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陈朝的丧钟
杨坚即位之初,由于权力未稳,且北方的突厥虎视眈眈,所以对陈朝一直表现得很谦卑。当时,陈朝经常派间谍深入隋境刺探情报,每每抓获,杨坚都会下令释放,而且还奉送车马和礼物,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回去。
杨坚如此隐忍,却被当时的陈宣帝视为软弱可欺,故屡屡纵兵,侵掠隋朝边境。开皇二年春,陈宣帝驾崩,忍无可忍的杨坚终于逮着机会,命大将元景山对陈朝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出乎杨坚意料的是,隋军仅出兵四千,就击败了一向号称强大的陈朝水师,并一口气拿下了三座城池。虽然这三城都不是隋军打下来的,而是陈朝守将弃城而逃拱手相送的,但恰恰是这一点,更加暴露了陈军外强中干的真实战斗力。
杨坚本欲乘此机会对陈朝动手,但恰在此时,沙钵略率四十万铁骑大举入寇,杨坚不得不全力对付北方之敌。而刚刚即位的陈叔宝一听边境丢了三城,也忙不迭地遣使向隋朝求和。杨坚赶紧就坡下驴,以“礼不伐丧”(陈朝正处于国丧期间)为名,命前线军队班师。
此后数年,杨坚一直忙于对付突厥,始终腾不出手来跟陈朝过招。
不过,尽管杨坚迫于北方的压力而不敢两线作战,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完全把陈朝置之脑后。事实上,就在杨坚采纳长孙晟的对突战略,在北方搞了一系列大动作的同时,他也采纳了左仆射高颎的对陈战略,对陈朝搞了一系列小动作,从而为日后平灭陈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颎的对陈战略,由两个行动组成:一是“狼来了”行动,一是“火烧屋”行动。
关于“狼来了”行动,高颎打给杨坚的报告是这么说的:由于长江以北气候寒冷,庄稼收割时间较晚,而长江以南气候温暖,水稻成熟时间较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在南方收割水稻的时候,小规模地征召府兵(按隋朝从北周承袭而来的府兵制,士兵们农忙时是农夫,农闲时操练,一有战事就要马上回军队报到),扬言要对陈朝发动进攻,陈朝必定集结军队严加防范,如此便会耽误收割。等他们把士兵集结好了,田里的水稻也差不多烂光了,咱们就把军队解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虚张声势,以后就不会再轻易相信。最后,一旦我们真的发动南征,他们肯定会狐疑不决。趁此机会,我们的大军便可迅速越过长江。
关于第二个行动“火烧屋”,高颎是这么说的:长江以南,地下水离地面很近,不能挖掘地窖,敌人的所有军用储备物资,都只能存放在地面上,而库房一般都由竹子和茅草搭成。如果我们派出间谍,利用风势放火,等他们修复之后,咱就派人再烧,用不了几年,不管是民间的粮食还是官方的物资,都会被我们烧个精光。
高颎这两招显然都很阴损,跟长孙晟一门心思离间人家兄弟叔侄的做法有得一拼。不过,有道是兵不厌诈,在战场上,越损的招数,往往是成本最低而效用最大的。杨坚欣然采纳了高颎之策,果然不出数年,陈朝就被隋朝的一系列小动作搞得身心俱疲、财竭民困。
到了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当北方的突厥因忙于内讧而日渐衰落,再也构不成对隋朝的威胁时,杨坚终于把目光转向了陈朝。
一看天子有了南征之意,朝野上下立即闻风而动。杨素、贺若弼、高劢、崔仲方等人纷纷呈上平陈方略。正当隋朝举国上下摩拳擦掌之际,多年来一直困守江陵一隅的后梁小政权又不识时务地归降了陈朝,更是令杨坚怒不可遏。他愤愤地对高颎说:“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意思是,我身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岂可因为隔着一条衣带宽的长江,就不去拯救那里的人民呢?
随后,杨坚立刻命信州刺史杨素在其辖境永安(今重庆奉节县)督造战船。隋朝当时的造船工艺绝对是世界一流,所以杨素所造的战舰堪称巨无霸,其中最大型的“五牙”足足有五层高,高百余尺,前后左右共设置六根“拍竿”(攻击型武器,可伸出捣毁敌舰),每根拍竿有五十尺长;一艘“五牙”可装载士兵八百人。比“五牙”小的叫“黄龙”,每艘也可装载士兵一百人。
隋朝在长江北岸大举造船,其战略意图昭然若揭。有大臣提醒杨坚,说这种战略行动应该越隐秘越好,不可大张旗鼓。杨坚不以为然地说:“我欲替天行道,有何隐秘可言?”遂命人把造船的木屑全部投入江中,故意让其漂往下游的陈朝。
仅凭这句话和这个动作,就完全可以看出杨坚平灭陈朝的决心。
当杨坚已然磨刀霍霍的时候,陈朝的陈叔宝都在干什么呢?
很遗憾,这位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似乎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自从即位以来,陈叔宝几乎从未正儿八经地治理过一天朝政,而是终日沉溺后宫,纵情声色,饮酒作诗,听歌观舞。他最宠幸的嫔妃有张贵妃、孔贵嫔等十几人,同时遴选了一批色艺双馨的宫女充当“女学士”,此外还挑选了一千多名宫女组成合唱团;每次举办宫廷宴会,这些女人必定全部上场,汇成一个莺歌燕舞、温香软玉的声色海洋,把陈叔宝彻底淹没。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就是此时陈朝宫廷最流行、也是陈叔宝最喜欢的曲目之一。
陈朝的悲哀在于:不仅皇帝很不敬业,而且他底下的宰相和大臣也都跟他一个德性。史称,时任陈朝仆射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文士十余人,侍上(陈叔宝)游宴后庭,无复尊卑之序,谓之‘狎客’。”皇帝和宰辅重臣都耽于玩乐,政务自然是没人管了。无论百官有什么奏报,都只能通过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呈递。陈叔宝听取奏报的时候,一般是把他最宠幸的贵妃张丽华抱在怀里,让她坐在自己大腿上,然后一同决断政务。
说是一同决断,其实大多数时候做主的还是张丽华。因为这个女人不仅美艳动人,而且脑子好使。由于百官奏章通常是堆积如山才集中转呈的,所以每次处理的工作量都相当大,陈叔宝才懒得管,充其量就是起一个签字盖章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处理意见实际上是出于蔡脱儿、李善度之手,而主要决断权还是在张丽华手上。“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
皇帝的权力落入女人和宦官之手,这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外朝,即政府职能部门),大臣有不从者,因而谮之。于是,孔、张(孔贵嫔、张丽华)之权熏灼四方,大臣执政皆从风谄附。”(《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内廷由女人和宦官把持,外朝也基本上成了都官尚书孔范、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等一帮佞臣的自留地。陈叔宝最讨厌有人说他的过失,而孔范则最善于帮他文过饰非,“每有恶事,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由是宠遇优渥,言听计从”。只要有正直的朝臣谏诤,孔范必定想方设法给他栽一个罪名,然后贬谪放逐。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孔范不仅在朝中党同伐异,而且还把手伸到了地方上。他对陈叔宝说:“各地将领大多出身行伍,只有匹夫之勇,缺乏深谋远虑,应该换一些更有谋略的人。”陈叔宝深以为然。此后,各地守将只要稍微有点过失,马上会被朝廷褫夺兵权,转由孔范派出的文官接任。从此,举国武将与朝廷离心离德。日后,隋军的平陈之战之所以打得那么轻松,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此。
施文庆是陈叔宝的东宫旧人,因生性精明,博闻强记,且熟悉官场的运作规则,故而深受宠幸。陈叔宝上位伊始,便大肆修建宫殿台阁,穷极耳目之欲,没几年时间,国库就见底了。施文庆立刻向皇帝举荐了“理财高手”沈客卿。沈客卿为了帮皇帝搞钱,便不顾一切地搜刮聚敛。按陈朝旧制,军人和官员是不用纳税的,可沈客卿为了扩大税源,遂改订税法,对这两个人群全面征税,同时又对一般百姓加重赋税。这样子一搞,朝廷每年收缴的税收居然是过去的几十倍。陈叔宝喜笑颜开,认为施文庆有知人之明,遂更加倚重,“小大众事,无不委任”。而对此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朝野上下自然是极度不满,于是群言汹汹、“士民嗟怨”。
陈祯明元年(隋开皇七年),陈朝大臣章华对国家的现状忍无可忍,遂上疏力谏:“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最后这句话是伍子胥当年警告吴王夫差的经典语录,章华把他放在这里,摆明了就是警告陈叔宝:若再不悔改,亡国灭种就在眼前!
陈叔宝勃然大怒,当天就把章华砍了。
陈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春,隋文帝杨坚意识到伐陈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正式颁布诏书,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还说他“穷奢极侈”、“欺天造恶”,“自古昏乱,罕莫能比”,所以决定出师讨伐,“永清吴越”。然后,杨坚还命人把诏书复制了三十万份,遍撒江南。
隋朝已经亮剑,陈朝的丧钟也已敲响,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此刻的陈叔宝却不是忙于调兵遣将、组织防御,而是在忙着废立太子。
陈朝太子陈胤是沈皇后所生,因陈叔宝宠幸张丽华、孔贵嫔等人,沈后早已失宠,所以太子自然不遭人待见。张丽华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始安王陈深入主东宫,便日夜向陈叔宝吹枕头风,构陷沈后和太子,而孔贵嫔、孔范、吏部尚书蔡征等人也在一旁极力帮腔,更是令陈叔宝对沈后和太子愈发厌恶。
祯明二年五月,陈叔宝终于下诏,废太子陈胤为吴兴王,立始安王陈深为太子。
废掉太子后,陈叔宝原本是打算把沈后也一起废掉,立张丽华为皇后的,可是,还没等他行动,江山社稷就已经沦于杨坚之手了。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十月,隋朝伐陈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杨坚立即下令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淮南行省,以次子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实际上就是赋予他伐陈最高军事统帅的职权。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杨坚祭告太庙,当天发布了战争命令,早已在长江沿岸各地待命的隋朝大军同日出发,大举南征:晋王杨广出六合(今江苏六合县),秦王杨俊出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清河公杨素出永安(今重庆奉节县),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蓟春县),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率舰队出海,自东海南下)。隋朝总共出动大将九十人,士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大元帅,高颎为元帅府长史,在东接沧海、西连巴蜀,首尾横亘数千里的战线上,对陈朝发起全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