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恒产，个个有恒心

这天王守仁在房中和王艮讨论了一番“见不得人”的大道理，王艮大有收获，心满意足，王守仁虽然满心唏嘘，毕竟这些苦念头多年压在胸臆之间，如今一吐为快，也觉得舒坦。转眼已到晚饭时间，下人送上饭菜，王守仁端起碗来刚要吃，房门一开，弟子陈九川走了进来。见先生正在用饭，觉得不好意思，忙拱拱手转身就要退出。

看陈九川神神秘秘的样子，王守仁倒觉得有意思，叫住他问：“你有什么事吗？”

陈九川笑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打扰先生了。”

陈九川显然有话想说，王守仁也隐约猜到陈九川有什么事了，干脆指着对面的椅子说：“饭菜都是现成的，你也坐下一起吃吧。”

陈九川犹豫片刻才在先生对面坐下，陪着王守仁用了饭。因为心里有事，食不知味，只吃了小半碗饭就停了筷子。王守仁也把饭碗放下，笑着问：“你这时候过来，是不是对今天讲论的学问有什么想法？”

王艮和王守仁畅谈学问的时候陈九川也在座，一字一句都听见了，却没发表任何意见。现在王艮走开了，陈九川又回来，当然是想说些话的。看着阳明先生略一沉吟，这才说道：“先生这些日子讲学，把天理良知的大道理讲得越来越通透，言简意赅，处处到位。可学生有一个想法……”略一沉吟，又说：“早年大儒程颐给弟子们讲学，有‘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句，弟子们听了就说程老先生是在泄露天机。现在先生讲‘成圣贤’讲到如此地步，是不是也有‘泄露天机’之嫌呢？”

听了陈九川这话，王守仁忍不住笑了出来。

什么是天机？自古以来，但凡于国于民有利，而君王听了不喜欢的道理，就是“天机”。

早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抹杀了孔子之儒，把荀况那套真法假儒、儒皮法骨的“儒术”当成统治工具推行天下。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孟子》一书里的话刺耳，就大发雷霆，厚着脸皮删节《孟子》，全不顾天下读书人的笑骂，这些君王私欲之盛，手段之毒，无耻之甚，真令人目瞪口呆。

在君王的屠刀面前，正直的话儿就变成了“天机”。北宋年间的理学宗师程颐对弟子们讲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话，其实是让弟子们把“天理”和“实践”结合起来，所谓“显、微无间”，合为一体，实践里面出真知，而不是听别人说，信别人的话，这分明已经把“我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意思给讲了出来。可天下人有了自我，有了自信，有了自尊，都凭着良知自己做起事来，皇帝老子的欺骗和腐儒们的说教就没人听了，这些靠骗人活着的家伙就要害怕了，所以程颐道破这“显、微无间”是要冒风险的，难怪他的弟子要说程颐是“道破天机”，为他捏一把汗了。

如今阳明先生王守仁以“致良知”三个字教导弟子们，把先贤们口中若隐若现的“知行合一”的哲理讲得通透明确，已经明明白白放在桌面上了，在政治的黑影里，不知有多少鬼魅魍魉给吓得心惊胆战，所以王守仁的弟子陈九川也不由得替阳明先生担心起来了。

弟子心里的想法王守仁明白，可今时今日，王守仁早已成了一位通透明觉的智者，无私无畏的勇者，皇帝老子被他骂了多少回，抗旨的事也做过不止一次了，还怕什么“泄露天机”？于是坦然对陈九川说道：

“致良知’的道理并不是我创出来的，早在孔子‘克己复礼’四个字中就透出了端倪，至于‘人人皆可为尧舜’，那是孟子的话，孟子又用一句‘良知扩而充之’把话全说透了，试问，天下人哪个敢指责孔孟二位泄露天机？可惜这些哲理被后世的邪恶之人用歪理邪说故意埋没了。今天我只是把孔孟之言的真意重新挖掘出来，让世人看到孔孟儒家思想的本意罢了，哪里谈得到什么‘泄露天机’呢？”

王守仁心里的勇气和光明陈九川是知道的，听了这些话不由得越发敬佩起来，想了半天，自己又叹了口气：“可惜先生的‘致良知’之学，天下人未必肯信。”

王守仁微微一笑：“这也没有什么。良知是人心里固有的，无论如何不能泯灭。只是有些人总要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良知。对这种人，我就算把‘致良知’三个字说一万遍也没用。可这世上总有很多人是承认良知的，是愿意下一番克己功夫的，我对这些人谈‘致良知’的功夫，尽量把道理讲透，他们听了以后就会有所受益，至于获益多寡，我管不了，我能做的不过就是这些——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很不错了。”

王守仁说的又是一句大实话。

确实，这世界上充满了冥顽不灵、教化不得的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主见，有一个固执的“坏主意”在心里，“致良知”的哲理再好，总不能趴在耳边给他们讲，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去做吧？

想到这儿，陈九川忍不住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每想到此，王守仁自己也难过，一口浊气到了唇边，只是没有叹出来罢了：“良知本是‘灵明’，一触即发，一问即明，关键是，要让天下人知道有这个‘良知’在，有这个‘致良知’的功夫在，叫人们知道要去找‘良知’，同时也知道该怎么去找，怎么去下功夫磨炼，等大家都把‘致良知’明白了，到那时候，愿意提炼良知的人自然就去下功夫了，那些不肯下功夫，硬要埋没‘良知’的人，我也没办法了。”

陈九川点点头：“所以先生这些年不管多忙，多累，多苦，总不忘了讲学。”

“想让天下人明白‘良知’，只有讲学，大讲特讲，让这世上知道‘致良知’功夫的人越多越好！懂道理的人越多，肯下功夫的人也就越多，这样善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强，最终善才能战胜恶。”

陈九川又低头想了一回，喃喃道：“原来讲学是比做官更要紧的事。只是在我想来，把道理讲给天下人听，必然是个很长的过程——也许要一百年呢。”

听陈九川说这幼稚的话，王阳明忍不住笑出声来：“一百年？孔夫子讲学为什么？就是为了唤醒天下人！他讲的是什么？总结起来只有八个字，叫作‘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所谓‘克己’，其实是个‘致良知’的功夫，所谓‘复礼’，意思是说要维护对百姓最有益的社会秩序，总结起来，也就是致良知，斗邪恶，护百姓，最终实现一个‘天下为公’的境界！你看看，孔夫子当年讲的也不过就是这套‘良知’学问罢了，可是从孔子到今天过了两千年了！先有孔子、孟子，又有韩愈、程灏、程颐、张载、朱熹这些名儒，以至本朝的陈石斋、娄一斋、湛甘泉……个个都在讲学，讲的也尽是‘良知’学问，一直讲到今天，天下人被唤醒了吗？一个醒悟的人都见不到！你想用一百年就把道理讲透，把天下人唤醒？我看你这说的是梦话……”

王守仁这些话顿时把陈九川惊呆了：“这可怎么办？”

王守仁也叹了口气：“孔子说‘上智下愚不移’，本是一句牢骚话，哪知天下人实在是不争气，‘上智’贪婪不肯回头，‘下愚’冥顽不肯觉醒，两千年搞下来，竟把孔圣人的哀叹变成了一句诅咒，再也解不开了。要想找个出路，只有在‘上智’和‘下愚’之间另辟蹊径，生出一大批既非上智也非下愚的学子儒生来，这些人就像孟子说的‘有恒产，有恒心’，能致良知，敢斗邪恶，有足够的力量把国家往正路上引领，这么一来天下才有希望。”

王守仁这么一说陈九川又不懂了：“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可这话学生看了却不能理解，那些无产业的人容易‘放辟邪侈’变成无赖盗贼，这我知道，可有产业的人私心也重，守着土地房舍、买卖铺户、金银财宝不肯放手，其中不乏嘴脸卑鄙之辈，先生觉得这些人真就能觉醒过来，把国家引上正路吗？”

陈九川问的，确实是个极深极大的问题，若在旁人，只怕这一问就解不开了。可在王守仁听来，陈九川这话实在幼稚得很，忍不住抬手指着他的鼻尖儿笑了起来：“你这话好糊涂！”

陈九川忙问：“学生怎么糊涂呢？”

王守仁并不直接答他，却反问了一句：“你说的土地、房舍、金银确实是产业，可这些只是‘小产业’罢了，我且问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产业’？”

王守仁这一个反问，陈九川顿时傻了眼，半晌说了句：“我不知道……”“学问！”王守仁用手指“嗒嗒”地敲着桌面，“天下最要紧的‘产业’就是学问！种田的人要把田地种好，就得懂一套种田的学问吧？买卖人要把买卖做通，就要懂一套做买卖的学问吧？持家理财做得好，算账总要算得精吧？这不都是学问吗？譬如一个买卖人，精通一套做买卖的学问，却还没有自己的铺面生意，那这个人算不算‘有恒产’呢？若依你说，房屋、铺面、金银才是恒产，那这个人就‘无恒产’了，‘无恒产，无恒心，’这个人岂不是要去做盗贼吗？实则不然！这个会做买卖的人不会轻易做盗贼，而是要用他做买卖的本事去赚钱活口，因为‘学问’才是最大的恒产，这个会做生意的人虽然还没发达，却已经有了‘恒产’，于是有了做买卖的恒心，久而久之，他这买卖也就慢慢做成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给王守仁这么一说，陈九川回头再想，也不得不点头：“先生说得在理。”

陈九川嘴上承认先生之言有理，其实心里还有一半糊涂。王守仁又笑着点了他一句：“我问你，学问之中什么是最要紧的？”

王守仁的问题，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可心学弟子却体会最深。陈九川略想了想，立刻说道：“天下的学问林林总总，数也数不清，其中又以‘良知’这个学问最要紧。”

陈九川这话说得好，王守仁点点头：“我早就说过：‘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道一个良知；圣人无所不能，只是能行一个良知。’所谓‘恒产’就是永远不会失去的产业，可金银、田地今天归你，明天归他，说失去就失去了，这怎么会是‘恒产’呢？唯有良知在人，无论如何，不能泯灭，这才是唯一的‘恒产’。而且良知又是一个灵明昭觉，是我们心里的定盘针，有了良知这个‘大恒产’，虽然为官清廉，家徒四壁，一样能成圣贤；虽然白手创业，苦苦经营，一样能成事业；没有良知这个‘大恒产’，家里有几百间房舍几万两银子又能怎样？照样放辟邪侈，做小人，做盗贼！你说是不是？”

王守仁把良知认成“恒产”，这个想法倒也出奇。陈九川略想了想，缓缓问道：“若依先生的道理，这世上的人岂不是个个皆有‘恒产’了吗？”

王守仁点点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永不泯灭，所以你说人人皆有恒产，这话对。”

“那孟子说的‘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又怎么讲呢？”

陈九川的心思很细，提的问题极有道理。王守仁笑着说：“你往‘放辟邪侈’四个字上看，就明白了。”见陈九川一脸茫然，显然并不明白，不得不说得更直白些，“所谓‘放辟邪侈’就是‘放任恶行’的意思。所谓放任恶行，也就是这些人故意蒙昧了良知——不是没有良知，是故意把良知蒙昧了！我曾把良知比喻为‘万镒纯金’，可有些人偏要昧了良知，非要放任自己的私欲，做一个‘放辟邪侈’的傻子，这就像把‘金子’埋在土里，伸着两手去讨饭一样，这样的傻瓜，咱们只能拿良知之学去劝他，让他把良知这个‘恒产’捡起来好好使用，听与不听在他，若他一意孤行，你我又能如何？”

王守仁这些话真可谓振聋发聩。可内里的含义太深，陈九川一时没有听懂，忽然又问：“先生真的认为那些种田、做买卖的本事也算‘学问’吗？”

人在钻研学问的时候很有趣，有时候前进两步，又会倒退一步，甚至有进一步退两步的。

现在陈九川就犯这个毛病，本以为道理渐渐讲明，哪知他一下子又退回来了。王守仁肚里暗笑，却郑重其事地答道：“当然算！”

陈九川摇了摇头：“学生听过一个典故：孔夫子门下有个弟子叫樊须，去向孔子请教种田种菜的本事，孔子不告诉他。樊须刚走，孔子就对人责备樊须说：‘小人哉，樊须也！’以为种田的本事是‘小人之术’，可见孔子并不认为种田是个‘学问’……”

不等陈九川把话说完，王守仁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头儿：“你这话越发大错特错，不但把典故讲错，甚而把孔子的心思都理解错了！”

想不到自己随口一句话，竟引出先生这么严厉的批评，陈九川心里顿时惶恐起来。

王守仁也知道自己把话说重了，略缓了缓，又说：“我且问你一句话：什么是‘儒生’？”

王守仁忽然间问出这话来，陈九川张嘴就要答话，低下头来再一想，却又愣住了。

“儒生”两个字的意思好像很明白，可细一琢磨又让人糊涂。想了半天，陈九川竟不敢回话了，怯生生地问：“先生觉得什么才是‘儒生’？”

陈九川这个人诚恳，正派，颇有勇气，在守仁的弟子中间是位俊杰。在他面前王守仁说话也直率，微笑着说：“要问‘儒生’究竟是什么，就必须从你刚才说的那个典故讲起：孔夫子责备樊须的话并不只‘小人哉’一句，他的全句说的是什么，你记得吗？”

《论语》是读书人的**，这里面的话陈九川哪会不记得：“孔子的原话是：‘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王守仁点点头：“你看，孔夫子在此处连说三句‘上好……’，所谈的是礼、义、信三件事。礼者，秩序而已；义者，良知而已；信者，用诚而已。孔夫子认为君王守秩序，有良知，能用诚，则天下归心。可你想一想，孔子周游列国，见过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陈缗公……对这些人大讲‘克己复礼’，真是费尽了口舌，这些人有一个肯听的吗？可见此辈的私心私欲最多，最顽固，他们怎么会忽然就‘好礼、好义、好信’了呢？你在这上头多动动脑筋。”

被王守仁一说，陈九川不由得琢磨起来。好半晌，忽然眼睛一亮，抬起头来高声答道：“君王本来并不愿意守礼法，用良知，有诚信，是孔夫子把他那‘克己复礼’的功夫用在君王们身上，使君王们不得不去好礼、好义、好信！”

王守仁抬手在桌上一拍：“这就对了！孔夫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要逼着君王们遵良知，守礼法，重诚信，最终的目的是要克制天下私欲，拯救万民于水火！可孔夫子一人力量有限，所以他一生到处讲学，就是要教化出一批与他一样有良知有勇气的儒生来，大家一起‘克己复礼’，克制君王，拯救百姓，这是何等要紧的大事呀！谁知道这个樊须身为孔子的弟子，学的是‘天下归仁’的大道理，却不在这上头用功夫，反而琢磨着如何种粮种菜。种庄稼虽然也是个本领，可我问你：是种庄稼救的人多，还是克制君王救的人多？”

阳明先生的问题根本不用想，陈九川立刻答道：“一个人种庄稼，最多养活三四个人，可劝谏君王却能救天下人，当然是克制君王救的人多了。”

王守仁点头微笑起来：“对呀！所以孔子才骂樊须是个‘小人’，并不是骂他邪恶，而是责备他的志向太小，不懂大道理，不能在拯救百姓这上头着实用功夫。”

被王守仁这么一说，陈九川有些明白了：“原来孔子责备樊须，不是瞧不起种田的农夫，只是责备樊须这个儒生立的志向不够大……”

王守仁点点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儒生’了吧？所谓儒生，就是立下了人世间最大的志向，把拯救百姓作为自己一生唯一的事业，认真下一番‘克己致知’的苦功夫，把自己心中的良知培养起来，然后出来考科举，做官，一心克制君王权臣的私欲，专门替天下百姓奔走呼号，真心实意为天下人请命，替百姓们做事，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投进去，受屈受苦，无怨无悔，死而后已！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这个意思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夫子这段话重逾千钧，再被王阳明这么一解释，分量比以前更重了。

听了这些话，陈九川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原来‘儒生’两个字是这么讲的。”

“是啊，‘儒生’两个字不得了，一般人配不上这个称呼。那些读过几本圣贤书，却没有立下大志向的人，只能叫‘读书人’，不配称‘儒生’。‘读书人’里头又分两类，一类是迂腐不堪的废人，关起门来读死书，一辈子知而不行，做什么事也做不成；另一类是急功近利的禄蠹！就像我早前说的，这些人的心早就被邪念塞住，所谓‘铜铁铅锡纷然杂投’，一点纯而又纯的良知也不剩，满肚子都是邪恶念头，让这些人考了进士做了官，当然是一心维护自己的利益，却不能为百姓着想，替百姓请命，这种货色哪配称为‘儒生’？说得客气些，只是个‘官僚’，说难听些，皆是嗜血的虎狼、害人的禽兽而已。”

王守仁这几句话说得陈九川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水，低头细想，自己读了半辈子圣贤书，也曾立过拯救百姓的志向，可这些年来在这上头用功未必够勤，平时所想的大多是如何忠于皇上，怎样维护朝廷，真正替百姓们着想的时候并不多。就算为民请命之时，心也未必坚定，若用孔子“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标准去衡量，真不知够不够呢。

这么看来，自己这个读书人配不配称为“儒生”还难说得很……

陈九川的疑惑王守仁也看出来了。

在阳明弟子中，陈九川不是个等闲之人。他早年曾在朝廷里担任过太常博士，为了阻止正德皇帝巡游玩乐，与一班有骨气的同僚一起冒死上谏，结果被正德皇帝罚在午门外跪了五天，接着一顿廷杖差着点儿把他打死，然后罢了他的官。

在领教王阳明“良知之学”以前，陈九川的心里未必明白“仁以为己任”的大道理，可他照样守着一份良知，生出一身傲骨。这么一位硬骨头的陈九川，早先的所作所为已经配得上“儒生”两个字，懂得了“致良知”的道理以后，更会养成一位大儒，真儒。

于是王守仁微微一笑：“别人我不敢说，可‘儒生’两个字放在你陈九川身上，是实至名归的。”

王守仁这句话真是对陈九川最大的鼓舞，真如拨云见日一般，心底一时火热，忍不住站起身来，冲着王守仁深深一揖：“多谢先生。”

中国人自古崇尚谦逊，喜欢感恩，承情，动不动就向别人道谢，这个习惯有时候也显得好笑。现在陈九川这个“谢”字就把王守仁逗得笑了起来：“你的名声是因为你的勇气，你的勇气来自你的品行，这是你下了一番‘克己’功夫得到的结果，是你自己良知使然，天下人都认同，你自己心里也隐约知道。你的功夫是你自己下的，你的良知是你自己培养的，谢我干什么？”

一番话逗得陈九川也笑了起来。

王守仁却又叹了口气：“儒生不好做，因为‘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个志向最大，也最难，天下有一个人在受苦，他就感同身受，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了，他才能觉得快乐，正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咱们大明朝天灾不断，皇上身边又奸佞横行，百姓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一个真正的‘儒生’做了官之后，必然是见了百姓就惭愧，觉得朝廷没有把事办好，让百姓们受了苦，心里难过，难过得简直想给百姓们下跪；见了皇帝就着急，急着想劝谏皇帝，让皇帝少些私欲，多为百姓们着想。那些见了百姓们就惭愧，见了皇帝就着急的，才是真儒生，见了百姓不觉得惭愧的，不配做‘儒生’，见了皇帝不急着劝谏的，也不配做‘儒生’，只是些官僚罢了，‘官僚’两个字分文不值，这些人，就算做到学士阁老、三公三孤也没意思。”

陈九川皱着眉头说：“原来是这样，‘儒生’这种人活在世上必定要受累，受苦，受委屈，甚至遇害。照这个标准算起来，天下能称‘儒生’的实在没几个人了。”

王守仁摇头叹息：“太少了。之所以会这么少，只是因为天下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儒生’。”

“这就是先生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点点头：“是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多少人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却不知道‘儒生’二字是什么意思，结果把一生荒废了。所以说，天下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讲学。务必把这良知之学讲深，讲透，讲到天下人人皆知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