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的命运
1893年8月4日,高更踏上马赛的码头时,身上只剩下四枚铜板。他被困在马赛,哪里也去不成。他分别写信向朋友及家人求助。几经周折,他才从朋友那里筹到250法郎,从马赛平安抵达巴黎。
到达巴黎时,正逢酷暑,家家户户都离城避暑,史克夫家也不例外。这次没有老朋友收留高更了,他只好用自己的画做抵押,到卡伦太太的咖啡馆换得食物和床位。
写给梅特的信都石沉大海,高更气愤地说:“为什么你和孩子们不来看看我?我又不会杀掉你们。”
高更有一种永不认输的精神,任何困境都无法将他击倒。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开始考虑起开画展的事情来,可是几家画廊的老板都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碰了钉子的高更并不气馁,他好不容易接洽到一家愿意为他举办展览的画廊。不过他这方面准备好了,梅特却还是音讯全无。如今画展成功与否,关键就在梅特,因为高更曾将不少在塔西提岛的作品寄往哥本哈根,假如梅特不合作,画展就不可能成功。
高更作品——《早安!高更先生》(油画)
当高更投奔无门、愁眉不展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一笔遗产。原来他的叔叔去世了,死后留下一笔遗产(大概10000法郎)。高更返乡处理丧事之后,先分到近2000法郎的现款。拿到现款的高更顿时像百万富翁似的挥霍起来。他租了一间讲究的公寓,并将梅特还给他的一小部分作品装上最上等的镜框,过起了舒适、惬意的生活。
手头一宽裕,高更又想起远方的妻儿,他要求梅特让埃米尔到法国来念书,并邀请梅特自己带保罗到巴黎一游,因为他很想念她。可是这个提议不但没有使梅特回心转意,反而令她勃然大怒:“我不需要你的虚情假意,只要把你的钱分我一半就够了。”
原来高更只是口头上的邀约,并没有金钱上的支持。梅特要去巴黎看他的话,还得自己掏腰包。
“他居然还要我自费到巴黎去玩,他真是昏过头了!我怎么能随便丢下五个孩子一个人外出去玩?他如果想我们,应该知道到这里来看我们,而不是要我像个疯子似的四处去追他!”这是梅特怒火中烧时写给史克夫信中的一段,她觉得自始至终都是高更一个人的错。
这次的回绝是他们两人婚姻的致命伤。中年的高更已认清梅特——她不要一个丈夫,她只要钱。他被伤得很深。两个月后,当梅特责怪高更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探望他们时,他回得很决绝:“谢谢你的盛情,我这个冬天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约会,许多人来看我的画。我还忙着写一本旅行的书,我无法抽身去看你们了。”
高更在巴黎并不寂寞。他手头有钱,自然就不缺女人的陪伴。画展的筹备也很顺利,德加也喜欢高更在塔西提岛的作品,愿意到画廊为他捧场。当时德加在画坛已颇有声誉,所以他的赞赏对高更颇有帮助。没多久,莫里斯也来了。高更此时手头宽裕,心情愉悦,所以不计前嫌,两人又重归于好。莫里斯答应高更为他在画册上写一篇序言。
这次高更展示的作品共有38幅,每一幅都相当出色。作品里充满了创意,远远超出了当代作品的领域,以至于印象派的大师,如莫奈、雷诺阿、基约曼都不能接受这些作品,认为题材太新颖、颜色太鲜明、技巧太爽直,总之,一切都与传统的印象派相去甚远。
假如连印象派的画家都不能接受高更的作品,还有谁能接受呢?画廊中挤满了目瞪口呆的观众,看那强烈、鲜明的颜色,黄的、蓝的、红的、绿的,毫不考虑地放在一起,还有那怪异的题材、异域的景色、陌生的人种,人人心中都在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吗?还有画面上以塔西提岛语写的题款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这次画展没有卖出去一幅画,可以说是惨败。但是画展结束后,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些**的画像,以及热带的景致。
毕沙罗酸溜溜地说道:“好一个标新立异、吸引买客的手法!”塞尚更是苛刻:“这小子换汤不换药,将我的感受漂洋过海带到了塔西提岛!”这些评论都言过其实了。高更早已从塞尚的模子里走出来,他是在追随他自己的感受作画。
针对大家的质疑,高更辩解说:“这些人什么也不懂,他们觉得我的画太简洁、太精神化了。其实我的画只是以塔西提为背景,在那里,所有的活动都在太阳下进行……因此,我画布上会出现那种光鲜的色彩,那种静谧的光线。” 但是无论高更怎么申辩,舆论的声音总是会淹没他的辩解,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吧,我也认了!”
被称作“画坛怪杰”“疯子画家”的高更并非虚有其名。走在巴黎街头时,他的衣着奇异怪诞,上身穿的是俄式的蓝衬衫,上面绣着黄色和绿色的图案,套一件蓝色镶珍珠纽扣的夹克,脚蹬一双五颜六色的木屐。戴着白手套的双手间把玩着一根拐杖。天气明媚的时候,他的身边会有一个穿着丝绸衫裙的女人。女人肩上停着一只长尾鹦鹉,手上握着的彩色链子上拖了一只顽皮的猴子。有时候,那只猴子并不跟在画家身后,而是坐在画家的肩上,不时挠挠画家的宽阔肩膀。
女人名叫安娜,高更在街头发现了她,惊为天人,他把她请到画室中,要她做他的模特。安娜自称体内流着爪哇人的血液,举手投足之间风情万种,与众不同。高更非常欣赏她的东方韵味,不久即替她画了一幅画。
公寓中除了风情万种的模特、猴子和鹦鹉外,还有川流不息的访客。起初是每礼拜三的聚会,参加聚会的有文学家、音乐家、还有高更在阿旺桥的追随者,如伯纳、狄·蒙菲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没钱的时候找高更,没饭吃的时候也找高更,高更对他们有求必应。
在巴黎住得不耐烦了,高更又有些想念布列塔尼,于是他又带着安娜,拖着猴子和鹦鹉,浩浩****地到了普尔迪。他们在一个波兰画家那儿住了几天,因安娜耐不住小镇的寂寞,所以高更画了一幅《早安!高更先生》赠给波兰画家,接着他们又前往阿旺桥。
到了小镇,他们发现格洛阿内克太太已经不开旅馆了,但是当格洛阿内克太太看到高更时,仍然喜出望外,一句话也没说,就将这一群怪人请到家中做客。当时跟着高更去的塞根、查明勒、奥康纳及莫里斯等人都成了格洛阿内克太太家的座上客。
但是安娜令大家最终扫兴而归。安娜阔绰的生活方式、骄傲的脾气令阿旺桥的居民非常看不惯。再加上她的奇装异服,走在街上非常引人注目。有一天,高更带着安娜和两个学生在街上散步。当地的孩子看到安娜怪异的打扮,在身后追着她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一个跑到她前面来嘲弄她。塞根急了,一巴掌打在孩子的脸上。孩子哭着回家告诉当渔夫的父亲。爸爸当然袒护儿子,一路叫骂着走过来。高更仗着自己高大健壮,便跟那个渔夫动起了拳头。说时迟那时快,那渔人一声喊,几乎所有的渔夫都由船舱中冲了出来,围在高更周围。塞根见状,早就吓得逃之夭夭,朋友们护着安娜,只有高更一人应敌。高更起先还打得过这批壮汉,后来一阵虚软,不小心在花岗石上摔了一跤,把骨头摔裂了,连爬都爬不起来。那个渔夫便趁机把他揍得不省人事。
医生没有及时把骨头接好,可怜的高更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整天在**辗转呻吟。可是安娜却毫不领情,眼见高更失去往日的威猛,她也懒得理他了,一味地吵着要回巴黎。
病房外面的世界也不乐观。拉瓦尔终于死于肺痨。狄尔泰在荷兰染病,如今也是奄奄一息。连那只猴子似乎也通人性,不知得了什么毛病,也突然死了。
1894年9月,高更勉强可以拄着拐杖到户外走几步。养伤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渔夫们都是穷人,高更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赔偿。既然待在这里也无法作画,还是回巴黎吧。他让安娜先回巴黎寓所安排一下,他也会在不久之后回巴黎过冬。安娜带着鹦鹉回到巴黎寓所后,把能卖钱的东西全部卷走了,然后踪影全无。消息传来,高更气得捶胸顿足,却无济于事。
这一连串的打击令高更对巴黎十分失望,他想起了塔西提人的淳朴民风。可是回塔西提岛也需要钱。在各方好友的支持下,他终于在1895年2月18日再度开了一次画展。虽然他花费心血设计画册、准备序文、布置会场,但成绩并不理想。只有德加出高价买了两幅画,其他都减价卖出。除去开支之后,最后只赚了500法郎,只够回塔西提岛的路费。
临行前,高更将剩下的作品交给画廊的代理人,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买主。画室中的东西,他都分送给他的学生。这一次他走得非常决绝,他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踏上文明的土地。
一切办妥之后,高更才计划如何写信给梅特。他也看清了梅特的为人,自知一家人永远都不可能再团聚了,更何况梅特曾在上封信中冷漠地提到:“只要6000法郎的遗产,其余的都别再提了。”这种信对高更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他思考许久,终于写了一封可爱的信。他先报告画展的成绩——
我现在有464法郎和80生丁在口袋里。
然后他开始诉苦、抱怨——
1.上次信上你写道:“你必须自谋生计。”
2.孩子们无只言片语写给我。
3.我腿断的时候、躺在病**的时候,家人没有一句安慰。
4.漫漫冬日,我独自一人在小屋内跟气管炎争斗,看来我只能生活在艳阳普照的热带地方。
在种种困境包围之下,我还要作画,我还要小心翼翼来应对一切灾难。我如今47岁了,禁不起一跌再跌的了。再失足是不会有人拉我起来的,你赠我的“自谋生计”四个字真是良言,我要好好地把握它们。
他在信的末尾写着:“我是你的丈夫。”事实上,他与梅特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他不肯承认而已。虽然在他的内心里,他早已知道梅特与他不可能再相聚了。
1895年2月底,在高更离开法国上船的前夕,他对狄·蒙菲说:“我染上了不治之症——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