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平灭陈朝，一统海内（上）

隋军南征的第一仗，由杨素打响。

他率舰队东下，迅速穿过三峡，进抵流头滩（今湖北秭归县东）。当时，陈朝大将戚昕率青龙舰队一百余艘，据守狼尾滩（今湖北宜昌市西北）。隋军将士都担心狼尾滩地势险恶，而陈军据险而守，隋军很难突破。杨素说：“诸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若我军白天顺流而下，敌人很容易看出我军的实力，且滩流湍急，舰船很难控制，这对我极为不利，所以我决定，在夜晚发起进攻。”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杨素命所有将士全部衔枚（口含木片，以防出声），然后亲率黄龙舰队数千艘沿江而下；同时，命部将王长袭率一支步兵悄悄在南岸登陆，袭击戚昕的一座营寨，对陈军形成牵制；又派大将刘仁恩率骑兵自北岸攻击白沙城（今湖北宜昌市东），截断陈军退路。

拂晓时分，杨素主力与戚昕水军接战。片刻后，其他两路的战斗也按预定计划打响。陈军担心后路被断，士气大挫，故迅速被隋军击溃。戚昕独自逃窜，部众悉数被俘。杨素对所有战俘一律优待，随后又将其全部释放。

此后，杨素大军一路东下，舰船布满江面，旌旗遮天蔽日，军容极为壮观。杨素的相貌本来就很威武，又坐在巨型战舰五牙上，其气场更不是一般的强大。沿途的陈朝军民一看，不禁纷纷惊呼：“清河公即江神也！”风闻杨素大军东下，长江沿岸的陈朝守军无不震恐。很快，一封封加急战报就像雪片般飞进了建康皇宫。同时，陈朝各地守军也纷纷奏报隋军入侵的消息。但是，它们全都被施文庆和沈客卿一一扣下了。所以，陈叔宝只知道隋军发动了南侵，可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多少个方向一起打过来，他一概被蒙在鼓里。

湘州（今湖南长沙市）历来是陈朝的军事重地，其地刺史晋熙王陈叔文（陈叔宝之弟）在职日久，深受当地士民拥戴。陈叔宝对他极为猜忌，于是决定把他调回建康。但是，满朝武将几乎没有一个跟陈叔宝是一条心的，所以该找什么人继任，让他大为头疼。最后，陈叔宝想来想去，只能派自己最宠信的施文庆去了。他随即征召陈叔文回京，并命施文庆择日赴任，同时许诺拨给他一部分禁军精锐，让他带往湘州。

眼看杨坚的刀都快架到脖子上了，陈叔宝还在跟自己的亲兄弟玩“君臣相猜”的游戏，实在是令人无语。

施文庆对这个封疆大吏之任垂涎已久，接到调令也是暗自窃喜。不过，他又怕自己一旦离朝，好不容易窃取的朝权又会白白落到别人手里，遂推举死党沈客卿接替自己的现职。两个人办理交接期间，关于禁军的所属和调动问题，却出现了极大的争议。

当时，只要是还有点公心的大臣，无不对陈朝面临的严峻局势深感忧虑。比如，禁军大将樊毅就数度向仆射袁宪进言，认为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都是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必须各发五千精锐驻防，且派出金翅舰二百艘，沿长江上下日夜巡航，以备不测。

袁宪深以为然，遂举行会议，召集文武百官商讨。施文庆惟恐把精锐都调往京口和采石，就没有精兵强将跟自己去湘州了，遂要求百官把意见写成奏章，由他呈送给皇帝裁决。随后，他便拿着百官的奏疏去见陈叔宝，说：“隋军犯边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抵挡，若军队舰船大举出京，恐怕会扰乱人心。”陈叔宝觉得有道理，便没有同意出兵。袁宪等人心急如焚，又再三上疏，极言边境危急。陈叔宝终于生出了一丝忧惧。施文庆赶紧对他说：“元旦的朝会大典马上就要举行，另外还有南郊的祭天大典，到时候禁军都要担任警戒任务，如果现在把禁军派出去，这两件大事就都办不成了。”陈叔宝说：“暂且先出兵去看看，若北边确实无事，就让水军在长江上为大典警戒，也没什么不可以。”施文庆道：“如果稍有风吹草动就把军队调来调去，我担心邻国会耻笑我们胆小怯懦。”历史上经常会有这样一些人，在国家即将灭亡之时，依然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其情形就类似于坐在泰坦尼克号上，明知船已撞上冰山，转眼就将灭顶，却还在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在这些人眼里，可能“国家利益”、“公众利益”都是很虚幻的东西，只有个人利益是唯一真实的。殊不知，一旦国家灭亡，社会解体，个人的利益又能在何处安放？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这些人是良心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脑子坏了。用一句比较学术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公德心，其根源与其说是道德的缺失，还不如说是理性的缺位。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似乎一直盛产施文庆这种人。时至今日，这种人依然活在我们身边，而且只见其多，不见其少。究其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以德治国”的口号喊得不够大声，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缺乏一种清明而健全的理性。

当然，理性的缺位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向来就被解读为超越个人、凌驾个人、甚至湮灭个人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越是这么宣传，就越会造成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紧张和冲突。因此，所谓清明而健全的理性，首先就是必须认识到：国家利益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如果抽离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就是扯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为了有效保护个人利益，所有人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共同捍卫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倘若抽离了后者，前者同样无处安立。

在今天的地球上，当我们中国人还在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断制造有毒食品时，西方的普通老百姓却可以为了反对“经济全球化”而上街游行。

西方老百姓为什么跟“全球化”过不去？具体原因很复杂，我们不必在此分析。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西方的老百姓知道，全球化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也不仅仅是政府和经济学家要考虑的事情，而是关乎地球村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制造有毒食品？因为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最聪明，可以在别人的食品中下毒牟利；而别人都很傻很天真，不会往他吃的东西里面投毒。其结果，就是大家乐此不疲地相互投毒，从而一同身陷“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在极力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到头来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古代的施文庆是因为不懂“囚徒困境”的道理，才会频频干出牺牲国家利益的蠢事，可倘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为只要多宣传一下雷锋精神，多喊几句“以德治国”的口号，就能呼唤公德心的回归，就能建立一个公民守法、官员廉洁的社会，那我们显然还是在为施文庆的诞生培养合适的土壤。

言归正传。施文庆虽然好几次阻拦了禁军北上的计划，但还是担心陈叔宝会迫于百官压力而改变主意，遂拿了重金去贿赂朝廷大佬江总。江总收了钱，便不断进宫游说，屡屡向陈叔宝强调出兵的坏处。陈叔宝举棋不定，只好命百官继续开会研究。

于是百官只好继续研究。在会上，江总又利用自己老宰相的身份，屡屡压制袁宪等人的意见。就这样，百官天天开会讨论，可始终没有结果。直到后来隋军打过长江，陈朝的衮衮诸公们还在为禁军要不要北上而口沫横飞、久议不决。

那些日子里，陈叔宝还是活得优哉游哉、超级淡定。有一天，他对左右侍从说：“天下王气，一向都在建康。北齐三次渡江，北周两次南下，没有一次不被我们打败。他们这次来，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左右纷纷附和。孔范也赶紧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限隔南北，而今蛮虏军队岂能飞过来不成？边防将领急于立功，才谎报军情紧急，其实都是危言耸听。”说完，孔范瞄了皇帝一眼，发现他面露笑容，急忙又故作幽默地补了一句：“我一直嫌官职太小，所以巴不得蛮虏渡江呢。他们一过来，臣一定可以当上太尉公（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兵马）！”言下之意，他孔某人谈笑之间，便可令隋军灰飞烟灭，为国家立不世之功。

陈叔宝闻言大笑，对孔范的自信和忠心深感满意。

几天后，有人为讨好皇帝，就说隋军的战马因水土不服死了很多。孔范一听，当即正色道：“那是我们的马，怎么能死呢？！”意思是隋军的战马终归是要被陈朝俘获的，所以死了很可惜。陈叔宝听了，再度开怀大笑。

陈朝君臣就这样在自欺欺人的迷梦中沉睡不醒。此后，陈叔宝几乎再没关心过御敌的事情，每天“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醉生梦死中，时光很快走到了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

新年的正月初一，当陈朝君臣正在建康的皇宫里举行隆重的元旦大典时，隋朝南征大军的贺若弼部，已经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长江。

贺若弼之所以能悄然渡江，正是采用了高颎的“狼来了”之计。

起初，贺若弼卖掉了军中的很多老马，暗中向陈朝购买了许多船只，都藏在隐秘的地方，然后另外买了五六十条破船，停泊在码头。陈朝间谍侦察后，认为隋军装备很烂，仅凭这些破船根本过不了长江，所以放松了警惕。

第一步计划成功后，贺若弼又向朝廷奏请，要求整个长江下游的江防部队，换防的时候都要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集中。朝廷很快批准。于是每逢换防之际，广陵城外都会旌旗蔽日，营帐遍野。陈朝守军以为隋军大举集结，遂紧急动员，增调附近部队到广陵南岸戒备。可他们随后便得知，隋军只是正常换防而已，遂解散了增援部队，从此便把隋军的大举集结视为常事，不复戒备。第二步得手后，贺若弼又经常派部队沿江打猎，每次都搞得人喊马嘶、尘土漫天。对岸的陈军在恐慌了几次之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所以，当贺若弼在正月初一之夜挥师渡江时，陈朝守军几乎没有察觉。

就在贺若弼渡江的同一天，韩擒虎部也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渡口）南渡，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登陆；当时，陈朝守军正在庆贺新年，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韩擒虎遂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采石城，陈朝采石守将徐子建侥幸脱逃。同日，杨广也亲率主力推进到长江北岸的桃叶山（今江苏江浦县东北15公里处），与南岸的建康（今南京）隔江相望。

刚刚新年头一天，隋朝的三路兵马，已经在北、南、中三个方向，对陈朝都城建康形成了合围钳击之势。

正月初二，徐子建仓惶逃回建康，向朝廷告急。至此，一直在温柔乡中乐而忘返的陈叔宝才猛然清醒过来，慌忙召集文武百官，于初三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御敌之策。

初四，陈叔宝宣布戒严令，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为都督（首都城防司令），并以司空司马消难（就是那个隋朝叛将）、湘州刺史施文庆（此时依然没有赴任）为大监军，同时命大将樊猛率舰队从白下（建康城北）出发，迎战隋军主力杨广，并命散骑常侍皋文奏率军驰援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迎战韩擒虎。

正月初六，贺若弼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擒获当地刺史黄恪。贺若弼军纪严明，入城后对陈朝百姓秋毫无犯。有个士兵偷偷溜出军营，跑到市场上买酒，立刻被贺若弼逮捕斩首。隋军此战共俘虏陈军六千人，贺若弼将其全部释放，并分发干粮和盘缠，让他们各自回家。当然了，贺若弼做这么多好事，还是需要一点小小回报的——俘虏们上路的时候，都带上了一包东西，那里面就是隋文帝杨坚那道平陈诏书的复印件。贺若弼要求他们一路上到处分发，不管发到哪里，只要能发完就行。

随着广告传单的大量散发，加上这些感激涕零的俘虏们的现身说法，隋军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形象，迅速在广大陈朝军民的心中树立了起来。与此同时，江南百姓对陈朝的忠心也随之瓦解，人人盼着“隋朝解放军”赶紧打过来，推翻万恶的陈家王朝，还给老百姓一个物阜民丰、海晏河清的太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