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红萝卜从前并不叫红萝卜，他的名字原叫王春富。同志们因为他的皮肤是红红的，身材是短粗的，联想到他的萝卜地，就给他取下绰号叫红萝卜。这绰号一叫开，他的本名反而不响了。

起初，红萝卜跟着女人逃避到山里边，寄住在孩子的外婆家里，原希望过几天就会平稳的；只要战事一过去，他就可以带着女人和孩子回家啦。但过着过着，他的希望完了。城厢内和城附近是日本人和皇协军的势力范围，离城稍远一点儿是游击队的势力范围，到处是乱糟糟的，到处是鸡犬不安。红萝卜常常地问他自己，问他的女人，问他的孩子，问所有跟他相识的人，还问他所看不见的老天爷：这样乱法，什么时候是头呢？

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远着哩，远着哩，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虽是住在山里边的亲戚家里，可是红萝卜差不多天天逃难。保公所，联保处，还有附近的杂牌游击队，常常来派公事，催款子，抓壮丁，或者要夫子，每次来都是如狼似虎的，又是打人，又是捆人。红萝卜是一个怕事的人，一有动静，他就慌手慌脚地牵着他的小毛驴，带着女人和孩子，逃往四无人烟的山沟中躲起来。一躲就是大半天，不管渴也罢，饿也罢，刮风和下雨也罢，他都得忍受着。有时夜里起来逃，逢着下雨，黑洞洞的，看不见一点路径。一家人互相揪抓着，还要揪抓着一个小毛驴，不管沟呀崖的，连滚带爬，逃往不容易被人家找到的地方。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没有一片干，不是像落汤鸡，就是像泥母猪。

不管是联保处，保公所，杂牌游击队，日本人或皇协军，只要看见百姓逃就要乱放枪。有一次，一颗枪弹唧咛一声从红萝卜的耳边穿过，打在面前的一棵小树上，树身断了。红萝卜吓了一个坐蹾子，半天腿软得不能站起来。后来还是女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继续又走。他们逃到一个山凹里，坐在一些小树和茨条下边。红萝卜喘了喘气，向女人说：

“来娃娘，我看不如咱们带着孩子上陕西讨饭去，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女人没做声，泪水忽然充满了眼眶，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咱从来没有过过，”红萝卜又说，“逃到陕西去，哪怕受点饿，也比较心里安静。”

“房檐下不是躲雨的地方，”女人说，“我也不情愿在娘家长住。我爹我妈倒不说什么，就是我嫂子多嫌我们，常常地比鸡骂狗，黑脸白眼的，叫我忍受不下去。”

“既然这样，咱们还是走啦好。”

“可是咱们还有地，还有房子……”

“是的，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可以托付，咱们走就没法走！”

“我也看，咱们不能把家产扔掉！”

“唉，想走不得走！”

夫妻俩想不出好的办法，面对面哭了起来。哭了后从新商量，依然商量不出来什么好结果。到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又无可奈何地牵着小毛驴，带着又饥又渴的两个孩子，转回到亲戚家里。

后来，红萝卜碰见了那位沾亲的小学校长，谈起自己的被炸和眼前的生活情形。小学校长说：

“逃难不是好办法。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现在正在组织游击队，我看你不如跟我一道吧。”

“跟那些游击队一样吗？”红萝卜不信任地问。

“不。我们的游击队不但不扰害老百姓，还要保护老百姓。”

“不扰害老百姓？”红萝卜觉得奇怪。“那么吃什么呢？”

“自然有办法，不一定要扰害老百姓才能生活。”小学校长又怂恿说：“春富老表呀，你想一想，要是想干游击队就去找我。我不勉强你。”

“要开往远处么？”

“不。只在本乡本土。”

“唉，只要不离开本地面，干一个时期倒也中。”随即红萝卜又天真地笑着说：“我想啦，我恐怕不行吧，老表？”

“打日本就是救国家，救地方，又是替你的老母亲报仇，为什么不中呢？”

“我一则不会玩枪，二则胆子不大……”

“噢，这都容易！”小学校长笑起来。“胆子会越练越大，玩枪也是练习的。”

又谈了一会儿，红萝卜对于参加游击队已经心里有点儿热乎了。不过，他不能马上就完全决定，还得跟来娃娘商量商量。来娃娘是个懂事人，在心里一琢磨：反正庄稼一时不能做，亲戚家也不能长久住，让他干一时游击队倒也不妨。

“你愿去就去吧，我不拦你。”她说，“如其日后叫人家抓夫做壮丁，倒不如跟着校长去当游击队。只是，”她又说，“你当了游击队，不要欺负老百姓，打仗的时候也不要太上前呀！”

就这样，红萝卜暂时抛弃了多年的习惯和生活，带着沉重的心事参加了游击队。但真是“冤家路窄”，干了游击队就偏偏遇着牛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