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千里坐在候诊室中的长椅上，像一个战士在火线上快临到向敌人攻击的时候一样，在一种半麻木，半恐惧不安的沉默中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将要发生的严重事件。有时，他把视线射在那扇紧闭的，用白洋漆写着“门诊室”的门上出神，细听着从里边传出来的不很分明的说话声音；有时，他又把视线移到墙上，茫然的察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圣经画，竭力使自己的心神镇静。

一个传教的中国人，约摸有三十多岁，穿一身朴素干净的蓝布长衫，正用一种假斯文的态度和腔调向候诊的病人们讲道，那声音好像是一只苍蝇似的在金千里的耳朵里嗡嗡不休。候诊室的窗子虽然是打开的，但因为坐满了各色各样的男女病人，空气竟闷得叫人头晕。通入门诊室的那扇门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开了一次，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病人，随即又在她的背后关上。正当那扇门重被关闭时，金千里瞥见了一点洁白的衣服影子在门里一晃，他的心又不由自主的狂跳起来。在这一刹间，他后悔自己的行为非常冒昧和无聊，深深的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向被生活软化了的倔强人格，这时候重新支配着他的意识，于是这位在二十分钟以前还是得意洋洋的漂亮青年，突然变得像一个偷了什么东西后被人指出的孩子似的，脸蛋儿立刻通红，局促不安的低下头去，并起了一个逃走的念头。但是这念头刚刚从脑子飘过，那扇门忽然静静的开了一半，一位陌生的女护士从半开的门扇里探出头，向他看一眼，招招手儿。金千里的心又突然紧缩，张皇失措的站起来，像一个用绳子牵着的木头人，跟随着那位女护士走了进去。

写字台边坐着医院的院长兼门诊医生，正用一支粗钢笔在纸上刷刷的开写药方。她的旁边站立着一位枯瘦如柴的老头子，用他的颤抖的手指扣着衣服上的黄铜钮扣。金千里发现张慧凤没在门诊室，觉得心上一轻松，也同时有一点惘然，便不声不响的在院长对面的凳子上坐下，等候着诊治沙眼。院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和蔼可亲的美国女人，高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她对待张慧凤非常好。张慧凤有什么困难问题也常常求她解决；假使她不能解决，她便叫张慧凤跪下去虔诚祈祷，求上帝赦免和帮助。张慧凤在医院中快四年，能够一直在忙碌工作中保持着心情的快活，一半靠上帝的帮助和安慰，一半靠这位半像妈妈半像老师的美国女人。等那位老头子拿着药单从门诊室出去以后，院长从眼镜边上把金千里仔细的看了一眼，将桌子上的复诊券拿起来看了看上面的名字，然后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用流利的中国话向他问道：

“这封信是你给张慧凤写的不是？”

像一个囚犯突然被宣布了犯罪的证据，要他在判决书上画押的时候一样，金千里觉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冻结起来了。在刹那之前，金千里还在猜想着张慧凤接到信以后可能有的几种态度：也许她把他的信秘密烧掉，给一个沉默的拒绝；也许她已经给他写一封表面拒绝而骨子里接受的简短回信，正带在邮差的油布包中；也许她接信后又害怕，又动摇，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有所表示。他决没有料想到张慧凤竟把他的信交给院长，而院长又如此处理。这意外的打击使金千里登时呼吸窒塞，说不出一句话来。愣怔片刻，他喃喃的回答说：

“是我写的……”

“她的父亲不在此地，我们医院负有责任，”院长看着他的眼睛说，“请你以后不要再给她写信。”

“不过，”金千里忽然胆子壮起来，镇静的反驳说，“我的信上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我的用意是非常纯洁的。”

“在我们外国，男女认识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中国人不是这样。她不愿意接到你的信。我请你以后不要再给她写信好了。”

“喂喂，请你说话放客气一点，”金千里态度倔强的挺起胸脯，声音打颤的说，“写信不写信全是我的自由，我认为你没权加以阻止！况且，”他把声音提高了一点，“我给她写信是因为我佩服她的工作态度，希望她能多做一点儿救国工作。我认为这事情非常光明正大，她父亲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难道在你们美国，青年男女可以通信，在我们中国就不行吗？奇怪！”

“你们军队里的人多半是害花柳病的。”院长摇着下巴说，那神气活像是一位尊贵的主妇在对着她的奴仆说话。

“花柳病不仅我们中国部队有，任何国家都有花柳病。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军队也不是从前的军队。假若你真愿做中国朋友，就请你不要戴用从前的眼镜来看中国！”

院长和那位站在旁边的女护士都吃惊的直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金千里仍然很气愤，又接着说下去：

“现在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再有人在中国青年的脖颈上套一条封建的、麻醉的、没有理性的链子，不需要有人一方面同我们做朋友，一方面却不高兴我们获得自由！我们现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请你以后不要给她写信。”高鼻子的女院长似乎听得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开始站起来给他治眼睛。

两分钟以后，金千里愤怒而又沮丧的从门诊室里走出来，走到马旁边。血涌在他的脸孔上，眼睛和耳朵里，燃烧得非常厉害。他差不多不能支持的倚在马鞍上，思索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充满着泪水的眼睛里射着凶光，也不管旁边的人们怎样在注意着他的怪样子，他大踏步又走进医院里去。没有一点儿迟疑，他用力推开了门诊室的门，走进去站在院长（她正在给一个害肺病的青年诊病）的面前说：

“我知道在诊病时间不应该谈别的事情，不过我还有几句话，我一定要谈出来，才能痛快……”

金千里自动的把话停了停，因为他发现了女院长忽然从肺病患者的脊背上抬起头，以十分吃惊的眼光注视着他；同时那位肺病患者，和那位正在给一个老婆子洗眼的女护士，也以同样吃惊的眼光向他看着。但金千里没有停顿多久，又继续说了起来：

“我的信是写给张护士的，她也是中国人，回信不回信都没有什么。我要问一问她为什么把我的信交给一个外国人，让一个外国人把原信退还我，奚落我！我，我是一个堂堂的中国青年，你们这办法太伤了我的自尊心，我要问一问你们是什么意思！”

女院长愣怔一下，随即从耳朵上摘下听诊器，简单的回答说：“好的，请你跟我来，让她本人回答你。”

女院长把金千里带进一间同门房紧连的会客室，让他在那里等候。她亲自把张慧凤找了来，并且这样的介绍说：

“这是给你写信的那位先生，他有话要问你。”说毕，她就把嘴唇咬得紧紧的站在一边，眼光十分冷酷的落在金千里的脸孔上，一腔不做。

金千里惶惑的从椅子上跳起来，一双出汗的手无处可放的插进到裤子口袋，一时想不起来适当的话。他看见：张慧凤一见他就脸孔通红，嘴唇颤抖，腮上的肌肉轻轻**，而且眼珠发红，充满泪水，表现着愤怒的、威严的、受了委屈的，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神色。从前他把这一双眼睛比做明净的、含蓄的、美丽的海水，如今他对着这双眼睛不由的胆怯起来，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等待着母亲责罚。最后，为要打破这无法下台的可怕局面，他在喉咙里吞吞吐吐的颤声说道：

“我的信上并没有别的意思，我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交给别人……”

“你应该知道俺们医院中的规矩，”张慧凤截断他的话头说，“你不应该随便给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写信！”

“请你不要误会。”金千里耸了耸肩头，显得硬邦起来，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我给你写信的意思只有一点：希望你生活得更有价值。”

“我觉得我一向做的事情都是为上帝服务，为人类服务，不见得不比你的工作有价值。只要我的良心对得起神，对得起人，我不管将来怎样！”

“你的意见很好，为什么不把这意见在信上告诉我，却把我的信交给院长退还我？”

“我不愿意和不认识的人通信！”女护士一说完自己的话，不管对方还有没有话说就把身子一转，又快又决绝的走出去了。

金千里脚步踉跄的，垂着头走出医院。一直到骑在马上，离开湖岸为止，他没再回头看一眼。

他狠狠的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白马驹在大路上飞奔起来。路上的游人小心的给他躲开路，从后边欣赏他的白马驹，和他的波动的脊背。他一股气跑有三四里，翻过了一座小山，在一个四周无人迹的半山坡上停止，跳下马来，躺在毛茸茸的青草地上，把胸前的扣子解开，用两只手压着发烧的脸孔，痛苦的咬着牙齿。马驹在附近贪馋的吃着野草，偶尔抬起头，竖着耳朵，发出来精神饱满的一声长嘶。金千里又惭、又悔、又恨。他希望敌人的飞机马上飞来，把这座医院，这座城市，连他自己，和那些曾看见他走出医院的人们，都一起炸为灰烬。于是他从地上坐起来，眼光茫然的落在地上，脑海里驰骋着一股让一切毁灭的幻想。足足过了半点钟，他重新抬起头来，深深的呼口闷气。对面山坡上的苍绿的小松林，夹杂在林中的鲜艳野花，以及从绿绒一般的草地上发出来的新鲜气息，从明媚的天空射下来的暖和阳光，慢慢的被他感觉到，使他的胸腔渐渐的轻松一点。又过了一会儿，他只气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对张慧凤反而给以衷心的同情和原谅了。

“她并没有什么错处，”他心里说，“她是受了宗教和封建意识的麻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