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由于杨嗣昌的督师，明朝政府在对农民起义的军事上有了一些起色，暂时还居于优势。到崇祯十三年夏秋之间，将张献忠和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逼到川东，四面围堵，大部分已经投降，罗汝才也正在准备投降，被张献忠及时阻止。张献忠为摆脱明军压力，拉着罗汝才奔往四川腹地。李自成销声匿迹，不再为人注意。然而这只是局部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明朝政权从来没有像在崇祯十三年夏秋间陷入全面的深刻危机。从军事上来看，十三年来崇祯一直陷于既要对付大规模农民起义，又要对付日趋强大的清朝的军事压力。到了目前阶段，四川战事胜负未决，前途变化莫测，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南部、四川北部和河南、陕西各地，到处有农民战争。山东西部、南部和徐州一带的农民大起义，严重威胁着明朝中央政权赖以生存的南北漕运。在山海关外，崇祯为防备清兵再次南下，催促洪承畴指挥十几万大军向松山、杏山和塔山一带进兵，谋解锦州之围，但是军心不齐，粮饷补给困难，几乎等于是孤注一掷。从财政经济来看，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尤其是黄河流域各省，由于长期战乱，官军纪律败坏，烧杀**掠，官府横征暴敛，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离，往往村落为墟，人烟断绝。到了十三年夏秋之间，不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各省的旱灾和蝗灾特别惨重，而且朝廷所依赖的江南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苏州府等地粮价飞涨，城市中发生了多起抢粮风潮。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军费开支反而增加，所以财政方面确实快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军事和财政经济两方面的严重危机，加深了朝廷上的政治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崇祯皇帝因借助军饷问题同皇亲、勋旧展开的明争暗斗，另一方面因对拯救危亡的看法不同，崇祯同一些朝臣发生直接交锋。
对于当时明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危机，皇亲和勋旧这一个只讲究养尊处优的阶层感受最浅，而在朝臣中却有很多人比较清楚，有些人深为国事担忧。受全面危机的压力最大的是崇祯皇帝。现在他正在为克服这一可怕的危机而拼命挣扎，不过有时他还在幻想做一个“中兴之主”，口头上也时常这么说。尽管他不敢想，更不肯说有亡国可能，但这种深藏在心中的无限忧虑和时常泛起的悲观情绪使他更变得刚愎任性，心狠手辣，决不允许任何朝臣批评和阻碍他的行事。
抄家的上谕下了以后，锦衣卫和东厂自然是雷厉风行，趁机发财。住在京城的所有皇亲、勋旧越发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大地主官僚们也担心将来轮到向他们借助，都觉得皇帝未免太任性行事。但廷臣们都害怕皇上震怒，不敢进谏，只是冷眼看这事将如何结局。皇亲们却不能等待，赶快联名上了一封奏疏，恳乞皇上开恩，念李国瑞已死狱中，停止抄家，使其子存善袭爵，以慰孝定太后在天之灵。崇祯一向迷信鬼神，想到孝定太后，心中不免犹豫，打算借着十几家皇亲联名上疏求情的机会赶快转圜，暂停抄家。但过了半天，他想不出另外的措饷办法，各地军事形势又逼得他坐立不安，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寸步不让，非将这第一炮打响不可。他在奏疏上用朱笔批“留中”二字，扔向一旁，心中叹息说：“唉，你们这班皇亲国戚、勋旧世家，真是糊涂！你们的富贵自何而来？倘若朕的江山不保，你们不是也跟着家破人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又暗恨薛国观，倘若不是他当时赞同向李国瑞头上开刀，另外想一个筹饷办法，何至于今日进退两难！
又过三天，他正在乾清宫中发闷，秉笔太监王承恩送来了一叠文书。他先看了几封奏疏，都是攻击杨嗣昌的，说了一些杨嗣昌的短处，认为他督师剿贼很难成功。其中有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一封奏疏，措词特别激烈。他抨击杨嗣昌加征练饷，引荐陈新甲做兵部尚书是为暗中同满洲议和准备，又攻击杨嗣昌继母死后没有回原籍奔丧守孝，而是“夺情视事”。崇祯看了前几封奏疏已经很生气，看了黄道周的奏疏更加愤怒，在心中恨恨地说：
“这个黄道周，才回京不久，竟敢上疏胡言，阻挠大计，博取清直敢言之名，殊为可恶！”
他没有批语，也没有心情再看别的奏疏，站起来来回走动，脚步特别沉重。忽然，他忍不住叹口气，说出一句话：
“朕的为国苦心，黄道周这班人何曾知道！”
黄道周和崇祯一样，一心要维护摇摇欲倒的明朝江山，但是他坚决反对崇祯的几项重大措施。他不敢直接批评皇帝，只好激烈地批评杨嗣昌的误国。他反对加征练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中心目的是害怕朝廷为此而失尽人心，将广大没有造反的百姓逼迫到造反的路上。崇祯为同意加征练饷的事，在去年已引起朝议哗然，但这是出于形势所迫，好比明知是一杯鸩酒，也只好饮鸩止渴。崇祯在心里说：“你们这班朝臣，只会放空炮，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关于同清朝秘密议和的事，崇祯最忌讳有人说出，而偏偏黄道周在疏中公然抨击。崇祯一直认为：满洲人原是大明臣民，只是到了万历中叶以后，因边臣“抚驭”失策，才有努尔哈赤之叛，逐渐酿成近二十年来之祸。如今同满洲暗中议和实是万不得已。宋与金的历史，对崇祯说来，殷鉴不远，而他绝不愿在臣民心目和后代史书中被看成是懦弱无能的君主。自从前年由杨嗣昌和高起潜主持，开始暗中同清方议和，他就不许用“议和”一词，只许用“议抚”一词。黄道周在疏中直然不讳地批评杨嗣昌同满洲议和，深深地刺伤了他这个自认为“天下共主”和“千古英主”的自尊心，何况他迫切希望赶快能够同满洲休兵罢战，暂时摆脱两面用兵的困境，以便专力围剿农民起义军。这是他的至关重要的救急方略，不料黄道周竟然如此不达事理，不明白他的苦心！他看得很清楚，满朝大臣中没有一个人在做事干练和通权达变上能够比得上杨嗣昌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借弹劾杨嗣昌的题目干扰加征练饷和对满方略，更不许在目前川、鄂一带军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有谁肆无忌惮地攻讦杨嗣昌，要将他赶下台去。他回到御案前重新坐下，又向黄道周的奏疏望了一眼，偏偏看到了抨击杨嗣昌“夺情”的几句话，不禁从鼻孔冷笑一声，心中说：
“朕以孝治天下，这样事何用你妄肆攻讦！自古大臣死了父母，因国事鞅掌，出于皇帝诏旨，不守三年之丧，‘夺情视事’或‘夺情起复’的例子，历朝皆有，连卢象升也是‘夺情’！倘若杨嗣昌和陈新甲都去守三年之丧，你黄道周能够代朕督师么？能够任兵部尚书么？……可笑！”
他又从御案上拿起来一封奏疏，是礼部主事吴昌时讦奏薛国观纳贿的事。吴昌时原是行人司的一个行人，这行人是正九品的低级闲官儿，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朝廷遇到颁行诏敕，册封宗藩，慰问，祭祀，出使藩夷等事，派行人前往或参加。去年，吴昌时趁着京官考选的机会，托人向薛国观说情，要求帮助他升转为吏科给事中。薛国观收下他的礼物，口头答应帮忙，但心中很轻视他这个人。考选结果，吴昌时升转为礼部主事，大失所望。吏部是一个热衙门，全国官员的除授、调任、升迁、降职和罢免，都归吏部职掌。吏科给事中虽然按品级只是从七品，却在朝廷上较被重视，是所谓“言官”和侍从之臣，不但对吏部的工作有权监督，且对朝政有较多的发言机会，纳贿、敲诈、勒索的机会较多，前程也宽。礼部主事虽然是正六品，但礼部是个冷衙门，而主事是“部曹”，即事务官，所以反不如从七品的给事中受人重视。吴昌时没得到他所理想的职位，认为是薛国观出卖了他，怀恨在心，伺机发泄。近来他风闻皇上因李国瑞的事对薛国观心怀不满，并且皇戚们同几个大太监暗中合谋，要将薛国观逐出朝廷，他认为时机到来，上疏揭发薛国观的一件纳贿的事，尽量夸大，进行报复。崇祯正想借一个公开题目将薛国观逐出内阁，看了这封弹章，不待审查清楚，也不待薛国观自己奏辩，便决定从严处分。他立刻提起朱笔，写了一道手谕：
薛国观身任首辅，贪渎营私，成何话说！着五府、九卿、科、道官即速议处奏闻！
崇祯命一个太监立刻将手谕送出宫去，又继续批阅文书。有十来封奏疏都是畿辅、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和江南各省地方官吁请减免钱粮和陈报灾情的奏疏，其中有一本是畿辅和山东士民一千多人来到京城上的，痛陈这两省地方连年灾荒，加上清兵焚掠和官军供应浩繁的情况。他们说：“百姓生计，已濒绝境；倘不速降皇恩，蠲免新旧征赋，杜绝苛派，拨款赈济，则弱者辗转死于道路，而强者势将群起而走险，大乱将愈不堪收拾矣。”崇祯看完了这个奏本，才知道畿辅和山东士民有千余人来到京城上书，一时不知道应如何处理。恰巧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来乾清宫奏事，崇祯就向他问道：
“曹伴伴，畿辅和山东有千余士民伏阙上书，你可知道？”
曹化淳躬身回奏：“奴婢知道。这一千多士民在三天前已经陆续来京，第一次向通政司衙门递本，因有的奏本不合格式，有的有违碍字句，通政司没有收下。他们重新联名写了一本，今日才送到御前。”
“都是真的良民么？”
“东厂和锦衣卫侦事番子随时侦察，尚未见这些百姓们有何轨外言行。他们白天有人在街上乞食，夜间就在前门外露宿街头。五城御史与五城兵马司随时派人盘查，亦未闻有不法之事。”
崇祯向站在身边伺候的秉笔太监王承恩问：“朕不是在几个月前就降旨恩免山东和畿辅的钱粮了么？”
秉笔太监回奏：“皇爷确实免过两省受灾州、县钱粮，不过他们的本上说‘黄纸虽免，白纸犹催’。看起来小民未蒙实惠。”
崇祯不再问下去，挥手使曹化淳和王承恩退出。他知道百姓们所奏的情形都是真的，然而他想：目前军饷无着，如何能豁免征派？国库如洗，如何有钱赈济？他提起朱笔，迟疑一阵，在这个本上批道：
览百姓每所奏，朕心甚悯。着户、兵衙门知道，究应如何豁免，如何赈济，妥议奏闻。百姓每毋庸在京逗留，以免滋事，致干法纪。
钦此！
他下的这一道御批只是想把老百姓敷衍出京，以免“滋事”。他深感样样事都不顺心，无数的困难包围着他，不觉叹口长气。为图得心中片刻安静，他竭力不再想各省灾荒惨重的问题，略微迟疑一下，另外拿起一封洪承畴从山海关上的奏本。每次洪承畴的奏疏来到，不是要饷，就是要兵，使他既不愿看，又不能不看。现在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完引黄，知道是专为请求解除吃烟的禁令，并没有提兵、饷的事，才放心地打开奏疏去看。原来在半年以前，他认为“烟”和“燕”读音相同，“吃烟”二字听起来就是“吃燕”，对他在北京坐江山很不吉利，便一时心血**，下令禁止吃烟，凡再吃烟和种植烟草的杀头。但烟草从吕宋传进中国闽、广沿海一带已经有八十年以上历史，由戚继光的部队将这种嗜好带到长城内外，也有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他的上谕不但行不通，反而引起驻扎在辽东的将士不满。现在洪承畴上疏说“辽东戍卒，嗜此若命”，请求他解除禁烟之令，仍许北直和山东民间种植，并许商人自浙、闽贩运。崇祯将这封奏疏放下，心中叹道：
“吃烟，吃烟！难道真有人来吃燕京？唉，禁又禁不住，不禁又很不吉利！”
两天以后的一个早晨，五凤楼上传出来第一通鼓声。文武百官陆续进入端门，都到朝房等候。有些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着新增的练饷所引起的全国舆论哗然，百姓更加同朝廷离心的情况；有的在闲谈着湖广和四川等地的战争消息；还有人在谈论着近来的满洲动静。但人们今天最关心的是练饷。尽管许多人嘴里不谈，心上却挂着这件大事。他们避而不谈，只是怕惹祸罢了。
今天是常朝，比每天“御门决事”的仪制隆重。早在五更之前，六只大象就已经由锦衣官押着身穿彩衣的象奴从宣武门内西城根的象房牵到，在午门前的御道两侧悠闲地走动着。午门上二通鼓响过之后，六只大象自动地走到午门的前边，站好自己位置，每一对左右相同，同锦衣旗校一起肃立不动。三通鼓响过以后，午门的左右偏门掖门一齐打开了（中门是御道，平时不开）。一队锦衣将军、校尉和旗手走进午门，在内金水桥南边，夹着御道，分两行整齐排列，肃立不动。校尉手执仪仗，旗手专执旗帜。同时担任仪仗的一群太监从宫中出来，在丹墀下边排班站定。班尾是两对仗马，金鞍、金镫、黄丝辔头、赤金嚼环。尽管崇祯在上朝前总是乘辇，从不骑马，但是四匹漂亮而驯顺的御马总是在三六九上朝前按时牵到伺候，成为仪仗的组成部分。另外四个太监拿紫檀木雕花马凳，以备皇帝上马时踏脚，站在仗马旁边。夹着丹陛左右，肃立着两行扈驾侍朝的锦衣将军，穿铁甲，佩弓、矢、刀、剑，戴红缨铁盔帽。又过片刻，午门上钟声响了。文武百官匆匆地从朝房中走出，从左右掖门入内。当最后一个官员进去以后，一对一对大象都把鼻子互相搭起来，不许再有人随便进去。
文武百官到了皇极门外，按照文东武西，再按照衙门和品级区别，排成两班，恭立在丹墀之上。四个御史官分班面向北立，负责纠仪。
当文武百官在五更入朝时候，一千多畿辅和山东士民由二十几位老人率领，来到长安右门外边。曾经率领乡里子弟打过清兵的姚东照老先生也参加了。他们绝大部分是濒于破产的中小地主，但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大大超出了他们所属的阶级，也反映了农民、中小商人和手工业主的利益。昨天上午他们见到了皇上的御批，使他们大为失望。他们这一群老人当即又写了一封痛陈苦情的奏本，送往通政司。通政司因皇上已有旨叫他们“毋庸逗留”京城，且见奏本中有些话说得过于激切，不肯收下。他们不管如何恳求，都无用处。他们无奈，便趁着今天是常朝的日子，头顶奏本，“伏阙上书”。古代的所谓阙就是宫门。拿明朝说，就是午门。但如今老百姓向皇帝“伏阙上书”，不惟望不见午门，连承天门也无法走近，只能跪伏在长安右门以外。明代的文武官员多住西城，从长安右门入朝。百姓们原希望有哪位内阁辅臣、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或哪位尚书、侍郎大人怜念小民，收下他们的奏本带进宫去，呈给皇上，谁知守门的锦衣官兵压根儿不许他们走近长安右门，用水火棍和刀、剑将他们赶散。一见大官来到，把他们赶得更远。长安右门外有一座登闻鼓院，小厅三间向东，旁有一小楼悬鼓，有科、道官员在此轮流值日。按照明朝法律规定：百姓有冤，该管的衙门不替申理，通政司又不为转达，百姓一击登闻鼓，值日官员就得如实上报皇帝。但是今天，登闻鼓院附近站立的锦衣旗校特别多，一个个如狼似虎，打得百姓们不能走近。百姓们见长安右门不行，就从棋盘街转过大明门，来到长安左门。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情形一样。有些老人已经完全绝望，但有些老人仍不死心。他们率领大家避开中间的路，跪得离东长安门稍远一点，见从东城上朝的官员过尽，只好恳求守门的锦衣官员收下他们的奏本送进宫中。锦衣官员惟有斥骂，并不肯收。他们想，就这样跪下去，迟早会有人怜悯他们，将他们“伏阙上书”的事上奏皇帝。他们跪得很乱。有人过于饥饿，跪不稳，倒了下去。有人身体虚弱得很，发出呻吟。
在紫禁城内，文武百官排班站定以后，有一个太监走出皇极门，手中拿一把黄丝静鞭，鞭身一丈三尺，梢长三尺，阔有三寸，用蜡渍过，安着一尺长的朱漆木柄，上刻龙头，涂以金漆。他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挥起静鞭在空中盘旋几下，用力一抽。鞭声清脆，响彻云霄。连着挥响三次，太监收起静鞭，走下丹墀站定。于是，午门内寂静无声，仪仗森森，气象肃穆。
过了片刻，内官传呼“驾到！”崇祯头戴翼善冠，身穿圆领绣龙黄罗袍，面带忧容，在一大群服饰华美的太监们的簇拥中乘辇出来。由翰林、中书、科、道各四人组成的导驾官员，从皇极门导驾而出，步步后退，将龙辇导向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头，不敢仰视。崇祯下了辇，升入御座，这御座在当时俗称金台。在他的面前是一张有黄缎绣龙围幛的御案。离御案三尺远有一道朱漆小栏杆，以防某一个官员正跪在地上奏事时突然扑近御座行刺。当崇祯坐下以后，有三个太监，一人擎着黄缎伞盖，两人擎着两把黄罗扇，从东西两边陛下上来，站在崇祯背后。他们将黄伞盖擎在御座上边，那两把黄罗扇交叉着擎在他的身后，警惕地保卫着他的安全。如果看见哪一个臣工在御案前奏事时妄想行刺，两个执黄罗扇的太监只须手一动，一道铁线圈会自动落下，从扇柄上露出利刃。原来还有九个锦衣力士手执五把伞盖和四把团扇，立在御座背后和左右。后来因为皇帝对锦衣力士也不放心，叫他们都立在丹陛下边。在“金台”背后和左右侍立的，如今只有最亲信的各种执事太监了。
仪表堂堂、声音洪亮的鸿胪寺官高唱：“入班行礼！”随即文武百官面向金台，依照鸿胪寺官的唱赞，有节奏地行了一拜三叩头的常朝礼，然后分班侍立。一位纠仪御史跪下奏道：
“今有户部主事张志发，平身起立时将笏落地，事属失仪，合当拿问。请旨！”
崇祯因昨夜几乎通宵未眠，精神疲倦，只低声说了一两句话，群臣都未听清。一位容貌丰秀、身穿圆领红罗朝服、蓝色鹦鹉补子，腰束镶金带，专管上朝传宣的随堂太监，从御座旁向前走出几步，像女人的声音一般，朗朗传旨：
“皇上口谕：姑念他事出无心，不必拿问；着即罚俸三月，以示薄惩。谢恩！”
崇祯手足浮动，似乎十分焦急，心不在焉地看见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老臣从班中踉跄走出，匍匐跪下，颤声奏道：“微臣朝班失仪，罪该万死。蒙陛下天恩浩**，不加严罚，使微臣生死难报，敬谨叩谢皇恩！”然后他流着泪，颤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崇祯仍然心不在焉，脸上除原来的忧郁神色外，没有别的表情。
当张志发谢恩站起来的时候，崇祯的眼光正在向左边文臣班中扫去。他没有看见首辅薛国观，明白他是因为受了弹劾，“注籍”在家。又一位鸿胪寺官跪到面前，向他启奏今日在午门外谢恩和叩辞的文武官员姓名和人数，同时一个随侍太监将一张红纸名单展开，放在御案上。他仅仅向名单扫了一眼，又向午门外望了一下。因为距离午门远，他只看见左右两边门洞外都跪伏着人。鸿胪寺官随即起身，退了几步，面向午门高呼：“午门外谢恩叩辞官员行礼！”当午门外的文武官员们正在依照另一个鸿胪寺官的唱赞，遥遥地向他行五拜三叩头礼时，他又向午门外望一眼，跟着抬起头来，望了望午门的城头和高楼。暗云低沉，雷声不住。他忽然又重复了经常在心头和梦中泛起的渺茫希望：要是杨嗣昌能够成功，将张献忠和李自成拿获解京，他率领太子和诸皇子登上午门“受俘”，该有多好！
又是照例地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跪奏例行公事，崇祯都不大在意。他正要向群臣宣布对薛国观的处罚，忽然听见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嘈杂的人声，这在承天门附近是极其稀有的现象。他猜到定是那畿辅和山东来的“无知愚民”不肯离去，不禁皱皱眉头，心中怒恨，想道：“他们竟敢抗旨，仍在京师逗留！”但是他没有忘记要臣民们看他是“尧、舜之君”，所以他忍着心中怒气，将户部尚书和侍郎们叫到面前，带着悲天悯人的神色，慢慢说道：
“朕一向爱百姓犹如赤子。有些州、县灾情实在太重的，你们斟酌情形，钱粮是否应该减免，详议奏闻。”随着一阵南风，东长安门的隐约人声继续传来。他忍不住问：“这外边的人声可是上书的百姓么？”
跪在地上的户部尚书李待问抬头奏道：“是山东和畿辅的百姓父老，因灾情惨重，征派不止，来京城吁恳天恩，豁免征派，火速赈济。”
崇祯又一次将眉头皱起，沉默片刻，对站在身旁的一个太监说：“你去口传圣旨：百姓们所奏的，朕已知道了。朕深知百姓疾苦，决不许地方官再事征派。至于赈济的事，已有旨着各有司衙门从速料理，不得迟误。叫百姓们速回原籍，不许逗留京师，滋生事端，致干法纪，辜负朕天覆地载之恩。”
他随即叫五府、九卿、科、道官来到面前。霎时间，被叫的朝臣们在御案前的小栏杆外跪了一片，连轻声的咳嗽也没有。他的脸色格外冷峻，充满怒气，眉宇间杀气腾腾。众文武官深知他喜怒无常，都把头低下去，等候着不测风云。有些胆小的朝臣，不禁小腿肚轻轻打颤。天色已经大亮，乌云比黎明前那一阵更浓，更低，压着五凤楼脊。天边响着沉闷的雷声。他向天上望望，又向群臣扫了一眼，说：
“朕叫你们会议薛国观应如何处分，昨日看你们议后所奏，颇从轻议，显系姑息。薛国观身任首辅，不能辅朕振刷朝政，燮理阴阳，佐朕中兴，反而营私贪贿，成何话说！本应拿问，交三法司严议罪；姑念他其他恶迹尚不显著，着即将他削籍了事，不许他逗留京师。你们以后做事，决不要学他的样儿！”
众文武叩头起去，退回朝班。有些朝臣本来有不少重要事要当面陈奏，因见皇上如此震怒，便一声不响了。冷场片刻，崇祯正要退朝，忽然远处的人声更嘈杂了，而且还夹杂着哭声。他大为生气，眼睛一瞪，说：
“锦衣卫使在哪里？”
锦衣卫使吴孟明立刻从武臣班中走出，跪到他的面前。他先向群臣们感慨地说：
“朕自登极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总是以尧、舜之心为心，务使仁德被于四海。只因国事杌陧，朕宵衣旰食，总想使天下早见太平，百姓们早登衽席。今日赋税科派较重，实非得已。不想百姓们只看眼前一时之苦，不能替朕的万世江山着想。”他转向吴孟明说：“你去瞧瞧，好生晓谕百姓，不得吵闹。倘若仍敢故违，统统拿了！”
那些使皇帝生气的一千多百姓代表从天不明就“伏阙上书，跪恳天恩”，跪过长安右门又跪长安左门，得不到一位大臣的怜悯，收下他们的奏本送到皇帝面前。他们只能望见外金水桥和桥前华表，连承天门也不能完全望见。上朝时，他们听见了隐约的静鞭三响，随后就一切寂静。好像紫禁城是一个极深的海，而他们远远地隔在海外。长安门、承天门、端门和午门，每道门是一道隔断海岸的大山，使人望而生畏，无法越过。人们的腿跪得麻木，膝盖疼痛。有些人只好坐下，但多数人仍在跪着。有的人想着家乡惨状，呼天无门，在绝望中默默流泪。过路人愈聚愈多，在他们的背后围了几百人，有的完全是看热闹，有的深抱同情，不断地窃窃私语。几次因守卫长安左门的锦衣旗校要驱散众人，发生争吵。突然，一个太监走出，用尖声高叫：“有旨！”所有坐着的赶快跪下，连那些看热闹的人们因躲避不及，也慌忙跟着跪下。太监口传了“圣旨”以后，转身便走。百姓们有的跪在后边，心中惊慌，并未听清“圣旨”内容，只听清“钦此”便完了。但多数人是听清了的，等太监一走，不禁失声痛哭。姚东照老头子登时心一横，虎地跳起，抢过来奏本自己捧着向长安左门追去，大声呼叫：“公公！公公！”只见一道红光一闪，一个锦衣旗校一棍子打在他的头上。他的眼前一黑，天旋地转，身子摇晃，倒在地上，那一字一泪的哀痛奏本仍然紧握在他的手中，而鲜血从头上奔流。老百姓见此情形，胆小的起来乱跑，胆大的扑向前去救他，并且叫道：“你们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锦衣旗校怕百姓冲进长安左门，一齐向前，用力狠打，赶散百姓，并且逮捕了二十几个人，说他们在宫门外聚众暴乱，送进狱中。东长安街上，一片奔跑声，呼打声，哭叫声。很多商店见街上大乱，赶快关门。胆大的人们聚立在远处观看，有些老人滚下热泪，有些人摇头叹气，姚东照被几个上书百姓冒死救出，抬到东江米巷一个僻静地方放下。大家把他围着，有的含着悲愤的眼泪，有的发出恨声。他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望望大家，叹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伤很重，快要死了。一句话从他的心上蹦出：“大明不亡，实无天理！”但是不肯说出口，跟着又昏过去了。……
锦衣卫使吴孟明走出东长安门时，“伏阙上书”的百姓已经被驱散了，地上留下了几只破鞋和撕碎的奏本。他命令一位锦衣卫指挥同知率领锦衣旗校会同五城兵马司务须将来京上书的山东、畿辅百姓驱逐出内外两城。
当吴孟明走下皇极门丹墀时候，崇祯正要退朝，忽然从文臣班中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臣，到御案前的朱红栏杆外跪下。崇祯一看是前日上疏反对加征练饷和攻击杨嗣昌的黄道周，立刻动起火来。不等这位老臣张口，他神色严厉地问：
“你的奏本朕已看过，另有何事要奏？”
黄道周伏地说：“微臣求皇上停征练饷，严惩杨嗣昌以谢天下。布宽仁之政，收拾已溃之人心。”
崇祯因为生气，手脚更加浮动，说：“朕因为虏、寇猖獗，兵、饷俱缺，故去年不得已用辅臣杨嗣昌之议，增加练饷。朕何尝不爱民如子？何尝不深知百姓疾苦？然不征练饷即无法更练新兵，不更练新兵即无法内剿流寇，外御东虏，不得已采纳杨嗣昌之议，暂苦吾民一时。尔等做大臣的，处此国家困难之日，不务实效，徒事攻讦，深负朕意。今嗣昌代朕在外督师，沐雨栉风，颇著辛劳。原来在房县一带的九股流贼，已经纷纷请降；献贼自玛瑙山败后，也成了釜底游鱼，与罗汝才被困于鄂西川东一带，不得逃逸。李自成仍被围困在商洛山中，不日即可就歼。倘朝廷内外不和，动辄掣肘，必将使剿贼大事，功亏一篑。你前日疏中说杨嗣昌建议加征练饷是流毒天下，如此肆意攻讦，岂是为国家着想？”他转向群臣，接着说：“朕切望文武臣工，不论在朝在外，都能和衷共济，万不要各立门户，徒事攻讦。”
崇祯满以为他的这些话可以使黄道周不再与他廷争，也使别的朝臣不敢跟着说话。但是黄道周既没有被说服，也没有被他压服。黄道周的性格非常倔强，又自幼熟读儒家的经史书籍，只想着做个忠臣，学古代那些敢言直谏之士，把“文死谏，武死战”的话当做了为臣的金科玉律，很喜欢苏轼的诗句“居官死职战死绥”。更重要的一点，他出身寒门，又常被贬斥，接近地主阶级的下层。明代末年，朝廷实行了“一条鞭”的聚敛办法，将丁役钱和一切苛捐杂派都并入田赋征收。大地主多为豪绅之家，既享有免役权，也能借官府和胥吏舞弊，将部分田赋负担转嫁到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身上。这一阶层和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既是官府敲剥聚敛的对象，也是大户进行土地兼并的对象，加上战乱和天灾，随时都有境况沦落，甚至倾家破产和死亡流离的可能。这一阶层加上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在人数上仅次于佃农和雇农，所以他们的动向会影响明朝的存亡。崇祯皇帝将豪绅大户看成国家的支柱，而黄道周却将中小地主加上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看成国家的支柱。他所说的“小民”，就是指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是直接担负着加征田赋之苦。听了崇祯的话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一片忠心没被皇上理解，立即抬起头来说：
“陛下！臣前日疏中云‘杨嗣昌倡为练饷之议，流毒天下，民怨沸腾’，实为陛下社稷着想，为天下百姓着想，并非有门户之见，徒事攻讦。臣二十年躬耕垅亩，中年出仕，两次削夺，今已五十余矣。幸蒙陛下圣恩宽大，赦臣不死，使臣得以垂老之年，重瞻天颜。臣即竭犬马之力，未必能报皇恩于万一；如遇事缄默，知而不言，则何以报陛下？何以尽臣职？增加练饷一事，实为祸国殃民之举。臣上月来京，路经江北、山东、畿辅，只见遍地荒残，盗贼如毛，白骨被野。想河南、陕西两省情况，必更甚于此。盗贼从何而来？说到究底，不过是因为富豪倚势欺压盘剥，官府横征暴敛，使小民弱者失业流离，饿死道旁，而强者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臣上次削夺之后，归耕田园，读书讲学，常与村野百姓为伍，闻见较切，参稽往史，不能不为陛下社稷忧。请陛下毅然下诏，罢练饷以收民心，斩杨嗣昌之头以为大臣倡议聚敛者戒！”
崇祯厉声说：“你是天子近臣，不能代朕分忧。别人拿出筹饷练兵办法，你说是祸国殃民之举，这不是徒事攻讦是什么？加征练饷是朕亲自裁定。你说这个办法不好，哪是你的好办法？”崇祯怒不可遏，将桌子一拍，喝道：“说！”
满朝文武见皇帝如此震怒，个个惊恐失色，替黄道周捏了一把冷汗。紫禁城上空滚动着沉闷的雷声。黄道周前天上疏时已经将最坏的结果作了估计，所以现在他只是想着这正是忠臣死谏的时候，心中并无生死顾虑，倔强地望着皇帝，慷慨回奏：
“臣自幼读圣贤书，考历代治乱兴亡之由，深知今日政事，以苛察聚敛为主。苛察繁则人人钳口，正气销沉；聚敛重则小民生机绝望，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臣今日尚见有山东与畿辅百姓伏阙上书，他日必将失尽人心，连愿意前来上书的人也没有了。杨嗣昌的加征练饷办法是使朝廷饮鸩止渴……”
崇祯截断他的话头，说：“休再啰嗦！朕因流贼猖獗，东事日急，内外交困，不得不百计筹饷。不料朕向戚畹借助，戚畹抗旨；向百姓加赋，百姓怨言。你是天子近臣，也对加征练饷肆口诋毁，比为鸩毒。哼哼，成何话说！你如此诋毁练饷，试问你有何良策助朕筹饷练兵，以救目前危急？不筹饷，不练兵，罢掉杨嗣昌，派你代朕督师，你能将张献忠、李自成诸贼迅速剿灭或献俘阙下，清国家腹心之患？你不顾朕日夜为国事焦忧，妄肆攻讦，忠君爱国之心何在？哼！”
黄道周说：“臣今日所言者，正是出自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流贼祸国，致劳宸忧，臣何尝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至于东虏为患，臣平日既忧且愤，独恨杨嗣昌只知与东虏暗中议款，全忘《公羊》‘尊王攘夷’之教。今日人心溃决……”
崇祯又截断说：“我问你有何好办法筹饷练兵！”
黄道周说：“大抵额设之兵，原有额饷。如今兵多虚冒，饷多中饱。但求认真实练，则兵无虚冒，饷自足用。所以核实兵额，禁绝中饱，即可足兵足饷。若兵不实练，虚冒与中饱如故，虽另行措饷，搜尽百姓脂膏，亦无裨益。目前不是无饷练兵，而是缺少清白奉公、认真做事的人。如得其人，则利归公家；不得其人，则利归私室。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数倍。皇上深居九重，何能尽知？左右近臣，有谁敢据实奏闻！因陛下天威莫测，使耿介者缄口不言，怕事者唯唯诺诺，而小人则阿谀奉承。皇上左右之人，动不动就称颂陛下天纵英明，明察秋毫，而实在背后各自为私，遇事蒙混，将陛下孤立于上。行间每每掩败为胜，杀良冒功；到处人心涣散，不恨贼而恨兵；官以钱买，将以贿选。凡此种种，积弊如山，皇上何曾洞知？今日臣不避斧钺之诛，冒死直言，恳皇上三思！”
崇祯按捺着一腔怒火，又问：“你如何说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数倍？”
道周说：“万历时，因辽东军事日急，于正赋之外，每年增抽五百二十万两，名曰辽饷，百姓已经不堪其苦。皇上御极之初，又增加辽饷一百四十万两。崇祯十年，杨嗣昌定了三个月灭贼的期限，增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原说只征一年。陛下皇皇诏书中也说‘暂苦吾民一年耳’。今已四年，并未停征。不意去年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共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均在正赋之外。请皇上勿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为小民留一线生机！”
崇祯被刺到疼处，想大发作，但因为黄道周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儒臣，素为清议所推重，只好再忍耐一下。他用手在御案上毫无目的地画来画去，过了片刻，冷笑说：
“你所说的尽是书生之见，知经而不知权。你只看百姓目前负担很重，不知一旦流贼肃清，即可长享太平之乐。你只看练饷增赋七百三十万两，数目很大，不知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财有势之家所有。百亩田只增银三四钱，不惟无害于小民，且可以稍抑富豪兼并。”
黄道周立即回奏：“国家土田，确实兼并成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历朝田赋积弊甚深，有财有势者上下其手，多方欺隐，逃避征赋，土田多而纳粮反少；贫家小户则不敢欺隐，无力逃避，不惟照实纳粮，且受势豪大户转嫁之苦，往往土田少而纳粮反多。况田赋之外，每遇差科，贪官污吏放富欺贫。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昔日中产之家，今多化为贫民，不恨贼而恨官府。陛下说增加田赋可以稍抑大户兼并，这是杨嗣昌去年面奏皇上之言，真是白日说梦，以君父为可欺，以国事为儿戏！”
崇祯喝道：“不必再说，下去！”他看见黄道周不肯起去，便接着训斥说：“国事日非，大臣们应该和衷共济，方不负朝廷厚望。你遇事攻击杨嗣昌，岂非私心太重，忽忘国家困难？如此哓哓争辩，泄汝私恨，殊失大臣体统！”
黄道周说：“臣只知为百姓生计着想，为皇上社稷着想，不知何谓私心。”
崇祯说：“朕听说你平日讲学常讲天理人欲，徒有虚名！朕闻凡事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三年前汝因不获入阁，遇事即攻击杨嗣昌，难道是无所为么？”
崇祯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治天下，而黄道周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儒，所以故意拾取宋儒朱熹之流常讲的“天理人欲”的牙慧，批评黄道周，好像忽然找到了一件锋利武器。然而黄道周今天在他面前犯颜廷争的是万分急迫的实际问题，所以不愿多谈“天理人欲”的道理，倔强地回答说：
崇祯自知责备黄道周有点理亏，虽然神色仍然十分严峻，却用稍微缓和的口气说：“清白操守，固是美德，但不可傲物，不可朋比。古人说伯夷为圣之清者，你比伯夷如何？朕知道你有操守，故屡次将你斥逐，究竟还想用你。没想到你偏激矫情，任性放肆，一至于此！姑念你是讲官，这一次宽恕了你。以后不准再攻讦大臣，阻挠大计。下去吧！”
黄道周担心朝政这样下去，将有亡国之祸，所以才昧死直陈，希望有所挽救。他是宁死也不愿看见大明亡国的。现在见皇上并不体谅他的忠心，又不许他继续说话，他几乎要痛哭起来，大声说：
“陛下！臣句句话都是为君为国，不存半点私心。‘夫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臣恐陛下如此一意孤行，必将使人心尽失，四海鼎沸，国事更不可收拾！”
“出去候旨！”
“征练饷，祸国殃民。臣今日不言，臣负陛下，亦负天下万民。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黄道周虽然没有明言将会亡国，但是崇祯十分敏感，从“臣负陛下”四个字听出来这种含意，不禁勃然大怒，动了杀他的心，拍案喝道：
“黄道周！尔如此胡搅蛮缠，争辩不止，全失去臣子对君父体统，实在可恶！你自以为名望甚高，朕不能治你的罪么？哼！少正卯也是闻人，徒以‘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不免孔子之诛。今之人多类此者！”
“臣平日忠孝居心，无一毫偏私，非少正卯一类人物。”
崇祯一想，黄道周是个大儒，确实不是少正卯一类人物，所以尽管十分震怒，却是表现了破天荒的容忍，打算把道周喝退出朝，再议他一个罪名，贬他到几千里外去做个小官，永远不叫他重回朝廷。他怒视着道周，厉声喝道：
“黄道周出去！”
黄道周叩头起来，两腿酸麻，艰难地扭转身，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去。崇祯望着他的脊背，想着自己对国事万般苦撑竟不能得他这样的大臣谅解，不由地叹口气，恨恨地说：
“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学会一个‘佞’字！”
道周立刻车转身，重新跪下，双手按地，花白的长须在胸前索索颤抖。他沉痛而倔强地说：
“皇上说臣只学成一个‘佞’字，臣愿把‘忠、佞’二字对皇上剖析一下。倘若说在君父前独立敢言算是佞，难道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么？忠佞不别，邪正淆矣，如何能做到政事清明！”
“陛下所信者惟杨嗣昌。先增剿饷，继增练饷，均嗣昌所建议。嗣昌对东虏不知整军经武，大张挞伐，只一味暗中求和。他举荐陈新甲为本兵，实为继续向东虏议和计。似此祸国殃民，欺君罔上之人，而陛下宠之，信之，不以彼为佞臣。臣读书一生，只学会犯颜直谏，并未学会逢迎阿谀，欺君罔上，竟被陛下目为佞臣。……”
崇祯大喝道：“给我拿了！如此狂悖，拿下去着实打！”
登时上来几个锦衣力士将黄道周从地上拖起来，推了出去。崇祯拍着御案咆哮说：
“着实打！着实打！”
满朝文武都震惊失色，颤栗不止，连平日与黄道周毫无来往的人们也害怕他今天会死于廷杖之下。黄道周被踉跄地拖出午门，摘掉朝冠，扒掉朝服，推倒在地。他想着自己死于廷杖之下不足惜，可惜的是大明的国运不可挽回了。于是他挣扎着抬起头来，向午门望一眼，没有说别的话，只是喘着气呼喊两声：
“天乎！天乎！”
从文班中慌忙走出一人，年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身穿六品文官的鹭鸶补服，到御案前一丈多远的地方跪下，叩个头，呼吸急促地说：
“乞皇上姑念黄道周的学问、操守为海内所钦，今日在皇上面前犯颜直谏，纯出于忠君爱国赤诚，宽饶了他。倘若黄道周死于杖下，反而成就了他的敢谏之名，垂之史册亦将为陛下圣德之累。”
崇祯认得他是户部主事叶廷秀，厉声说：“黄道周对君父狂悖无礼，杀之不足蔽其辜。你竟敢替他求情，定是他的一党！”
叶廷秀叩头说：“臣与黄道周素不相识。”
“胡说！既敢为他求情，必是一党。拿下去着实打！”
不容分辩，叶廷秀登时被锦衣拿了，拖往午门外边。叶廷秀因在户部做官，对于农村崩溃情形知道较深，平日较一般朝臣头脑清醒。本来他想趁机向皇上陈述他对国事的看法，竟然连一点意见也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来。
左都御史刘宗周由于职掌都察院，对朝廷弊政知道得较多且深，又因不久前从他的故乡绍兴来京复职，沿途见闻真切。处处灾荒惨重，人心思乱，以及山东和江北各地农民起义势如燎原，给他的震动很大，常怀着危亡之感。现在文武百官都吓得不敢做声，他一则不愿坐视大明的江山不保，二则想着自己是左都御史，不应该缄口不言，于是迈着老年人的蹒跚的步子走出班来，跪下叩头。他还没有来得及张嘴说话，崇祯愤愤地问：
“你是想替他们求情么？”
刘宗周回答说：“叶廷秀虽然无罪，但因为他是臣的门生，臣不敢替他求情。臣要救的是黄道周。道周于学问无所不通，且极清贫，操守极严，实为后学师表。臣知陛下对道周并无积恨在心，只是因他过于戆直，惹陛下震怒，交付廷杖。一旦圣意回转而道周已死于廷杖之下，悔之何及！”
“按国法，大臣论死不外三种罪：一是谋逆，二是失封疆，三是贪酷。道周无此三罪。此外，皇上平日所深恶痛绝者是臣工结党，而道周无党。道周今日犯颜直谏，是出自一片是非之心，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丝毫无结党之事。如说道周有党，三尺童子亦不肯信。臣与道周相识数十年，切知他实在无党。”
“今日不打黄道周，无法整肃朝纲。你不必多说，下去！”
“臣今年已六十三岁，在世之日无多……”
“下去！”
“愿陛下……”
“下去！”
“愿陛下为尧、舜之主，不愿陛下有杀贤之名。陛下即位以来，旰食宵衣，为国忧勤，至今已十三年了。然天下事愈来愈坏，几至不可收拾，原因何在？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颁布诏令太繁，进退天下士太轻。大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一二敢言之臣，辄蒙重谴；故朝廷之上，正气不伸，皇上孤立。”
“胡说！朕何尝孤立？从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朕对此深恶痛绝，不稍宽容。这正是要伸正气，正士风。汝素有清直之名，岂能不知？显系与黄道周一鼻孔出气！……下去！”
“臣今日不将话说出来，死也不退。”
“你还要唠叨些什么？”
“臣以为目前大局糜烂，其症结在正气不伸，皇上孤立，故天下有人才而不得其用，用而不能尽其力；有饷而不能养兵，额多虚冒；有将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战，常以杀良冒功为能事。黄道周适才所奏，虽过于戆直，然实为救国良药。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陛下若想收已失之人心，必须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若仍严刑峻法，使直言者常获重谴；日日讲聚敛，使百姓生机愈困；则天下事不堪问矣！”停了停，咽下去一股热泪，他抬起头继续说：“陛下痛愤时艰，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之道未暇讲求。……”
“非是朕不讲求，而是诸臣负朕。”崇祯忽然转向内侍问：“黄道周打了没有？”
王德化跪下回奏：“现在就要行刑。”
“快打！不要姑息！”崇祯回头来望着刘宗周，气呼呼地说：“你们这班有名望的儒臣，只会把错误归给朝廷，博取高名。今日朕不责你，你也莫再啰嗦。下去！”
“既然陛下重责黄道周，臣愈不能不将话说完。说出之后，虽死无憾。”
“你如此执拗，着实可恼！好吧，等打了黄道周、叶廷秀之后，再容你说。暂且起去！”
“臣话未说完，死不起去。”
“那你就跪着等候。”
雷声在紫禁城的上空隆隆响着。午门外的西墀下早已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只是锦衣卫使吴孟明和监刑的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想着皇上听了左都御史刘宗周的求情可能赦免黄、叶二人的廷杖，所以迟迟没有动刑。如今一声吆喝，廷杖就开始了。
“搁棍！”
“搁棍！”站在下边的一百名旗校同声呼喊，声震午门。
喊声刚住，一个大汉从锦衣旗校队中走出，将一根红漆大棍搁在黄道周的大腿上。吴孟明喝一声“打！”下边一百名旗校齐声喝“打！”开始打起来。打了三下，吴孟明为着怕曹化淳在皇上面前说他坏话，大声喝：“着实打！”一百名旗校齐声喝：“着实打！”每打五下换一个行刑的人，仍像从前一样地吆喝一次“着实打”。吴孟明深知黄道周是当代大儒，不忍心使黄道周立刻死于杖下，所以总不喝出“用心打”三个字。如果他喝出这三个字，行刑的旗校只须几棍子就会结果道周的性命。曹化淳明白吴孟明的意思，他自己同黄道周也素无积怨，并不说话。
黄道周的脸碰在地上，鼻子和嘴唇碰破，斑白的胡须上染着鲜血。在受刑中他有时呼喊“苍天！苍天！”有时呼喊“太祖高皇帝”或“二宗列祖”，却没有一句哀怜求饶的话。他的叫声逐渐衰弱。被打到四十棍以后，便不知道疼痛，不省人事，只仿佛听见远远的什么地方有微弱的吆喝声，同时仿佛觉得两腿和身子随着每一下打击震动一下。又过片刻，他的感觉全失了。
锦衣旗校用凉水将黄道周喷醒，因皇帝尚无恩旨赦免，只好再打。打到六十棍时，黄道周第二次死过去了。监刑太监曹化淳吩咐停刑，走到皇帝面前请旨，意思是想为黄道周留下来一条性命。崇祯的怒火丝毫未消，决心要把黄道周处死，给那些敢触犯“天威”的大小臣工做个样子。他只向曹化淳瞟了一眼，冷冷地说：
“再打二十！”
黄道周又一次被人用凉水喷醒，听说还要受杖，他只无力地呼叫一声：
“皇天后土！……”
廷杖又开始了。黄道周咬紧牙关，不再做声，心中但求速死。吴孟明有意关照，所以这后来的二十棍打得较轻。打过之后，黄道周的呼吸只剩下一股游丝般的幽幽气儿。人们按照廷杖老例，将他抬起来向地上摔了三次，然后往旁边一扔。虽然吴孟明使眼色叫大家轻轻摔，但是摔过之后，他第三次死了过去。一个旗校又替他喷了凉水，过了很久才看见他慢慢苏醒。
“你还有什么话说？”崇祯用威胁的口气问。
刘宗周抬起头来说：“方才午门外杖责二臣，喊声动地，百官颤栗。今日对二臣行刑，天暗云愁，雷声不歇，岂非天有郁结之气不能泄耶？黄道周学养渊深，并世无二；立身行事，不愧古人；今以垂老之年蒙此重责，故天地为之愁惨。臣不为道周惜，而为陛下惜，为国法惜，也为天下万世惜！”说到这里，他觉得鼻子很酸，喉咙壅塞，几乎哽咽起来，只好略停片刻，然后接着说：“昔魏征面斥唐太宗，太宗恨之，曾想杀之而终不肯杀，反且宠之，重之。汉武帝恶汲黯直谏，将汲黯贬出长安，实则予以优容。陛下既然想效法尧、舜，奈何行事反在汉、唐二主之下？这是老臣所惶惑不解的！至于……”
崇祯不等他说完就大声喝道：“尽是胡说！听说汝平日讲学以诚敬为主。对君父如此肆意指责，诚敬何在？”
宗周说：“臣在朝事君之日不多，平日岁月大半在读书讲学，也确实以诚敬为主，并着重慎独功夫。数十年来身体力行，不敢有负所学。臣向来不以面从为忠，故今日不避斧钺，直言苦谏。在君父面前当言不言，既是不诚，亦是不敬。臣今生余日无多，愿趁此为陛下痛陈时弊……”
崇祯将御案一拍，喝道：“不准多说！尔与黄道周同恶共济，胆敢当面责备君父，实在可恶之极！着即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给我拉下去！”
刘宗周被拖出午门以后，崇祯在心中悻悻地说：“唉，没想到朝纲与士风竟然如此败坏！这些大臣们目无君父，不加严处，如何了得！”他向内臣们瞟一眼，无力地低声吩咐：
“宣诸臣近前来，听朕面谕。”
文武百官听了宣召，无声地走到栏杆前边。勋戚、内阁辅臣和六部尚书靠近栏杆立定，其余百官依次而立，班次不免稍乱。御史和鸿胪官股栗屏息，忘记纠仪。全体朝臣除宽大朝服的窸窣声和极其轻微的靴底擦地声，没有任何别的声音。崇祯向大家的低垂着的脸孔上看了看，没有马上说话。刚才他的眼睛里愤怒得好像要冒出火来，现在虽然怒气未消，但多了些痛苦和忧郁神色。他心中明白，尽管他把黄道周和叶廷秀行了廷杖，把刘宗周交刑部议罪，尽管他也看得出如今恭立在他面前的文武百官大部分吓得脸色灰白，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雷霆之威并没有慑服黄道周等三个人，也没有赢得百官的诚心畏服。他从大家的神色上感觉到自己是孤立的，似乎多数文武还不能真明白他的苦衷。在平日上朝时他说话往往口气威严，现在他忽然一反往常，用一种很少有的软弱和自责的口气说：
百官很少听到皇上在上朝时说过责备自己的话，很多人都心中感动。但是大家也都明白他此刻如此，另一个时候就会完全变个样儿，所以只有一个朝臣向崇祯说几句阿谀解劝的话，别人都不做声。
崇祯喝了一口茶，又说：“人心关系国运，故有时人心比天心更为可怕。有一等人，机诈存心，不能替君父分忧，专好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不得已才行一新政，他们全不替国家困难着想，百般阻挠，百般诋毁。像这等人，若论祖宗之法，当如何处？看来这贼寇却是易治，衣冠之盗甚是难除。以后再有这等的，立置重典。诸臣各宜洗涤肺肠，消除异见，共修职掌，赞朕中兴，同享太平之福。”
全体文武跪奏：“谨遵钦谕！”
崇祯叫大家起来，又戒谕他们不要受黄道周和刘宗周二人劫持，同他们一样目无君父，诽谤朝廷，阻挠加征练饷，致干重谴。最后，他问道：
“你们诸臣还有什么话说？”
几位阁臣趁机会跪下去为刘宗周求情，说他多年住在绍兴蕺山讲学，只是书生气重，与黄道周原非一党，请皇上对他宽宥。崇祯说：
“自从万历以来，士大夫多有利用讲学以树立党羽与朝廷对抗，形成风气，殊为可恨。这刘宗周多年在蕺山讲学，是否也有结党情形？”
一位阁臣奏道：“刘宗周虽在蕺山讲学多年，天下学者尊为蕺山先生，尚未闻有结党情形。”
崇祯想了想，说：“念他老耄昏聩，姑从诸先生之请，暂缓议罪。他身居都宪，对君父如此无礼，顿忘平生所学。着他好生回话。如仍不知罪，定要加重议处，决不宽容！”
他还要对叶廷秀的事说几句话，但是刚刚开口，一阵狂风夹着稀疏的大雨点和冰雹，突然来到。五凤楼上，雷电交加。一个炸雷将皇极门的鸱吻击落，震得门窗乱动。那个叫做金台的御座猛烈一晃，同时狂风将擎在御座上的黄罗伞向后吹倒。崇祯的脸色一变，赶快站起，在太监们的簇拥中乘辇跑回乾清宫。群臣乱了班次，慌张地奔出午门。那威严肃穆的仪仗队也在风、雨、冰雹、雷电中一哄跑散。
回到乾清宫以后，崇祯对于刚才雷震皇极门，动摇御座，以及狂风吹倒黄罗伞这些偶然现象，都看做大不吉利。他的心情十分灰暗，沉重，只好去奉先殿向祖宗的神灵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