以迅速发财致富的地方。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银行、金库、工厂、矿山，谁抢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就归谁。这就是那个时候抢先发财致富的概念。所谓“接收先遣队”“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接收委员会”，以及各种名目的军队接收处，就是这样打着铲除敌伪物质基础和为国揽财两面旗号，把大部分东西收入私囊，少部分塞进小集团口袋，更小的一块才上缴中央。各省市也争相效仿，成立了地方性质的“敌伪资财处理局”。大家争先恐后展开了空前的财物抢夺。从重庆返回南京的高官和高级将领，彰明较著地四处掠夺高档小汽车，给各种各样的小洋楼甚至大楼贴上封条。南京城内的公馆洋楼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斗鸡闸一带。这些高档房子按照规模和新旧豪华程度，都贴上了宋美龄、何应钦等各级大官、军队将领的名字。级别低一些的官员一般没资格去抢高档洋楼，只好去抢民房、高级家具和成色次一等的小汽车———给沦陷区某家生意人和企业主扣上“附逆”的帽子十分容易，谁也不可能在八年间没与一个汉奸有过生意上的往还。有的连日伪办公楼内的地毯都扛走了。小车房屋之后，是抢更值钱的“逆产”。所谓逆产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工厂、矿山到古董甚至美女。伪府高官与重庆回来的抗战英雄互换名片之后立刻就成了“同志”，商量商量就把“逆产”拐弯抹角地变为“抗战英雄”们的私产，伪府高官则换得“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逃脱制裁的承诺。本该属于国家的财产就这样流失了。像这样的国产大流失在二十世纪是第一次，规模之大堪称空前。更要命的是由宋子文、孔祥熙、陈氏兄弟出馊主意而获蒋介石批准的另一“接收”方式：将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即俗称中储劵，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币。正常的兑换率以及两币当初在各自流通领域的购买力，应为一比一才合理；而国民政府公布的却是二百比一，亦即用两百元中储券仅能换得一元法币。一时间，从重庆飞至各沦陷区的飞机上，总是有官员携带一箱或数箱法币，用于兑换沦陷区的中储券。拥有大量法币的达官显宦和高级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低廉的小公务员也像中了头彩一样，手里那点从牙缝间省下来的法币竟膨胀了两百倍。仅南京一地，政府官员从兑换中获利就高达五十万两黄金的价值。受打击最致命的要数沦陷区的小老百姓。且不说本无一分一文钞票者，那种突然便从尚可温饱顷刻沦为赤贫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比比皆是。那时民间流传一首儿歌正是百姓心情的写照，歌曰：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以孟淑贤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认同，固不愿党国堕落到如此地步，每闻及此，便本能地希望只是一种讹传或者只是少数现象；对时下铺天盖地的贪污大潮，她总是本能地存着一种鸵鸟心态。当然，她也不愿惹心上人不悦，只委婉地表达了相反的看法。

“你说的这些……在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瑕疵，我也有所耳闻；但是好像比较空泛，缺乏……具体事实！有没有可能是讹传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解根柱点了点头，和颜悦色地说。“我来告诉你一件颇具代表性的人和事吧！由于军统在上海借接收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而且危害到不少与汉奸没有丝毫政治关系的私营企业主。雪片般密集的告状函件飞到了蒋介石案头。蒋介石一边申斥戴笠，勒令其彻查此事；一边在心里也明白，那戴笠至多拿几个替罪羊开刀，军统人员大面积贪污行径是不可能彻查的。蒋介石哪里知道，包括戴笠本人，也在这次接收中发了横财。查什么呢？！不得已，为了杜绝再次发生公财入私，蒋介石发布了两道命令。其一是由蒋介石亲自挂帅成立接收监管小组，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任组员；其二是命何应钦派遣陆军赴上海查肃接收中出现的贪腐行为，坚决纠参，挽回国财。何应钦委派抗战期间在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害之誉的汤恩伯前往。一者参与受降，二者查肃接收中的贪腐。”

汤恩伯时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驻节柳州，接到命令后，喜不自胜。由美军用大型运输机二十八架轮番把司令部人员以及卫队团帮汤恩伯运到上海，另有一架舒适的飞机拨给汤恩伯使用。

到上海的当天，汤恩伯就吩咐他的参谋长王光汉去管日本侨民。特别嘱咐一定要认真梳理日军高级军官家眷以及日本企业主财产，其中若有欺占我国人民财产者，则全部“籍没家私”。

王光汉早就听说日军高级军官眷属油水很大，日本在沪企业主八年间挤占我国公私企业的现象更为普遍。便请示汤恩伯，“籍没”的“家私”是否按中央规定归缴行政院驻陆军总部接收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

汤恩伯断然挥手说不，全部充作第三方面军的军需———但不可张扬。

所谓“充作军需”，王光汉明白就是首先要“充实”汤司令官私囊。这对他王光汉个人也是个福音，他也可借机浑水摸鱼，“充实”自己的盆盆钵钵。

第二天，王光汉发现陆军总司令部批转过一份蒋委员长签署的文件，上海日侨管理属于上海市政府的权责范围，就把这份文件呈送汤恩伯阅。

汤恩伯说不必看了，我知道这份文件。我请示过何总司令，他同意由我们来管，不必理睬钱大钧。如果委员长查问，有何总司令担待，我们半点风险也不会有的。

次日，在四川北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办公室，汤恩伯把几个日军高级将领介绍给王光汉，教他们听从王参谋长指示。说王参谋长为人和善，由他来担任日侨管理处长，你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你们要成立一个自治会，发扬高度自治精神，自己管理自己；王参谋长不过是间接管理而已。我看第一步工作，你们自治会应该清查一下多年来掠夺的中国资产，全部交给王参谋长领导的管理处，一分一文也不能漏掉。

钱大钧过去做过汤恩伯的上司，又当过两次侍从室主任，现在是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尽管汤恩伯奉命负责京沪地区受降事宜以及肃贪，却没有“接收”之权。钱大钧会给开绿灯吗？王光汉心里有点打鼓。

汤恩伯最初下榻于四川北路他的司令部里。后来王光汉发现日军高级将领谷正之的蒲石路公馆是一座很好的花园小洋楼，又打听得这原是上海一个中国商人的私邸，便教谷正之归还。

谷正之不敢怠慢，赶快表态理当归还，马上归还。只是一时找不到原主人，如之奈何？

王光汉说，那不要紧，你只须搬出去就是了，房子由我们转交给原主人。

后来，王光汉打通关节，把这套花园洋楼的产权转到汤恩伯名下。

汤恩伯住进去没几天，把王光汉叫去。首先称赞他自从主持日侨管理处以来，工作效率很高。现在又有一件事交给他去办。要为美军设立一个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地址就在西区。教王光汉把日军将领宅邸的地毯、沙发、餐桌、床等家具检阅一遍，凡档次高的，一律征用，运到美军招待所去；值钱的古董、金玉摆件也要一并搜去。

王光汉照此办理。后来却发现西区那个美军招待所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那里确有一幢占地五亩多、带大花园的大楼，产权已由日侨管理处副处长邹任之给“办理”成了汤恩伯的私产了。

有一天，汤恩伯邀谷正之等二十多名少将以上军衔的“日侨”到他蒲石路公馆吃饭。

席间，王光汉、邹任之向大家敬完酒，宣布一个决定：今后接收对象有一定扩大，要从原定的少将以上扩至少佐以上。叫席间这二十多名战犯回去向少佐以上“日侨”宣布，必须将自己在中国掠夺的财物———主要是存款和金银珠宝，限三日之内上缴日侨管理处。

这些战犯哪里敢不依从呢。不几天，巨额日元存款和无数黄金白银通通送到了王光汉这里。王光汉与邹任之雁过拔毛，刮了不少进入自己腰包；将总数的三分之二“办理”到汤恩伯老婆账户，三分之一交给方面军军需处。

战犯里搜寻并上缴财物最卖力的是谷正之，其功劳王光汉也没有埋没，更没有掠美，一五一十向汤恩伯禀报了。汤恩伯指示一定要切实保护谷正之，设法把他从战犯名单里剔除掉。

汤恩伯慨叹来上海迟了，高档小汽车捞得太少，本欲给少将以上军官每人一辆，也只好作罢。

邹任之诡秘地向他禀报，军统在闸北有一座大仓库，里面存放了上百辆高档小汽车，一半以上是尚未启封的新车，主要从日本文武高官、汉奸以及日本专营小汽车买卖的洋行没收来的。

汤恩伯十分眼红，琢磨了一下，吩咐王光汉去全部弄过来。

王光汉感到为难，踟蹰不敢领命。

邹任之胆大，马上说这个好办，今天之内保证办妥。

邹任之从汤恩伯卫队调来一个连，从工兵营也调来一个连，全部换成新四军的服装、标识，手持美国的汤姆式半自动步枪。夜半时分潜到闸北军统仓库附近。先将守库的军统武装人员控制起来，逼其开门。然后将所有的高档车注入燃料，一溜烟开走了。

事后戴笠得到报告，大发雷霆。说根本不可能是新四军干的。新四军哪里来的美制汤姆枪？再说哪有穿着军服戴着标识招摇过市干这种事的。况且成建制的新四军进入上海不可能在事前毫无迹象。后来终于侦得是汤恩伯所为。苦于没有证据；而且那批车本是该上缴行政院被自己暗中藏匿起来的，万一上边质问截留下来是何用意，自己无法回答。汤恩伯又圣眷正隆，手握重兵，只好忍下了这口恶气。

不久，东京盟军联合法庭宣布谷正之为甲级战犯。对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棍，汤恩伯竟有不忍之意；但又抗不过上命，只好叹了一口气，吩咐王光汉通知谷正之来自首，这样或许可以免其一死吧。

日侨自治会负责人土田丰把谷正之带到汤恩伯这里。

汤恩伯软言慰抚了一番。表示一定会为他争取从宽发落。然后也不下令逮捕，竟教土田丰带回去由自治会自行看管，等待军事法庭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