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林海毅、应美妮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安排下，从泰国难民营来到了法国。

那一年，林大龙刚过了十岁的生日，大妹林舒婷八岁，小妹妹林舒云才五岁。

上个世纪初，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殖民时期，法语是官方语言，柬埔寨社会都流行讲法语。在一般学校里也都开设有法文课，只要是在当地学校读过小学与初中的学生，多少都能讲一些法语。林海毅是在读完初中后，才走出校门跟着父亲学做生意，所以一般的法文文件和报纸也能够看懂一些，简单的法语会话，也能对付。后来，走上社会后，商界与华侨华人社会里日常讲的都是潮州话和广东话，用法语的机会不多，多年下来，慢慢的也就将法语忘记得差不多了。

想不到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时代的狂澜将他刮到了法国。如果没有当年红色高棉那场如同儿戏般的造孽，他是做梦也想不到会放弃柬埔寨的一切，一家人为了活命，历尽千辛万苦，辗转逃难来到法国，并从此要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生活下去。同样想不到的是，当年学过、但已忘得差不多了的法文，却在他初初踏上法兰西土地时，帮了他的大忙。

一九七八年已是秋风萧瑟的一天，由国际红十字会安排的一架从泰国起飞的航机，满载着柬埔寨的难民，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

当飞机的舱门打开后，上来了几个戴着红十字会袖章的男女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法国警察，其中一位女士手执扩音筒对着机舱里的乘客讲了一通话。机上的乘客，官方登记上说的是柬埔寨难民，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侨居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他们原籍基本上是中国广东潮州、汕头和中山一带，尽管有的家庭已经侨居在柬埔寨两、三代了，但是平时他们的日常用语讲的还都是纯正的潮州话和广东话。年青的一代有的在当地学校读过书的，能听懂一些法语，但是大部分人却不谙法语。对于红十字会女士讲的一番话，机上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她讲的是什么，大家紧张地相互打听、询问，一时间，机上出现了一阵嘈杂的**。面对这个有点混乱的场面，站在前面的一个警察，马上伸出双手，用力向下压了压，高声地问道：“你们中间谁能懂法文的请举一下手，能不能给大家翻译一下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番话的大概意思？”对于刚才这位女士的讲话，林海毅基本上能听得懂，他就自觉地向着那位警察举起了手。警察一见有人懂法语，本来紧锁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开来，他向林海毅招了招手，示意他走上前来，向大家翻译一下刚才这位红十字会女士的讲话内容。

林海毅在座位上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对机上的乘客解说起那位红十字会女士刚才讲话的大概意思。他说：“各位难友们，刚才讲话的这位女士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法国负责人。她说，等一会大家下飞机后，有三辆五十人座的大巴在飞机旁等着我们，大家不要争先恐后，要有秩序的排队上车，等一辆车坐满了后，跟着再上第二辆车，第三辆车，大家都是有座位的。等大家都上车后，司机会载我们去法国政府为难民安排的临时安置营。难民临时安置营在法国西北部城市鲁昂附近，离机场约一百多公里，需要二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到了那边以后，难民安置营会有具体工作人员安排我们的住处和饮食，请大家放心。但是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私自任意行动。”

林海毅的一番翻译讲话，立刻让机舱里安静了下来。那位红十会的女士知道大家都听懂她讲话的意思了，就对航空小姐示意可以打开机舱的门让大家下飞机了。

机上男女老小的难民们，手拎各色各样的布袋和纸袋，一个跟着一个匆匆走下机舱门口架起的扶梯，前后有秩序地上了大巴。等所有的人都上了车，并在座位上坐好后，三辆大巴就一辆紧接着一辆，离开机场驶上了高速公路。林海毅一家五口分两排而坐，大巴开出还不到半个小时，舒云就头靠在妈妈的腿上睡着了，而大龙和舒婷却没有一点睡意，他们俩个交替的趴在车子的玻璃窗前，看着眼前不时晃过的车流和一大片一大片宽阔的田野，都兴奋地指点着、惊呼着。因为眼前的这些景观，他们在柬埔寨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大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而平稳。此时的林海毅双眼一动不动地一直眺望着车窗外面飞驰掠过的平坦而一望无际的田野，心情无比激动，眼眶里的泪水不时夺眶而出，流满脸庞。从战火纷飞的柬埔寨丛林，来到这块富饶、和平的法兰西土地，恍若梦中。真的十分感谢法兰西民族敞开伟大的胸怀和实行人道主义，容纳了他们这批死里逃生的难民。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奋斗了。想到这里，林海毅从上飞机开始舒展了两天的心情，又有点抽紧了：一家五口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现实摆在那里，立即要面对全新的环境和社会。自己虽然懂一点法文，但是在柬埔寨时初中读完后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没有专门技能，也没有什么特长；况且三个孩子都还小，需要接受多年的正规教育，将来才能融入这个社会。对自己来说，尽快地找到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有一寸安身之地，实在是当务之急。一连串的问题一时间都在林海毅的头脑里不断翻腾，车窗外面的景色反而模糊、恍惚了起来……

差不多过了两个小时，三辆大巴相继离开了高速公路，逐渐放慢了速度，进入了乡间的公路。这条公路虽然只容来往两辆车对开通过，但是路面平坦，马路两边树木整齐，绿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在挥手欢迎他们。大巴转了几个弯道，在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三辆大巴，每辆车上都坐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林海毅这辆车上坐的就是那位红十字会的女负责人。车门打开后，这位红十字会的女负责人指挥大家拿好自己的随身行李，陆续下车，并到楼房前面的一块空地上集合。其他两辆车上的人们也都在红十字会人员的指挥下，先后来到空地上。等所有人员都集中齐后，那位红十字会的女负责人又把林海毅叫到她身边，要他帮忙翻译她的讲话。

她对着大家提高嗓门说：“这里原来是一所中学的校所，现在学校已搬到新的校址上课，这里现在暂时空着。我们已与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商好了，将这里的教室借用作为你们的临时住处。等一会儿，你们排队每人到门口领一张登记表，填写好后，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由他们分配你们入住哪一个教室。大家在这里是临时安排住宿的，男女要分开住，十岁以下的儿童可跟随母亲。”林海毅将这位女士的讲话翻译成中文向大家重述了一遍。等大家听清楚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就指挥大家到门口去登记，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住哪一个教室。

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林海毅才带着儿子大龙在铺在地板上的垫子上坐了下来。垫子和一张棉被都是红十字会发给的，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被褥是法国各界善心人士捐赠的，各地方收拢后统一交到红十字会，再由红十字会根据人头发到每个难民的手里。棉被是半新旧的，显然是人们已经用过后捐到红十字会的。林海毅坐在垫子上双手反复抚摸着棉被，止不住泪水溢满了眼眶。棉被虽然是旧的，但是经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统一清洗后，仍然散发出一缕缕棉絮的清香，蕴含着善心人们的一份爱心。死里逃生来到法国，到今天才可以踏踏实实地坐在法兰西的这块土地上，并且可以盖上被子睡个安稳觉，这真是天大的福份。

林海毅的思绪还在头脑里不停地翻滚着，低头一看，儿子大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将头靠在他的大腿上睡着了。林海毅连忙将大龙的身体扶正，脱下他的外衣，让他在垫子上躺好，并拉过被子盖在他的身上。安顿好大龙后，林海毅也脱下外衣，在他旁边躺了下来，准备好好地睡个安稳觉。在十多个小时的航机飞行过程中，因为心情激动，精神一直处于高度亢奋中，所以基本上没有合过眼；下了飞机，上了大巴，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行驶中，又一直专注于观赏公路两旁的景色，还是没有一点睡意。现在，已经踏踏实实地躺在了法国鲁昂附近的难民临时安置营的床垫上，一颗心终于落地了。一阵睡意袭来，林海毅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林海毅被一阵嘈杂声吵醒。他睁开眼睛一看，强烈的阳光将整个教室照得透亮，偌大的教室里，绝大数人都已经睡醒了，有的站在那里互相聊天；有的坐在垫子上整理着身边袋子里的东西。大龙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醒了，这时正与隔邻垫子上一个差不多岁数的小男孩在玩起了扑克牌。

一看手表，都已经上午十点钟了。想不到这一觉整整睡了十一个钟头，林海毅感到，似乎这一觉，一下子将前些日子一路颠簸所缺的觉都补回来了，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林海毅马上想到了妻子应美妮和两个女儿，不知道她们昨晚是否睡得好，应该去那边看看，想着就站了起来。正在这时，国际红十字会的那位负责女士，带着一位亚洲人脸孔的女翻译来到了教室门口。她用手向教室里的人们招了招手，要大家安静下来，接着说：“现在离中午开饭还有两小时，请大家都到一号教室集中，有重要事情要向你们交待。”等翻译将她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后，教室里的男士们就纷纷涌向一号教室。

这次国际红十字会为这批难民安排了三个教室，作为他们的临时居所，两男一女。一号教室就是应美妮她们女人们睡的那个教室。一百多人，将这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大家都找地方坐了下来，有的十多人挤在一张垫子上坐，坐不了垫子的，就直接坐在地板上了。等大家基本坐定后，国际红十字会的女负责人开始讲话，通过翻译，大家都明白了她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点，国际红十字会这次包了一架飞机让大家安全抵达法国，所有费用都是国际红十字会垫付的。但这笔费用当时就与你们讲明了的，等你们到了法国，找到工作，有了固定收入之后，要分期或一次性的归还给红十字会，以作为红十字会日后继续做公益事业的经费。等你们有了工作，有了钱以后，请自觉地按照发给你们的那张表格上的地址和账户，将钱汇到那里去。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大家都是乐意做的。第二点，你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法国政府临时性的安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们要尽快寻找各自的住处。有亲戚、朋友在法国的，他们能接纳你们的，请早点与他们联系，看能不能暂时住到他们那里去；如果自己随身带有一定数量美金或法郎的，也可以到房介公司去洽谈，先租房子将自己安定下来，再由政府的有关部门安排你们寻找合适的工作。

对于这位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讲话中的两个主要内容，林海毅心中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他知道，法国政府和人民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崇高精神，将他们这批难民从战火中拯救出来，并经过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安全抵达法国，已经让他们感激不尽。在法兰西这块土地上，今后的新生活，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去争取。况且自己夫妻俩正当壮年，完全有信心去开创一个新的生活前景。毫无疑问，在挣到第一笔钱后，首先要把红十字会垫付的飞机票钱款还掉。

会议结束后，离中午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大家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教室，就在原地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我一言你一句地议论和商量起今后各自的出路和努力方向。林海毅、应美妮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也和一对年纪不相上下的夫妇坐在一边，漫谈起来。这对夫妇，男的叫王山青，女的叫郭雪红，随身带着一名八岁的儿子，名叫佩男。这对夫妇一上飞机，就坐在林海毅他们一家座位的前一排，飞机升空后，他们就聊了起来。没有想到那么巧，原来柬埔寨战乱前他们是住在首都金边市的同一条街上，林海毅一家住在街的西头，王山青一家住在街的东头。林海毅读完初中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隔几天就要往外省跑，还时常要到越南西贡和老挝万象去进货。而王山青和郭雪红在端华学校高中专修班毕业后，就被学校分配到磅逊省的一所华文学校当老师，王山青当语文老师兼体育老师，郭雪红则任数学老师兼音乐老师。后来两人结成了夫妻，就在当地安了家，平时也就不大到金边来了。少时候，他们都在金边同一条街上住，这么多年来却互相不认识，一场战乱后，却让他们坐上同一架飞机，以难民身份一起来到了法国，开始寻找新的生活。同样的命运，让他们一见如故，特别亲切，坐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

谁心里都明白，国际红十字会将他们这批难民接到法国，并由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临时住处，这已是天大的恩惠了。今后的路还很长，如何在新的国度，迈出新的第一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谈到如何迈出这新的第一步，林海毅沉默了一阵，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我们不能等法国政府来安排，我们要立足自己想办法。我有一个姐姐，他们一家去年就到了法国，现在住在巴黎。听说她和她的先生经朋友介绍，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制衣厂里工作，收入虽然不多，也能应付平时的日常开支，日子也算稳定了。我打算和她商量一下，看能否先投靠她那里。那你们呢，你是如何计划的？”林海毅说完一番话后，双眼注视着王山青。

王山青皱了皱眉头，看了一眼妻子郭雪红回答道：“你说得对，万事还得自己想办法好，掌握主动权。我也与雪红商量好了，她的哥哥早些年来了法国，现在刚好也住在鲁昂，并且听说去年已经开了一小间中餐馆。我们准备去投靠他哥，先有了一个落足的地方，再慢慢想其他办法。”郭雪红接过话题说：“我已经与我哥联系过了，他也同意我们先到他们那里住一阵子，待熟悉情况后，再自己来找出路。”

两家人一说起来，原来大家还都有亲戚在法国，这比起那些在法国既无亲戚又没有熟人的难民，要在这陌生的地方立足，条件是有利得多了。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难民临时安置营一直处于嘈杂、混乱和变动之中，今天隔邻睡垫上的人走了，后天靠窗的那两个睡垫又空了。每天大家都在跑进跑出，打电话联系，一旦有了消息，夫妻俩牵儿携女就走了。那些单身的年青人就更容易了，今天中午还在教室里呼呼大睡，傍晚就“失踪”了。

王山青、郭雪红夫妇比林海毅、应美妮夫妇早一天离开了难民临时安置营。那天下午四点左右，郭雪红的哥哥开着一辆雷诺小货车来接走他们。据说，她哥哥要等到下午三点，餐馆里的客人都走光后，自己才能开车出来，好在餐馆离难民安置营不远，只需要半个小时就来到了。

分别前，王山青和林海毅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亲戚的电话号码，讲好了，待大家基本安定后，马上电话联系，互通新消息。才相处几天，刚刚熟悉就又要分别，虽然心中多少有点难舍，但是各自为了自己的新生活，暂时的分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唯有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再有重逢的日子。

第二天，林海毅带着妻子儿女，在难民安置营工作人员的指点下，坐上公交车到了鲁昂火车站，再在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到售票窗口排队买好了到巴黎的火车票，上了火车。

一家人五口，刚好坐满车厢中的一排，林海毅与小女儿坐在过道的两人位，应美妮与儿子和大女儿则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三人位。火车开动后，三个孩子显得十分兴奋，对什么都感兴趣，互相争着要趴在窗口看车外的风景，不停地打闹着，害得应美妮刚拉下这个，又要去挡住那个，忙得一刻也不得安静。而此时的林海毅，却一点也没有为孩子们的吵闹所影响，翻阅着手上的一张巴黎地图，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柬埔寨在历史上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历史、文化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很大，林海毅从小就知道巴黎这个名字，知道是一座世界著名的大城市，盼望着哪一天能有机会到巴黎来一睹真容。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到这个世界名城来生活。现在，他们一家居然逃难来到了巴黎，姐姐林海珍也同意林海毅一家到巴黎后可暂时住在她的家里。但是林海毅知道她的家也只有一房一厅，总共不到五十平方米。她和姐夫虽然没有子女，林海毅一家到来后，就要占用他们的客厅，加上三个孩子，又正是吵闹的年纪，一定会在日常生活中给他们增加不少麻烦。姐夫和姐姐的好心，虽然可解他们初到巴黎时的燃眉之急，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到巴黎后，能不能尽快找到工作？又能做什么工作？何时自己才有能力租到房子？这些问题反复盘旋在他的脑海中，难以释怀……

直到火车行驶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驶进了车站，林海毅才如梦中清醒过来一般，知道巴黎北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