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清算阉党
阉党的老大魏忠贤被处理以后，其阉党的成员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下一步，崇祯要收拾的就是阉党的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崔呈秀和客氏。
11月9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上疏崇祯皇帝，揭发崔呈秀的罪状。他从借口铸钱说起一直到假传圣旨等罪行。崇祯来不及看完就下谕旨，表示要严惩，将崔呈秀削籍为民。交给三法司审理。
崔呈秀此时正在老家蓟州，没有了官场上的困扰，轻松不少，他每天和自己的妻妾喝酒找乐趣，时不时的进自己的屋子看看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过得好不自在。魏忠贤自尽的消息传到他耳朵以后，他便觉得自己也陷入危险的境地了，又听说朝廷派的缇骑已经从都城出发，正向蓟州方向赶来。想着横竖都是死，便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叫下人准备了一桌好菜，把自己平时珍藏的杯盘玉器拿出来，叫上爱妾萧灵犀陪直接一起享用。喝一杯好酒便摔一个玉杯。
吃完之后，崔呈秀摇摇晃晃的走上二楼，在里间用汗巾弄了个吊子，然后自缢而亡。
其爱妾也跟随他的脚步，自刎殉夫。
缇骑将崔呈秀的死上报崇祯，崇祯立即下令籍没崔的家产。直隶巡抚带人清查崔呈秀的家产，虽然崔呈秀死之前已经做了安排，将自己的财产大部分转移，可还是在他家查出了银子七万多两，黄金三百多两，田地三百多公顷。
上报结果后，崇祯批示：呈秀负国忘亲，通同擅权，虽死尚有余辜，着法司按律确拟，暴著其罪，以垂永戒。（出自《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其他相关人员，如崔呈秀之子崔铎，其第崔凝秀也被遣戍处理。
处理完崔呈秀接着就剩下客氏。崔呈秀自杀六天后的11月17日，客氏被收押在宫内浣衣局进行审讯，经过审讯，客氏招供，在宫中的她采取卑劣手段促使八名宫女怀孕就是为了能够在天启皇帝死之前，生一个男孩子出来，然后来一个效法吕不韦的故事，篡夺皇位，这样才能继续控制大明的江山。
如果不是天启皇帝驾崩之前找了信王，并且先一步死去，男婴出来之后那结局就说不清了。
客氏招供不久，就被杖刑处死，其子被逮捕关进诏狱，过几天和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一起做了刀下鬼。客氏亲戚等人被遣戍外地。
还有一个叫李永贞的太监，弄巧成拙，他在崇祯继位不久就觉得宫中不可以久待。于是上疏请求回家养病，崇祯批准之后，他马上回到自己老家，为了怕外面的人知晓，他还命人把后院的小墙封死，只留一个可供吃饭的洞孔。自己就躲在里面，整日看点书。过了一个多月，他听说皇帝已经批准魏忠贤辞职回家养病，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了，便让人把墙破了出来。
因为担心阉党的事牵连到自己，他准备去找崇祯皇帝的贴身太监徐应元，没找到才听说，徐也被处理了，更加慌乱，就拿了十几万两银子交给宫中的太监王体乾等三人，委托他们给自己说点好话，这个时候，阉党已经人心惶惶，三人哪还敢没事找事，给崇祯皇帝说情，只好把所得的银两全部上缴。
听到王体乾把自己的银子交上去了，自己感觉凶多吉少的李永贞，带上外甥就脚底抹油开溜，崇祯眼下的事情还有很多，收拾崔呈秀和客氏是他接着的目标。李永贞一个微小的人物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只是命人将其逮捕送到显陵。
到十二月九日，李永贞被抓获押送。其兄长李成知道摊上大事，惶恐不安中惊吓过度而死。
后来，第二年三月份，朝廷有人提出追罪太监，李永贞等人被划入其中，移送到刑部，会审后，七月被处死。
在魏忠贤和崔呈秀死了以后，崇祯发布旨意：奸恶魏忠贤串通逆妇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共愤。朕与昭雪复号，以慰先帝在天之灵。其祸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包藏祸心，谋为不轨……（出自《玉镜新谭》）对于元凶魏忠贤和崔呈秀，要早定爰书（判决书），对虎彪（五虎、五彪等官员），全部按照弹劾的先后顺序，着法司并行依律拟罪，以伸国法。
当时担任刑部一把手的官员是苏茂相、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和大理寺卿潘士良都是因为依附魏忠贤的阉党才升任这个位置，几人对皇帝的旨意，拖延处理。一直到一月中旬才将魏忠贤的阉党所犯之罪呈递上去。
崇祯一看，这呈递之罪不是避重就轻么？
于是再次降谕旨表达了他对客氏和魏忠贤的看法：逆珰魏忠贤扫除厮役，凭借宠信，荼毒良善，非开国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盗帑弄兵，阴谋不轨。串通逆妇客氏，传递消息，把持内外……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将魏忠贤被埋的尸体挖出来枭首凌迟。并将其头颅悬挂在河间府的城头上示众。崔呈秀被斩首，客氏也被砍掉脑袋示众。用这种方式来震慑阉党分子。
随后，对魏、客、崔三个要犯处理之后，又着手清查阉党逆案。
将工部尚书孙杰，户部尚书张我续、兵部尚书、辽东总督刘诏等人免职。然后对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各追赃原籍，倪文焕定为五千两银子，吴淳夫定位三千两银子，其他人各千两银子，限期缴纳。太监李实给予降职处理，并调离京城，贬到南京，涂文辅直接降为打杂人员。
将田尔耕和许显纯逮罢免，然后逮捕，移送刑部审理处死。斩首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流放魏忠贤的亲族到边远之地。
三法司对这些人的处理，很明显处理的较轻，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本身和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魏忠贤的五虎五彪受到处理关注的同时，在天启年间给阉党卖身求荣的相关大臣也被揭发。
时任工部给事的祖重晔弹劾原内阁首辅顾秉谦，顾秉谦在天启年间因为依附魏忠贤升任吏部尚书，当时魏忠贤为了勾结外廷大臣，就将魏广微和顾秉谦两人选入内阁入参机务。两人跟着魏忠贤狼狈为奸，从天启四年开始担任内阁首辅的顾秉谦，在陷害忠良方面可谓是不择手段，臭名远扬的《三朝要典》就是在他的组织下，完成的。天启七年以后，退休回家。大臣现在揭发他曲意逢迎魏忠贤，居然甘心当魏忠贤的孙子。由于顾秉谦已经退休赋闲在家，崇祯暂时没有追究，而是致力于处理目前掌握实权的阉党人物。
江西道御史张犷上疏，表达对明朝官僚队伍的风气的深切忧虑，陈述天启年间，因为魏忠贤及阉党把持朝政，导致官风日下。
朝中大臣曲意逢迎讨好阉党，建生祠，歌功颂德，送财物，各种手段不一而足。
同样是担任江西道御史的高弘图更是三次上疏，指出五虎五彪杀害忠良主要是讨取魏忠贤的欢心，最严重的其实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等人，他们的行为已经威胁到明朝江山社稷的稳定，罪不容诛。
天启初年，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因为在红丸案中卖力表现，被魏忠贤看上，有意将其提升为顺天府丞。他依附阉党，阿谀奉承，魏忠贤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对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进行打击，想通过此立魏良卿的女儿立为皇后，刘志选马上响应魏忠贤，立即上疏弹劾张国纪，散步各种子虚乌有的坏话。意图没有达到之后。
梁国环也紧跟其后，声讨张国纪，试图再次动摇中宫。刘诏恬不知耻，为魏忠贤四处建生祠，跪拜魏忠贤，直呼九千岁，特别是在天启皇帝病危的时候，刘诏带兵三千人，以崔呈秀的亲信为将领，直接赶往都城，居心叵测。
三人很快就被逮捕。其中刘志选自知不能免死，先行一步上吊自杀了。
山西道御史刘重庆，对魏忠贤的亲信太监进行了检举揭发，他在上述中说，李实，刘若愚，李永贞粗通文墨的太监，跟随魏忠贤做恶。忠良大臣被迫害致死，如果不斩首，恐怕被害死的大臣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
崇祯下旨，命令三司拟罪。三人后来均被处以死刑。
阉党大臣被处理之后，势必会留下权力真空。为了能够确保政治生态稳定清明，崇祯元年四月，朱由检任命刘鸿训担任礼部尚书，刘鸿训为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负责，天启年间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职。
刘鸿训和阉党没有任何联系，做事情也放得很开，上任之后的几个月，就大刀阔斧的开展工作，直接上疏建议将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罢免。阉党受此打击，颇为不满，联合阉党其他成员，出来搅局，让其半年后下台。
清查阉党的工作在崇祯的领导下继续向纵深处进行，作为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对《三朝要典》的处理。
《三朝要典》是天启年间，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而弄的一本名录书。这本书不仅对万历、泰昌和天启三朝间发生的梃击、移宫和红丸三个案件捏造了不实之词，而且还进行了定性。
天启皇帝对此还做过序言。这本书所涉及的人物众多，要对其进行矫正，难度颇大。
如果《三朝要典》不处理，那么崇祯就不能对被冤枉的官员拨乱反正。
崇祯元年三月，新任职的官员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对这个问题首先进行了指出，他上疏说，皇帝登基后，是非还没有定，主要就是因为《三朝要典》的事情没有得到解决，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指示下，迫害杨涟和左光斗等人的供词，都在这本书上，就应该删。因此请求皇上对这本书的是非加以审定，言辞恳切。
崇祯还没有下定决定，四月份，翰林院的侍讲倪元璐给崇祯上疏《公议自存私书当毁》强调新政光是删除是不够的，建议销毁《三朝要典》。对于这个建议，崇祯接受了。
他在奏疏中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之辈门户之说兴，於是逆党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这样的分析一针见血，深刻透彻。阉党是借修史这个名义来镇压打击反对派，魏忠贤可以借此清除异己，趋炎附势之徒可以借之升官发财，经过这样的处理，已经面目全非。所以：逆党之遗迹一日不灭，则公正之愤千年不释。
崇祯批准同意后，按照制度，需要内阁辅臣来宗道代替皇帝票拟谕旨。来宗道因为和阉党的魏忠贤，崔呈秀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对倪元璐的上疏不以为然。怕这个事牵连到自己，于是写了：这关系重大，著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看到后觉得很不爽，我的意见已经很明了，于是提笔写了“听朕独断行”几个字。
后来，礼部和史馆的大臣经过激烈讨论后，得出的意见是还是倾向销毁，但翰林院侍讲孙之獬跑到内阁坚决反对，大哭大闹，御史吴焕也加入这场辩论中，上书驳斥，对喜宗的御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本身就是是功罪不明，邪正颠倒，孙之獬辩言乱政，请皇上速将其革职。来宗道看自己人被告，站出来竭力维护孙之獬。兵部尚书霍维华害怕这个事情连累到自己，也主张稍微改正一下即可。
崇祯皇帝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五月初十决定销毁《三朝要典》。他说：“朕惟皇祖皇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载之实录，自足光照盛美。乃复增《三朝要典》一书，原不能已明之纲常复加阐扬，徒尔刻深附会，偏驳不伦，朕无取焉。可将皇史原藏取出毁之，乃传示天下各处官府学官所有书版，尽毁不行。自今尔后，官方不以此书定取舍，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引言《崇祯长编》）。
简而言之就是说：今后不得用此书对人才的取舍定调，自己也不会因为先帝的御序便束手束脚，如果先帝的决定不能推翻，那么更不用说推翻新政，这种话语显示了崇祯皇帝已经有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和气场。
在崇祯的策划下，清查工作逐步走向纵深，一些作风不正的官员被挖据揭发出来。此举得到了民众的积极支持。
崇祯二年正月，通过一年多来的清理和矫正工作，崇祯决定要拟出一个分门别类的阉党臣子名单，十七日，他亲自召见内阁韩爌、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要他们确定一份逆案名单交给他。
为了把所有的罪恶之人完全找出来，同时不混乱情况，避免外界的干扰，崇祯皇帝提出了总要求：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参与，阁臣看详讫，分款书名，再同刑部尚书乔允升据依律例，名附本款。
这样的要求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臣子做起来却大打折扣，主要原因是王永龙等人本来就是和阉党是一伙人，他们不愿意得罪人，但碍于皇帝面子，于是就上报了一份有四五十人左右的名单。
皇帝一看，人数太少，明显就是敷衍了事。直接怒斥韩爌等内阁大臣工作没干好，要求他们扩大范围，不能漏少。对于逆行的大臣要予以重处，至少应该削籍。
韩爌没得办法，硬着头皮，又上报了一次，结果还是只有几十人，崇祯火了，说内阁大臣办事情不称旨，当面说她们：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至于此？其内廷同恶者，亦当入之。认为区区几十人是不可能掀起那么多的大浪来的。内廷的宦官阉党怎么没有一个人，就强调：内廷的大臣也要选进去。
内阁臣子马上找了一个借口搪塞，说外廷不知道宫内的事情。
崇祯冷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们是怕遭受嫉恨吧。于是做出了点评：“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引自《幸存录》）。
又过了几天，崇祯再次召见内阁大臣，给他们看了当初黄包裹内为魏忠贤曲迎谄媚的奏疏：说这些都是阉党，也应该加进去。原文：“此皆结党实迹也，当一一按入之。”
看来崇祯皇帝想要动真格，内阁大臣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愿意担当这个责任，便找了个借口：“臣等职掌唯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术业有专攻，这个法律的事情你们我们不熟悉，你还是应该找司法界。
臣子用这样的借口不买崇祯的仗。崇祯也没有办法，只好挨个找人，他先是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对他说了这个事，王永光也怕责，他之前就是依附魏忠贤，现在如果做这个事情，那不是明白着搬石头砸自己脚？马上找借口说：吏部只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自己干不了这个。
于是崇祯又找了刑部尚书乔允升，督促他要依律定案。
这样的兜兜转转之后，拟定的名单在崇祯的审读下，又补缺遗漏的，经过三番四次的修改，最后出炉，一共有 261人，按照罪行大小分为七等。
除了魏忠贤和客氏被凌迟处死外，其他人按照罪行六等予以处理，分别是：
第一、首逆同盟六人，按照大逆当斩者六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魏忠贤的侄子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都指挥使侯国兴，内廷大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和刘若愚。
第二、结交近侍一共十九人，秋后论斩。分别是：提督刘志选，太仆寺署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总督蓟辽兵部尚书刘诏、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左副都御史李夔龙、工部主事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等。
第三、结交近侍减去一等共十一人，予以遣戍（流放）分别是：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刑部员外郎徐大化、兵部左侍郎潘汝桢、太仆寺少卿李鲁生等。
第四、比结交近侍又更少一等者，徒三年、缴纳赎金共一百二十九人，分别是：首辅顾秉谦、礼部尚书冯铨、建极殿大学士张瑞图、文渊阁大学士来宗道等。
第五、交结近侍减等一共四十四人，予以革职。这等处罚的人主要是魏忠贤和客氏的亲属，加上黄立极和施凤来两位内阁大臣。
第六、依附魏忠贤的内官一共五十余人。另外处理。除了以上这些以外还有跟随逆案及附逆案漏网的相关人员，也一并予以处理。
这些人在天启年间阉党得势的时候，为阉党卖命，沆瀣一气，充当打手，无恶不作。崇祯这一次大动作，算是为自己亲政扫清了最后的政治障碍，后世对此褒贬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崇祯这种行为，导致朝廷之中不断有人翻案，到了南明弘光朝廷，翻案之风盛行，造成了事实上的分裂，大臣限于党争，成为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观点对此肯定，认为在权力斗争中，如果不对阉党的逆行倒施进行清算，而选择无视或者避重就轻，势必会造成历史性的大错误。从而引发混乱。
在我个人看来，崇祯对阉党的行为是在当时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整肃不良风气，刮骨疗毒是任何一个时代实现新政都需要面临的坚决任务。
魏忠贤最后落得了凄惨的下场，不仅连自己都身首异处，而且自己的亲戚家人都跟着受罪。魏忠贤死了以后，首先在北京的住宅遭到了抄家，查抄的财物全部都押送到了皇宫内库。
其名下的土地赏赐给功臣，田庄则派专人估价变卖，所卖的的四万五千多两银子全部都上缴。
当时有人讥讽评论：可笑魏忠贤今日乞恩，明日乞赏，克国剥民，何曾亩得一件自己受用？守得一件传与子侄？何曾畜得寸土自己养身？亩得一间与子侄栖身？后人有诗道得好：
黄金白玉碧琅听，取次输将入大官。
到底却教输杜甫，囊中畜得一文看。
位于河间府肃宁县的魏氏宗亲，确切的说凡是该地姓魏的，都遭到了牵连，缉拿之声传入该地后，当地魏氏跑的跑，逃的逃，隐姓埋名，几年之后风波平息才敢回去，且把姓改成谐音的“卫”。以便于保证安全。
客氏算是死得最惨，崇祯命内廷杖打一百竹板，想着打完以后再发到三法司审问，结果这一百竹板打下去，鲜血淋漓，人也昏迷不醒，送到刑部的路上就已经死了，早就没有了气息。
家里的人害怕客氏的事情连累到自己，四处逃散，客氏死了以后都没有人前来收尸。
尸体一直放在牢狱中，几日过后，才有家乡的人听说这个事，起了怜悯之心，前来牢狱索要客氏的尸首，知道狱卒都是收钱才做事，便出了几锭银子。牢头嫌钱少，便说，客氏难道就值这么几两银子，来的妇人便从身上再拿出几两银子拜托狱卒，好说歹说，才获得了客氏的尸体。
当时客氏被拖出来的，妇人都被惨状吓到，全身上下面目全非，污血淋漓，惨不忍睹。让前来领尸的妇人当场痛哭。
老妇人买了几块布，出工钱找人一起将尸体包裹好，运送回去，后来才知道，这位妇人，就是客氏的小叔子，侯国兴的一位侍女。
崇祯在破除阉党方面尽心尽力，除了对冤死的官员平反之外，他还视具体的情况逐步任用官员充实官僚队伍的空缺。
元年二月份，崇祯首先宣布免去杨涟等人的栽赃罪过，然后又做出批示：废籍诸臣沉沦已久，朕此番昭雪，废籍诸臣沉沦已久，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旷**之恩，正欲考其进退始末，以衡人品。对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九十余人进行了平反任用的说明。
这一系列行动向天下的表明，正义与邪恶在崇祯面前是是非分明的，他将会义无反顾的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大臣们伸冤。
这种情况之下，很多被害死的忠良大臣的后代掀起了伸冤的**。
原山东御史黄尊素的儿子，浙江诸生黄宗羲，为父鸣冤。
他来到京城为父亲申冤的时候正巧在许显纯被审理的现场，他言辞激烈，痛斥许显纯祸害忠良，说许显纯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还拿出铁锥刺向许显纯，让他尝尝被刺的滋味，许显纯跪地求饶，崔应元见此也吓得告地求饶。
黄宗羲陈述，他的父亲就是遭受镇抚司严刑拷打，以至于体无完肤，除了残酷的刑法外还被诬陷栽赃银子二千八百两，等到到处门生朋友借钱取人的时候，，父亲却惨死毙命了。身上被毒打得没有一块好的地方。
杨涟也拿出了父亲在狱中遭受毒打蘸血写的绝命书，绝命书写道：公论与人心、天理俱不足凭。在狱中的时候：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通至于如此。
魏大中之子魏学漮、周顺昌之子周茂兰也先后上疏崇祯皇帝请求将元凶许仙纯等人严惩。
到五月的时候，刑部在崇祯的指示下，开始审理许显纯等人，许显纯拿出自己的特殊身份（泰昌皇帝的生母王氏的外甥），作为挡箭牌，请求予以从轻处理。
舆论压力太大，不处理极刑不足以服众，尽管是皇亲国戚，但崔应元和许显纯还是统统被处以死刑。
而在审讯李实的时候，他陈述自己所写的上疏是受到魏忠贤的诬陷，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李实弄虚作假，本想蒙混过关。但很明显做贼心虚，漏洞百出。在这之前，他还找到黄宗羲，送给了他几千两银子，希望对方不要追求自己的责任，黄宗羲没有答应，直接将李实贿赂他的事情告诉了崇祯皇帝，说李实到现在都还采取贿赂的办法，他的言辞就不可能让人相信。
崇祯皇帝立即命令刑部仔细核对，追查李实的罪行。李实本想狡辩，这个时候黄宗羲又把利器锥子拿出来，做猛刺状，他吓得马上跪地认罪。
黄宗羲的父亲当时就是这样被屈打成招的。
许显纯处死的当天，黄宗羲和朝中被害忠良臣子的子弟，在诏狱祭拜，逝去的父辈。然后跑进诏狱，把狱卒聚在一起，讲明道理，说你们只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说受谁指使的，谁干的。其他的人都可以既往不咎。
狱卒们知道现在形势，于是便都老实的指认了具体动手杀害的人，黄宗羲之父是狱卒颜文仲和叶恣下毒药弄死的。两人不好抵赖，便承认了事实，黄宗羲怒不可喝，直接抽出随身携带的锥子将两人刺死。
九月份，崇祯皇帝正式下旨，为死去的忠良大臣追赠官衔和谥号。
这些谥号的共同点就是“忠心”，大明王朝虽然只是皇帝的一家私产，但大臣们在和邪恶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点是让人肃然起敬的。
在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人，有敢于为民呼声的仁人志士，敢于接纳不同的包容意见，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不断进步，越来越强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