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元勋末路：隋朝的员工不好当（下）

开皇中后期，太子杨勇逐渐失去杨坚夫妇的宠爱，而晋王杨广则异常得宠，杨坚夫妇心里都已经有了废立之意。有一天，杨坚想试探一下高颎的态度，就说：“有神梦中告诉晋王妃，说晋王当有天下，你看该怎么办？”高颎一听这话很不对劲，赶紧跪地，说：“长幼有序，太子绝不可轻废！”杨坚默然良久，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当时，独孤后一心要废黜杨勇、另立杨广（参见第二十三章《夺嫡进行时》），得知高颎的态度后，当即下定决心要把高颎搞掉，否则，太子废立必然遭遇极大阻力。

事实上直到此刻，杨坚对高颎还是相当信任的。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对高颎生出了极大的防范之心。

这件事是关于东宫的卫队问题。

由于杨坚已经不放心杨勇，所以就打算征调东宫的一部分精锐卫士进入皇宫。高颎极力以为不可，说：“若把东宫精锐调入宫中，那东宫的守卫就太薄弱了。”杨坚一听脸色就变了：“我经常出宫，身边需要精锐护卫，太子在东宫修养德行，要那么多卫队干什么？其实，在东宫设立强大卫队，本身就是一种陋规，要照我的意思，宫中禁军轮值交班的时候，分出一部分去戍卫东宫就够了。宫中禁军与东宫卫队，本来就不该有归属和建制上的分别，若合二为一，岂不是一项很合理的改革？我对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得失利弊清楚得很，你大可不必拘泥于古人之法。”在历史上，东宫依靠强大卫队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的例子并不算少，比如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因担心皇族政变，就极大地加强东宫兵力，致使太子刘劭的卫队多达一万人，与皇宫禁军的兵力相等，所以后来刘劭发动政变时，猝不及防的禁军根本无法抵御，导致宋文帝惨死在儿子手中。

像这种事，杨坚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必然要削弱东宫兵力，以防重蹈宋文帝覆辙。而在杨坚看来，高颎之所以反对裁减东宫兵力，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古制，而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因为，高颎之子高表仁娶了杨勇之女，一旦将来杨勇即位，高表仁就成了驸马，而高颎就能以天子亲家的身份继续掌权、长保富贵。

一想到高颎有这么大的私心，杨坚长期以来对他的信任顿时消失了一大半。

开皇十七年，高颎的元配病卒，独孤后就对杨坚说：“高仆射年纪也老了，没了老伴怪可怜的，陛下何不帮他再娶一位正室？”杨坚觉得有道理，就对高颎提了出来。没想到，高颎一听，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声泪俱下，说：“臣已经老了，每日退朝，唯有吃斋念佛、诵读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厚爱老臣，但续娶正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杨坚听了，也就作罢。不久，高颎的小妾生了个儿子，杨坚得知后，也很替他高兴。不料，独孤后却在旁边发出冷笑。杨坚问她为何如此，独孤后说：“陛下到今天还在信任高颎吗？当初，您要帮他娶一房正室，他心里想着小妾，就说得冠冕堂皇，欺骗陛下。现在，小妾的儿子都生了，他那些什么吃斋念佛的鬼话，您还信吗？说大一点，他这个人的品质，您还能相信吗？”杨坚一听，觉得大有道理，从此对高颎的信任**然无存，开始日渐疏远他。

开皇十八年春，高丽王高元纵兵入寇辽西。杨坚大怒，即命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颎为副帅，率王世积、周罗睺等将领及三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不料大军启程后，陆路便遭遇水患，粮食不继，加之瘟疫流行，士卒大量死亡，而水路则在海上遭遇风暴，舰船大量沉没，不得不相继班师。

回师后，清点人数，三十万大军居然死了十之八九。此次出征，堪称隋朝自开国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也是最令人郁闷的一次失败，因为隋军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就差一点全军覆没了。

此次出征高丽，高颎原本就极力反对，如今损兵折将又劳而无功，至少可以证明高颎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这件事到了独孤后嘴里，却又成了高颎的一桩罪状。她对杨坚说：“高颎本来就不想走这一趟，是陛下硬逼着他去的，像这种赶鸭子上架的事情，臣妾早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平心而论，不管高颎赞成不赞成此次出征，碰上天灾都不是他可以预料的，更不是他想要的，而独孤后这么说话，好像此次失利都成了高颎的责任似的。要是在平时，独孤后这种逻辑混乱的话倒不至于影响杨坚的判断力，可现在杨坚正在气头上，且近来对高颎一直很不满，所以这话一到杨坚耳朵里，对高颎的杀伤力还是相当大的。

此外，汉王杨谅虽挂名为此次东征的元帅，但他毕竟还年轻，所以军事大权其实都在高颎手里。而高颎自认为肩负杨坚厚望，而且凡事都出于公心，所以也就不避嫌疑，对于杨谅很多不靠谱的提议都予以了否决。

高颎这么做，当然极大地伤害了这位五皇子的自尊心。回京后，杨谅就去找母亲独孤后哭诉，说：“儿臣这次出征，差点就被高颎杀了。”独孤后马上告诉了杨坚。杨坚闻言，对高颎的不满和怨恨又增加了几分。

开皇十九年，王世积案发，有关部门审问王世积时，问出了一些宫禁中的事情。这些事虽属鸡毛蒜皮，但身为地方大将的王世积本来是不应该知道的。审讯官赶紧追问，王世积供称是从高颎那里听来的。这下子，高颎的麻烦大了。

有关部门将此事上奏，杨坚一听，顿时大为惊愕。在杨坚看来，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高颎向王世积透露了什么，而是高颎身为首席宰相，居然与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私下讨论宫禁中事，这种事情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给他定一个谋反的罪名都不算冤枉他。

紧接着，审讯官又再接再厉，从王世积口中挖出了更让人惊骇的事情：说高颎和左卫大将军元珉、右卫大将军元胄等人，都曾与王世积私下交结，还收受了王世积的名马馈赠。

本来，大臣之间互相馈赠物品，也属人之常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对于现在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杨坚来说，这种种迹象似乎都能与结党和谋反挂上钩。

杨坚当即撤了元珉、元胄二人的禁军大将职务。此时，京师内外许多大臣都看出皇帝很可能要对高颎动手了，于是纷纷上疏，异口同声地证明高颎无罪。在声援高颎的人中，为首的有上柱国贺若弼、吴州（今浙江绍兴市）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

面对这样一个力挺高颎的豪华阵容，杨坚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当朝重臣和封疆大吏拿着我杨坚的薪水，屁股怎么都坐到高颎那边去了？莫非你们都成了高颎的私人班底，早就不把我这个大隋皇帝放在眼里了？

贺若弼等人的声援显然帮了高颎的倒忙，不仅在最危急的时刻又把他往深渊里推了一把，而且也害了他们自己。

很快，怒不可遏的杨坚便一声令下，把所有参与声援高颎的大臣全部抓起来扔进了监狱。至此，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替高颎喊冤。开皇十九年八月，杨坚正式宣布了对高颎的处理结果：罢免上柱国、左仆射等职，以齐国公的身份致仕。

应该说，跟虞世则、王世积等人比起来，高颎这样的结局已经算很不错了。不难看出，杨坚对他还是有念旧情的。虽然高颎的仕途已就此完结，但至少保住了元勋的身份和待遇，也保住了一个平安的晚年。

罢免高颎的数日后，杨坚前往秦王杨俊府邸，顺便召高颎过去赴宴。席间，高颎泪流不止，悲不自胜，在座的独孤后也忙不迭地抹了好几把鳄鱼眼泪。杨坚看着高颎，面无表情地说：“朕并没有辜负你，是你自己辜负了自己。”然后把头转向左右大臣，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政治教育：“我对高颎，比对自己的儿子还好，虽然有时候没和他在一起，但总感觉他就在眼前一样；可自从他免职退休后，我就彻底把他忘了，好像世上从来没有高颎这个人一样。所以说，身为人臣，一定要吸取高颎的教训，不可以要挟君王，自以为天下第一。”听见皇帝如此绝情的话，高颎当然哭得更悲伤了。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这件事情，差点让他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

高颎府上的总管，发现主子已经失势，这辈子跟着他混绝对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就义无反顾地出卖了他。这位总管上疏杨坚，指控高颎父子有谋反之心。他提供的证据跟皇甫孝谐如出一辙，也是“对话体”。他说，高颎退休后，某一日，其子高表仁曾对高颎说：“曹魏年间，司马仲达（司马懿）曾托疾不朝，可后来司马家族却取得了天下，父亲大人如今遭遇的事情，又焉知非福呢？”可想而知，杨坚听到这样的话会愤怒到什么程度。他当即把高颎逮捕下狱，命有关部门严加审理。在这个世界上，“有关部门”是最擅长罗织罪证的，只要领导一个眼色，要给嫌疑人整出什么稀奇古怪的罪证，都是小菜一碟。

于是，有关部门很快就找到了两个证人，一个是和尚真觉，一个是尼姑令晖。据称，真觉曾在去年对高颎说：“明年将有国丧。”令晖几年前也对高颎说过：“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两个人说的意思一样，都是预言杨坚活不过开皇十九年。

天知道有关部门是从哪找出这两个信口开河的方外人士的，总之他们的证词杀伤力十足，绝对够得上把高颎满门抄斩了。杨坚闻奏，愤怒欲狂，遂在朝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满朝文武说：“帝王岂是靠强力可求？以孔子这样的大圣之才，犹然得不到天下，而高颎和他的儿子，竟然敢以晋朝皇帝自比，这是什么样的居心？！”有关部门随即上奏，要求将高颎斩首，以明正典刑。

不过，最后时刻，杨坚还是起了一念宽大之心。他答复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年斩王世积，如果再杀高颎，天下人将会怎么说我？！”遂宣布将高颎贬为庶民。

十九年前，高颎刚刚当上左仆射时，他母亲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你富贵已极，就差一个砍头了，今后做人做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老人家没当过官，可她朴素的话语里面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从那一天起，高颎就常常担心母亲的话会一语成谶，所以一直谨慎小心。可是，在杨坚这样的老板手底下打工，你是防不胜防的，不管再怎么小心，都很难保证不出纰漏。所以，当高颎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验，最后终于躲过“砍头”的命运后，一种如释重负、彻底解脱的感觉便在他心里油然而生。

尽管打拼了一辈子，风光了一辈子，最后却像抛物线一样被扔回了“庶民”的原点，可高颎却因“得免于祸”而“欢然无恨色”。说到底，能给杨坚这样一个动不动就“**杀人”的老板打工这么多年，不仅轰轰烈烈地干过一番事业，最后还能保一个善终，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了，所以高颎深感知足，无怨无尤。

然而，高颎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他本以为能在家里安度一个含饴弄孙、优游卒岁的晚年，可短短几年后，随着新老板杨广的上台，高颎宁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杨广一即位，就任命高颎为太常，让他主管礼乐。这本来是个清闲的职务，既不参与朝廷大政，也无关乎经济民生，可高颎这人就是责任心太强，你不让他做事倒也罢了，要是让他做事，他必定要负起责任，而且很有主见。所以，刚一上任，他就跟杨广闹了个不愉快。

当时，杨广下诏征召北周、北齐时代的音乐人，并鼓励民间搜集整理一些流传不广、即将失传的乐曲。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可高颎却认为那些民间乐曲不够“主旋律”，遂上疏反对，说鼓励这些乐曲传播是“弃本逐末”之举。对此，杨广当然极为不悦。

不久，高颎又对自己的下属说：“周宣帝就是因为喜好那些靡靡之音才丢了天下，如今殷鉴不远，岂能再重蹈覆辙！”杨广听说后，更是一肚子不爽。

高颎担任宰相多年，如今虽说早已靠边站，只是个不痛不痒的太常，可还是改不了心忧天下的习惯。由于当时杨广对突厥的启民可汗恩礼甚隆，高颎就忍不住对同僚发牢骚说：“这个蛮虏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对我国的虚实和山川形势了如指掌，我担心会有后患。”此外，由于当时朝中的风气与隋文帝一朝已有很大不同，高颎看不惯，就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越来越没有纲纪了。”这些话当然原封不动都落尽了杨广的耳中。

杨广顿时忍无可忍。

于是，高颎的末日就此降临。

早在开皇九年平灭陈朝时，高颎就曾不顾杨广的感受，杀了他的梦中情人张丽华，而当时杨广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高颎。

如今，报答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杨广当然不会放过。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杨广下诏，以“诽谤朝政”为名，将高颎斩首，三个儿子全部流放边地。与高颎同日被杀的，还有时任光禄大夫的贺若弼、与时任礼部尚书的宇文弼。

多年以前，高颎之母对他的谆谆告诫，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刑场上的铡刀高高举起的那一刻，高颎也许只能在心里发出这样的哀叹——隋朝的员工不好当啊！

高颎死时，年六十七。

盖棺论定之际，历史给了高颎很高的评价：“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隋书·高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