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

1788年，歌德回到了魏玛，意大利自由自在的生活过去了。在南方的欢乐岁月中，歌德沉浸在古典美的清明中，怀抱着对将来的憧憬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现实生活。现在忽然回到他身为官员的旧土中，幻灭后的失望和悲哀必然一直纠缠着他的心。基于此，歌德回到魏玛后，态度变得非常冷淡，与许多朋友日渐疏离。

我从形象丰富的意大利，回到文化贫瘠的德国，仿佛由明朗的天空下回到阴郁潮湿的小角落。我在遥远的彼方所经历过的感动，以及重回现实、陌生而被遗忘所感受到的苦恼和叹息，似乎没有朋友能了解。他们不再关心我，不再慰藉我。这一切都使我陷入绝望之中。

歌德觉得被遗忘、被孤立了。最初赏识他的奥古斯都公爵，为了自己的任务长年出使在外；赫尔德觉得自己对歌德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也阴郁不快地疏远他了；施泰因夫人则因歌德意大利之行的不告而别耿耿于怀，事后总不肯谅解歌德的行为，到1789年初，二人以绝交收场。

回到魏玛公国后，歌德再度成为政府官员，不过他只接受了从前任务中的一小部分，形式上他仍是枢密顾问，但他全心贯注的，却是公国的学术和艺术设施。其中他最关心的是耶拿大学的改进，他兴致勃勃全力以赴，并时常留在耶拿大学与教授们交往。在此期间，歌德和席勒曾数度会面，但二人之间并没有产生亲密的友谊，席勒认为他们最初的疏远是因为彼此思考方式的不同：“歌德的哲学多半由感觉而来，而我却是得自心灵……”席勒一开始对歌德的印象是这样的：

经常处在歌德身边，可能会使我陷入不幸。他对亲近的朋友从不表现出感动的情绪。要探索他在想什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甚至觉得他是个极端自我的人。他善于观察人心，注重小节，有透视他人内心，与他人沟通但又使自己本身随时保持自由的才能；他不吝啬做善事，但却不牺牲自身。我认为这是他做人的一贯准则，简单点说就是自我主义的极致。本质如此的人，身边不应该招聚过多的人。本来我对他的才华非常倾心，但由于他的态度易招致别人的误解、怀恨，他在我心里唤起的是一种混合着憎恶与喜爱的情绪。我极想改变他的精神，却又敬慕他成熟的思想。我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别人来观察他。

席勒的这种印象跟魏玛舆论界对歌德私生活的批评有很大关系。歌德由罗马回来后不到一个月，就被一个“个性极端自然”的穷苦小市民的女儿深深地吸引了。不久之后两个人便住在了一起，这个女人就是后来的歌德夫人克丽斯汀。

对于魏玛社交界的否定态度，歌德轻描淡写，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回应：“我们在不经任何仪式的情形下结婚了。”这桩婚姻带给歌德安静而满足的家庭生活，当然，这是因为歌德对克丽丝汀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求。同居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789年，他们的长子奥古斯特诞生，但这唯一的儿子却在歌德晚年时，纵情酒色，客死他乡。

1791年，歌德和耶拿大学的一些教授一起开办了魏玛宫廷剧院，这个剧院两三年间便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剧院之一。可惜当时的人们对歌德和席勒的戏剧都缺乏兴趣，而是热衷于以娱乐为本位的通俗戏剧，歌德对此极为失望。

这一时期，歌德完成的文学作品也为数不少，如《罗马悲歌》等，还有一些即兴的戏曲作品。

当时歌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经胜过了文学，他不再实验光学、植物学、解剖学，而是以“原始植物”的构想为基础，发展植物进化论学说。他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植物的蜕变》。这本书在1790年出版，歌德在书中证明植物是由蕨叶的某一部分发展而来，是经过多阶段的变态才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且就种种变态加以解释。

植物萌芽、开花之后结成果实，但这些都是负有某种任务才发生的。经常改变形态以实现自然法则的是植物的同一个部分。在茎或叶长出的同时，相同功能的构造变为花萼、花瓣的形态，成为繁衍的器官，最后即发展成为果实。

这期间，歌德对骨骼学也展开了思考和研究。1790年，歌德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偶然拾到一个羊的头盖骨。他发现动物的头盖骨，都是由类似的脊椎发展而成。

18世纪的后十年间，正是欧洲大陆破旧立新的时代。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令歌德有些不安。受到植物进化论的影响，歌德认为人类社会的改革也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诉诸暴力。

席勒、赫尔德等人很赞赏巴士底狱事件，而歌德对这种狂热的**却极力表示反对，他认为革命性的本能解放会使一切精神文化产生危机，造成不安。此后五年间，他的一些戏剧作品，诸如《大科夫塔》、《平民将军》、《列纳狐》、《德意志逃亡者对话录》等，都针对政治暴力行为加以讽刺。

歌德关于革命的看法自然不会被民众所接受，他们不关心歌德崇尚的自然进化论，只在乎自己的权利是不是得到了保障。歌德的这些言论会招致非难也是意料中的事。

1824年的时候，歌德曾向奥古斯都公爵解释当时的情况：

我的确不是革命的赞同者，革命将带来善果或恶果还难以预料，但恐怖行为在我周围不断地发生，使我既震惊又愤怒，某些人想在德国发动类似法国事件的事实，使我无法继续沉默下去。

同样地，我也不是傲慢任性的执政者的支持者，我确信革命不是国民的责任，这个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如果政府能不断地追求公正，适应大众需要而改革政治，社会将呈现一片清明；如果对人民的意愿不辨是非便横加否决，则人民群起反抗，革命因之而起是不可避免的。

就因为我憎恶革命，所以被认为是当权派的同党，这真是极大的误解，我绝不认为现在的政府没有缺点。如果现存的政府一切都是优秀善良的，我倒很乐意成为他们的同党，但是现存政府的缺点是有目共睹的，被视为当权者之友，即意味着冥顽不化。时代在进步，人类的观念也在随时发生改变，1800年认为完美的制度，到了1850年可能就会被视为落伍。

1792年，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夏天，联军的一场战事失利之后，歌德便与这时代的大事有了直接的接触。身为普鲁士联军指挥官的奥古斯都公爵邀请歌德作为随员，赴前线参加战斗。

30年后，歌德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有关资料的详细研究，写成了《法国的政治运动》。在这本书中，歌德叙述了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对在秩序与非秩序、维持与破坏、掠夺与付出之间维持生命的艰难的感叹。这部作品没有热烈的情感，只有旁观者的冷漠。

歌德到达前线后，对战术丝毫不感兴趣，他的多半时间都花在观察炮轰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上。有一次，在普鲁士的阵地里，歌德甚至无视那些猛烈的炮火，兴趣浓厚地观看积水的炮弹坑中，悠游自在的小鱼。

1792年9月，普奥联军再次战败。这时，真正预见到神圣罗马帝国即将瓦解的，似乎只有歌德一人。

今天已经结束了，法国军队的阵地仍完好无恙……友军从炮火中撤退，但我却并不觉得惊讶。最令我震惊的是全军士气的变化：今天早上，联军还一心一意想歼灭法军，士气高昂。我之所以加入联军，也是由于这股亢奋的军心以及对奥古斯都公爵的信赖；而现在大家却都垂头丧气，茫然不知所措，士气已低到极点，甚至有人开始诅咒天怎么还不亮。

我们依然围聚在一起，但却不像往常一样升起炭火，也没有年轻人欢乐的呼叫声。大部分人都沉默不语，只有少数几个人偶然交谈几句，大家似乎都已经丧失了思考力及判断力。

他们叫我对这件事情，向大家做个简短的谈话，以提高军队的士气，但我想说的却是“从此时此地起，历史就要展开新的一页了”。

一个星期后，联军溃败。士兵中有的断手残足，有的病容凄恻，有的长吁短叹，他们零零落落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踉跄行走。歌德在撤退中，辗转回到魏玛，暂时从战争的残酷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第二年2月，联军卷土重来，且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国家。夏天，联军包围了法军占领的缅因兹市，跟随着奥古斯都公爵的歌德又再度目睹战争的惨烈。

7月，联军攻下缅因兹市，在法军战败撤出时，发生了一件事。歌德在缅因兹市公路的关卡附近，看见一群憎恶法军的人们，袭击一支由城中撤出的流亡法军。歌德一无所惧地走过去，阻挡了愤怒的人群，让这支军队继续通过。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悲天悯人的胸怀。

我在排解这场纠纷之后，走到一位朋友家，他用英文夹杂着法文向我说：“他们哪里冒犯了你？你干涉这件事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才不担心这件事呢！”我回答道，“就如同我把你家前面的广场收拾干净一般，这不是件很好的事吗？激烈地煽动民众的情绪，就如同在广场上撒下对任何人都无益的碎片一样，才真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法军静静地经过我们的窗下撤退了，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群众也慢慢散去，他们走到街上寻找失散的亲戚及在战火中幸免于难的财产。当他们看着满目疮痍的街头景象，又发现自己已孑然一身时，难免迁怒于这些敌人，于是积压在心中的怨恨形诸于色，使他们向正在撤退的法军做出报复性的举动。

我不顾危险地对撤退中的敌人表示同情，我善良的朋友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我反复地指着他家前面的广场加以说明，最后，我焦躁地说：“要我忍受这种混乱无序的场面，我宁可犯罪”。

1794年，歌德在关于缅因兹战役的报告中，再次清楚地阐释了他对朋友所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使科学与艺术的神圣之火在灰烬中得以继续保存，直到战争的黑夜过去，和平的黎明亮起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