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生活”

普法尔茨革命军起义失败后，恩格斯于1849 年10 月6 日从热那亚出发乘“科尼什钻石号”上溯泰晤士河，到达伦敦。

这之前，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先到了伦敦。恩格斯在伦敦和他过去的指挥官奥古斯特·维利希见面了。维利希由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有军功，这时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恩格斯同马克思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写下《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三部著作，对在德国本土上进行决战的一些革命斗争作了综述和分析。这期间，马克思在他的《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部著作中致力研究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1850 年夏季的几个月里，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一个宗派集团，为首的除了维利希以外，还有恩格斯的老朋友卡尔·沙佩尔，他们患有严重的革命急性病，认为共产主义者很快要在新的革命中夺取政权，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见解，沙佩尔还竟然把这一切看作是思想上的不坚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从1848 年开始，资本主义处于世界经济繁荣之中，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是自然而然的。马克思还告诫：德国的无产阶级还需要进行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不仅要改变环境，而且要“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

1850 年9 月15 日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分裂终于发生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已组成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殊联盟，并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居于多数派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和十个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协会。

在伦敦，要做的实际革命工作差不多只剩下一份杂志，过了几个星期后由于政治和资金上困难，就连一份杂志也不能继续出版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国际述评（三）》中断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处于低潮，应有一个时间，能安静下来，去从事革命理论的科研工作。进一步发展党的理论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恩格斯认为，首先必须为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使共产主义理论获得彻底的科学论证，特别在经济学上的论证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唤醒广大民众。

于是，恩格斯当机立断，自己作出贡献，找到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来维持自己和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为马克思创造研究的环境。他只有再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去，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为了人生的远大目标，只有再到那个窒息的办公室里工作，和厌烦的生意及狡诈的商人打交道，重度“埃及幽囚”般的生活。

过去五年，恩格斯已习惯和马克思在一起紧密合作，两位老朋友的分手也是非常难过的。但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他们不得不分离。

1850 年11 月，恩格斯同家里商量好以后，来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合伙公司里工作。

刚来公司不久，11 月28 日，是恩格斯30 岁生日。玛丽记住了这一天。

她宴请了同恩格斯参加宪章运动的朋友，还有工厂区里的工人老相识，在自己的住室里欢聚一堂。

离别五六年，这对年轻人总算又团聚了。恩格斯想起了几年来一个人独自走过的路程，想起了逃亡法国的40 多天的日子……他让葡萄酒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就像又被慷慨的农民灌醉一样，他又回到了法国农村的葡萄园中——受摧残的农民见到这位体恤劳动者的人，有说不尽的艰辛，也有道不出的淳朴和甘甜……玛丽喝得两个酒窝像化妆师着意描出的两朵殷红，她妩媚地看着恩格斯，那络腮蓬松的胡须，那灰蓝深情的眼睛里**漾着泪水……恩格斯非常希望和玛丽共同生活，回曼彻斯特，这一点上是他最大的满足。然而，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伦理观念和工人寄人篱下的地位，父亲和其他厂主不允许自己和她同住一所住宅。恩格斯为了能得到一份固定收入帮助马克思一家，实现伟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不得不这样暂时屈就这种旧的传统观念。白天他另外有自己的单独住宅，以便从事“该死的生意”，可以同生意人交往商谈，并也方便接待父亲的来访。开始，他的这个住宅设在斯特兰奇韦斯，格雷特杜西街70 号，后来是48 号，以后又迁到了别的地方。大约在1858 年迁到牛津路索恩克利夫园6 号，然后又迁至多弗街。但恩格斯真正的家却是在戈顿，海德路252 号，就是玛丽·白恩士和她的妹妹莉希·白恩士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就自由自在了，可以同玛丽一块生活，同工人们交往接触，同宪章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以及其他的朋友见面聚谈……为了革命事业，人生理想，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和自己有个起码的生存条件，他只有这样委屈自己，面对当时的客观环境，违背着自己的良知和爱好，去适身处地，寻求革命事业的生存土壤。“双重生活”的这种“埃及幽囚在扭曲折磨自己，可这种委屈、扭曲、折磨，长达20 年之久啊！

大丈夫能屈能伸。在恩格斯“屈”从中，马克思全神贯注撰写《资本论》过“双重生活”，装扮两个脸面的人，也在不断成熟着自我。白天从事生意夜里和星期天致力于从事政治研究和革命活动。他忙里偷闲，冲出自己封闭狭隘的小圈子，成为曼彻斯特文学艺术协会会员；成为曼彻斯特外文图书馆的会员；成为“外国穷人救济协会”的会员……同时，也是狩猎协会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