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诗案：醉后狂歌自不知
湖州在浙江境内，南望杭州，北接太湖，与苏州隔湖相望，山青水白，秀女红韵，正是苏轼理想中的东南小郡。
与以往不同的是，苏轼这次走得特别快，三月接到调令，四月就到了湖州。如此急着奔赴新任，主要的原因是苏轼“久闻吴兴更清绝”，比杭州还要好玩，而且湖州好吃好喝的东西也多，“未去先说馋涎垂”，加上他也被徐州的水旱盗贼折腾够了，“应笑苏夫子，侥幸得湖州”，哪里还会在路上浪费时间呢？
他赶到湖州，先坐着小轿“遍游诸寺”，并且对湖州的山寺非常满意，“深沉既可喜，旷**亦所便”，怎么看怎么开心。
有一次苏轼带了一群人，各携佳人素手，出去玩山。路上遇见风雨，只好躲到溪水边的澄晖亭中。苏轼便“令官妓执烛”，让人研好墨备好笔，“画风雨竹一枝于壁上”。当时围观的人太多，文人与美女挤成一堆，“红妆成轮，名士堵立”，大家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苏轼。
苏轼画完之后，赏玩了几把，觉得需要再题一诗，便开始沉思，“目送万里”，面色深沉，“殆欲仙去尔”，然后开始写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肢袅。
把一枝风中之竹画得如美人腰肢般细柔，后来还有好事者把这块石头给刨了下来，没事的时候“摩挲久之”。
不过，苏轼有时也是带着任务去玩的，在密州、徐州他会求雨，到了湖州以后，这个技能用不上了，因为南方多雨。但苏轼会举一反三，他还可以祷晴。苏轼到任短短两个多月，就玩遍了湖州所有能玩的地方，登山赏花，坐船吃鱼，写诗作文，开心至极。然后照例要给朝廷写《湖州谢上表》，前几次谢上表虽然也讲了些怪话，但朝廷并没有处理，所以这次照例要讲几句。
苏轼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本来宋仁宗说过他可以当宰相的，现在却长期做着州官，从南调到北，又从北调到南，政治地位始终没有什么起色，简直看不到出头之日，因此，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发了一点牢骚，结果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谢上表一般很好写，只要感谢朝廷对自己的信任，然后再诚恳地表态说一定不负朝廷期望，努力工作，力争早日开创湖州工作的新局面，这样糊弄个几百字就可以交差了。但苏轼许久以来郁积在胸中的牢骚居然瞬间喷发，文章不免就偏离了主题，满腹怨言一泄而尽，除了抱怨朝廷任用变法新人，还批评朝廷忽视自己。全文如下：
《竹涧焚香图》（南宋）马远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谢表送上去以后，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时传遍京城。苏轼所指的“新进”，就是因变法而提拔上去的一批新锐，苏轼叹自己已经追不上这些人了，所以只能“牧养小民”。
京城早就有一批人看不惯苏轼，特别是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都是追随王安石变法之人。他们深知苏轼从骨子里反对变法，王安石在任时没有处理苏轼，但并不表明可以容忍他随意攻击新政，所以各路人马分别上表奏劾苏轼“讥切时政”，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纠结的“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台的代称，有暗指御史都是乌鸦嘴的意思，因为御史可以风闻奏事，在朝廷中人缘不好，所以得了这么个难听的名字。但攻击苏轼的不只是御史台的乌鸦嘴，还有谏院的那批谏官。他们纷纷指责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被那些无聊流俗之人“争相传诵”，影响恶劣，而“志义之士，无不愤惋”，要求对苏轼严加处理，以正视听。
从史料来看，“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是苏轼自己的文章。这里有一个插曲与沈括有关。沈括不以诗文成名，但在军事与科学方面却涉猎广泛。南宋王铚在《元祐补录》中，记载了沈括与苏轼之间的一段往事。
沈括曾与苏轼在京城有过短暂的交集，当时苏轼入史馆时，沈括正好在昭文馆工作，两人都可以算是朝廷的高级秘书。苏轼外放杭州以后，沈括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杭州检查工作，“奉命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受到了苏轼的热情招待，两人言谈甚欢。沈括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遍，“求手录近诗一通”，带回京城学习，结果一读之下，却发现了大量问题，于是他决定揭发苏轼，“归则签帖以进”。有人把“乌台诗案”归罪于沈括的揭发，“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事实上两件事之间相差了很长时间。如果沈括揭发有效，苏轼就不可能有密州、徐州、湖州之任了。不过苏轼与沈括关系不好也是事实，大概是文人相轻的原因，当然也与沈括追随王安石有关。后来苏轼不死，联合弟弟找准机会对沈括大加攻击，以致在文章中指名责骂。沈括为人懦弱，《萍州可谈》记载，沈括经常在家被老婆张氏揍得鼻青眼肿，他对苏轼的攻击基本不予回应，只是潜心在镇江写《梦溪笔谈》。
就在苏轼谢表送到京城后，苏轼的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也刚刚出版，正好被调查组拿来审阅，结果发现问题更严重。六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谤讪讥骂，无所不为”，说一有水旱盗贼，苏轼就“归咎新法”，“唯恐不甚”，要求严肃处理。
七月二日，监察御史舒亶上书指责苏轼：
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
舒亶把苏轼的诗文集一起附上，并指责苏轼与王诜结为朋党，与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一批对朝廷怀有不敬之意的旧人，互相吹捧，阴讽变法，影响恶劣，如此言行，“可置而不诛乎”？
七月三日，与苏轼有旧怨的御史中丞李定上疏做了总结：
知湖州知府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情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神宗看了这几份报告，十分重视。他本来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特别是当苏轼的新文章传入宫中，读得入迷时，“膳进忘食”，连饭都忘了吃。但这回苏轼的诗让他感到失望。于是下诏，令知谏院张璪与御史中丞李定共同调查处理此案，同时罢去苏轼知湖州军州事等官职。李定等人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急速赶赴湖州缉捕苏轼进京受审。
苏轼在京城的好友王诜知道了这个内部消息，忙告诉了苏辙。苏辙急忙请人飞奔湖州，先给苏轼送个信。
据说，抓捕苏轼的皇甫遵父子和苏辙派出的信使在路上展开了一场赛跑，结果皇甫遵的儿子在镇江得了一点小病，皇甫遵因此慢了半天。苏辙的信使先行一步把消息送到苏轼手上。其实这些完全是传言，皇甫遵赶到湖州时，苏轼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
皇甫遵到后径直到了官厅。苏轼听到这消息后，“轼恐，不敢出”，惶恐地问手下祖通判应该怎么办，去见皇甫遵的时候到底是应该穿官服还是穿平民服装？
祖通判让苏轼不要慌张，“事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并且安慰苏轼，既然现在还没有对你宣读罢官的命令，你还是穿官服合适些，“当以朝服见也”。苏轼觉得有理，这才穿上官服，套上靴子，勉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了苏轼，“久之不语”，空气十分紧张。苏轼见此更加惶惑，说自己“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回家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不至如此。”
于是把苏轼拘捕起来，“即时出城登舟”，“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行人水陆兼程，赶回东京。
北宋孔平仲在《孔氏谈苑》中说：苏轼被押至太湖边上，当时风吹浪涌，圆月在天。苏轼站在湖边，思前想后，不知后果如何，又怕连累他人，真想纵身一跳，自杀算了。但又一想，如果自己死了，弟弟苏辙肯定会跟着自杀，还是算了吧。过长江时，苏轼又想投河，“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但被人在一边紧盯着，没跳成。
八月中旬苏轼被押到开封，立即投入御史台大牢，由御史中丞李定和知谏院张璪奉旨鞫问。
苏辙上书，表示愿意削减自己的官职替哥哥赎罪。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苏辙说哥哥“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哥哥“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以前有一次，沈括已经揭发过哥哥，皇上没有治哥哥的罪，后来哥哥就“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想他这次又得罪了陛下。
苏辙劝神宗说：哥哥已经“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可惜的是哥哥一身才学，没有机会报答朝廷。而且我们苏家得罪的人多，“在朝孤立”，“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没有别人替我们开脱，我只好出来向陛下求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苏辙用缇萦救父的故事来感动神宗，愿意以“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请陛下饶哥哥一命，我保证哥哥绝不隐瞒罪状，“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
对苏轼的审问相对顺利，并没有用刑。从八月二十日初讯到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结束审讯，在“通宵诟辱不忍闻”的重重讯问中，苏轼从一开始坚称除了《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再到“再勘方招”，最后，终于明确表示“愿领罪”，还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自己在诗文中攻击新法。如：
熙宁三年（1070年），刘攽被罢外放时，苏轼写的《送刘攽倅海陵》诗中有“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是讥切“新法不便，又不容直言”，不如喝酒。
诗句“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与再寄刘攽的一句“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词”，皆是讥讽之意。“刺舌”是一个典故，一个叫贺若敦的人用锥子刺自己儿子贺若弼的舌头，说，“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以此警告儿子不要多讲话。“炙眉”也是一个典故，是说有个叫郭舒的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名叫王澄的人，结果被人家按倒在地“炙眉”以泄愤。苏轼招供说这两个典故指代刘攽被朝廷刺过舌，而自己也被朝廷炙过眉，是讽指朝廷不容人说话。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诗中有：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苏轼招供说这是讽刺“盐法之为害”，后又改供为“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
《寄刘孝叔》诗中有讽刺朝廷“备战张皇之态”，嘲笑保甲、方田等法扰民之意：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苏轼供出了刘述，又供出王巩，再供王诜。凡此种种，不足细道，把能供出来的人全供了一遍，包括自己弟弟。供出来的诗文也不值细数。其中有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诗的意思是说：这棵古桧树气节凛然，高耸入云，无人敢欺。地下的根也是四处伸张，一直长到了九泉无曲之处，只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古桧的深沉。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小诗，意思是世上无人能够理解我的内涵。
但在古代，“龙”这个字眼是敏感词汇，不能随便用。李定审问苏轼：你求问地下之蛰龙而不问天上之飞龙，用意何在？
苏轼聪明，他知道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硬扛肯定要吃亏，所以对李定讲了一个故事，说，丞相王安石以前游信州，写有《龙泉寺石井诗》一首：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轼所求之龙，是此泉中之龙。”苏轼就这样把球踢给了李定：我讲的龙跟王安石讲的是一条龙，你要是治我的罪，也应该把王安石一同治罪。
李定果然被苏轼难倒了，不敢轻动，把诗交给了宰相王珪。王珪直接拿去给神宗看，指责苏轼不求天上真龙，“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而向地下求蛰龙，是不忠于圣上，心怀二心的表现，可以处死。
当时担任知制诰的章惇在一旁帮了苏轼一把，替苏轼辩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神宗也不同意王珪的说法，说：“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昔日诸葛亮自号“卧龙”，难道也有二心吗？
退朝以后，章惇批评王珪说：难道相公想把苏轼一家都搞死吗？
王珪有点不好意思，红了脸道：这话是舒亶讲的。
章惇叹了口气：“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的唾沫，你也会吃吗？
王珪无语。
除了这些讽刺朝廷的诗文，苏轼还供出了另外一些事，比如为嫁外甥女等事，向王诜借了三百多贯钱，“自后未曾归还”，以及其他一些索取祠部度牒、紫袈裟之类走后门的事。御史台根勘结按状中，李定和张璪对苏轼做了终审申斥，指责苏轼“妄有诋毁”，罪状如下：一、交通王诜，通过他“为婢出家及相识僧”托关系，以及钱财来往等；二、“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阙失等事”“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三、不如实交代罪行，“累次虚妄不实”。建议停职，将判决意见呈交皇帝处置。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苏轼在狱中，儿子苏迈每天给他送肉，约定如果外面有凶讯就改送鱼。巧在这一天，苏迈有事，请一个亲戚代为送饭。这个亲戚好心，做了一条鱼送进去。苏轼一看是鱼，以为即将大祸临头，顿时大惊失色，于是写了诀别诗《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请人送出去交给苏辙。
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首诗被送到苏辙手上，苏辙知道此时不是叙兄弟情深的时候，立即把诗退了回去，结果被狱方按规定送到神宗手上。神宗看了“独怜之”，感情被触动。
恰在这期间，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归天，天下大赦，“减天下囚死一等，流以下释之”，苏轼也在狱中一连写了好几首诗用来追悼曹太后。但曹太后去世一个月，苏轼仍然被关在牢里。
苦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
王安石罢去后，神宗每当想念王安石时，就会召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王安礼借机和神宗谈起了苏轼一案，劝神宗道：“自古以来，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有几句牢骚也很正常，如果因其文字而置于死地，恐怕后世会讥我朝不能容才，有损圣德，但愿陛下稍宽其狱。神宗表示：我并不打算处死苏轼，也不打算再深加追问，“欲申言者路耳”，本意是想借此事鼓励敢于发言的人，“为卿贳之”，我会放了他。
宰相吴充也劝神宗说：曹操尚能不杀祢衡，陛下你又何必杀苏轼呢？
恰在此时，王安石的亲笔书信到了，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于是，“乌台诗案”“以公一言而决”，苏轼得救了。
到了元朝，有一个文人费唐臣，不知怎么写了一个杂剧，叫《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为苏轼喊冤叫屈，竟然把王安石写成一个小丑，说他指使李定诬害苏轼。
苏轼本人也不愿意领王安石的人情，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我能活下来，全是皇帝所赐。朋友问他怎么回事。苏轼说：有一天晚上我在牢里睡觉，有两个神秘人物进了牢房，自带铺盖就地睡了半夜，到了四鼓，突然拉醒我说，恭喜学士，安心睡觉吧，没有事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皇帝派来的太监，专门来了解我的情况，他们看我睡得很香，没有一点心事的样子，就立即回去报告了皇帝。皇帝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我这样才活了下来。
苏轼亲口对别人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他能活命，首先是自己胸襟宽阔，不该死；次则是神宗不想让他死，与王安石了无干系。
非常可怜的是，苏轼系狱之时，除了王安石、章惇、王安礼、吴充等少数人不惧牵连进言解救外，那些平时跟苏轼诗书唱和、互相吹捧的文人名士，却无一人伸手援救，洛阳司马光受到牵连被罚铜二十斤，也是不发一言。
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张方平写了一书要营救苏轼，但“府官不敢受”，张方平一急之下，命令儿子张恕亲自去登闻鼓院（相当于信访办）投递，但张恕却“徘徊不敢投”，这件事是真还是假，没法搞清楚了。总而言之，张方平没能帮上忙。后来苏轼到张方平家拜见干爹，张方平特意把那份没有交上去的奏疏拿给苏轼看。苏轼看后“吐舌色动久之”，说幸好没交到皇帝手里，不然我就没命了。别人问他原因，苏轼不说。
这件事后来由苏辙加以解释。苏辙说：我哥哥哪有什么罪过啊，“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尔”。张方平在奏疏里说哥哥“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就会更加激怒官家，一旦交上去，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就会要哥哥的命了。
有人追问苏辙：那应该怎么写才有效呢，“宜为何说”？
苏辙说：只能对官家讲，“本朝未尝杀士大夫”，陛下你杀了苏轼，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就会以陛下为榜样，想杀就杀，天下就乱了。陛下非常看重社会影响，“好名而畏议”，这样就不会杀哥哥了。
其实，神宗从来就没打算杀苏轼，这一群君子算是白担心了。最终，苏轼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做了有职无权的闲官。
苏轼到黄州以后，对于章惇出言救他，还是真心感激的。正好，时为参知政事的章惇来了一封信，告诉苏轼，如果能在黄州期间“痛自追悔往咎”，朝廷仍然会重用他，“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苏轼非常感动，用心写了一封《与章子厚参政书》，对自己的行为做了深刻检讨，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沉痛忏悔。
苏轼跟章惇说：“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只有老友你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让我“感叹不可言也”。
苏轼说：老友“拜命与议大政”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人民都很兴奋，“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我经常对身边的人提起你，告诉他们“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当初有的人还不相信我说的话。现在你当了副宰相，我不但为朝廷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因为我说对了，“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然后苏轼开始检讨：我这次犯错误，“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从前老友就劝过我少说废话，但是我“强狠自用，不以为然”，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这次朝廷不治我的罪，如果再不痛改前非，“轼真非人也”！苏轼自责说：现在“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
苏轼保证说：我“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如果再犯，那我真是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哉”？
最后苏轼说，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个只知道拍我马屁，“但过相称誉”，让我犯了大错。一旦我被抓起来，没有一个来可怜我，“无复有相哀者”。只有老友是真君子，帮了我很多忙，“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可惜，后来出于一些原因，苏轼和章惇还是决裂了。
在被押赴黄州以前，苏轼需要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第一个需要处理的，就是大批婢女姬妾。此时发生了一个“春娘换马”的故事。
明代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东坡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饯公。”苏轼“命春娘劝酒”，蒋运使一看春娘还算水灵，就问“春娘随去否”？
苏轼说：“欲还其母家。”
姓蒋的一听，动了心思，对苏轼说：“公去必须骑马，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
苏轼一听，当场拍板答应。
可惜春娘错把苏轼当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情种，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切，她上前对苏轼行了一礼，说：古士大夫皆有仁人之心，能做到“贵人贱畜”，把人看得要比马高。现在“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说着，春娘泪水涟涟地口占一绝：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今日始知人贱畜，胸中怨恨向谁伸！
吟诵完毕，“遂下阶触槐而死”。
很多人为苏轼“春娘换马”的故事叫冤，认为以苏轼之多情，必不至如此冷血。其实，在苏轼的诗中，有几处写到以妾换马的事情。在《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中有两句：“坐看飞鸿迎使节，归来骏马换倾城。”所谓“骏马换倾城”，就是以骏马换美女，在苏轼看来，实在是很普通的事情，与李白在《襄阳歌》中的那一句“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很可一比。在这些才气冲天的大诗人眼里，女人不过是两条腿的骏马而已。
在苏轼的《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诗中，有“又不见二生妾换马，骄鸣啜泣思其家”。在《戏周正孺二绝》中，又有“相如虽老犹能赋，换马还应继二生”。对那些以妾换马的故事津津乐道，可见他对此还是颇有心理基础的。
不管这些，还是来看正主。
苏轼被贬黄州，因祸得福，名气反倒越来越大，《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文皆在其间写成，并成为经典，在文学史上光芒万丈，这也是一种意外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