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生命乐章

一个错误的选择

1877年5月是多事之秋，柴可夫斯基月初接到女学生米柳柯娃的情书后，回信时并没有表达自己的爱意，只说谢谢她并表示同情她。然而，仅只是那些，就已经超过了她的期望。米柳柯娃是个20岁的未婚女子，独自一人生活。她不但不美丽，而且笨得可笑，因为她自以为每一个男人都很爱她，好在她的品德尚称良好。

当她接到柴可夫斯基回信后，就邀请他去找她。柴可夫斯基后来曾说过他当时真不知如何是好，竟然不知所措地答应了下来。很多证据显示，他们初次会面时，他曾极力表白不能接受她的爱情的理由。例如，她5月18日的信中即说过感谢他“坦率”的话；可是她并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因为她还在信中说：“别想让我对你的幻想破灭，那只会平白浪费你的时间。没有你的话我将活不下去，或许我会马上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让我看看你，并吻你好吗？我要带着你的吻到另一个世界去。”

那种自杀的威胁当然使柴可夫斯基的坚强情绪发生了动摇，他竟把她的话当真。后来，她在给他的信中也仍有类似的哀伤话语。柴可夫斯基发觉自己被纠缠在一种爱情计谋之中。

柴可夫斯基曾告诉梅克夫人说：“我当时很痛苦，如果不牺牲她的生命以保全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和她结婚。”他虽告诉米柳柯娃说他不会是个好丈夫，但却在6月初时向她求婚。

直到7月5日，柴可夫斯基才把订婚的事告知阿纳托里，信中说米柳柯娃在各方面都很适合当他的新娘，并说她有一种最大的优点：“她像一只猫似的深爱着我。”他要阿纳托里不必担心，说他自己对行将成为事实的婚姻感到很快乐，他并且像要证明所言非假似的加上了一句：“我已经把歌剧完成了三分之二。”信里也附了给其他人的短信，他父亲知道这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梅克夫人获知柴可夫斯基结婚的消息时，已是大婚3天前的7月15日了。他在给她的信上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并明白地表露出内心的痛苦：

希望我对当前的新生活不至于失去勇气。上帝知道，我是全心全意在为未来的生活伴侣着想，假如我们都不快乐，那就不能怪我。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结的是没有爱情的婚，那是因为环境使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我在她第一次示爱时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了下来。我真应该永远都不理会她的信。但一切太迟了，一旦回过信而且去找过她以后，我就必须这么做，因为她的爱情已获得鼓励而欲罢不能。

不过，正如我所说的，我心里很清楚，我既没有对她说假话，也没欺骗过她，我所要告诉她的，是她可能期望于我而她自己却未必能接受的事。

柴可夫斯基在结婚的前一天才写信告知亚历山德拉和莫杰斯特，那样他们就来不及反对了。柴可夫斯基和米柳柯娃在1877年7月18日结婚，阿纳托里和柯代克是唯一的见证人。当晚，他们到圣彼得堡去度为期一周的蜜月，柴可夫斯基“可怕及痛苦的噩梦”从此开始。两天后，他写了封信给阿纳托里，这是他此后两个月中诉苦的信件中的第一封：“如果我说我快乐，那我就在说谎……经过7月18日那可怕的日子及那种精神上的折磨以后，一个人很难迅速恢复过来……当火车开动时，我真想哭。还好我的妻子并不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她看来始终都很高兴及满足。我们彼此已经很清楚地谈过我们的关系……她只需要爱护我及照顾我就行……”

他还说一旦两个人相处习惯后，她就不再找他唠叨了，因为“她的一切有限”。他说：“这倒不错。一个聪明女人会让我害怕，但这个女人使我感觉到高高在上，我一点都不害怕她。”

柴可夫斯基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内心的痛苦，结果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在3天后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她“长得很丑”。

当这对新婚夫妇回到莫斯科时，柴可夫斯基的身心俱疲，已濒临崩溃边缘了。唯一的安慰是梅克夫人来信祝贺他新婚快乐。他立刻回信给她，并顺便商借1000卢布，以备“逃家”之用。他说：“我想独自一个人远走他处，以便好好休息，思考，治病及工作。”

柴可夫斯基找梅克夫人帮忙可真是找对了，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会同情他。果然，她在回信时也把钱一起附上了，而且要他立刻到高加索去治病，还希望他能随时告知一切情形，但柴可夫斯基并未到高加索去。在动身到卡明卡以前，柴可夫斯基潦草地回信给她说：“如果我此番挣扎能够成功，那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他还把以后的情形写信告诉她。8月9日，柴可夫斯基又写了一封信给梅克夫人，信中尽是胡言乱语，他似乎已接近疯狂了：

……现在，我要把7月18日以后的事告诉你。我以前曾向你说过，我所处的这种难以了解的环境很使我为难，因为我结的是根本没有爱情的婚。我记得曾告诉过你，我若不牺牲一个诚实的女孩子，就必须和她结婚，结果我是选择了后者。

在开始时，我还以为会爱上这个真诚待我的女孩，使得我父亲和亲友们的梦想实现。但在婚礼完毕后，我发现独自一人和她一起，而且知道我们的未来命运将不可分时，我突然明白，我对她不但连最普通的友情都谈不上，甚至还非常恨她。

我认为自己是永远地完蛋了，或者可以说我生命中表现最优异的音乐也宣告结束了，未来的我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真让人难以活下去。我的妻子根本没有罪过，她并没要求我娶她。如果我告诉她说不喜欢她及看见她就讨厌，那我是多么残酷和恶劣！

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扮演一个适合的角色，但要扮演一辈子却不好受。像这样，我怎么能工作呢？我很痛苦，尤其是身边没有能帮助我和鼓励我的人。我很想了结此生，看来死亡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绝不自杀。

我爱家中的一些人——妹妹，两个最小的弟弟，和父亲。如果我真的自杀身亡，那就等于是害了他们。再说，我还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对我的关爱也使我不能就此了结此生。

尤其，我还没有说出必须讲的话，在死去之前，我想把它都说将出来。死亡不会降临到我身上。我不会死，而且也不能死。死了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告诉我的妻子，8月我要到外地治病，因为我真的不舒服，必须好好地诊治。当我对她讲时，旅游开始变得像逃亡一样。

我们在圣彼得堡住了一个星期，回到莫斯科时几乎身无分文。有个人借口替她出售林地，骗去了她的财产。我们安排新居需要花费金钱。既没有朋友，又得不到片刻安逸，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让自己发疯。然后还必须去探望岳母，我的痛苦更是加深。我对她的母亲及家人都没有好感。他们心胸狭窄，意见复杂，时常吵架。

……我的妻子对我越来越不好，我的精神很痛苦。那种可怕的生活已经拖得很久了，我只有借两种方法排遣时光，一是借酒浇愁，暂时忘却自我；二是和柯代克愉快地谈天，他是除了你以外唯一了解我的人。

真是祸不单行，我最亲密的朋友阿达莫夫突然去世了。我们曾在一起读书，一起服役，以后，虽然各奔前程，但直到他死亡时我们始终很要好。他的生活很幸福，家庭美满，身体也不坏，然而死神却突然向他招手，那真让人遗憾！

当我的精神完全康复以后，我就可以回莫斯科重新工作，并且以另一种态度对待我的妻子。事实上，她的身上有许多优点，能对我未来的快乐有所贡献。她是真心真意地喜欢我，除了希望我安逸和愉快之外，她已别无他求，我真同情她。

我将在基辅停留一天，等明天见过妹妹以后，就到高加索去。这封信写得很凌乱，前后互不连贯，请你多加原谅。身心非常疲累，思想几乎无法集中，如果上帝给我的力量能使我度过这可怕的时刻，我将向你证明你的好心相助是没有白费的。我所写出来的还不够心中所想的十分之一。

满腹心事都只好以音乐来表达了，但又有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会留下一流艺术家般值得钦仰的作品！我有如此向往的勇气。为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祝福你，再见，我最要好及最亲爱的朋友。

柴可夫斯基逃命似的去了卡明卡，那里温暖的空气对他的精神产生了抚慰的效果，不过他刚到那里时仍然无法工作。8月23日，当他完全康复后，开始编写《第四交响曲》，并随时把进度告诉梅克夫人。她亲切地回信鼓励他，他也愉快地把乐曲编写的情形告诉她。

9月11日，他又写信告诉梅克夫人，说自己正在编写《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幕。

他对这出歌剧的兴趣显然已经日渐淡然，因为他已感觉到它注定会失败。不过，他仍存有某种观念，那就是：“它对那些想在歌剧中寻求普及人类的单纯情感，而绝非那种悲剧及舞台效果的人而言，将具有吸引力。”

当他要离开喜爱的卡明卡，回到莫斯科去面对现实时，精神分裂的症状又开始出现了。他写信给阿纳托里，对于自己即将再度与妻子会面之事感到非常忧虑，不过，他还附带加上两句安慰自己的话：“她并不让我感到害怕，我只是觉得她是个累赘。”

9月23日，柴可夫斯基抵达莫斯科，米柳柯娃在车站迎接。回到家后，第二天清晨，他就重新产生了绝望的感觉。妻子费尽心思装饰的房屋在他眼中已成为一所牢房。他告诉阿纳托里，自己的内心感到恐怖万分。写给在意大利度假的梅克夫人的信上，他也表示想找一个逃脱的机会。但是，如何逃？逃去哪里？那真是让人难受！

据卡什金回忆，柴可夫斯基再到音乐学院授课时，虽然尽量表现得轻松，可是精神显然十分紧张。在尤尔根松为他举办的酒会中，他第一次和新婚夫人出现。起初，她还在人们心中建立了一种“普遍的好印象”，但当酒会将结束时，她曾令人觉得“毫无情趣”，主要是因为她不善谈吐，甚至连小问题也要靠她丈夫从旁协助。

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已痛苦得接近疯狂，渐渐地，他对自己的处境已失去了以理性理解的力量。10月初，他曾衣着整齐地跑进水深及腰的冰冷河中，目的是想患染肺炎以了结生命。

当他知道自己的体力还没办法达成这种自杀愿望时，不禁悲从中来。他只好无奈地在10月5日打一份电报给阿纳托里，要求他立刻以纳甫拉夫尼克的名义回电，请柴可夫斯基赶快到圣彼得堡去。兄弟两人的诡计得逞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起程了。莫杰斯特在车站接他，据莫杰斯特说，他的面孔在一个月之间完全变了样，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柴可夫斯基住进旅馆时，精神已完全崩溃，一连两天不省人事。忠厚的阿纳托里没透露其他细节，据诊断的医生说，他必须完全改变生活环境才能康复。阿纳托里的吃惊非同小可，当他认为没什么安全上的顾虑时，立刻离开柴可夫斯基，抽空去找尼古拉商量。

他们都认为柴可夫斯基必须和米柳柯娃离婚，尼古拉怕阿纳托里一个人办不好这件事，就陪他一起去了趟莫斯科，一见到米柳柯娃，就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说也奇怪，她竟然满口答应下来，什么条件都没提出。

他们见达到目的后就告辞了。直到后来，阿纳托里才惊愕地明白了一件事：米柳柯娃是为了有机会招待像尼古拉那样的上宾，所以才如此爽快，至于她丈夫的病况或婚姻破裂那些事，似乎对她都无关紧要。但是，阿纳托里并没有体会出来，米柳柯娃那种异常的宁静，实际上就是她即将罹患精神病的初期征兆。

在着手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柴可夫斯基的病况日渐好转，但是米柳柯娃却不像他那么幸运。亚历山德拉很同情她嫂嫂，让她和自己住在一起，不过随即发现米柳柯娃那种偶发性的啼哭让人无法忍受，而且她咬手指甲的习惯也把血迹弄得满屋子都是。最后，亚历山德拉只好请阿纳托里把这有病的女子带离卡明卡。

在以后几年中，米柳柯娃写了许多信来威胁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家人，否认曾经同意离婚。此时她和许多情人来往，生出了许多孩子。最后她在1896年变成了疯子，死在疯人院时正是沙俄宣告终结的1917年。

如果说她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幸的结局，还不能说明实际的情况。残酷的事实是，在柴可夫斯基可能选做妻子的所有女人当中，谁都不像可怜的米柳柯娃那么适合于担任那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