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游说齐国
孟子和弟子们乘坐十几辆豪华的马车在路上奔驰，这与孔子当年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弟子彭更怕太过招摇而遭非议，便小心翼翼地询问：“后面有好几十辆车子跟随着，随从也有好几百人，我们到处接受诸侯的饮食供应，会不会有点过分？”
孟子断然告诉他：“不合道理的，就是一小竹篮的饭也不能接受；合理的，哪怕是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按你的说法，舜接受尧的天下，很过分了？”
彭更恭敬地回答：“当然不过分。我是说，士人不做事，白白被人供养，是不应该的。”
孟子说：“你如果没有和别人交换产品，分工合作，把自己多余的补给别人的不足，那种田的农夫就有剩余的米谷，织布的女子就有剩余的布匹。你如果和别人交换，即使木匠或车工，也能把自己的劳作成果换做生活必需品。
“假如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亲友长上，遵守古代圣王的道理，等待机会传授后来的学者，他却得不到一切生活所需。这样的话，就是只看重木匠或车工，而忽视了修仁行义的人。”
彭更还是不能完全领会，他继续问：“木匠和车工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吃饭。君子的修仁行义，难道也是为了找饭吃？”
孟子纠正说：“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目的呢？只要他对你有功，能够给他生活的供应就供应他便是了。我来问你，你给别人饭吃，是因为他的目的呢，还是因为他的功劳呢？”
彭更说：“是基于对方的目的。”
孟子说：“假如有个人毁坏了你房上的瓦片，割破了你车篷的顶盖，而他的目的是要凭这个找饭吃，你会给他饭吃吗？”
彭更说：“不给。”
孟子说：“这就很明显了，你不会因为别人的目的给他饭吃，而是看他的功劳才给他饭吃啊。”
公元前318年，齐宣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孟子经过范邑（今山东花县）去往齐国都城的途中，远远看到了齐王的儿子，不禁慨叹道：“地位和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度，享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态，地位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力真大啊！他不就是人家的儿子吗？王子住的房子、乘坐的马车、穿的衣服，跟别人差不多，但他的神气、体态却与众不同，这是地位和环境把他改变成这样的啊。从前鲁君去宋国，怒喝着让人打开城门，守门人说：‘这不是我们的国君，为什么声音这么像我们的国君呢？’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彼此所处的地位相似的缘故啊。”
孟子是想勉励人，要居仁由义。
齐宣王听说孟子再次来到临淄，赶快派人去接待。第二天齐宣王便亲自接见孟子，并与威王一样，任孟子为客卿。齐宣王和威王一样首先说到他先祖的事情。他说：“能给我讲讲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的事业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讲过齐桓、晋文那种褊狭的霸业，所以没留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过。如果君王一定要让我说话，那我们就谈谈以仁政治天下的道理吧。”
齐宣王说：“要怎么样的德行，才能实行王道政治而称王天下呢？”
孟子回答：“施行保护人民的仁政而统一天下。”
宣王说：“像寡人这样的，能够保护人民吗？”
孟子说：“可以。”
宣王追问：“您怎么知道我能够保民呢？”
孟子说：“我曾听君王的臣子胡龁说：‘一天，君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君王看见后就问，把牛牵到哪儿去？那人说，牵去杀了取血，用来涂抹新铸的钟。君王让他放了那头牛，因为不忍看到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就像把本没有罪的人拉去接受死刑一样。牵牛的请示要不要废止取血涂钟的仪式。君王说，不能废止，用羊代替。’有没有这回事？”
宣王说：“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孟子说：“既然有这样的仁心，如果扩展开来，就能够施行王道政治了。有一些没知识的百姓，还以为是君王小气，吝啬一头牛呢！我早知道君王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牛去死。”
宣王说：“是啊，的确有这种没知识的百姓。齐国虽然国力不强，但我还不至于吝啬一头牛。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它那种恐惧颤抖的样子，所以才叫他们用羊去替换啊。”
孟子说：“对老百姓认为君王吝啬这件事，君王倒也不必责怪，他们看到的只是您用一头小羊换了一头大牛，怎么能了解君王的用心呢？君王如果是真的不忍心看无罪的而被送往死地，那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宣王笑着说：“不知道他们到底存的什么心。我不是吝惜价值高的牛才换上价值低的羊的。表面上看，也难怪他们会这么认为，我倒也不怪他们。”
孟子说：“这是没多大关系，但是这正是仁术啊。君王只看到了恐惧发抖的牛的样子，却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君子对禽兽，只要看到它们活得好好的，就不忍心看它们去死；听到它们被宰杀前的哀鸣，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了。所以君子总是想法远离厨房。”
宣王听孟子这么一说，心里很高兴，他说：“《诗经》上说：‘别人有什么心事，我能猜度得出来。’这就像老师所说的了。这件事是我做的，但回想起来，我也想不出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了，现在被老师这么一说，正合我的意思，我很受感动。不过，这种心意就能合于王道，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告诉君王说，他能够举起3000斤的东西，却拿不动一根羽毛；他能看清楚秋天鸟类换毛后的细毛末端，却看不见装满一车的柴薪。君王能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当然不相信。”
于是孟子便进一步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君王的恩惠能施给禽兽，却没有把功德施在百姓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像刚才的比喻，拿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他不肯用力去拿；看不见一车柴薪，是因为他不肯用眼去看；百姓们没有受到保护，是君王们不肯施用恩惠。所以，君王不实行王道政治，只是不肯做，而不是力量不够、不能。”
宣王好像有点故意装傻，他反问：“不肯做和不能做这两种情况，该如何区别呢？”
孟子说：“假如让一个人拿着泰山跃过北海，他说，我力量不够，办不到，这的确是做不到。如果让人替长辈折一根小树枝，他说，力量不够，办不到，这是他不肯做，并非真的不能做。所以做君王的不实行王道政治，不是手拿泰山跃北海；君王不实行王道政治，属于攀折小树枝的那一类。
“实行王道政治并不难，可以先从推恩上做起。敬重父母、长辈，再拓展开去，敬重别人的父母、长辈；先爱护自己的子弟，拓展开去，同样爱别人的子弟。这样的话，天下事都可以由您支配，如同把轻巧的东西握在自己的掌心一样。
“《诗经》上说：‘文王能修身作为嫡妻的模范，再推及兄弟宗族，进而扩大推广教化给所有的家族和邦国，使天下全得平治。’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个仁心，推广到别人身上而已。如果能推广恩惠、保护百姓，就能保有天下；如果不推广恩惠、保护百姓，连妻子儿女也保不全。
“古代能大大胜过别人的帝王，没有其他缘故，只是把他依据仁心所做的善事推广罢了。现在君王的恩惠能够给予禽兽，但是却不能把功德施到百姓身上，这又是什么缘故呀？就如同一样东西，必须用秤去称，才能知道它的轻重；用尺量，才能知道它的长短，任何物品都是一样，人心更是如此。请君王仔细斟酌，度量一下自己的本心吧！也许君王正想动用军队，使将士臣民冒战争危险，和列国诸侯结下怨仇，然后才觉得心里痛快吧！”
宣王赶快否认：“不，我怎么会因此感到痛快呢？我只不过是希望能实现我最大的心愿。”
孟子好奇，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君王的最大心愿是什么，能否说出来听听？”
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猜度着说：“是想吃更加肥美甘甜的食物，穿更加舒适的轻暖衣服，看更绚丽的色彩，听更美妙的音乐？还是想要更多的人侍奉？依我看，这些事，君王的许多臣属都能按照旨意，充分供应，君王难道真的为了这些事吗？”
宣王否认说：“不，不，不是这些。”
孟子毫不客气地直接点破，说：“君王最大的心愿，可想而知，是想要开强拓土，让秦、楚都来朝贡，不但统一中国，还要让四方的蛮夷归顺。但是以君王现在的作为，想要实现这样的心愿，如同爬到树上找鱼一样，不可能实现。”
宣王说：“有这么厉害吗？”
孟子说：“事实上，比这个更严重！上树找鱼，找不到鱼，也没什么灾祸。但君王现在的作为，假使为了实现愿望耗尽心力去做，到头来只会带来灾祸。”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宣王很感兴趣地追问。
孟子说：“假如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君王认为哪一方能获胜？”
“当然是楚国啦。”宣王毫不迟疑地说。
孟子说：“照这么说，小国不能抵大国，兵少的抵不过兵员众多的，势弱的敌不过势强的。现在四海之内，方圆九千里的有九份，齐国四方兼并的结果，只占了九份中的一份。想以这一份力量去征服另外的八份，这和邹、楚作战有什么分别呢？
“君王应该想想根本大计了。如果君王现在决心改革政治，施行仁德，那样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来做官；农民都想到齐国来种地；商人都想到齐国来经商；来往旅客，也愿意来齐国看看；天下对自己国君怨恨的人，都愿意来向君王诉苦。四方人民这样自动来归附，谁能阻止得了他们呢？”
宣王说：“现在我头脑很昏乱，很难对您的理想进一层体会，恐怕也做不到这一步，希望老师能辅佐我，明白地教导我。我虽不够聪敏，也请让我照着老师的话去试着实行看看。”
孟子说：“没有固定不动的恒产，却有固定不移的常心，只有读书明理的人，才能做到。至于普通人民，因为没有固定不动的恒产，也就没有固定不移的常心。如果没有固定不移的常心，那就会**越轨，而一切邪道妄为的犯法勾当，也就没什么做不出来的了。等他们犯了罪，再用刑罚去处罚他们，就等于预设法网去网罗人民。仁德的国君在位时，怎么会实行这种网民政策呢？
“所以，贤明的国君会规定人民的产业，原则上一定要够人民侍奉父母，养活妻小，丰年能吃得饱，荒年也不会饿死。然后再施行教化，督促他们向善，这样人民就更容易服从了。但是国君规定的人民的产业却正好相反，他们上不够侍奉父母，下养活不了妻儿。即便是丰收年，也一年到头受苦；如果遇到灾荒年，更免不了饥饿而死了。这样的话，他们连自救都不能，哪有闲空去讲究礼仪？所以，君王如果想要实行王道政治，何不反省一下，从根本上着手？”
之后孟子便把他的方法大致说了一下，例如让农户种田、养蚕、饲养家畜，那样人们就可以吃饱穿暖，懂礼仪，孝顺、尊敬长辈，这样就一定能够称王天下。
孟子认为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家族生活安定了，整个社会才能安定。所以，如果想要实施王道政治，就要先安定人民的生活。这种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统治之前的理想，是前所未有的进步思想，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等人民的经济生活趋于安定后，再进一步施行教化。所谓“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就是说衣食丰足后才能讲求礼仪，否则都是空谈。
教育的重心是孝，家族和乐是前提，然后再把这种现象普及到社会，使之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如此一来，王道政治就不难实现了。
孟子把他的以“保民”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先后向惠王和齐宣王详细阐述，目的是恢复到圣人之治的境界。但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各国竞相培植势力，企图扩张领土，统一全国，一些政治思想家们全都站在国家或君主的立场，追求最大利益。一心想要开拓领土的君王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时常发动战争，战争一起，人民就苦不堪言。人民要服劳役，死伤无数，如果遇上荒年，更是尸体遍山野。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奇。
孟子眼看着战乱世局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心里着实不忍，所以他各处游说，希望这些为政者能响应他的呼吁。但是那些野心勃勃、一心称霸的国君根本听不进这些。
孟子一向不屑以乞求的姿态在诸侯跟前任职，他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仁义之道，他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齐宣王继承了上代遗留下来的礼贤下士的作风，孟子认为他还是一位有道之君。齐宣王任孟子为三卿之一，他欣然接受了，而且在齐国待了六七年。
孟子主张：“一个国家中，人民最重要，社稷次之，国君最轻。能够得到万民拥戴的就能做天子；被天子赏识的，能够做诸侯；诸侯欣赏的，才能做大夫。如果诸侯无道，所作所为危害到了社稷，那就要改立君王。”
在当时，孟子这种民贵君轻的论调简直就是一颗震撼人心的炸弹。
一次，齐宣王和孟子正在讨论卿相职责的问题，孟子说：“不知君王问的是哪一种卿相？”
齐宣王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卿相也有不同吗？”
孟子答：“当然，有同姓亲族的卿相和有异姓的卿相。”
宣王说：“请问同姓亲族的卿相应该如何？”
孟子郑重地回答：“如果国君有重大过错，就要劝谏，一再劝谏还不接纳的话，就应该更换国君，改立宗族里的贤人。”
宣王一听，脸色突然变了。
孟子又连忙解释说：“君王不要见怪。君王既然问我，我不敢不以正理禀告。”
这时，宣王的神色才稍稍安定下来，然后又请孟子谈谈异姓的卿相。
孟子说：“国君如果有过错，卿相要劝谏，要一再劝谏，仍不采纳的话，也只好离去。”
在权威至上的统治者面前，孟子居然敢说更换国君，另选贤能，可见他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民主思想。虽然不能用现在的民主尺度来评估孟子的民主思想，但是孟子阐扬的“王道论”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把这一观念灌输给民众，而是讲给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听的。他希望实现新的政治理想，使混乱的世局恢复秩序，人民过上和平安乐的生活。这种人道主义民主倾向，值得后人尊敬和歌颂。
孟子的思想经常体现在孟子和弟子们的日常谈话中。
一次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请问老师，听说帝尧把天下给予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天子是不能把天下给予人的。”
“那舜拥有天下，是谁给的呢？”万章不解，继续问道。
孟子告诉他说：“是天给予的。”
万章又问：“天给予的时候，郑重说明是给他的吗？”
孟子说：“天不会说话，不过，根据舜的德行和事业，天就把天下给他了。”
万章说：“这话怎么说？”
孟子说：“天子能向上天推举贤人，但是不能让上天把天下给他，和诸侯能给天子推荐人才，但是不能使天子让他做诸侯是一样的道理。从前帝尧把舜推荐人才给上天，上天接受了；舜的贤才表露在人民面前，所以人民也都愿意接受他。所以说，天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就舜的德仁和事业暗示着把天下给了就是了。”
万章又问道：“请问老师，推荐给上天，上天就接受了，贤才表露在人民面前，人民也接受了。这怎么说呢？”
孟子说：“派舜主持祭祀，而神明们都来歆享，就说明上天接受了他；让舜去治理天下大事，天下从此太平，百姓安心服从，这表示人民也都接受了他。就是因为天给予他，人民也给予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人。
“舜辅佐尧28年，但是帝尧崩逝。三年丧礼完毕后，舜就自己隐居到南河的南边去了。但是天下的诸侯没有去尧的儿子那里，而是去了舜这里。打官司的、告状的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到舜这儿来。人们没有歌颂尧的儿子的功德，而是歌颂舜。这时，舜回到了中国帝都，登上了天子的位置。如果舜在帝尧死后便住在尧的宫殿里，逼走尧的儿子，那就是篡夺，而不是上天给的了。
“《书经·泰誓篇》说：‘天的视察是依人民而定，天的听闻是依人民而定。’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天赋予的天子地位，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2000年前，有这种尊重民意的进步思想，着实令人敬佩。
孟子曾告诉齐宣王：“假如国君把臣属看成是自己的手足去尽心爱护，臣属也会把国君看成是自己心脏，竭力保卫。假如国君对待臣属如同犬马般不尊重，那臣属对国君也会像陌生的路人一样漠不关心。假如国君把臣属看做泥土一样任意践踏，那臣属也会把国君视同仇敌。”
宣王被孟子这么一说，不由得冷汗直流，深感警惕不已。片刻后，宣王继续说道：“依照礼仪，对去世的国君，旧臣要穿三个月丧服。什么样的国君，旧臣才真愿意为他服丧呢？”
孟子说：“能够接纳臣子的劝谏，如果有建议可以实行，君主就把恩泽加在人民身上。如果臣子因故要离开本国，国君要派人护送出境，并在他要前往的地方宣扬他的贤能。臣子去了三年，还没回来，才能收回他的住宅和田禄。国君以周到的礼节对待臣属，旧臣就愿意为他服丧了。
“而现在的臣属们，劝谏不被采纳，建议不见听从，恩泽也加不到人民身上，一旦他们有事要离开本国时，国君便想法阻挡抓捕他们，抓不到就在他即将去的地方毁坏他的名声，破坏他的名誉，让他无路可走。一旦离去，便立刻收回他的田禄和住宅，简直把他们当仇敌看待，有谁会给仇敌服丧？
“君臣关系是对等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当然即使是暴君，在其左右也会有一些谄佞、奉承的臣属，但他们不是心悦诚服的拥戴，而是有所求或有所惧，才会如此。”
一天，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武王出兵在牧野讨伐殷纣，这些事是真的吗？”
孟子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桀、纣是天子，汤、武是诸侯。一个君，一个臣，难道可以以臣弑君了吗？”
孟子正色说：“失去仁道的人，叫贼；失去义理的人，叫残。贼仁残义的人，一定会众叛亲离，所以称他们为独夫，但是没听说武王杀死君上啊。”
孟子的堂堂正义之词，让齐宣王不由得凛然而惧。孟子还进一步劝谏齐宣王对选择人才和使用刑罚要十分慎重，才能立国久远。
孟子说：“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他们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要拥有累世勋旧的臣子啊。现在的君王，不但没有这样的臣子，甚至连亲信的臣子都没有，因为昨天选用的人，今天已经逃走，还糊里胡涂地不知道。”
宣王说：“我想知道，怎样才能预知一个人没有才干而舍弃不用呢？”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人，到实在不得已的时候，一定会让位卑的超越位尊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亲近的，这种事一定得慎重处理。左右近臣都说某人贤能，不要马上相信；满朝大夫说某人贤能，也不能相信；如果全国的人都称赞某人贤能，就要亲自审察一番，确认他贤能后才可录用。
“如果左右的人都说某人不可用，也不能马上听从；满朝大夫都说某人不可用，也还不能听从；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可用，再亲自审察，发现某人确实不可用，才可免去他的职务。
“用刑同样要慎重。左右的人都说某人该杀，不能马上听从；满朝大夫都说某人该杀，也不能听从；要等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该杀时，再亲自去审察，判明某人确实该杀，才能杀他。这是全国人都要杀他啊。能够如此，才可以做人民的父母。”
孟子既然已经在齐国出仕为官，就会竭尽忠诚辅佐宣王。一有机会，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及时规谏。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他问孟子：“贤明的君主，也能享受这种台池鸟兽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可以，与民同乐的贤君确实有。如果不与百姓同享，百姓们就会非议他们的国君。因为不能同乐就非议君上，是不对；但是身为君上，不能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以百姓乐为乐的国君，百姓自然也会把君上的欢乐当成欢乐。以百姓忧愁为忧愁的国君，百姓当然也会把君上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了。作为一个国君，为天下百姓的欢乐而欢乐,为百姓的忧愁而忧愁，那他一定会称王天下的。
“从前，齐景公问晏子：‘我想去游览转附和朝儛两座名山，再沿海向南，一直到东南边境的琅玡。我要怎么做，才能比得上古代帝王的壮游呢？’晏子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天子12年周临诸侯一次，叫巡狩。巡狩就是巡查诸侯所守的地方。诸侯每6年朝见天子一次，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自己所受的职事。这样的一来一往，都是正经大事。就说天子巡狩，春天是想要看看百姓的耕种情况，看看他们缺什么农具；秋天是要看看百姓的收获，给那些粮食不够的人帮助。所以，夏朝有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出来巡游，我们就得不到恩惠；君王不出来游览，我们就得不到救济。所以君王每一次怎么能受到恩惠呢？我们的君王每次出行，每次游览，都可以给诸侯们做模范了。现在的诸侯可不一样，大国的国君，军队一开拔，就要人民供应粮食，不管人民是否饥饿，能不能得到休息。官员们都怒目相向，相互诽谤，人民自然也跟着做起坏事来了。诸侯们都违背圣王的教命，残害百姓，挥霍无度，到处游玩，不但做不了附庸小国和县邑长官的模范，反而让他们感到忧虑。古代的圣王对游玩、打猎、饮酒作乐是不会这么执著的。是学习古代的圣王还是学习现在的诸侯，全凭君王自己选择。’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心里很高兴，于是发出告示，告知人民他准备实施补助人民的措施，然后亲自出城住在郊外，表示对人民困苦的体恤。从那时景公便开始大行仁政，打开粮仓，把粮食分配给贫民。景公还召见了乐官，叫他作君臣和乐的歌曲，这就是留传到今的《征招》《角招》两章。歌词里有一句‘阻止国君的私欲，有什么罪过？’因为阻止国君不让国君做错事，正是敬爱国君的表现。”
齐宣王只问了一句贤明君主是否有台池鸟兽之乐，却引来了孟子的大篇道理，而且还把自己的先人拿出来作陪衬，分明是在讽刺自己，他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但又不好发作。于是齐宣王以“园圃”为话题，问孟子：“周文王养鸟兽的园子，方圆70里，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古书上是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这么大一片鸟兽园，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孟子说：“百姓们还认为小呢！”
宣王讶异地说：“哦？寡人的园圃方圆才40里，百姓们还是觉得太大，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当然不肯放过机会，他告诉宣王：“文王的鸟兽园虽方圆70里，但割草砍柴的人都能进去，猎野鸡打野兔的人也能进去。因为文王和百姓在共同享用，所以百姓觉得它小，这不是很正常吗？我来齐国的时候，先在边境打听了齐国的最大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在城外郊边有个方圆40里的园圃，如有人杀了园内的麋鹿，同杀人者同罪。这方圆40里的地方，就像是在齐国境内给百姓挖了一个大陷阱一样，难怪人民会嫌它大呢！”
这么一说，宣王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孟子便乘机告退了。
有一天，齐国一位叫庄暴的大夫告诉孟子说，齐宣王曾和他谈起过音乐的问题，他一时无以作答，所以来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宣王如果真的喜欢音乐，那齐国就可以平治了。
过了几天，孟子去见齐宣王，特地把这件事提出来。宣王觉得有点惭愧，羞赧地分辩说：“我哪里能欣赏古代帝王的高尚音乐，只不过是喜欢一些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君王如果很喜欢音乐，那齐国差不多就可以平治了。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宣王马上高兴地问：“可以说来让我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和与别人共同欣赏音乐，哪个更让人快乐呢？”
宣王说：“当然是和大众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说：“那我们就来谈谈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如果君王现在在这里奏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的声音就感到头痛，皱着眉互相告诉：‘我们的君王这么爱好音乐，怎么让我们却落到了如此穷困的境地呢？弄得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四方。’
“反过来，如果现在君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吹管吹箫的乐音，都很高兴，个个面带喜色地互相告诉：‘我们的君王身体一定很健康，没有疾病，要不然怎么会奏乐呢？’这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君王能与百姓共同享乐啊。只要君王能与百姓共同享乐，就能称王于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