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受尽了屈辱，李鸿章回国了。身为一千年以来，第一个败给日本的中国高官，这口气，他难以吞咽。在回来的路上，他发誓，终身不再赴日，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但这愤怒中，却又隐藏了太多太多的无助。日本不是他的祖国，那里有暴躁的刺客，有冷酷的对手，还有一排矮人一头的椅子。可是，抬头望去，陆地越来越近了，他的祖国就在眼前，可在他心里，又生出了更多的不安。

1895年5月2日，北京城里一千三百余名前来参加会试的举人闹了起来。他们都是各省来的举人，是经历了多年寒窗的读书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生的苦读，都是围绕着家国天下的信念进行的。

在这积贫积弱的岁月里，面对西洋鬼子的坚船利炮，他们本已是忧心忡忡。4月15日，当《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他们的信仰似乎轰然倒塌。

人们痛心疾首。当听说《马关条约》中议定，要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人的时候，一位来自台湾的举人再也忍受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都沾染过读书人的眼泪，这三千年来未有过的耻辱，让所有这些学子，在迷茫中，找不到光明的路。于是，在这国耻面前，所有人都哭了。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站了起来。在学子的泪光中，他感慨着：“眼下我大清已穷途末路。列祖列宗的脸面，早已被丢光了！”他的话，催生了更多的酸楚和更多的眼泪。在这酸楚与泪水的交融中，他摆了摆手，直起身子，大声高呼，“若想脱胎换骨，却还有一条路，摆在朝廷的脚下，也摆在你我读书之人的脚下！”

话音未落，学子们从哭泣中，安静了下来。他环顾四周，看到在那一刻，每一个人的表情都仿佛凝固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大手一挥，喊出两个响亮的字：

“变法！”

当李鸿章重归故里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愤怒，依然还未散去。诅咒、谩骂，千夫所指。他深知，这留在中国人心底的伤口，在未来的历程中，不论经过怎样漫长的岁月，都终将难以平复。1895年5月2日，1300名学子盘踞不去，联名上书。那画面，他并未亲眼所见，却在往后的许许多多个日夜，残留于脑际，投射在梦中。

这，就是“公车上书”。在那残酷的岁月里，在那莘莘学子的悲伤中，有个人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早在1888年，他就曾利用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朝廷上书一封，那时他就曾预言，蕞尔日本，终将超越中国，跻身世界列强。

他直言不讳，痛陈时弊，声称唯有变法维新，才能拯救中国。可是，这番肺腑之言，皇上并没有看到。大臣们拒绝了他的条陈，从此再无下文。那时没什么人了解他的底细。

1858年，他出生于广东，二十二岁时就曾游历于香港。那时候香港早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国恨家仇中，他发出一声惊呼：

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从那以后，他带着一种文人特有的责任感，在昔日孔孟之道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场对西方文明的探究。他并不懂外文，他所阅读的外国图书，都是翻译版的。但这无碍于他思想的生成。就这样，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他开始认识到，这个老旧的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境地。可是，在两千多年孔孟之道的熏陶下，这里的人民，早已习惯了每日的墨守成规，孔子的地位，从春秋战国时被冷落，一直被推到类同于宗教领袖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谈及变法，又是何等地艰难。

但他偏偏想要迎难而上。1891年，他在广州开设“长兴学堂”（即“万木草堂”的前身），广招学生。在这里，他收获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学生，叫作梁启超。他还先后写下两本书，一本叫作《新学伪经考》，另一本叫《孔子改制考》，两本书都试图推翻历朝历代对孔子的解读，事实上，就是用看似缜密的逻辑，把这个历史上的守成派，包装成了改革派。

纷纷扰扰中，他的祖国愈加衰落，他的弟子却越来越多。他的名声愈加远播，可身为读书人，看着国家江河日下，他内心的愤懑，却也越积越深。

于是，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即将留下中国代表的签名时，1895年4月15日，在痛哭流涕的学子中，他站了出来。他告诉大家，当务之急，唯有痛革弊政，变法维新，才能自立自强，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列。

在学子们的支持下，他挥毫泼墨，痛陈万言书，请求朝廷停止议和，以迁都之策与入侵者展开对抗。万言书还要求朝廷痛下决心，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以求自强。

5月2日，都察院门前，一千三百名学子盘踞不去。万言书上，有每一个学子的签名，而在所有这些签名中，唯有他的名字，最为引人注目。

那个名字，叫康有为。

北京城里的愤怒，依然还未散去。学子们的眼泪，依然悲伤地流着。当李鸿章重归故里，从一份耻辱，踏入另一份耻辱中时，“卖国贼”的称呼，早已塞满了他的耳廓。

战争之后，有人悲伤，有人沮丧，有人在耻辱中度日如年。在“卖国贼”的称呼中，在举国声讨中，在朝中大臣的明争暗斗中，慈禧太后没了往日的威风。动用了三千万两白银准备的大寿，并没有按照她的计划顺利进行。

1894年11月7日，颜面尽失的太后下令取消了热热闹闹的场面，最终只是在宁寿宫里，黯然地吃了顿饭。全国的老百姓，全都将这国家的腐败和堕落，安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头上。那副年过七旬的肩膀，在经受了日本上下万众一心的**后，却还不得不在沉默中，面对祖国四万万同胞的挞伐与唾弃。

喧嚣尚未散尽，5月6日，会试的榜单揭晓了，康有为在新科贡士中名列第五。5月15日，他在紫禁城的保和殿里参加殿试，没过多久，他再次脱颖而出，摇身一变，就成了进士。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考取了进士，就意味着入朝做官，跻身士大夫行列的梦想成为可能。

先前的“公车上书”，最终因都察院官员拒绝递交而草草收场，但在这次小小的失败面前，这个胸怀天下的读书人，却已在隐隐间，预感到了大大的成功。

就在这喧闹中、埋怨中、愤怒中、悲伤中，李鸿章掐指一算，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他已坐了整整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此时此刻，这段漫长的人生经历，于他而言，于他的国家而言，是多么的讽刺与辛酸。

他想起，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都曾被称为与洋人打交道的专家里手，最终，却又在这无情的现实中，留下了头顶上的千古骂名。

往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前往旅顺，前往北洋水师曾经驻扎的基地，也不曾感受那天的博大，那海的辽阔和回**于那天地间，一声声令人愉悦的赞美和奉承，或是带着一股自大，默默念叨着“大清国洋务运动的巅峰，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的巅峰，就是北洋水师”。所有这一切，都随着夏季烦闷的风，被吹散了……

二十五年的历程，就这样结束了。谁也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当年风光无限的他，却要面对如此这般的狼狈。那天，在朝廷中，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弹劾了他。光绪皇帝下旨将他革职，至此，朝廷把他投置闲散了。

狡猾的慈禧太后，在这风口浪尖上，聪明地选择了退让。她停止了对朝政的过问，把光绪皇帝推到了前台，自己匆匆忙忙地藏在颐和园里，享受着美轮美奂的奇景，躲避着举国上下的怒火。宫廷中，新一轮的争夺拉开了序幕。

在战争的惨败过后，她难免也会有些手足无措。在她心里，李鸿章是她权力网中重要的人物。可她知道，眼下，就算是她本人，也确实做不了什么了。

于是，她只好下令叫人为对方收拾了一间屋子，以便这被革职的中堂大人在北京能有个住处。李中堂谢过太后，便带着随从和家眷，依着朝廷指示的路线，穿过一条“冰碴胡同”，来到一座寺院的门前。

时空流转，匆匆间，已是1901年。同一座寺庙外，同一个老人，同样的落寞，同一份凄凉。从回忆中醒来，现实中，他停下脚步，他的随从，随行的大臣，也都停下了脚步。

他想要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此时此刻，四面八方，都充斥着洋人的脚步声。他抬起头，长长地叹息着。眼前，一块牌匾横在当中。牌匾上，三个潇洒的大字，仿佛已在岁月的打磨中，变得黯淡无光。

这三个字是“贤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