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连长不喜欢文艺

第一章连长不喜欢文艺

当年,叶林一到连队,就见到了连长项山底。因为是项山底到新兵连把他们几个新兵带回连队的。

叶林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时,就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项山底,这是人名吗?叫项山底多难听,叫项山顶行不行?就是项山坡也行呀。”结果让站在旁边的指导员痛骂了一顿:“你懂个屁,新兵蛋子!以后少胡说八道,连长的名字也是你随便说的,让他听见了往死里收拾你!当新兵就得管住自己的嘴,不要老是显你能,人家他爹他妈还不如你?”吓得当新兵的叶林赶紧闭住了嘴,从此再不敢胡言乱语。

是啊,他为什么叫这么怪的一个名字呢?后来才知道,项山底他妈生他的时候,家里有一只羊跑出去了,他妈急着找羊,挺着大肚子到处跑,正好走到村后的山底下,就说什么也坚持不住了。当时,叫天天不应、叫人人没有,只好找了一个避风的山旮旯,把他生在山脚下。等村里的放羊娃领着家里人找到他妈时,项山底已经踏入人间。他家姓项,他爹见此情况说:“就叫项山底吧,是个念想。”就这样,一个怪人顶着一个怪名诞生了。

项山底的诞生是不是影响别人了,说不清楚,反正是影响了叶林半辈子。以至于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他,叶林都是满腔怒火。

叶林时常想,这个人是不是就为了和他作对才来到这个世上的,他俩的上辈子绝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不然,这个人不会在涉及到他的事情上那么绝情,那么极端。

当年,叶林是做为文艺兵被招到部队的,叶林从七岁时开始拉手风琴,到十七岁已经拉的相当可以了。由于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在红山这个省会城市里,你说叶林不一定有人知道,但你要说拉手风琴的那小子,知道的人还真不少。

叶林的启蒙老师是东江省艺校1959年招的第一批手风琴专业的中专生,功底相当了得,老师教了他五六年后,又将他介绍给省歌舞团向阳老师,他跟着向阳老师学了四年,直到当兵到部队。

人生本身就充满戏剧性,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的更充分。招他的时候是文艺兵,可到了部队后,他却被下放到连队里了,因为他的那个位置被人顶了。顶他的人是军区副部长的女儿,虽然手风琴不如他拉得好,但关系比他硬,这就够了。

连队就连队吧,不当兵干什么去?虽然说当时已经是1979年,上山下乡已经停止了,但找个正式工作还是很费劲的,尤其是去国营单位,因为许多国营单位已经十几年不招工了。

在那个时候,一个城市(农村的除外)的年青人能当兵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到的。当年城市青年想当兵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家里就是部队上的,或者与部队有关系的人或人家。第二个就是叶林他们这种有点文体特长的、部队需要的人。除此之外,一般人当兵是比较难的。在那年月里,能当兵是非常好的事,好听,好看,复员后还给分配工作,当了兵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

那时,穿上一身绿军装,背上一个绿挎包,红帽徽红领章,走在大街上神气的很,比现在考上大学还牛。

叶林所在的部队是一个炮兵部队,是1969年为了抵御北方的威胁,由军委主席亲笔签字组建的建制师,而且就在省内的一个县里驻扎,离他所在的红山市不到三百公里。能当兵,而且离家还不远,叶林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在他们这个部队里,不知从何时起,对城市兵有了一种偏见,总认为城市兵身上有一种让人讨厌的优越感。就因为这先入为主的偏见,让许多城市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叶林就是其中之一。

叶林复员离开部队后。也曾经多次回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环境问题。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农村兵多城市兵少,付出的是一样。但由于出生地不同,人生的结局就大不同了。不管怎么说,城市兵的生活条件都要比农村兵好很多,而且,当时国家的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城市兵复员后,是给安排工作的,而且还都是国营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收入好。当年那些条件好的女孩子找对象,首选的都是国营企业的这些复转兵。可农村来的,复员时就哪来的回哪,基本不给安排工作,除非是干部转业。这样一来,农村的战友有点儿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他第一次见项山底,就觉得这个人凶巴巴的,不好相处。平时见人没个笑脸,整天拉着驴脸走来走去,就像谁欠他的钱没还一样。更让叶林感到不可理解的是,项山底好象对他这个有文艺特长的兵尤其没好感,开始时,这个感觉还不明显,越往后感觉越不对了。老兵悄悄告诉他,连长最恨搞文艺的人。

为什么呀,搞文艺怎么了,没招他没惹他的。等后来,叶林知道来龙去脉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事你怨不着我们呀。

怨当然是怨不着,可人的惯性思维是非常难以纠正的,也是非常可怕的,后来的一切,叶林充分体会到惯性思维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可为时已晚。

听老兵说,连长项山底的老家很贫穷,穷到经常吃不饱饭。为了能吃到一口饱饭,许多孩子从小就去跟着戏班子学戏去了。他们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出唱戏的,戏是家乡戏,是鄂剧、豫剧和鲁剧的混合体,似剧似歌,似歌似剧,当地叫敏(米)戏,为什么叫敏(音)戏呢,谁也不知道,反正从古到今就是这样。

文革中,以移植样板戏为主,文革后期,管得松了,就演一些以谈情说爱为主要内容的戏,很受文化生活贫瘠的当地人喜欢。因此,戏班子收入还可以,起码能吃饱饭。学唱戏的人,尤其总唱谈情说爱的戏,难免心思活络,时常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发生。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有时也会被唱戏的角儿勾走。向山底的亲婶子就是被一个唱小生的人勾走了,这在当时那个村里是一件非常轰动的大事,让村里姓项的整个家族丢尽了脸面,也给项山底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项山底有个毛病,他从小就看不起唱戏的人,或者说是非常痛恨这些唱戏的人,痛恨到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项山底永远也分不清唱戏和搞文艺的区别,他认为唱戏就是搞文艺,搞文艺就是唱戏,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

当初项山底接叶林这几个新兵下连队的时候,他一听叶林是城市兵,又是搞文艺的,打心眼儿里就不愿意要,要不是团里硬往下压,他和叶林很可能就擦肩而过了。如果真是那样,对叶林来说,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幸事。可惜的是,现实中只有结果,不存在“如果”。项山底看不得起这些搞文艺的人,与他固有的惯性思维也有很大关系,他觉得搞文艺的人没有真本事,只会打情骂俏,卖弄**,勾引女娃娃。他觉得,在部队里,只有军事训练才是唯一,军事技术过硬那才是真本事。搞文艺算什么,吹拉弹唱那是下九流,永远也不会被人看得起。军队是打仗的地方,让你穿上这身绿军装是搞文艺来啦?他不喜欢文艺,当然也不会喜欢搞文艺的兵。

观念和思维的不一致,导致他和叶林天生的不对付,叶林在他手下,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几年来,他对叶林的成绩看不到,但只要有一点不足,他就会无限的放大。

实践证明,项山底确确实实的就是叶林的天敌。

叶林到了连队以后,心态还是摆得很正的,他想,既来之,则安之。为了荣誉,为了人生,为了将来,也要好好的干一场。

他为了摘掉城市兵优越感的帽子,在部队不怕苦不怕累,凌晨打扫营房卫生,星期天厨房帮厨,休息时打扫厕所,粉刷猪圈。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军事训练走在前,日常生活朴素,与人为善,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好感。班长和排长程少杰,都对他高看一眼。

他下连队的当年,部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从河北某地开始开挖电缆沟,一个师历经一年时间,途经五个县,一锹一镐的挖到北京的长辛店。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叶林几乎把命都搭上了。为了赶任务。战士们每天五点起床,直到晚上十点收工。中间只有吃饭时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放下饭碗就得继续干。

叶林记得那年二月份,在河北保定的唐县,唐河里的水还结着冰碴呢,为了抢工期,战士们卷起棉裤,咬着牙跳到刺骨的唐河水中。叶林那时才十七岁,怎么说也是个孩子,哪见过这种阵式,刚下去没一会儿,就觉得双腿像断了一样,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在冰冷的水中,他脸色发白,嘴唇发紫,浑身紧缩成一团,任别人怎么帮忙,两只手都僵硬的握不住那把铁锨。上岸后,两腿已成酱紫色,卫生员吓坏了,不停地用凉水冲他的两条腿,冲完后拉着他先是走后是跑,不停的跑,跑完再冲,冲完再跑,就这么折腾了一个上午,他的腿才慢慢的泛起一丝暖色。事后想想,真是可怕,不是卫生员这样弄,两条腿极有可能保不住了。

那时,由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差。部队伙食费很低,一天的标准、连主食副食加在一起是四角七分钱,一顿饭也就是一毛多钱,连队都是小伙子们,本身饭量就大,如此大的劳动量致使连队伙食费极度超标。因此,尽管劳动强度大,但伙食却很差,早晨是玉米面窝头稀饭,加上连队自己腌的白萝卜咸菜。中午一顿大米或是馒头,吃的菜不是水煮白菜,就是难以下咽的水煮茄子干。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叶林杰仍然紧咬着后槽牙,没有叫一声苦。

那是一生中,叶林经历的最艰苦卓绝的人生经历。每逢想起那段往事。让叶林心痛的不是苦,也不是累,而是白白的付出。

一年中,叶林磨秃了三十七把新铁锹,磨损了十九把新十字镐。为了干活方便,战士们出工时只穿一个部队发的大绿裤衩,光着膀子,扛着铁钎和十字镐,斜背着一个水壶,穿着那双露着脚趾头的解放鞋。那种艰苦、那种劳动量,别说叶林这个城市里来的兵,就是农村来的战友,也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干了。叶林为了锻炼自己,也为了不让别人说出一句孬话来,咬着牙,拚着命,从事着超强度的劳动,最终和战友们一样,一米也没有少挖。一年下来,他瘦的像非洲难民,皮包骨头,面色黢黑。后背晒得脱了几层皮,直到今天后背仍呈花斑状,那是后背退皮没有退干净的结果。这些他都没有太在意,真正让他泪水涟涟的是,那双拉手风琴的手长满了硬茧,布满了皴裂,僵硬得无法弯曲。看到叶林这样,就是项山底这样待人极其苛刻的人,也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