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拉登整晚都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忽然，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这次他想起了利朋刊登了寻找马车夫的启事。看到那则启事，只有两人会来提供答案，一个是马车夫本人，另一个就是雇用马车夫的人。不言而喻，雇主肯定不会自投罗网，如果马车夫收了重金，或者胆小不愿惹事上身，肯定也会故意躲起来的，所以这则寻人启事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可以换个思路，不找马车夫本人了，而改为找他的朋友，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把那位男子的雇主找出来呢？马上行动，他跳起来，打开灯就开始拟稿了：
敬启者：
有一个可怜的人含冤入狱，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当成了杀人犯，并判了刑。只有一位没留胡子、脸形突出的白发马车夫能够提供证据来解救他。如果哪位雇主在去年三月份以前雇用过这样一位马车夫，或是关于此事的知情者，请务必尽快联系本人。我是一位私家侦探，受这个可怜的人委托，替他洗刷冤屈。本人承诺不会给马车夫带来麻烦。我的地址就在下方，下午八点到十点之间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本人会给符合上述特征的人五法郎作为酬谢。能给本人提供重要线索的，将会得到五百法郎的酬金。
他用的是夏努的名字，地址写的是里昂街的阿鲁鲁旅馆。将启事刊登出去后，拉登又到嘉迪尼货运站找曾搬运过桶子的那两个工人去了。他找他们是为了请他们帮忙认人，告诉他们这几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到他启事上的那个旅馆房间去，他们每晚会得到五法郎的报酬。这两个工人欣然应允。
当天晚上，没有什么成果。拉登就回自己住的旅馆了，他收到一封信，是克林顿寄来的。信上说伦敦的警察发现了两条新线索：第一，在巴黎学画期间，菲利克斯和波瓦拉夫人有过一段恋情，虽然没有很长时间，但已经论及婚嫁；第二，事发的那个周四早上，那个把桶子从沃塔鲁车站运到克劳斯车站的马车夫已经被班利警官找到了。
信上还说，大约是在周二晚上的七点半，强逊公司，沃塔鲁最大的货运行接待了一个黑皮肤、留胡子的外国男子，那人从公司雇了一个马车夫，租了一个空着的仓库，他吩咐马车夫在次日早上十点左右到沃塔鲁车站等他。第二天，两人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面，然后从开往撒布顿的货车上取下桶子，装上马车，运到了仓库里。男子留下马车，让车夫把马牵了回去。同时黑胡子男子告诉马车夫第二天也就是周四到仓库来，把桶子运到克劳斯去，然后寄送到巴黎，并结清了运费和小费。马车夫还问要把桶子送到巴黎的什么地方，男子说，这不必他操心，桶子上会有标注的。第二天早上，桶子的标签已经贴好了，上面的收件人及地址是巴黎北停车场手提袋存寄处的杰克。警方问马车夫如果当面见到那个黑胡子的男子，能指认出来吗？他很肯定地回答可以，可事实上，当他看到菲利克斯时，只说长得很像，却不像之前那样肯定了。
读了克林顿的信，拉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整个晚上他都坐在椅子上抽着烟思考。信里提及的那个时间段，菲利克斯提供不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要想正面证明无罪还是行不通的。正面不行，就走迂回路线，于是他又回到波瓦拉是凶手的假设上来了。那是不是可以从调查他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的真实性入手呢？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波瓦拉的不在场证明是经过整体调查的，很经得起验证。那又怎么理解打字机的事呢？如果波瓦拉杀了人，他的那些不在场证明是哪里来的？如果他无罪，又何以那样草率地处理打字机和打字员呢？
第二天黄昏时，他又到阿鲁鲁旅馆和那两个工人等消息去了。他们收到很多回信，其中有些人附上姓名和地址，说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信中提到的没有来旅馆的人被拉登做成了表格，以便前去查访。
他正在整理信件，来了第一个访客。虽然那个男子的脸上没有胡子，很干净，也长了一头白发，但他的脸形很普通。两个工人暗示拉登不是他，那个人拿了五法郎就走了。这之后又陆续来了好几个。到十点的时候，已经有十四个人来过了，但没有一个是符合要求的。接下来的两个晚上又来了十多位，也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第三天，克林顿又寄来一封信。
在信里，这位律师说那个把桶子运往伦敦的马车夫不是普通人，他有着让人吃惊的经历。对于一个那么优秀的人竟然要去做马车夫，克林顿很惊讶。他领回了那个男子，听了他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并从中发现了重大线索。马车夫的名字是约翰·希尔，四年前，他在警察厅工作，是一位成绩突出、前途光明的警察。不过很可惜，他和上司起了争执。至于为什么希尔没有明说，克林顿猜，两人的冲突是因为私人问题——和女人有关。后来，希尔在工作中与人冲突不断，他自己也因此感到很遗憾，最后，他就被辞退了。后来找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总是不顺心，就干起了马车夫的工作。
“不过，”克林顿在信里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无疑很不幸，但对于我们却是幸事。以希尔曾经的经历和今天的身份，反倒可以替我们解决难题。因为他受过良好的观察训练，所以可以具体地说明那个要将桶子运往伦敦的人的特征。他注意到男子递钱给他时，右手食指第一个关节上有个疤痕，应该是烧伤的。在警察局他之所以没说，是因为对警察没好感。”有了这个线索，克林顿当然要去验证菲利克斯，但菲利克斯没有那样一个疤痕。
看了信，拉登起初以为，这个马车夫的证词足可以证明菲利克斯不是凶手了。再去验证一下波瓦拉的手，如果正好有那样的疤痕，案情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但仔细想来，没那么容易，他还是可以凭借不在场证明脱罪。那些不在场证明，是律师的法宝，有了它们，法庭上任何律师都可以成功地作无罪辩护。陪审团审判的关键依据就是不在场证明，它们具有决定意义。况且，马车夫的话能不能成为呈堂证供还未可知。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很厌恶警察，那他会不会为了否定警方的结论，而有意提供假证词呢？
这个问题暂且放到一边，可以先去查验波瓦拉的手。如果他的手上有疤痕，就可以断定是波瓦拉雇用了希尔。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拉登乘坐着计程车，往香槟街开去了。到了香槟街尽头，拉登下了车，又到抽水机厂对面的咖啡馆坐下了。计程车司机很机智，听从他的吩咐开到街对面去了，这样拉登就可以随时上车了。
大约十二点十五分的时候，波瓦拉出来了。拉登在街的对面跟踪着，而计程车慢慢地紧跟着他。过了不久，波瓦拉走到了街道尽头，抬手叫了一辆计程车，绝尘而去。拉登好像已经预料到他会这样，才让计程车尾随的，他很得意自己有这样的预见性。
拉登赶紧坐上了跟在身后的那辆车，告诉司机跟紧波瓦拉。他们跟着来到了奥菲拉大街的贝里尼店。波瓦拉下车进去了，拉登也跟进去了。
餐厅只坐了差不多三成的客人。进去后拉登看到波瓦拉已在一张靠窗的桌子那儿坐好，拉登则在柜台附近找了的一张桌子，点了一份快餐。他付完了钱，就有一口没一口地吃了起来，但实际上，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波瓦拉。看样子波瓦拉不赶时间，拉登还有空闲享受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波瓦拉起身来结账了。结账的人在柜台前排起小队，拉登也站起来，在波瓦拉身后等着结账。就在波瓦拉伸手付钱时，拉登注视着他的手，看见了他手指上的疤痕。
果不其然，没错了！凶手真的是波瓦拉！拉登高兴地想，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很快他的脑子里又浮现了波瓦拉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这些证明在向他挑衅。因为它们，这个来之不易的新发现又要面临无效的威胁。
拉登想，接下来要让马车夫同波瓦拉当面对质。他立即给克林顿打了个电话，商量着如果有可能，让他们安排希尔坐当晚的火车来巴黎。再次接到克林顿的电话时，已经一切就绪了。
第二天一早，拉登到北停车场接站。一个黑皮肤、短胡须的高个男子走下了英国来的火车，他就是希尔了。两人一起吃了早饭，就开始计划行动了。
“有一个难题，就是要靠近波瓦拉才能看清楚。可如果惊动了他，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小心！”拉登强调说。
“明白。”
“你乔装一下，戴上假胡子和眼镜，我想他认不出你的，把衣服也换了。在餐厅时，你盯好他。跟在他后面付账，尤其在他伸手时，一定要看仔细。”
他们的行动很成功。希尔说，不用看他的手，只看波瓦拉的言行举止和背影，就能认出他来。晚上，拉登请希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给了他一大笔酬金后，送他上了回伦敦的车。
接着拉登就回了旅馆，这下他明白了波瓦拉那些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全都是假的。周二晚上七点半时，波瓦拉在伦敦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不可能在两点时还在夏兰顿，但要找出证据推翻这一点还真有些难度。
拉登将他知道的地址及时间列在了一张纸上：
周二晚上七点半，波瓦拉到了沃塔鲁车站的强逊货运行。
次日，也就是周三十点到十一点，桶子被他和希尔从沃塔鲁运到仓库。
按理说，从周二晚上七点半一直到周三上午十一点，他人是在伦敦的。周三晚十一点，他到了布鲁塞尔的马克饭店。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呢？周二有些出入。周三上午十一点还在伦敦，晚上十一点就到布鲁塞尔了，可能吗？拉登从旅游手册上查出，下午两点二十分，有班火车从伦敦出发到布鲁塞尔，到站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二十五分，这样的话，完全有可能在十一点左右到达马克饭店。波瓦拉跟利朋警官说的是，他到马里鲁的弟弟家去了，可那时弟弟在瑞典旅游还没回来。他真的去过那儿吗？弟弟家看门人说并没看见一个像波瓦拉的人来过。拉登猜测，波瓦拉说去了马里鲁根本就是骗人的，其实他是坐上了两点二十分的火车。
后来，拉登又想到，波瓦拉说打过电话。他说，八点左右，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咖啡馆里打电话预订了房间。而这个时间，他并没有在布鲁塞尔，而应该是坐在开出伦敦的火车上。查询旅游手册就可以知道，下午两点半从克劳斯开出的火车，八点时会到哪里。拉登忽然间就想通了，晚上七点半时，船到奥斯坦丁，而八点四十分才有火车开往布鲁塞尔，所以拉登断定，他是从奥斯坦丁打的电话。
这是个看似简单的计划，也是经过巧妙设计的。利朋确定不了他的饭是否是在安葩绣大道吃的，还有他有没有到莫里剧院去看《特洛伊人》，拉登这才明白是什么原因。他想，他的调查这才上道，总算是走上正轨了。
周三的行踪可以得到解释了，但怎么解释他周二去了哪里呢？他出现在夏兰顿的咖啡馆是怎么回事？拉登想想，觉得周二的事情其实可以说明周三那个电话的漏洞。通过查询可以知道，中午从巴黎出发，晚上七点十分可以到达维多利亚车站，在七点半时到达沃塔鲁也完全是可能的。原来是这样，所以波瓦拉才会那么晚去货运行。
拉登在推理时，喜欢自己盘问自己。此刻，他又开始研究电话的问题了。中午在巴黎坐上火车，两点半会到哪里呢？三点三十分，火车才会到加莱，两点半它还在行进的途中。波瓦拉不可能是在火车上打的电话。那他会不会就没坐那趟火车呢？
拉登倾向于波瓦拉在中途时，比如在加莱附近打电话的，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不过拉登有种预感，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他再次查看了火车时刻表。火车三点三十一分到加莱，而三点四十五分船就要出航了。这中间只有十四分钟的间隔，时间这么短，好像不太可能打两个长途电话。如果他是波瓦拉，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突然，他恍然大悟，波瓦拉完全可以坐更早一点儿的火车，然后到加莱下车。时刻表里的时间是这样的：
巴黎至加莱 开车时间：上午9点50分 到站时间：下午1点11分
加莱至维多利亚 开车时间：下午3点45分 到站时间：晚7点10分
如果波瓦拉乘坐的是这个时间的火车，那他就可以在加莱待上两小时，这个问题也终于被解决了。
可是，有人亲眼看见，波瓦拉在夏兰顿打电话。想到这儿，拉登马上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了。但很快他又想，他目前的推论没什么差错，这个问题肯定也能解决。
服务员能确定的只是波瓦拉是在周一去店里的。可以假设，他只是在假装打电话，先这么假设吧。不过，打长途电话时，会听到接线员报告局名，在加莱时，波瓦拉往公司及家里打电话时，难道接线员没有报告“来自加莱的电话”吗？如果报了，他又是怎么骗过管家和事务所主任的呢？
拉登觉得，应该先到夏兰顿去找那个服务员，证实一下波瓦拉是什么时候在那里用餐的，说不定经过提醒，他就想起来了。接下来，要找的是弗兰索和杜夫瑞，向他们证实接线员是否说了“这是来自加莱的电话”，要非常谨慎地进行这个调查，要不然，不管两人怎么说，都会打草惊蛇，引起波瓦拉的戒备。他想，可以到加莱或巴黎的电信局查询一下，就可以确定打电话的时间了。
第二天一早，他又出现在了夏兰顿咖啡馆。找到那个服务员，拉登向他说明在查找线索，并会以二十法郎重金酬谢。对那笔钱，服务员并不怎么动心，不过，对拉登他还是很热心，并且仔细想了想，但就是无法确定日期。
“他点了什么菜，你还记得吗？也许这个问题有助于你回忆。”拉登说。
服务员又想了想，还是没想起来。
“那天的桌布、餐巾有没有换洗，或者有类似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恰好有人对这位先生好奇，过来向你打听他的事情？”
服务员还是摇头，但突然又停住了，好像想起了什么，若有所思地说：“啊，对了，侦探先生！”他热心地说，“你刚才一提醒，我还真的想起来了。那位先生在这里吃饭时，巴斯科先生刚好也在这里。巴斯科看到他，曾经问过我那是谁。去问他的话，也许能知道确切的日期。”
“巴斯科先生是谁？”
“他是个药剂师。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他就在第十二个店铺里。每当他太太去巴黎购物时，他就到我们这里解决吃饭问题。可以的话，我陪你去找他。”
“谢谢，那就麻烦你带路了。”
很快就走到了那家店。
巴斯科面色红润，身材魁梧，脑袋上没长头发，有些不自然。
“你好，巴斯科先生！”服务员恭敬问候道，“这位先生是个很有名的侦探。他正在负责一起重大的案件，到这里来就要调查那个案件的。你还记得前几天你曾到我们店里吃饭吗？那时候有一个留着黑胡须的男子也正在吃中午饭，他的位置就是靠窗的那张小桌，他还用了我们的电话。你对他还有印象吗？当时你还曾跟我打听，那人是谁。”
“记得。”药剂师用低沉的声音说，“怎么啦？那个男子有什么事吗？”
“这位先生想知道他在我们店里吃饭的确切日期。我想也许你还记得，是吧？”
“我有必要必须记得吗？”
“巴斯科先生，你应该记得是哪天到我们店里来的吧，因为你说，那天你太太去了巴黎。”
餐厅侍者在生人面前拿他的隐私说事，使这个傲慢的男子有些恼怒。见他生气，拉登客气地跟他解释道：“巴斯科先生，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实不相瞒，我受一个含冤入狱的男子委托，进行调查以便帮他洗清冤屈。”他把菲利克斯的遭遇告诉了药剂师，还用凄惨的语调博取同情，请他给予帮助。同时，拉登告诉他不会让他白辛苦，他会得到酬谢的。
巴斯科这才转变了态度：“请稍等，我得向我的太太核实一下。”然后他就走进了里屋。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说，“我记起那天的日期了，我太太就是在那天到巴黎去找律师的，刚才我查了记事本，那天是三月二十九号，周一。”
“真是太感谢你了！”拉登的话绝对发自肺腑，随即他给了药剂师二十法郎作为酬谢。
拉登真是太兴奋了，这个案件的最大阻碍，波瓦拉的不在场证明终于被推翻了。然后他就直接到波瓦拉家去了，来开门的又是管家。
“弗兰索先生，关于电话那件事，我要再次向你请教。你有告诉过我波瓦拉是从哪里打来电话的吗？我记不清了，是加莱还是夏兰顿？我好像听你是这么说的。可是我现在要写报告，所以必须调查清楚。”
管家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这个问题，他似乎也很感兴趣：“你居然会这样问，我真是太吃惊了，这件事我好像根本就没跟你说过。本来我以为波瓦拉先生是从夏兰顿打回电话的，我听到接线员说‘来自加莱的长途”，当时吓了一跳。我怎么不知道波瓦拉先生到巴黎去了呢？后来才知道我搞错了，和波瓦拉先生通话时，我问他：‘这是从加莱打的长途吗？’他说：‘不是加莱，是夏兰顿。’原来是我听错了。我的耳朵不太好使，经常会把类似的名字听混了。原来你和我一样啊。”
拉登说：“奇怪了！难道我们两个有心电感应？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确定是夏兰顿，这样就可以了。”
从波瓦拉家出来，拉登马上又到中央电话局去了。一开始，他们并不愿意协助拉登提供线索。但办事员的上级看到了拉登的名片，就让下属配合他的工作。他们给加莱发了封电报询问，很快，就收到对方的答复：周二两点三十二分和四十四分，往巴黎打了两个长途。是用公用电话打的，接受的分局分别是帕西局386和诺鲁局745。
拉登从号码簿上查来得知，这两个长途电话刚好是打给波瓦拉家里和公司的，终于拉登忍不住大声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