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密州：老夫聊发少年狂
密州（今诸城），山东古郡，民风淳朴，与绮丽的苏杭相比，自是一番风味。自密州始，苏轼的文风也为之一变，虽然才华不朽，毕竟年华老去，岁月的尘沙在这位快活游子的内心留下了斑斑印迹。
苏轼在密州是一把手，那里的和尚与女伎比杭州少了许多，加上密州人穷，不像杭州那样的酒食地狱，他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相应变化，所有这些，都对他的诗文风格有着潜在的影响。苏轼开始沉下心来，诗词的风格一洗在杭州时的酬酢与绮靡，有了一丝豪放和清新的意味，透露着更多的真诚。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朝廷，苏轼都一再声明自己来密州是因为想弟弟了。但如果考察一下苏轼请求调动的时间，就会看出一点玄机。当时恰是王安石因身体原因而首次罢相，新宰相韩绛上任。苏轼觉得自己仕途似乎有了希望，此时提出调动，像是给朝廷提个醒：当年制科考试的高才生还在杭州呢，仁宗皇帝可说过我是当宰相的材料！
为了更直白地提醒新政府，苏轼给韩绛写了一封长信，《贺韩丞相再入启》，说韩绛当宰相的消息“传闻四海，欢喜一辞”，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万马奔腾。然后一向保守的苏轼说了这么一句话：“窃以君臣之间，古今异道。”接着却又继续反对变法，说朝廷的工作应该是“任人而不任法”，就是强调人的作用大于法的作用。因为只有强调人的作用，才会让官员们“责重而忧深”，才会努力工作。
苏轼把韩绛写成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忠诚在天，德望冠世”，“挺然而纯粹精”，“颓然而直方大”，“更练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险夷”。说韩绛上台以后，必将“发其蕴蓄，以次施行”，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胡乱变法。
再下来就开始拉私人关系，苏轼说自己“登门最旧，荷顾亦深”，对韩绛非常有感情，现在见到韩绛当宰相，真是喜欢得涕泪横流，无法可想。
可惜的是，韩绛一力继承王安石衣钵，变法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对苏轼自然也无意重用。苏轼见没有什么回响，就又开始发牢骚。在按例呈上的《密州谢上表》中，他说：我明知自己不称职，但工作还算努力。离开京城已经好几年了，也得不到提拔，如今已是“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现在我之所以请调密州，是想和弟弟离得近一点，想不到朝廷“以为人无贤愚，皆有可用”，立即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对此非常感谢。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使民之安臣”，也就算我在报国了。
在另一篇《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中，说密州这个地方，“带山负海”，名字虽好听，但无特色。而我“多病无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前途。朝廷正励精图治，“方以求贤为急”，“宜得敏锐兼人之器”。所以我这种“天与愚忠，家传朴学”之人，常“议论止于污俗，交游谓之陈人”，不被朝廷开除就已是万幸了。现在朝廷大度，我“荷恩至深”，真不知如何报答！只能“镌磨朽钝”，努力工作，“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
苏轼一边向朝廷抱怨，一边写信向朋友诉说自己的矛盾心理。在《与杨济甫》中说：我在杭州工作结束以后，“官满本欲还乡”，归隐田园，但又因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所以请调密州，“私愿甚便之”。现在看来，回去扫墓又要推迟几年了，只能在此“瞻望坟墓，怀想亲旧”，念来“不觉潸然”。
密州太守，军政一把抓，一州生民之所依托，当然不能像在杭州那样悠闲。苏轼还没到密州，就根据路上的见闻，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说：最近河北与京东一带“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农村的情况让人忧虑，所以我要讲几句，说不定对治国有帮助。
苏轼说山东“常系社稷安危”，不能不重视，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河北、山东。然后对神宗说：陛下你上台以来，天灾不断，“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蓄积之家，例皆困乏”，无论穷人富人，日子都很难过，结果弄得强盗遍地。
这其实就是在指责王安石当政数年无功皆过。但苏轼没提王安石一个字，甚至不提变法一个字，他知道神宗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但苏轼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措施，最多“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说只要心肠好一点，“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这样一来，天下必然就太平无事！
苏轼向朝廷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给密州减税。
第二，减免密州的盐税，让老百姓靠煮海卖盐为生，说这样一来，老百姓“人非木石，宁不感动”，就不会做强盗了。苏轼还从理论上证明，如果减免小商贩的盐税，国家说不定还能从大商贩身上多收点税，因为小商贩有利可图，就会从大商贩那里多批发货物，大商贩的交易量上去了，国家的税收当然就增加了。
第三，开展严打工作。这样使“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社会治安就会好起来。苏轼“以盗贼为急”，所以在密州期间曾经亲自磨刀带人进山追捕盗贼。
这几点建议没有得到朝廷的积极回应，苏轼只得再写《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当时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正在推行“手实法”，进一步完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并据此评定户等，好依法收取免役钱等。但此法在推行过程中因为扰民太甚，搞得民怨沸腾，效果非常不好。这篇《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就是直接针对吕惠卿。
苏轼先对韩绛说，密州这个地方“过客稀少”，真是我可以长期待下去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太穷了，蝗虫也多，老百姓的日子不容易。再加上“方田均税之患”，朝廷想按照土地来平均税赋，路人都知道这不是好政策。然后感叹道：“税之不均也久矣！”对这种不公平现象，老百姓也认了，并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怎么搞都不会公平的，又何必再改来改去的呢？
接着苏轼就开始攻击手实之法，指其立法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就是鼓励老百姓互相揭发。苏轼用很长的篇幅证明根本无法给百姓定出正确的户等，“决不能知其数”，只能做到大致差不多而已。
苏轼说他在杭州工作期间，每当“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现在到山东一带，因为政府不搞盐专卖，所以囚犯不多，而且“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
苏轼最后对韩绛说：“轼不敢论事久矣。”说韩绛“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所以我才“复发其狂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他还故作神秘地对韩绛说：希望不要把他的这篇文章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表面的意思是怕变法派修理他，“干冒威重，不胜战栗”，真正的意思是通过这种表白，把自己归于韩绛密党。
其实苏轼明知上呈宰相的论疏是要登在邸报上作为内部文件在全国传阅的，如此窃窃私语，实在没有必要。
后来王安石再执政，亲废手实法，苏轼却没有任何表示。
毕竟韩绛是王安石一手推荐上来的，不容易把苏轼看在眼里。为此，苏轼连写两书呈给先朝元老文彦博。文彦博正以守司空兼侍中判大名府，例兼北京留守，威望还在。
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苏轼说山东人穷，又喜欢打架，很难管理，但是自我到密州，加大打击力度，高额悬赏捉盗，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用竞劝，盗亦敛迹”。他觉得文彦博“以天下为度”，因此介绍自己的这一套做法。
苏轼愤愤地说：现在的士大夫们，“好轻议旧法”，经常乱改法律，有时甚至前后矛盾，“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苏轼说：我“愚蠢无状”，负“孤危之迹”，我的这些话，明公千万不要对别人说，“犹幸明公密之”。
不久，苏轼又写《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先是把文彦博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当今天下勋德俱高，为主上所倚信，华实兼隆，为士民所责望，受恩三世，宜与社稷同忧，皆无如明公者”。就算出任地方官，仍然一言九鼎，所以我想再跟你说说掏心窝子的话。此信的目的是要反对章惇提出的在河北与山东一带推行政府盐专卖政策。苏轼说现在私盐太多，如果推行盐专卖，后果“正与淮南、两浙无异”。犯法的人太多，几乎无法阻止。所以，千万不能在此地推行盐专卖。苏轼还说：“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脾气都很暴躁，如果强力推行盐专卖，后果不堪设想，“则两路之祸，自今日始”。请明公一定要向朝廷争辩，但不要提是我说的。
苏轼接连给朝廷大员去信剧谈国政，却没有收到一点回音。恰在这时，新法“减定公使钱”，苏轼手里能支配的公款不够用了。
“公使钱”是北宋朝廷拨发给官员的吃喝招待费，其中包括酒水饮食、官妓费用，以及买礼物送人的费用，这是刺激读书人当官的重要诱因，也是北宋官场贪污腐化、恶俗成风的主要动力。公使钱的减少，直接导致官员日子不爽，玩起来不能酒醉梦酣淋漓尽致。对此苏轼很有意见，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也要玩得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当官人家“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密州地穷且少风雅，请客的人也不多，不再是“酒食地狱”，苏轼反而觉得不习惯，于是不停发牢骚。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中，苏轼写道：“眼看时事几番新”，但与我毫不相关，我也不想做什么事情，“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也不知是谁劝我来这个穷地方，“何人劝我此间来”，没有歌听也没有酒喝，乐器上结满了蜘蛛网，酒坛子上也落满了灰尘，蝗虫倒是不少，有时“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虽然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为郡鲜欢君莫叹”，但是，总比那些在京城忙来忙去的变法派日子过得开心吧，“犹胜尘土走章台”。
此诗纯是“讥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埋怨自己日子过得不似在天堂，并“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以讥讽朝廷事阙失，及新法不便”。
在《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博》一诗中，苏轼说：从前陶渊明做县令时，天天酒醉如泥，国家给他“公田二顷五十亩”，陶渊明全拿来种秫酿酒，不种粮食。“我今号为二千石”，国家中层干部，“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一年只能酿酒百石，怎么能把客人喝醉呢？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什么事也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
在《寄刘孝叔》中，苏轼对于朝廷锐意进取、谋边伐敌非常不满，说：“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各地官员也都“汗流奔走谁敢后”，要为军队提供后勤物资。而保甲和方田法也非常烦人，再加上手实法，让当官的忙得团团转。我“平生学问止流俗”，实在做不了什么正事，没有办法，只好喝酒，“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
苏轼还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更望红裙踏筵舞”，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苏轼非常怀念杭州，以及与出家人和妓女之间的亲密往事。他在诗中说“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起杭州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地“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但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其实苏轼此时才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所以精神萎靡消极，“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苏轼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如果有客人来玩，就忙着出门相迎，“两眼蒙笼余睡色”，眼睛都还没睁开。
这种工作状态确实让人担忧。
为了破解烦闷，意**仍然是必需的生活调味品。苏轼非常喜欢美女，因为“美人如春风”，且特别喜欢“一颗樱桃樊素口”的佳人。不但自己喜欢，苏轼还劝别人也要学会玩赏美女，他曾劝一个姓李的老朋友应该“卖剑买蛾眉”，也不用教她什么乐器，只要“唱我新歌词”就行了。
在密州的第一个上元节，苏轼写下了《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回想过去在苏杭的日子多么惬意啊！如今密州不热闹，游戏形式也不丰富，只有“昏昏雪意云垂野”，令人消沉。
密州虽然穷，但总有几个家里有钱讲求风雅的土豪。有一个叫文安国的人，自以为有才，常请苏轼吃饭喝酒泡妞。苏轼不好意思总是白吃人家，于是写词纪念，即《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总算在密州看到了“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想象着“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的无尽春色，苏轼不禁感叹徘徊，感觉没有心情再写东西了。
此外，苏轼不停地和其他各地好友诗书唱和，尽述风雅。对路远的朋友，苏轼会专门派人送诗讨诗。比如他给被贬在洛阳的司马光写的《司马君实独乐园》，就高度表扬司马光大名满天下，“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对司马光的独乐精神给予了强烈肯定，并说：不要看司马光现在赋闲在家，但“四海望陶冶”，国家还是要指望他的。苏轼叹息说：“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意思是我们的名声都太大了，这其实是老天爷在处罚我们这些名人啊！
好在苏轼自我疏解能力强，“我生百事常随缘”，渐渐从牢骚消沉和患得患失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面对当下的生活。
到了密州以后，苏轼开始注意保养身体，烧点丹药，练点气功。苏轼于《赠王仲素寺丞》一诗中谈到了学习练气功的好处，说“养气如养儿”，接着又来一句玩笑话，“弃官如弃泥”。苏轼说自己早就喜欢练气功，非常想达到“孤舟倒江河，赤手揽象犀”的大师境界，可现在也只能做到“留气下暖脐”而已。
不光练气功，苏轼对补品也颇有研究。密州对苏轼口味的好东西不多，能入他法眼的只有枸杞和甘菊。苏轼认为常吃枸杞可以健身壮阳。甘菊放到现在也是很好的饮品。但有趣的是，苏轼明明是在采食杞菊养生，却偏偏说成是因为家里太穷，只好采食杞菊以充腹。在《后杞菊赋（并序）》中，苏轼是这么写的：我“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想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好和部下“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勉强填饱肚子。
如果一个州的太守都需要采野菜填肚子的话，那么老百姓又该吃什么呢？一旦真的荒穷到这种程度，苏太守只怕连树根都挖不到，早被老百姓啃光了。
苏轼哭穷的真正目的是埋怨公使钱太少，在接下来的赋词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连酒水都喝不上，只能吃野草。而且这些东西实在太难吃了，让人“对案颦蹙，举箸噎呕”。然后又故作大度，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说不如以杞菊为粮食，“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照样可以长寿。
话说回来，作为一地长官，苏轼在密州确实要比在杭州辛苦，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领导带头。而他在密州的一件重要工作，是收养弃婴。
首先必须明白，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节育措施，也没有电影电视，天黑以后，除了睡觉还是睡觉，特别是那些穷人家，吹灯**是唯一的娱乐，孩子不免就多了点。这种情况下，弃婴无法避免。纵观历朝历代，没有哪一朝能根除弃婴和溺婴现象，宋代的弃婴也相当普遍。
后来苏轼对此有一个总结，在《与朱鄂州书》中说：以前我在密州工作，“遇饥年，民多弃子”，我就从公仓里弄了几百石米，“专以收养弃儿”。宋制一石折十斗，约相当于现在六十公斤，苏轼给每家补助“月给六斗”，一年六十斗，折六石。这些粮食大概可以救济百十个家庭，但救不救得活很难说，苏轼自己的总结数量是“所活亦数十人”而已。
另一件重要工作是捉蝗虫，那是当时官员最基本的工作职责，捕蝗不力，是要被朝廷法办的。在苏轼到密州上任前，当地老百姓已经捉蝗虫三万斛，可见密州蝗灾何等严重。而蝗灾往往与旱灾同时发生，所以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求雨。对于求雨，苏轼是很认真的，他没事就跑到常山去求雨，什么《祭常山祝文》《祭常山神祝文》《祭风伯雨师祝文》之类的文章写了很多。
有时在求雨途中还可以顺便游玩一把。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一诗中，苏轼记录了在常山绝顶广丽亭中娱乐的情形：“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其中还有美女数人，“红裙欲仙去，长笛有余哀。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回”。
在高山之巅，迎风远眺，或赏清笛，或观妙舞，常山自古以来“何尝有此乐”？苏轼童心大炽，玩兴大开，“将去复徘徊”。但他又劝自己：“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何苦用意追求呢，最终大家都不过是“万劫终飞灰”罢了。
为了求雨方便，上山有个落脚点，苏轼专门拨款在常山修了座神庙。神庙落成的那一天，苏轼率领大小官员前去参加揭幕典礼。在回来的路上，苏轼决定与民同乐，穿着锦衣，戴着皮帽，骑马挎弓，带着大家同去打猎，“与同官习射放鹰”，并写下一首《祭常山回小猎》记述此事。说彩旗飘飞，风追马跑，兔走鹰飞，白云满天，回来的时候沾了一身的树叶。苏轼自许说：“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意思是国家如果想打仗，我还是可以领军出征的。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因为当时朝廷对外用兵心切，苏轼此时写下这样的句子，其实是再次暗示朝廷：苏轼在此，堪可一用。
真正让这次出猎活动扬名千古的，是那阕名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还是很有心的，他并不是随便乱玩。“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是借用汉文帝派冯唐前去赦免犯了过错的武将的故事，以此向朝廷表示：我现在已经知错了，朝廷什么时候能原谅我呢？还保证说：一旦我受到重用，一定会努力进取，“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据说此词开辟了宋词的新风格，从此豪放词就越来越多了。苏轼也很自得，说此词可“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有人说那句“西北望，射天狼”表明了苏轼有心为国效力，意图一举踩平西夏和辽国，是一个豪放的文人。其实苏轼此后一直反对朝廷对外用兵，在王安石罢政后，想起来就会抨击一下强兵政策；神宗主持征伐西夏的战争时，他代张方平写了一篇《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待到他翻身当了朝官，更是不依不饶地抨击变法派积极开边的成绩。那时他早忘了“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心。
苏轼很少有诗文写到家庭生活，密州期间写的《小儿》一诗，可以看出点苗头来。
《获鹿图》（五代）李赞华（传）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当时王闰之不到三十岁，在苏轼眼里已经不是娇妻了，而是一个老妻。苏轼没有心思哄孩子玩，王闰之却比较善解人意，只是柔声安慰丈夫，“不乐愁何为”？接着就在苏轼面前为苏轼洗杯子倒酒喝。苏轼表扬王闰之比刘伶的老婆要强很多，因为刘伶的老婆连酒都舍不得给老公喝。
苏轼喝了一杯王闰之给他倒的酒，味道并不好，想起刚写好的两首《薄薄酒》，苏轼借别人之口劝自己说：酒虽然差，总比白开水好喝；老婆虽然丑，也比独守空房强，“丑妻恶妾胜空房”，甚至可以达到“丑妻恶妾寿乃公”的奇特效果。苏轼进一步引申道：纵是前呼后拥从人无数的高官豪吏，也“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百年瞬息万世忙”，“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苏轼的结论是：酒好酒坏，人美人丑，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其实苏轼对老婆的美丑非常在意，当时他手下一位通判叫刘庭式，苏轼曾为其写过一篇《书刘庭式事》，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女人美色的态度。
刘庭式为人不错，在考取进士以前，和一个同乡的女孩定了亲。刘庭式考取进士以后，那女孩却得了一场重病，“两目皆盲”。女孩家没什么背景，不敢提醒刘庭式来迎娶，也有人劝刘庭式娶女孩的妹妹算了。但刘庭式非常坦然地把那个女孩娶了回来，后来那个女孩死在密州。苏轼知道此事后，对刘庭式的做法不太理解，问刘庭式：“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女人长得漂亮我才能爱她，可是你娶了一个盲女，“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
刘庭式回答得很简单：“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
苏轼表扬刘庭式说：你会成为一个“功名富贵人”，“若不贵，必且得道”。
苏轼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想到功名富贵，其实他的思想一直是相互抵触的，“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也就是说，苏轼真正看重的不是文章，而是富贵。苏轼发牢骚、讲酸话，基本都是因为没有弄到应有的官位和富贵。在《同年王中甫挽词》中，苏轼非常委屈地说“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鲲”，这指的是仁宗皇帝通过制科考试录取的十五个高才生，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大好青年，现在却“死生契阔几人存”，只剩下我和弟弟在内的五个人而已，“宿草犹应有泪痕”，想来真是让人感伤泪流。
当无法达到目标时，他以超然来激励自己，并专门建了一个超然台。
苏轼喜欢登高望远，但密州城内没有什么像样的楼台，后来他看中了密州北城墙上的一块城基，于是大兴土木，建成了有名但速朽的超然台。
为了表明自己对于官大官小根本不在意，也为了表明自己真的很超然，苏轼专门写了一篇《超然台记》，是一篇广为传阅的著名散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
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文章说：他对身外之物的要求不高，任何东西都有闪光的一面，看着都可乐，不一定非要华丽玄妙才行。他说自己喝酒不挑嘴，吃水果也不挑食，能吃能喝就行，“皆可以饱”。既然这么好养活，“吾安往而不乐”？我到什么地方都会很快乐。他很开朗地劝导大家：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这些东西有好有坏，如果我们老是挑来挑去，就会挑花了眼，“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苏轼说：有些人因为没有做到“游于物之外”，就像坐在水缸里一样，看不透事物的本质，“常眩乱反覆”，所以就不开心，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然后就拿自己为范本教育大家怎么做：我从杭州到密州来上班，虽然不是步行过来的，但也没有舒舒服服地坐船，而是“服车马之劳”，一路颠簸而来。离开旖旎的西湖，来到桑麻之田野，不去住有“雕墙之美”的豪华房间，而是在“采椽之居”里暂时存身。刚来的时候，密州又穷又乱，“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我的生活也是“斋厨索然”，甚至采食野菜，“日食杞菊”，人们都以为我肯定不开心。
但是，奇怪的是，过了一年多，我反比在杭州时胖了点，头发也由白转黑了，这并不是我练气功的效果，而是我“既乐其风俗之淳”。因为过得开心，所以我就开始“治其园圃，洁其庭宇”，把家里装修一下，好住得舒服一点。在园子北面，有一个小土台已经旧了，我派人把它“稍葺而新之”，这样没事就可以爬上去看看，借以“放意肆志焉”。
然后苏轼就拿出了《凌虚台记》中的写作手法，说往四周一看，全是先古遗迹，可以怀想先古伟人的风采。现在这个小土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无论是雨雪之朝，还是风月之夕，我都要来看一下，客人们也都跟着我爬上爬下，我们吃园子里的蔬菜，钓鱼酿酒野炊，都很开心，齐声说：“乐哉游乎！”我弟弟苏辙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了一篇赋来记述，并把这个台命名为“超然台”。
苏轼最后总结说：我之所以“无所往而不乐者”，是因为能做到“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不但自己写文章加以纪念，还请各地好友替他写《超然台赋》或《超然台诗》，热闹无比，几乎成了文坛盛事。他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超然于物外无忧无虑无所追求的人。
但在另一曲《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苏轼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如那“烟雨暗千家”的景象一般，苏轼的心情也是灰暗的，嘴上虽然说得坚决，但并不能做到真正的超然。他劝自己不要再去回想江南的风花雪月，“休对故人思故国”，而要调整心情，“且将新火试新茶”。但一句“诗酒趁年华”，仍然泄露了他心底的那种颓废，于是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
苏轼的超然，与其说是超然，还不如说是理想的幻灭，精神的颓废，直接导致言行的虚无。这在他写给弟弟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表达得特别清楚。他回想当初兄弟俩共客长安时，何等意气风发，笔纵千秋，“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非常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并且当时兄弟俩都有功成身退的打算，“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对当官并没有特殊的兴趣，“袖手何妨闲处看”，心态特别健康。
如今一旦理想幻灭，苏轼只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凭这种工作态度，当然不要指望取得什么优秀的工作成绩，他在诗里已经记录了到任前后的生产情况。在他刚到密州时，庄稼长得还不错，“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除了蝗虫多了点，也没什么其他大问题。苏轼信心满满，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好心肠，求雨那么辛苦，完全可以把密州工作搞好，“今年好雨雪，会见麦千堆”，大家一定会“笑口几回开”，百姓的生活全部达到小康标准。
结果，苏轼在离任时满怀愧疚，他有一首《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觉得自己对不起老百姓，“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终于知道自己只知读书而不知政事对老百姓一无所用，“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苏轼在密州三年，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太像样的政绩，但密州因苏轼那曲著名的词作而名扬天下，那就是旷绝古今的《水调歌头》，全词如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本来请调密州的理由就是要见弟弟苏辙，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苏轼在密州三年，竟然没有和弟弟见上一面，两人只能遥看天上月，臆想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时光。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在自责和遗憾中，苏轼密州任满，“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