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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糟糕庭审。法医生怕眼睁睁看着外界的关注力飞速流失，所以连医学证据都没有整理好就火急火燎地开庭。实际上他的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不过是死了一个作家，报纸上不会长期有他的名字的，哪怕他的名气再响亮。那个夏天的新闻实在太丰富多彩了，某个国王退位、某个国王被暗杀、一周之内接连有三架大客机坠毁、某个监狱二十四名罪犯葬身火海、芝加哥某家巨无霸级电报公司的总裁被枪杀在了自己的汽车里——洛杉矶的法医真是运势不佳，他肯定非常怀念生命中的各种美好事物。
我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的时候，看了坎迪一眼，他的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灿烂笑容，把我唬得发愣。他的衣着打扮依旧那么讲究，外面穿着一套可可棕色的华达呢西装，佩戴着夜空蓝色的蝴蝶结，里面是白白净净的尼龙衬衫。一上到证人席，他整个人都斯文起来，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对，这些日子里老板有好几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对，楼上传来枪声的那晚，他把他扶上床；对，老板死的那天，他坎迪临出门前，老板跟他索要过威士忌，不过他拒绝了；不，没有听到韦德先生跟别的人发生口舌。诸如此类。
法医问来问去试图寻找破绽，但早有人指点过坎迪，他回答得滴水不漏。
法医问艾琳?韦德时就温柔多了。光是跟她说话，他都一个劲不由自主地咽口水。艾琳?韦德穿着一身黑白搭配的衣服，脸色苍白，声音低沉，就算用了扩音器也效果不大，好在还算清晰。走下证人席时，他起身向她鞠躬，她回以一抹微笑，虽然短暂得几可忽略不计，但他仍旧差点儿被自己的口水呛死。她路过我身边向外走时，一眼都没有看向我，直到最后一秒才略微把头扭回两英寸，不易察觉地点了下头。似乎她只是觉得我面熟，但又记不清在哪里见过，在什么年代见过，想不起来我是谁。
完事以后，我在外面的楼梯上遇见了奥尔斯。他正居高临下俯瞰道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不过很可能是故作姿态，他背对着我说道：“向你道贺了，表现得真好。”
“你也是，坎迪在你的指点下脱胎换骨。”
“兄弟，指点他的另有其人。”他说，“偷欢的事情，地方检察官裁断为与本案无关。”
“什么偷欢？你把话说清楚。”
“哈，哈。”他看向我，“我说的不是你。”他的表情越来越冷漠，“这种事见识得多了，再见到都会觉得反胃。不过这一次还是蛮特别的，因为这是富人的桥段。家世古老，外部的风雨微不足道。再见了，倒霉的家伙。你什么时候穿得起二十块钱一件的高档衬衫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会星夜兼程过来伺候你穿外套。”
楼梯一刻都不闲着，不断有人上来下去，像潮**去一样，但我们心安理得地一直站在那里，不去理会。奥尔斯从口袋里抽出一根香烟，瞅了一眼又丢在地板上，狠狠地把它踩扁。
我说：“浪费。”
“兄弟，不过是一支烟，跟一条人命相比算得了什么？过些日子你就会跟那位女士结婚吧，是不是？”
“别胡扯了。”
“我没有找错人，却谈错了话。说错了吗？”他苦笑着，酸溜溜地说。
“副组长，你没说错。”我出了电梯，他在我身后又说了句什么话，我没有打岔，只管走自己的。
我进了弗洛瓦的一家咸牛肉店，门口挂着一个很不礼貌的牌子，写着：“禁止狗和女人入内，欢迎男士光临。”倒是挺合我的心情。进去以后，服务员的态度更加不礼貌，粗鲁地把你要的东西往你面前一扔就走开了，还未经你的同意自动扣除一部分钱当给他的小费。难道是凭借他那早该刮的糟糕胡子？
这里卖的食品只有单调的几样，不过味道非常不错。其中有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喝起来像马提尼一样够劲儿。
回到办公室后，奥尔斯打来了电话，说道：“我想跟你谈谈，我去找你。”
二十分钟后，他就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里。我猜他一定住在好莱坞分局，或者起码离分局很近。他一屁股坐进招待椅里，跷起二郎腿，大声叫嚷道：“抱歉，我刚才没有控制好情绪，咱们把这一页揭过去吧。”
“说什么揭过去，互相揭一揭对方的疮疤不是更好吗？”
“说得好，不过揭的时候要捂着点儿。你挺不是东西的——我是说在很多人眼里，你是这样的形象，但据我了解，你其实没有做过什么不正经的事。”
“你说的二十块钱高档衬衫是个什么笑话？愿闻其详。”
“去他妈的吧，老子发牢骚顺口一说，你一提我又想起波特那个老东西了。”奥尔斯说，“艾尔南德斯组长接到斯普林戈地方检察官的指示，说他从一个律师那里接到传话，说老东西的一个秘书传话给律师让他告诉他再告诉他，你和老东西是什么忘年之交。”
“他不可能为了我花费这番心思。”
“你跟他见过面，他单独预留出一些时间见你。”
“我确实见过他，这没什么可隐瞒的，但他派人把我叫去只是为了警告我一下。我很不喜欢他，或许是嫉妒心理作祟。他是个霸道蛮横的铁板，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形容他，但总的来说他还称不上是恶人。”
奥尔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正当办法能赚一个亿？就算最顶层的人觉得自己没做伤天害理的事，但中间过程必然有人要用脑门儿去撞墙。真正干净的小公司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只能以最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别人。谦谦君子连份工作都找不上。股票被幕后推手牢牢把控着。私人花个三瓜俩枣的旧黄金就能把代理权给买到手。有钱就等于有权，而大权在握便可胡作非为。能从政府合同中抽取至少百分之五十佣金的投机者和大律师事务所，所要做的仅仅是将有损巨头而有利大众的法规践踏到脚下，便可获得十万大洋的报酬。所有的一切都是制度的衍生品，可能这样的糟糕制度已经是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好的制度了。”
我说：“这番话是共产党的论调。”我故意讥讽他。
他反唇相讥道：“这我还没调查过，不太清楚。不过那件案子被裁定为自杀案，你应该非常满意吧？”
“否则还能是什么呢？”
他把一双粗糙的大手放在桌子上，瞅着手背上的褐色斑块：“我想不可能是别的。我当警察当老了，不知不觉我已经老了。这些褐斑被称为角化症，五十岁以上的人才会有。警察老了往往都是老流氓。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韦德的案子疑点太多。”
我往后靠了靠，端详着他眼睛周围交错纵横的鱼尾纹：“举个例子。”
“仅仅是坐在这里说空话罢了。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尽管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但起码能嗅到一些不合理的情状，我感觉最不合理的就是他没有留下一份遗书。”
“也许当时事发突然，一冲动就做了呢？你知道他喝醉了。”
“我搜查过他的书桌。”奥尔斯把手从桌子上滑下来，眼睛上扬，格外沧桑，“他时不时就给自己写一封信，清醒的时候写，喝醉了也写，打字机成了他倾诉的对象，他就那样一直地写啊写，有的文章充满了自嘲，有的充满了悲伤，有的乱七八糟不知所云。有一点确信无疑，他心里边藏着什么事情。而他不敢去碰触这件事，只是围绕着它兜来绕去。如果他决定自杀，起码会写一封两页纸的遗书。”
“他喝醉了。”我重申道。
奥尔斯不耐烦地说：“对他来说醉不醉都一样。第二个我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在于他把自杀地点选在了那间屋子里，难道他故意想让他老婆看到吗？就当他喝醉了，可还是不合理。他开枪的时候为什么恰好选在有汽艇声掩盖的时候呢？这是另一个疑点。这对他有什么不同吗？别说又是巧合。真正的巧合是他的老婆出门忘了带钥匙，而用人正好放假，她不得不按门铃才能进去。”
我说：“她也可以从后门绕进去。”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是情境假设。假设韦德没有死，正在书房工作，但是能够给她开门的也只有你，因为那天是周四，用人放假了，而他不可能听见门铃声，书房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可她在庭审时却声称她不知道你在她家。她不仅忘了带钥匙，还忘了用人不在。”
“你也忘了一件事，伯尼。我的汽车就停在车道上，所以她按门铃前就知道——起码知道有外人在。”
“这不得了，是我忘了吗？”他笑了笑，“那么当时的情境就是这样的，你在湖边，汽艇声震耳欲聋，韦德在书房睡着了，或者烂醉如泥，而这时候已经有人从他的书桌里拿到了枪。另外，汽艇是那两个人用拖车从艾洛希特湖拖来的。你上一次来她家时把放枪的地方告诉了她，她知道枪在哪里。我们现在假设她并没有忘记带钥匙，她进了屋子，而后看见你正在湖那边，韦德正睡在书房里，于是她拿出枪来——她清楚枪放在什么地方——等待时机，而后开枪，再把枪放在我们找到它的那个位置，她再从屋子里出来。等汽艇开走后，她再按响门铃，等你给她开门。你有什么反对的地方吗？”
“动机呢？”
“是啊，只这一个问题就推翻一切。”他苦恼地说，“她想要离开他的话，简直太容易了，而且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赡养费，分割财产时也能大占便宜，因为她已经占据绝对上风了——他嗜酒如命，还有过家暴先例。所以无论如何，她都没有杀他的理由。回过头来，能把时间点掐得那么准，就算早五分钟她都不可能办到，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以——你知晓一切。”他摆了摆手，把我想说的话堵了回去，继续说道，“你别担心，我这并不是在指控某些人，仅仅是进行案情假设。晚五分钟她也同样办不到，她能够得手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分钟。”
我不耐烦起来，说道：“你所谓的十分钟，不可能是事先计划好的，也不可能未卜先知。”
“我知道。”他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说，“你能说出一大堆推翻假设的理由，我也能，但我就是觉得有猫儿腻。你在这些人中间到底充当着什么角色？他给你开了一张支票却又撕碎了，你跟我说他在跟你耍小脾气，你说无论如何你也不可能要那张支票，不会要。难道，他认为你和他的妻子有染？”
“伯尼，你给我闭嘴。”
“我并不是问你是否属实，只是问他是否这样认为。”
“我的回答和刚才一样。”
“好吧，那我们换个问法，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墨西哥用人发现了？”
“我毫不知情。”
“这位墨西哥用人银行里存着一千五百块以上的存款，开着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衣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钱多得无法不让人怀疑。”
“没准儿那是他卖毒品赚的呢？”我说。
奥尔斯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居高临下瞪着我，凶神恶煞似的说道：“马洛，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好得吓人，能够两次从重罪下安然脱身。你是不是因此变得自信过度了？你给那些人鞍前马后地效劳，没有捞到一分钱？哥们儿，请问你的日常开销是从哪里来的？据说你还帮助过一个叫卢恩诺克斯的小子，同样没捞到一点儿好处？看来你手头的存款不少嘛，根本用不着工作赚钱。”
我也站了起来，从桌子边上绕过去，跟他面对面站着。
“伯尼，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大半夜听到有人求救，我就过去瞧瞧，仅此而已。这种钱你如果拿了不烫手吗？你是个聪明浑蛋，所以你会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极限，这样无论谁求救，喊破嗓子都跟你没关系。你也可以狂踩油门儿，一溜烟儿躲麻烦躲得远远的，因为你知道乱管闲事往往会惹祸上身。我最后一次见特里?卢恩诺克斯，我跟他在我家煮咖啡喝，还抽了一支烟，后来听到他死了，我就到厨房煮两杯咖啡，替他也倒一杯，替他也点上一支烟，等烟灭了，咖啡凉了，我就跟他说声再见。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傻到去做这样的事的，因为没有钱赚呀。所以，你是个顶呱呱的警察，而我只是区区一介私人侦探。艾琳?韦德因为丈夫失踪忧心忡忡，我就跑出去四处寻找，最后把他带回家，后来他又遇上麻烦给我打来电话，我又跑了出去，把他从草坪上弄回屋里，扶到**。然而我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全都是义务服务，空手而归。除了赚不到钱外，还可能被人在脸上狂揍一顿，被抓进监狱，被走歪门邪道而发大财的曼迪?梅隆德斯之流放狠话威胁。我的保险柜里倒是有一张大钞，面额五千美元呢，可是我根本不会去动它，因为我觉得这飞来横财太莫名其妙。刚开始我还时不时拿出来瞅两眼，而今连拿出来看一眼的兴致都没了。现在你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连一丁点儿理直气壮的好处都没捞到。”
奥尔斯冷漠地说道：“没准儿是张假钞呢，不过造假者不太可能造这么大面额的假钞。可是，你跟我说这一大堆究竟想证明什么？”
“什么都不想证明，但或许有一点——我是个浪漫主义者。”
“哦，我晓得了，我还晓得你一分钱也没赚到。”
“不过，伯尼，我有办法让一个浑蛋警察下地狱去。赶紧滚吧。”
“兄弟，说不定是我把你关进牢房，让强光照你呢，到时你就不会叫我滚蛋或者下地狱了。”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小子，你听着。”他走到门口用力将门拽开，“你是把愚蠢当幽默。你以为你很聪明，其实你只能戏耍你自己。在我看来，你不过是墙上的一道影子。我当了二十年警察，从未有过一笔不良记录，谁戏耍我，我一眼就能看到，谁说谎骗我，我也清清楚楚，你最好记住我的忠告，我什么都知道。”
他的脑袋从门口缩了回去，门自动关上了。我听着走廊上的脚步声去远。他的脚步声还没有彻底消失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这里是纽约，请让菲利普?马洛先生接电话。”从电话里传来一个职业化的腔调，字正腔圆。
“我就是菲利普?马洛。”
“谢谢，马洛先生，请您稍等。人已经过来了。”
接着我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霍华德?斯宾塞，马洛先生。罗杰?韦德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真是个糟糕透顶的消息。不过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但好像你被牵扯进去了。”
“我当时正好在他家，他喝多了，开枪自杀。星期四，用人们都放假，韦德太太是后来回家的。”
“所以他身边只有你。”
“我并不在他身边，我在屋子外面转悠，等他的老婆回家。”
“哦，我知道了。这么说，肯定有庭审。”
“已经庭审过了，裁定为自杀。没有几个人关注，斯宾塞先生。”
“是吗？这我倒不理解了，怎么说他也是个名人。我还以为——”他的话音里听不出失落，只有惊讶和困惑，“算了，我以为怎么样一点让她都不重要。我觉得我应该立马乘飞机去那边一趟，可是只有下周才有时间。我会给韦德太太发电报的，看看有什么事能帮得上忙。而且关于小说的事也需要谈一谈。我是说可能他写得已经差不多了，看能不能找个人代笔，把结尾写完。我多句嘴，你后来是不是接受了委托？”
“没有，他亲自请我帮忙，我拒绝了。我直言不讳告诉他，他要烂醉，我根本拦不住。”
“你从没想过去尝试一下，对不对？”
“斯宾塞先生，当中的情况你根本一无所知。你要下什么结论，起码也要了解一下情况吧？当然，我不可能一点自责都没有。毕竟发生了这种事，而且当时我就在他家，除我之外又没有其他人，不可能不自责。”
“刚才的那句话，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说了出来，对不起。”他说，“你知不知道艾琳?韦德在不在家？毕竟是这种时候。”
“斯宾塞先生，我不知道，你给她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
他语速缓慢地说：“我想，这种时候她应该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
“不见得。她跟法医对话的时候，很是镇定自若呢。”
“从你的语气里，”他干咳了一声，“你好像对她一点儿都不同情。”
“斯宾塞，不管罗杰?韦德是个才子，还是个浑蛋，他现在死了。别的我不懂，但我知道在我心里他只不过是个充满愧疚感的厚脸皮酒鬼。你说我为什么要同情？他是个麻烦鬼，我认了，可最后却以这种方式收场，何其可悲！”
他说道：“我说的是韦德太太。”
“我说的也是。”
“等我到了再给你打电话吧。”他很突兀地说，“再见。”
电话挂断了，我放下听筒，眼睛却还在电话机上盯着，两分钟都没有动一下。后来我把电话簿在桌子上摊开，查找到一个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