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斗争激烈

东林党人数锐减，在政治斗争中就处于很大的劣势。

只要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就可以看清形势，东林党的情况已经呈现糟糕的状态。

有见识的东林党人也看明白了。

其实东林党人也不乏智囊，号称东林七君子之一的黄尊素（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父亲）和汪文言并为当时“东林党的两大智囊”，历史记载他：精敏强执，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为权宦所忌。

黄尊素在东林党人和阉党闹摩擦的时候就悄悄告诉杨涟，和魏阉做斗争，不宜直接对决，而应采取谋略，避其锋芒，不能和对方闹翻，要学会打圆场，斗争可以施行很多方式，不用一种方式死磕到底。

针对东林党人的现状，他建议可以用以退为进的方式，一步步稳扎稳打，黄尊素的建议可以说很符合实际，魏忠贤对你说了什么坏话，你不理就行了，找你的碴，你能躲就躲，能退就退，不用那么逞君子风范。

和对方对着干，撕破脸无异于是最危险的方式。还不如韬光养晦，好好积蓄力量，古人讲，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待力量强大了再反击也不迟，再说现在东林党人和魏忠贤的阉党势力已经不对称，东林党处于绝对的弱势，因此采取一定的守势很有必要。

可惜能够领悟这样的东林官员太少了。叶向高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应该知道这样的后果，意气用事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作为位高权重的首辅，可以说是东林党人遮风避雨的一把大伞，很多东林党人都把他视为领导的核心。不过遗憾的是，他的文人精神害了他，他太过于看重自己的得失和名气，苦了东林党人和自己。

杨涟觉得黄尊素就是胆小怕事，后退是多么羞耻的行为，他自然不能接受，大丈夫做事情就要讲诚信讲操守讲原则，一个士大夫如果没有人格操守那还谈什么理想，作为一个大臣遇到麻烦的时候不仅不能退让反而要迎难而上。这才是君子的风度。

杨涟这样的人物，诚然有一腔爱国的热血，但做人太过于死板，缺少一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很多时候给自己造成了不少的麻烦，特别是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常常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折损了叶向高，东林党势力孱弱，但也还有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比如吏部尚书赵南星，叶向高走后，他马上推选了具有东林党派背景的官员，御史杨涟顶上，这弥补内阁首辅的亏空，但这个推荐明熹宗朱由校却没有予以批准，估计是对杨涟印象不怎么好，赵大人他们不死心，又联名推荐御史冯从吾，此人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明代官学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此人作风优良，政治过硬，社会名气大，但喜宗以官员的考核即将开始为理由，予以拒绝了。拒绝的真实原因其实就是，天启想在京城的官员中物色一个可靠的人。

魏忠贤见有机可乘，便心领神会的把自己的人马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东林党派一干人见推荐冯从吾不管用就把人选换成了高攀龙，高攀龙是江苏无锡人， 1562年生，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世称“景逸先生”。为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

对于东林党人的举荐，高攀龙有些担心，因为自己毕竟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自己如果担当首辅，朝中内外估计很多大臣都有看法，自己目前的职务又是刑部右侍郎，从这职位到首辅还是跨度比较大，在自己犹豫徘徊的时候，东林党官员们给他打气鼓励。大家都争先恐后的陈述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见大家都这么坚决，他只好答应不再推辞。

九月初，推荐书就上奏朝廷了，按照明朝官员选拔的惯例，上奏之后，需要等待三天，那三天的等待是最痛苦的，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次推荐会不会出岔子，大家心里没有底，是不是像上回一样也不可知，结果，还没到三天，就批准了，高攀龙胜出。对于高攀龙的胜利，东林党人还有些不敢相信，毕竟推荐人还没有这么顺利过，大家欢呼雀跃，喜不自胜。

对于天启皇帝为什么就同意了高攀龙的任命，我们不得而知。魏忠贤为什么不出来捣乱？这也是一个谜。

高攀龙担当首辅之后，立即走马上任。上任之后接手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御史崔呈秀的任职期间的考察，考察制度是建国之初延续的官员审核方式，最早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深感于官僚中的弊病，为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达到长治久安，于是加强对官吏的官吏，以求能澄清吏治。洪武五年六月，明代的文官考核制度产生，考察的时间实行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负责考察的单位，主要是由检察院和吏部完成。考察的结果关系着官员仕途走向，牵动着朝廷上下的敏感神经。

这个崔成秀任职一方，贪污受贿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在当地有贪官的口碑，高攀龙上任不久，正好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魄力，另一方面作为生性忠良的官员，他是绝对不能忍受这样糊涂的官员胡作非为。于是，摸清证据之后，他直接派自己的得力干将李应升起草弹劾崔大人。

消息很快就传到崔成秀的耳朵里，他大吃一惊，这么报上去，铁定自己完蛋，就马上跑到李应升那里乞求李大人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他会痛改前非，好好为官。李大人知道，这样的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这样小人的表演伎俩，他没有退步，直接给予拒绝。

高攀龙的奏折在十七日就送上去了，崔成秀没有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写了一份自辨书，对自己任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辩解。明朝官员对于这样的上报都要核实，按照老规矩，官员的核查由吏部来进行甄别。

有东林党背景的吏部尚书赵南星对这样的官员恨之入骨，毕竟一个官员到底好不好，清不清廉，当地的百姓是最清楚的，这个官员在当地贪污都出名了，他还好意思写自辩书，想想就气氛，于是赵南星转手就给天启皇帝汇报了崔大人的情况。天启皇帝核实后，下诏予以革职查办，并作出批示，要求淮阳地方官查清楚崔大人贪污银两的具体数目。

崔大人被处理，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马上找阉党给自己说话。以期能够拯救自己的仕途，很快就打点好了行装，特地穿上一件青衣连夜去找魏忠贤。所谓青衣，指的是汉代以后卑贱者所穿的衣服，一般指婢仆、差役等人为青衣。穿青衣戴小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卑微，为了便于见到魏公公，他把预先准备好的银两给了守门的奴仆，那人拿了好处，马上带他进去，他一见到魏忠贤就三拜九叩，大呼救命，言东林党官员高攀龙和赵南星要陷害他，请魏大人主持公道，并谄媚的表示愿意做他永远的干儿子，鞍前马后。

魏忠贤是明白人，在宫廷中混了多年，他知道跪在自己面前的崔大人所说的话不可信，但这个贪官，对收拾东林党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现在正愁没有好的借口，他这么一来正好，于是心领神会，同意收他为干儿子，先是安慰了他一番，然后告诉他，他将为“干儿子”做主。

其实，这个崔大人虽然贪腐却也是沽名钓誉，仰慕学者的人，很愿意结交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来给自己贴金，之前诚心诚意打算和东林党人合作，结果对方对此不屑一顾，生冷的回绝，几次以后，他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加入阉党之后，魏忠贤叮嘱他不要怕，他有办法让他官复原职，视荣华富贵为追求的崔成秀，便下了为阉党卖命的决心。

恰好这时候，东林党官员又因为一件事和魏广微争执起来了（魏广微。字显伯，南乐（属河南）人。万历进士，选庶吉士，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天启初，以同乡同姓附结魏忠贤，初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此人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在朝廷里他有外魏公之称。）十月初一，天启皇帝按照旧例要向天下颁布理法，朝廷的群臣都要列朝祝贺，或许是事情太多耽搁了精力，魏广微大人匆忙之中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晚上睡得很晚，早上醒得很迟，皇帝颁完法典率领文武大臣去祭祀太庙，正行大礼的时候，魏广微才匆匆赶来，挤进群臣里面。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进来，完全没把礼仪当回事。有东林派官员就计上心来，典礼一完毕，负责管理典礼纪律的魏大中就准备上疏弹劾，但东林其他大臣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尤其是黄尊素大人，他认为，这样急做，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还是要从长计议。但魏大中认为，违规就应该受到处理，于是参了一本，称其无视大明历法。

说得直白一点，魏广微去参加太庙祭祀，也就是犯了迟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大，按理说写个检讨就过去了，但魏大中作为一名生性耿直的官员，对这种懒散的官员早就颇有微词，就想从严从紧处理，防止以后会有更多的官员违规。他在奏折中陈述了魏广微的纪律涣散问题，并做了定性强调。

魏广微马上就知道了有人告他，心理非常不爽，你这不是小题大做么？自己也就是迟到一些，居然被定性成纪律涣散，他不服，马上就上了一份奏疏自辨，陈述迟到的理由，告知是因为事情耽搁了，同时马上将此事告诉魏忠贤，于是双方派系不约而同都加入到这一场争论中来，客氏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在皇帝面前夸他，说魏大人劳苦功高，一心扑在工作上，日夜加班，身体没有休息好，所以才迟到，没有必要处理他。

天启皇帝对朝廷这样的争论颇为厌烦，很想早点解决，又见朝中数位大臣和奶妈都观点一致，就认定是魏大中处理过度，在初八下达诏令：“近日蹊径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及身名，动思引去，小臣瞻望风气，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堕废。”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你们的争论，各有各的意见，就会有毁损和赞誉。大臣之间的附和和排挤不好，朝廷大臣（名誉）受到打击，顾及自身面子就以此引退。小臣拉帮结派，喜欢按照自己派别去评定人物，这样的话，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实际上是对魏大中的奏疏予以批评。

明朝是是很讲言论自由的王朝。推行言官制度是其特征之一，大臣们可以随意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用担心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皇帝如果生气了，最多以“廷杖”处理大臣——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而一些所谓的言官为了名垂青史，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所以天启才讨厌这些大臣对空事逞嘴皮子，而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提不出实在的建设性意见。

天启皇帝的意见是针对广大朝廷官员讲的，也不是针对东林党而言，但东林派大臣却认为，皇帝在魏广微疏弹劾之后这么讲，就有一点为魏广微的事情鸣不平的意思。

魏广微的自辩书无异是强词夺理，都察院的御史李应升首先站出来，对魏广微的自辩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东林党人官员一向口才厉害，眼睛揉不得沙子，噼里啪啦说了一顿，不仅引经据典，而且还从顶层设计方面做了补充说明。展示了强大的逻辑思维，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言官。

按照明朝的律法，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导致延误朝贺的，当鞭打四十，而延误祭祀的，则要鞭打一百。魏广微接受处理，大不了就是挨板子的事。但东林党人却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指出魏广微应该以他的父亲为榜样，（魏的父亲曾经担任的是言官，素能以正直敢言），对自己的行为要勇于承认，强行狡辩，不仅对不起神明，更对不起其父亲清白的名誉。

李应升大人这么一说，弄得魏广微是无地自容，他本想发火，但转念一想，自己本来理亏，再说，无异于火上浇油，寻思之下，他想到李应升有个老师叫孙承宗，这个人和自己认识，都是当年一起考上进士的老乡，事情这么闹下去对自己没有好处，想找孙老师说说情，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孙承宗当时担任督师的辽东大学士，在魏大人的请求下，他便向皇帝进言，陈述孙大人的功绩，请皇帝赏赐。跟孙大人请功，明显就是为了套近乎，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李应升都是认识的人，不如打个圆场，就此作罢。

孙大人在督师这方面确实做的很出色，魏广微拍人家的马屁也是煞费苦心，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孙大人也是正直忠厚的大臣，作为曾经皇帝的老师，他一向恪尽职守。自己表现怎么样？难道皇帝不知道？还需要你要说。

于是孙大人也上疏了，陈述魏大人是有所图谋，完全不顾老乡这层关系，魏广微没想到自己又吃了一个耳光，最后只有厚着脸皮，自降身份，认魏忠贤为“父”，以求得到保全。

孙大人的上疏颇为冒风险，毕竟之前皇帝都说话官员之间不要相互攻击，需要心平气和的相处，现在他这不是摆明着扭到一个问题费？

皇帝一生气，马上降旨要挺杖处理李应升，韩爌（kuang）见势不对，站出来马上劝告，好说歹说将皇帝劝住了，将挺杖改为罚收俸禄一年。

魏忠贤正眉开眼笑等到杖责，结果只是罚俸禄，事情又黄了。

出来搅局的人就是韩爌（kuang）。

这个韩爌（kuang）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来扰乱了他的计划。

魏忠贤决定好好收拾他，他先是找了一个名叫谢应祥（江西人，明嘉靖五十一年（1572），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的进士）的东林党官员下手，当时东林党人推荐谢应祥担任山西巡抚。阉党人士认为这中间肯定有猫腻，地方实权的肥差，怎么查都会存在问题。山西巡抚职位空缺之后，很多人都馋，不少人都在到处送钱以期自己能够上任，送钱买官的消息连当时的吏部尚书赵南星都有所耳闻。他知道很多人奉承钻营就是为了这个职位，他审时度势，推选了素来做事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担任巡抚。

谢应祥最早之前在浙江当过嘉善的县令，那时候，魏广微算起来是他的学生，听过谢的授课。

为了扳倒韩爌（kuang），他通过自己的远方亲戚，朝中担任御史的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参奏谢应详一本，并许诺做了之后魏公公重赏，陈九畴一看是自己的亲戚要求，想到参奏一本就可以仕途亨通，就满口答应。找到人选之后，老样子，魏忠贤在皇帝面前说杨涟等人的坏话，说他们蒙骗陛下，擅自专权。让皇帝先生气。

在天启二年十月份，朝廷的新晋状元文震孟，才踏入官场就给皇帝上了一道《勤政讲学疏》敦促皇帝能够切实担负其皇帝应有的责任，亲自处理朝政：“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魏忠贤知道后于是派人叫了一个唱戏的傀儡班子在皇宫里演出，演完之后，皇帝意犹未尽，魏忠贤趁机说，万岁爷，这就是新晋状元说得傀儡登场，按理说文震孟本来是一番好意予以劝谏，但进过魏忠贤的解释，这番上疏就火药味十足了，言外之意就是皇帝没得一个皇帝的样子，天启向来自视甚高，标榜自己勤政爱民，而文震孟公然与皇帝唱反调，批评皇帝，他马上下旨打文震孟八十板子。

经过魏忠贤等人的抹黑，天启皇帝觉得东林这帮大臣简直太不像话了，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御史陈九畴（chou）的折子一递上去，诬告谢应详，说谢应详没有能力担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让老师得到好处，让文选郎夏嘉遇推荐去任这个肥缺官职。陈御史的栽赃，很快引得东林大臣魏大中，文选郎夏嘉遇的反弹上疏，指责对方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对于官员之间的争吵和辩论，天启皇帝已经听腻了，便把几位大臣的上疏发到院里让廷臣们自己开会讨论解决，得出的结论就是御史陈九畴乱说，毫无根据，因为推荐是赵南星大人做的事，和魏大中以及夏嘉遇简直是八竿子打不着。魏大中和夏嘉遇这两位大臣的清廉在朝廷是出了名的，素有德高品正之称。这么无端的黑肯定不现实，只能说御史陈九畴没有思考周全，找人也不带乱找的。讨论结果报到天启那里。由于天启皇帝主观偏向魏忠贤等人，认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空穴来风，就疑心下面已经拉帮结派。就让督察院和吏部调查，报告后还是老样子，天启皇帝不甚满意，下达诏谕，他对魏大中的做法予以了批评：“魏大中期朕幼冲，把持会推，以朝廷封疆为师生报德。夏嘉遇、陈九畴奏揭纷纭，成何政体！各著降三级，调外任用。”

督察院和吏部的大臣也遭到训斥，被说成是“朋谋结党，混淆国是。”

处理结果一下来，陈九畴满意了，自己的上疏收到了实效，达成了既定目的。

当时担任吏科给事中的魏大中（明代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其他单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给事中分掌六部，故称六科给事中），担任吏部员外郎（明朝六部各部的长官称为尚书，副长官是侍郎，六部里面司的长官叫郎中，副长官叫员外郎，简单地说，员外郎这个官，就是部下面的副司长）夏嘉遇，就被魏忠贤的阉党使计谋踢开了。

天启皇帝对督察院和吏部的责罚，按照明朝的惯例，主管官员需要引咎辞职或者自称罪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吏部担任要职的赵南星，在督察院任职的高攀龙疏请求辞职。

辞职流程先经过内阁票拟，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附本进呈皇帝裁决，但天启皇帝却直接下诏让赵南星和高攀龙罢官回家。两位高级官员就这样一天之内被罢免。

内阁官员朱国帧和韩爌（kuang）听到处理很震惊，慌忙上疏皇帝留人，天启皇帝在气头上，根本就不予理会，将平日高官回乡可以享受的坐公家驿车的特权也不给。

也许在天启皇帝的眼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党羽势力的膨胀，他在位的时候，对东林党人盘根错节的势力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加上宦官魏忠贤等一帮人马再火上浇油，他对之已经有了很深的戒备之心。

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在他的周围一个比东林党人还要庞大的阉党势力已经形成，可以控制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这些人在他面前谄媚，阿谀奉承，谈笑风生，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无恶不作。

皇帝喜欢听好话。忠言逆耳更扰心，好话听着才舒心，自然对身边的官员就有了亲疏之分，正直善良的大臣一个个都走了，都意味着东林党的势力更加凋敝了。政治战斗阉党更胜一筹，取得了胜利，阉党弹冠相庆，击掌祝贺。东林党则元气大伤。

阉党虽取胜但在地位上还缺一个名分，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的谋士魏广微和顾秉谦上疏皇帝，要求洗刷阉党被东林党人抹黑的名声。

皇帝对东林党人的怒火还没有完全消除，见大臣上疏的内容有理，直接表示同意了。皇帝的看法等于是给这两个派别做了一个鉴定，认为东林党人士多年来：“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据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除众正，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认为他们是完全是一个结党营私、误国殃民的罪恶团伙。”

真的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了。连皇帝都不讲理，乱来，看来是没有救了。

东林党人对于皇帝看法敢怒不敢言，只有一个明叫许誉卿的官员上疏为赵南星和高攀龙的遭遇鸣不平，说他们这么正直善良之人都被罢免，以后还会有谁敢说真话，因为这个人物是一个小官，言辞又比较柔和，天启皇帝几天过后心情平和不少，没有严格的处理他，只是将他降级外调。

剩下的东林官员蒙了。以后遇到不平的事情好像说了不仅没有用还会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