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在注视》
在一次短暂的探险中,高更找到了他的塔西提新娘,美丽的蒂呼拉。蒂呼拉举止优雅,长发垂肩。她追随在高更左右,为他做饭、洗衣,陪他散步,伴他笑,伴他沉思,像影子一般跟着他,高更终于可以安心作画了。
蒂呼拉是高更的灵感源泉,高更一幅又一幅地为她画像,如《塔西提妇人》《白日梦》等。蒂呼拉也是高更与土著毛利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她是真正使高更入境随俗,真正体验土著人精神的领路人。高更说道:“文明正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我开始想得很单纯,不再憎恨我的邻居,而试着去爱他们。我自由地生活,并完全体会到了人类与动物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逃离人世间的虚假,与天地、自然认同,我衷心地期盼明天像今天一样安详、一样美好。我的心已经得到了平静。”
1892年,高更到塔西提的第二年,他寄了八幅画给梅特,并告诉她:“在这11个月内,我画了44幅画,运气好的话,赚上1.5万法郎应该没有问题。再说,我十分满意我目前的作品,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捕捉到毛利人的神韵。我保证我所做的事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法国必定是未曾听闻过的事。”
在上次画展之后,梅特已经开始对高更刮目相看。她对高更一口气卖掉30幅画,以及各报的吹捧感到十分吃惊。在哥本哈根,梅特还保有高更早期的作品《**习作》,再加上新寄来的塔西提岛作品,也许可以在丹麦开一次画展,让她赚一把。
高更立即得意起来,信上说:“我一直坚信我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所以这些年来忍受着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的折磨,去追求我的梦想。其实有什么好发愁的呢?生活上的痛苦并不能打倒我,只有阻碍我艺术生命的事情才是真正令我忧愁的原因。”
他又反驳梅特说:“你总说我不应该离开巴黎,到荒僻的乡野来。不,我是对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我才发现,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我的艺术就装在我的脑子里,不在其他的地方。我比一般人坚强,我也能认清自我,所以我从来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贝多芬最后又聋又瞎,却仍能谱出绝代的乐曲,这说明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世界中工作。反观毕沙罗,他总想走在时代的前端,当一个超越一切的艺术家,结果他的作品却没有个性,又不协调。我却不一样,我有自己的目标,而且我一直在沿着这一宗旨坚定地追寻。你或许要辩说,我的作品每年的题材都不一样。但是我追求的东西却都是依循一贯的道路,我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艺术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追随者反而很少有人能够永远追随于我。”
对于史克夫的抱怨,高更也不高兴地说:“史克夫也怪我自私。但是,如果我不是这么坚毅,这么多年来我怎么能熬得过来?要是换做别人,只怕是一年也撑不了。也许,当初人们认为我的作品和为人是相互对立的,但如今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是相辅相成的。我承认我是对的,我永不认输,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开始。我相信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
在梅特面前,高更虽然爱逞强,但是他的爱一直没变:“我想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可以快乐地在一起。”他所有的希望都在他的画上,希望因此功成名就,早日与妻儿重建家园。他虽然暗示过梅特他可能会重组家庭,却从来没有提过蒂呼拉的事。
蒂呼拉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这个妻子每天细心地照料丈夫的起居生活,伴他作画,寸步不离左右。除了家居生活外,她也像岛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受到欧洲传教士的影响,每个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唱圣诗,但她心中相信和膜拜的仍然是当地传统的月神和土地神。此外,她也跟当地人一样,相信人死后就变成鬼魂。塔西提岛的毛利人相信鬼魂会每天晚上出外遨游,晚上的行人如果不幸被鬼魂附身,一定会遇到病痛、灾祸。蒂呼拉对这种传说深信不疑,时常劝高更不要夜间独行,以免厉鬼缠身。高更并没有放在心上。
1892年的作品《精灵在注视》是高更的不朽之作,高更讲述了关于这幅画的由来:“有一天,我到帕皮提办事,途中耽搁了一下,回家时已是深夜。当时月色和星光黯淡,家中又忘记准备油灯,四周漆黑一片,我大叫不妙,蒂呼拉一定吓坏了。我打开门,看到蒂呼拉一动不动地躺在**。借着手中火柴的微光,我瞥见她转过头来,用那双恐惧的大眼睛直瞪着我,好像认不出我似的……蒂呼拉的恐惧感染了我,她眼中的一种光芒照亮了整个屋子。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美的样子,她的美从来没有这样动人过。”
那一刻高更捕捉到了属于这岛上的三种感觉,它们是神秘、美,以及一种对大自然莫名的恐惧。他走到床前,一面安慰受惊的蒂呼拉,一面思索如何将以上三种感受合而为一,表现到画布上。
在这幅不朽的作品中,被单的黄色把紫色的背景及橙黄色的人体连接起来,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充满着光彩的和谐,使人感到仿佛是毛利人的游魂在闪烁。
自从来到塔西提,高更已经完成了无数炉火纯青的杰作。他认为居住在这里之后,真正的自我才正常地在他心中发展,再也没有无聊的烦恼了。那个被文明社会压抑的“野人”,如今正舒展地迎向生命。
高更在塔西提过着双重的生活。平时,他和原始人一样,捕鱼、参加土人的聚会、在阳光下赤脚作画、在村中迎风高歌、在夜里细数落叶。蒂呼拉则依偎在他身边,告诉他岛上古老的传说……
可是,那个根植于心中的“法国高更”却是抹不掉的。他依然向往文明世界的精神沟通,但是妻子与朋友都与他疏远了。梅特只写过三封口气冷漠的信,老友史克夫没有只言片语。
日复一日,高更望着邮船靠岸,望着邮船离开,却没有一封他的信。他已经被人遗忘了!对于一向自负的高更而言,还有什么比被人遗忘更使他难过的呢?他虽然是为了追求宁静而来,如今宁静已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沉静变成了被遗弃的暗示。纵然他嘴里说,“我不再自负,我要学习这些乐天的毛利人,不再为明天忧虑”,可是他仍旧是欧洲文明制度下的成品,他如何能忘却明天?如何能平静地承受被人遗忘的苦痛?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到1893年5月,高更身上仅剩45法郎。莫里斯本来答应高更要汇钱到塔西提,但是他没有信守诺言。高更写信向梅特诉苦,并要她转告莫里斯,但是梅特却非常赞赏莫里斯,这令高更十分妒忌。梅特到巴黎搜集了高更的所有作品,回到哥本哈根开了一次成功的画展。梅特至少得到了三万法郎,但一点不肯分给高更,只一人独揽,作为她养老的基金。
那个让人心焦的邮船来了又去,还没有一分钱寄来,没有一封有钱的信。帕皮提当局来了回复,同意高更被遣返的请求,他将于1894年1月被遣返。可是此时蒂呼拉已有身孕,高更也早就构思好许多作品,因此他不想走。8月份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寄来300法郎救急。同时,遣返的时间也拖到了1894年4月。那就意味着他要靠这300法郎支持九个月。
离返回法国还有两个月的时候,高更又一贫如洗了。梅特来信分文不给。高更除了作画,还是作画。渐渐地,他的眼睛也出了毛病,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但高更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视线模糊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他说:“有希望就有生命。我只有不断延长我的幻觉及在梦中创造希望,才能活着完成我此生的使命。当我每顿以白水、干面包充饥时,我强迫自己把它们当作美味的牛排。”
高更虽热爱毛利人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但是他毕竟是法国人,他怀念法国的美食、美酒及上等的烟丝,而这些东西在塔西提都售价高昂,所以两年之内,高更的钱就用完了。虽然梅特见死不救,可是他一点也不怪她,他知道她虽然卖了几幅画,赚了些钱,可是她抚养那么多孩子也要花钱,他不忍心怪她。梅特虽不舍得寄钱,却寄了很多孩子们的照片给他。照片中的克罗维斯、埃米尔都已经是魁梧的大男人了。
正当高更困坐愁城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欧立叶病故了。接管提奥画廊的画商来信说,两年前他曾代高更出售数幅作品,钱早已如数交给莫里斯,可是莫里斯并没有把钱寄给高更。
走投无路的高更只有等到4月被遣返回国。临走的时候,蒂呼拉挺着大肚子为他送行。蒂呼拉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而高更走得也很洒脱,因为毛利人没有守节的习俗,一旦高更离开,蒂呼拉就会再找一个男人,和他共同抚养肚子里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