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师
天不老，情难绝。
——张先《千秋岁·数声鶗诀》
周六，我开车去北医三院做体检，回去的路上接了一个顺风车。
“当当当……”有人敲我的副驾车窗，我一抬头，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很难想象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还会用顺风车，我快速将他打量了一番。
他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衫，银色无框眼镜下，目光深邃，炯炯有神；腰板挺得很直，衬衫的左边是两枚金光闪闪的军功勋章；虽然皱纹已经爬满了额头，老年斑也随处可见，笑起来却有两个很好看的酒窝。
一路上，这位姓陈的爷爷给我讲了他和大红的故事，我听得几度哽咽。
我想说：“人会老，会死，但爱情不会。”
1
“病人6月7日住院，发烧39度，高低烧交替，用了泰能、马斯平等抗生素，血常规三系指标不太好。”
“病人6月20日血小板掉到18，期间骨髓穿刺两次，发现嗜血细胞，通知我们嗜血细胞综合征确诊。”
“病人现在的情况紧急并且极其复杂，用药方面很矛盾，使用化疗来控制噬血细胞可以改善血小板水平，但是免疫力下降会造成多处感染，不使用化疗则嗜血细胞综合征恶化。”
凌晨两点，漆黑的医生办公室里，主任医师王欣的桌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光点，光点缓慢地从左移到右，并不时传来手指在纸上画横线的声音。
陈晓民左手拿着一个放大镜，右手拿着一支手电筒正在一字一顿地看老伴儿张红的病例，为了不漏掉一个字，他每读一个字，就按住一下，努力记住那些生涩的医学名词。
过了60岁以后，陈晓民发现自己渐渐看不清报纸上的小灰字了，有时候看久了，眼睛又酸又胀，还头疼。老伴儿张红给他买了这个放大镜，她知道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肯定是不会戴老花镜的，要是给他配个老花镜，他一准儿一跺脚气得拍桌子：“拿走拿走！老人才戴老花镜，我没老！”
陈晓民一直不服老。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兵，年轻时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是重机枪手，负责在步兵冲锋时提供火力掩护，14岁参军，15岁就能熟练操作马克沁重机枪——那可是当时中国陆军火力最猛的武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这一辈子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而唯独这一次，面对老伴儿张红突发的病，他怕了。
他弯着腰，踮着脚小心翼翼推了下医生办公室的门，露出一条小缝，探出头观察走廊是否有行人，确定没人后，他赶忙从门缝里钻出来。
刚迈开两步，他立马挺直腰背，若无其事地往老伴儿的病房走去。看了这详细的病例，他心里有了个数，脑子里反复回旋着“嗜血细胞综合征”这几个字，一路走一路想，时而摇摇头，时而又点点头。
前不久，在儿子的安排下，陈晓民和张红去泰国溜达了一圈儿。结婚65年，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出国。
刚回来第二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遛弯儿，张红走着走着突然就上不来气。接着几天，张红开始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做梦也净说胡话。陈晓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天晚上，他不敢睡觉，隔半小时就给张红测体温，刚开始37度，后来连续测了两次都是39度，一会儿低烧，一会儿高烧。一直到凌晨两点多，当他在灯管底下费力地看到水银柱到了40的时候，一个激灵赶紧下床给儿子打了电话。
6月7日住院，转眼已经大半个月了，张红没有醒过，只有一次蒙胧地睁开眼，陈晓民赶紧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她呜咽了两句，眼皮又耷拉下来。她问儿子啥情况，儿子说就是感冒发烧，养几天就能回去。
但眼看着每天又多出好几瓶药，医生、护士每天查房好几次，陈晓民心里更急了，他决定自己去医生那里看一看病历。
“病人现在的情况紧急并且极其复杂……”明眼人一看这份病历，大概就能知道意味着什么。陈晓民想，老伴儿可能已时日不多……
如果换成别人，这个道理陈晓民都懂，可偏偏这个人是张红。他不懂，或许也不愿意懂。
走到病房门口，抓住拉手，正要往下压，他从窗户里看到张红的脸。此时，她睡得好一些了。在打上杜冷丁之前，她浑身抽搐，四肢硬得就像冻上了一样，嘴往右歪，眼睛向上斜，大小便也失禁了。那个活泼开朗、一生都有洁癖的老伴儿，如今，躺在**，瘦骨嶙峋，形容枯槁，整个人都没了生气。
陈晓民想起生病的前夜，张红还在念叨他为什么上完厕所不冲，为什么酱油打开盖子没盖，把肥皂碰到了地上不捡起来……念念叨叨。她念叨了一辈子，如今却再也无法说话了。
为了插管，她的喉咙被切开。她意识偶尔清楚的时候，也只能用摇头和点头来表达她的想法。从喉咙被切开的那一天开始，陈晓民再也听不到张红特有的江南水乡柔暖的声音了。那如清泉入口、清风拂叶、指绕青丝的声音伴随他入眠60多年，他常在她的念叨中渐渐入睡，内心出奇地安稳。
2
1950年。
4月30日，中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役。
参战前夜，陈晓民20岁，娶了来自南方的18岁的张红，人唤大红。
陈家穷，只有一处草房，为了结婚爹妈凑钱买了辆自行车，包了20块钱算是彩礼，陈晓民骑着自行车把大红接回了家，家里来了几个亲朋好友，喝了点小酒，这婚就算结完了。
新房土炕上，昏黄的小油灯发出暖光。红褐色四角桌上，一盘瓜子，一盘喜糖，一盘还冒着热气的饺子，两杯自酿的高粱酒。张红娇羞地坐在桌子一角，身上还斜系着拜堂时的大红花。陈晓民第二次仔细端详眼前这个姑娘，她眉梢眼角都秀气，声音笑貌都温柔。他忍不住咧嘴傻笑，大红眼睑慢慢抬起来，正对上了陈晓民弯成了月牙的眼。
东北冬日的夜，格外寒冷，几声远处的狼嗥回**在山谷之间。新房灯光渐暗，月光洒进冬日的窗内，一片银白，照得两个人的脸红扑扑。
第二天一早，陈晓民就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大红在村口送他，陈晓民看着她亮闪闪的大眼睛，轻轻地抱住了她，然后把兜里的《结婚证书》掏出来，把男方的一页撕下来叠好揣兜里，剩下的交给了大红。
“夫妇有互敬、互爱、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哺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大红看着《结婚证书》后边的字发呆，对于18岁的她而言，还没想过家庭，她只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和自己一个枕头睡一辈子。
陈晓民背着包往车上走，大红追上去，递给他一个褐色的小包。他打开小包，里边是两撮用红线绑好的头发，还有一张纸条：
侬既剪云鬓，郎亦分丝发；觅向无人处，绾作同心结。
陈晓民泪水涟涟。
3
从6月21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开始，大红的心率到了每分钟160次上下，随后开始急剧下降。陈晓民看着数字一点点往下跌，心也跟着往下坠。他边手指颤抖地按急救铃，边拉开门冲着走廊大喊：“救命啊大夫，救命啊！”
医生开始忙活，心肺复苏，打强心剂。他在门口看着，这个平日里硬朗的女人，被电击得整个人都从**腾空起来。
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浑身插满了管子，像一个被虐待的布娃娃。
“不然咱不看了吧。”陈晓民眼眶里都是泪，跟坐在门口的儿子说。
儿子咽了下口水，说：“爸，你决定了吗？”
因为张红的病，儿子在医院已经花了30多万，能借的都借了，他已经不知道再去哪里找钱了。
“你跟我唠点实在的，你妈这病到底有没有治？”陈晓民拖着僵硬的双腿坐到儿子旁边。
“医生说，基本治不了了。现在就是在延续妈的生命。”
“延续生命是啥意思？就是这么拖着多活个几年是吗？”陈晓民咬紧牙，心跳得很快。
“不是几年，医生说现在情况比较危急，可能就是几个月的事儿。”
陈晓民噌地从座位上弹起来：“几个月的事儿？咱们在这里花这么多钱，不是为了让你妈好了，和原来一样吗？难不成是在这里等死呢？”他想到了老伴儿会瘫痪，会不能自理，会成为植物人，但唯独没想过，会死。
他脑袋里好像进了一只苍蝇，嗡嗡地叫个不停，整个人想往后仰，后脑特别重。他用手使劲敲了敲头，努力缓过神儿。
凌晨两点半，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按下病房的门把手，抓住拉手，他缓慢地挪步走到大红床边。
大红又一次在死亡边界被抢救过来，她似乎恢复了一些意识，努力地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陈晓民，近乎请求地想要表达什么。
陈晓民眼里噙着泪，从兜里掏出了他的老年手机，把手写笔放到了大红的手心里。然而大红的手已经没有力气，连抬都抬不起来。
她又合上眼，虽然是轻轻的，却似乎用了所有的力气，轻轻地摆了摆头。
她是不是要告诉自己她想放弃了？陈晓民开始思考，人活着，是能活多久重要，还是生命的尊严重要？如果自己现在是大红，会愿意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忍受痛苦，这么艰难地活着吗？
大红生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现在连大小便也无法控制。由于躺得时间太长，身上起了一片片的红斑，她那么爱美的人，心里是不是很绝望？
大红躺在白色的病**，被呼吸器紧紧地罩着，被管子横七竖八地插着，被四面八方的**灌满，眼角流出了细细的两行泪。
这种活着的痛苦是不是比死了还难受？陈晓民想着，眼泪往下簌簌地掉，掉在了张红满是针眼的手臂上。他感到心疼，他觉得张红这一辈子承受的痛苦，都没有生病的这半个月多。
4
“医生，我们不治了。”小儿子跟查房的医生说。
医生抬眼问：“你确定吗？你说的算吗？你敢做这个决定吗？”
连续三个问题让他很是尴尬。就像要送自己的妈妈去死一样，他张不开嘴。
传统观念里，做儿女的让生病的父母死在家里就是不负责，而在医院却理所应当。
陈晓民的心到了嗓子眼儿：“对，确定。”
“好的，那你们家属一会儿过来签个字。”医生低下头翻了翻病历本。
签完字以后，呼吸机、监测仪、穿刺包、输液瓶、引流袋、吸痰管等维持张红生命体征的设备都被护士撤下。
陈晓民握住张红青筋暴露的手，轻轻地说：“我带你回家了。”
张红去世一个月后，陈晓民成了一家社区医院的一名。这里的病人多数是已经在医学上被判了死刑的人，医院的治疗并不能延长他们的生命，这种舒缓治疗只是为了缓解病人的疼痛，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走得舒服一点。
陈晓民在这里和老人聊天，晒太阳。他是这里最老的志愿者，送走过3岁的孩子，也送走过100多岁的老人。
他的一天从清晨的六点开始，他要给5个病人擦身体、换尿片、喂饭、送水。所有工作他都驾轻就熟，这是照顾老伴儿大红时积累的经验。
为了防止卧床的病人长褥疮，他经常凌晨三点起来给病人翻身。
年纪小的护工都说自己不如他，不如他能吃苦，不如他不怕脏累，不如他想得开。小护士问他：“爷爷，你怎么每天能起那么早啊？”陈晓民总是憨憨一笑：“跟老婆子早起了一辈子，觉少。”
空了的时候，陈晓民会在院子里看着常青藤发呆，长长的藤蔓向下延伸，新冒出的嫩芽是浅绿色的，中间还透着粉红。老式磁带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那是大红最爱听的歌。
在临终关怀医院久了，陈晓民看着一个个生命离去，他并没有觉得麻木。他反而更加珍惜活着的时光，因为活着，在这个世界，他就依然保存着和大红的记忆，没人能夺得走。
中国人总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么活，都比死了要好。所以人们总是习惯规划生，却从不规划死。而我们也都知道，生命的本质就是走向死亡，谁都无法避免。
陈晓民之所以来做一名，是因为一张纸条。
大红过世后，他在书房里发现了张红写的一张字条：
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让我平和地离开，不要抢救我。
陈晓民鼻子一酸，他想起大红住院的前两天，曾在书房里写字。
“陈爷爷，您想老伴儿吗？”我拉开车窗，胸还是闷闷的。
“想，有时候太想了，想得我一把老骨头都受不住了。她一直活在我心里。我想，她其实是天上下凡的仙女，路过人间帮我渡劫，现在时间到了，回去了，我也不必等了，她不会回来了。”
“您和老伴儿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
“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