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苏州

1034年，范仲淹由睦州被调到苏州。苏州是范仲淹的故乡，也是国内著名的稻米盛产地区之一。但是苏州西边的太湖每年夏天都发生水灾，淹没周围的郡县。每年因此而受损失的百姓超过10万户。

范仲淹到任后，就立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去察访水道，分析水患原因，发现太湖之所以泛滥酿成水患，是因为众多的河渠都已经被淤泥堵塞，根本无法将江湖里的水输送到海里。于是在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逐一完成，环环相扣的治水方针。

范仲淹先招来大批善于游泳的人疏导吴凇江，再疏常熟、昆山入江通海的支流。因为昆山、常熟有三十六浦，其中茜泾、下张、七鸦、白茆、浒浦五浦最大，由于潮水泥沙逐渐淤塞。范仲淹在疏浚工事完成后，就开始在河上设闸。因为在多雨季节，开闸可以疏通河流，使泥沙不会堵塞河道；在旱季的时候，还可以储存水量，注水溉田，可解旱灾。在置闸后，他又要求设镇屯兵，专门管理所设之闸。

范仲淹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妥善地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水患问题，使当地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当地的人们为了感激范仲淹的恩德，将浦闸称为“范公闸”，修筑的圩堤叫做“范公圩”。

范仲淹治水又引起了许多官员的议论。有的说，江海淤积已高，就算疏浚河渠，也无法使水流入大海；有的说，如果疏浚后，不到一两年又堵塞了怎么办；还有的说，开浚工程，劳民伤财，不宜办理。范仲淹并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坚持要整修水利。后来，这件事情还闹到京城去了。

范仲淹于是上书进行辩驳。他说，现在河渠已经疏浚，能否流入大海，事实俱在，根本不需争议。随着江潮而来的泥沙问题，在新开浚的河渠中，可以设闸加以控制。还有，疏浚河渠，固然必须耗用民力和粮食，但是与灾害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与其坐视良田被淹，造成饥馑，不如投资水利工程，保住良田。何者为是，极为显明。何况，有确实统计数字可以证明，治理的耗费，比不治理而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有何不可为？

他同时严正地指出，这种地方水利之事，应属郡县地方政府的职掌，是刺史、县令的职责。可是当今之世，只要有所兴作，则横议先至，非要闹到由朝廷出面作主不可，这样一来，地方官恐怕再也没有主动作为的意兴了！

之前，范仲淹按计划准备进行河渠疏浚工作时，曾经突然接到调职命令，要调他到明州。眼看他的治水方针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幸当地的转运使上奏范仲淹治水有方，希望能让他留任，以完成治水工程。朝廷才重发人事命令，把他调回苏州。

除了治水外，范仲淹还没有忘记在当地发展教育。他非常清楚国家的忧患，没有比人才的缺失更危险的了。范仲淹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居住。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说，如果我在这里安了家，只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校，广招天下学子，那能使多少人受惠啊。于是，他在这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学舍。这时有人问他，是不是建得太大了，范仲淹却很自信地回答，我怕将来还太小呢。

范仲淹请了两位有名的学者来讲学，一位是胡瑗，一位是孙复。在明末清初黄宗羲所编的《宋元学案》中，他们被列为宋学的开山者。书中赞胡瑗“以圣贤自期许”，“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孙复“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两人皆致力于儒家之学的宣扬。还说到，他们都是范仲淹的门客。

孙复就是当初在应天府受到范仲淹帮助的那个秀才。之后，范仲淹还向朝廷推荐他为国子监直讲。

胡瑗是泰州人，深得范仲淹赏识。后来，朝廷要更定雅乐，诏求懂得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荐了无功名的胡瑗。胡瑗被授校书郎。胡瑗在苏州讲学达数十年，学生超过千人。庆历年间时兴建大学，中央还特地派人南下考察，参考他的办法，订定太学规则。太学成立后，胡瑗也前往任教。由于教育得法，每次礼部考试录取的人中，胡瑗的弟子总要占近一半的人数。这些弟子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饱学之士前来讲学后，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1044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院，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由此说来，中国古代教育的兴盛，范仲淹也是功不可没的。

范仲淹晚年的时候在苏州还做了一件事。1049年，范仲淹拿出积攒的所有钱财，买了良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把这称为义田。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环境优美的义宅，把范氏一族都集聚在内。宅内还设有义学，“立塾以教其人”。他认为：“物本天，人本祖。闾阎之人，有视其祖之子孙如路人，相毁訾，相并兼如仇敌，不知本尔。”

义田所得的租税粮食，供给全族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主要是为了救济族中的穷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尽管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力量举办这样的社会福利事业，范仲淹是有开创之功的。

在设立这些之前，曾有范家子弟劝范仲淹在洛阳买地置屋，作为养老之所。范仲淹说：“人只要有道义之乐，身体都可当做外物，何况是居住的房屋？我今年已过60，来日无多，还去买地置产，恐怕不一定住得上。我所担心的，是在位高而艰退，不担心退而无居。”他坚持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为宗族做点事。

范仲淹曾对小辈们说：“我们在苏州的族人相当多，和我的关系固然有亲疏之分。若以我们祖宗的立场观之，则都同样是祖宗的子孙，没有什么亲不亲、疏不疏的区分。我对他们中间的饥寒者，怎可不加体恤救济？况且自从我们祖宗积德百余年以来，到我才兴旺起来，做到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则他日我将以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即在今天，我又有什么脸敢踏进家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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