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众说苏东坡

苏轼，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他的思想、他的政见、他的诗词、他的文章、他的学术、他的养生技法，千年以来，一直受到无数闲人雅士的追捧，对他加以全方位的膜拜。此间虽有一些批评之声，但禁不住苏粉无数。

没有几个古人能入苏轼法眼，基本上是见一个嘲笑一个。他曾一边指责老庄思想，对所谓“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挹”不屑一顾，但同时自己又摆出凌虚于尘世之上的神仙姿态，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一点浩然气”带来的“千里快哉风”。

苏轼虽然一生都在谈超然物外，要学陶渊明归隐山林。但一边又看重功名，并用其一生执着地追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明确提出，“轻富贵，安贫贱”的清高思想要不得，因为那样一来，“人主之名器利禄”就没有什么用了，就没有“砺世磨钝者”的工具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了。

提倡“清静无为”的苏轼，从来不认为法度建设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对于王安石变法当然也就百般挑剔。

在政治上，苏轼的见解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仁”。他到各地工作都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物要政策，殊不知这些钱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其他地方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

北宋文坛风气一改之前的空洞华丽风格，主要得益于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开拓性工作，苏轼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得多、影响大，对新风气的普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为文之繁杂也是有目共睹的。苏轼为文，讲究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去考究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这种行文方式，大抵只适合写散文，而不适合用于写严谨的政论性文章，所以苏轼的政论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大于内容。明朝袁宏道评论苏轼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虽然他花了绝大的心血去写，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无甚可取之处——内容不可取、见解不可取、风格更不可取。

苏轼的诗词创作，那是没说的，千秋功名，唯此立身。特别是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是赚足了女同胞的泪水，“大江东去”又放倒了一大批男人，这样一来，苏轼就有了男女通吃的资本。

慢慢数下来，苏轼写诗近三千首，其主要的创作手法是“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许多读者都熟悉苏轼那些被精选出来的诗，现在不妨读一下他的另类作品。他给王诜作的《题王晋卿画后》，读来味如嚼蜡。

丑石半蹲山下虎，长松倒卧水中龙。

试君眼力看多少，数到云峰第几重。

这类作品在苏轼文集里随便就可以摸出一大把来。

苏轼作词三百多曲，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近六十曲是“艳科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勉强算得上豪放词的作品，满打满算，不过二十首。虽然他口口声声瞧不起柳永的“柳七郎风味”，但后期却是奋起直追，写得比柳永还要风花雪月。自从“大江东去”以后，苏轼再也没写过一曲豪放词，与此对照的是，他对艳科词的兴趣却一直不减。不妨来欣赏一曲《菩萨蛮·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这也是苏轼具有开创性的一曲词，据说是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其情色**，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国人欣赏小脚，大概也受了苏轼品味的影响。

苏轼一生作诗写文无数，其实他反倒并不在意诗文的成就，对他而言，诗文小技耳，但又没有取得什么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后期的苏轼在学术研究上倾注了一定的心血，以他主笔写下的《苏氏易传》，被当作是苏轼学术代表作。苏轼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高，甚于诗文。但搞学术和写诗不同，要有自己的观点，而苏轼没有，只好抄袭了事。此书中的观点大多抄袭晋人王弼的思想，为此受到朱熹的讽刺。在朱熹所作的《杂学辩》中，《苏氏易传》名列榜首，他直指苏轼“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有人说，苏轼岭海万里不死，得益于他的养生之道和医学功底。这个事情万分玄妙，不能不提。

苏轼的医学成就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似乎像他这么一个天才，自然就应该无所不通。其实，他只是喜欢收集江湖中的偏方。古代知识分子基本都有这个毛病，大家很少受过专门的医学训练，所谓医术，也就是经验加揣测，而苏轼在这方面无疑不比别人差。

苏轼的《医药杂志》记下了很多医药故事与感论，大多荒诞不经。比如，他眼睛有毛病，本来天天用热水洗眼，就因为听一个人说“目忌点濯，目有病，当存之”，还引申说“治目当如治民”，“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意思是不用去管，到时自然会好的。苏轼对此不加究问，认为“此颇有理”，于是就不洗眼睛了。

苏轼对生育也有研究。他在《论医和语》中断言“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就是说男孩是脸朝下生下来的，而女孩子生下来就是面朝上的。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只要稍做调查就知道了，但他连接生婆都懒得问，直接下此断语。

苏轼虽然喜与和尚闲谈，但也仅限于吹牛而已。他不愿受到佛家清规戒律的束缚，起码在禁欲这一条上苏轼过不了关。在《养生难在去欲》小文中，苏轼承认，养生并不难，“皆不足道，难在去欲”。苏轼真正感兴趣的，是道家的那一套，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技法。在他的文集中，关于养生炼丹的文章到处都是，可以算是系统的伪科学大家。

不妨来看看他的养生思想。

苏轼早在凤翔时，就已经迷恋于丹药。他曾在住所附近看到有一个地方“雪方尺不积”，心里有点奇怪。等到雪晴以后，看到“地坟起数寸”，这应该是别人家的一个坟墓，但苏轼却“疑是古人藏丹药处”，就想回家拿东西来挖，幸好被妻子王弗苦劝而止。

但苏轼对丹药的迷恋到老都没有停止。什么《阳丹诀》《阴丹诀》《上张安道养生诀》《胎息法》……此类文章写得太多了，能把人看得口燥心烦。

在《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中，苏轼用一大堆子虚乌有的理论教导弟弟，并把江湖游医的“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等说法也当成是“奇而通，妙而简，决为可信者”。所以苏轼决心要认真修炼，“作干蒸饼百枚”，“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啖他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谓龙虎诀尔”。苏轼期待着这样搞上个百十天，“或有所成”，而且发誓“不读书，不看经，且一时束起，以待异日。不游山水，除见道人外，不接客，不会饮，皆无益也”。

苏轼还有一个方法非常恶心，冬至后，“吸鼻液漱炼”，把鼻涕反复在嘴里吸漱，直到觉得有点儿甜味了，再“咽入下丹田”。还有更奇特的，在《阴丹诀》一文中，苏轼介绍了一个常葆青春的秘方，要“取首生男子之乳”，也就是把头一胎生了儿子的妇女养起来，给她好吃好喝，让她产奶，取来自己享用。“日取其乳一升”，“可以朱砂银作鼎与匙”，把人奶“慢火熬炼，不住手搅令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苏轼命名为“阴丹阳炼”。

养生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一生刻意养生，天天乱吃保健品的苏轼活了六十六岁，与从不搞养生的王安石寿命相同。与其说他是在养生，不如说是一个好奇心太重的顽童，什么都想试试，什么都想玩玩。

朱熹的年代去苏轼不远，对苏轼的认识也最为清晰。他比较苏轼和王安石，说“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苏轼刚出道时，“论甚生财”，也很想挣钱，但后来见王安石推行青苗遇到了点挫折，“便不言生财”。苏轼也曾“论甚用兵”，并向朝廷说过什么“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可是后来“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苏轼的这种“两截底议论”到处都是，这正是他被指责为反复不一的主要原因，比如他“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但后来，“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

苏轼对王安石不依不饶地连续攻击，相比于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张方平和欧阳修，虽然错误频频，却不发一言，甚至有意为其掩饰遮盖，“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因为苏轼的文章分布广，影响大，所以给后人制造了很多假象。

《允夫帖》（南宋）朱熹

对于苏轼的政治能力，朱熹更是嗤之以鼻，“当时使得尽行所学，则事亦未可知”。因为跟随苏轼的人，“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幸好苏轼在京做官时间不长，如若不然，让苏轼掌权，“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苏轼总被人打击，反倒让老百姓“觉得他个好”，这也算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名作《宋论》中，猛烈抨击苏轼学术不正：以一己之好恶，不顾国家之安危，独断强辩，以逞心中之快。

在王夫之看来，苏轼算不上一个君子，因为君子严于律己，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声冶色之必远也；苞苴贿赂之必拒也；剧饮狂歌之必绝也；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琼、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缁黄游客、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而这些行为，苏轼几乎占全了。这种人本来“进不能获令誉于当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于士类”，但“轼兄弟乘此以兴矣”，也是一奇。

王夫之认为苏轼只是读书多了一点，“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于异端”，讲究任性则为，“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而测《大易》之旨，掠《论语》之肤，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游宴乐之私”，自以为是真名士，其实是虚伪矫情之人。这样也就算了，苏轼却标榜自己诚信，如果非我族类，就被指为虚伪，“为钩距之深文，谑浪之飞语”。所以，王夫之对苏轼兄弟极度痛恨，断定，“眉山之学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

平心而论，在苏轼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多重身份：一个庸俗的文人、一个无聊的官员、一个焦虑的政客、一个天真的顽童。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他另外两个身份的光环——他是载入史册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独具风格，行文自由舒展、姿态横生，心使笔驰、法为我用，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美学感受，千年以来传诵不绝。此外他还是一个文采斐然的诗词大家。苏轼的诗歌立意雅致、气韵天成，才思四溢、触景生春，比喻新颖、奇趣横生，对各种体裁均能驾驭自如，笔法变化莫测恣意收放，已成为中华文明最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作为这笔遗产的代价，苏轼其他身份的所有细节，都显得微不足道。

对苏轼评价极为严苛的朱熹，也承认苏轼“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现存《苏轼全集》有一百多万字，近五千篇文章，在毛笔书写的年代，那是个不小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到苏轼对于写作的坚持，无论命运如何起伏，都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热爱，那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这种对艺术持之以恒的执着，必然是因为心中涌动着坚韧的精神力量。

苏轼对许多事情都抱着游戏态度，但对待创作却非常认真，“东坡每属词，研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正是通过认真的构思，在他的笔下，总能呈现超凡脱俗的文学意境。有论者认为苏轼“笔有仙气，自是太白后身”。确实如此，苏轼深受李白诗歌的影响，两者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座奇峰。当苏轼写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其实是在以李白自比，“我欲乘风归去”，就是指代谪仙人李白。有时他还直接化用李白的诗句，比如《过大庾岭》中有“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只是把李白句子中的“抚”字改为“拊”而已。在《双石》中，有“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明显化自李白的名篇《蜀道难》。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可见他对李白的作品已经烂熟于胸，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苏轼不但化用李白，而且在句法、意境甚至描绘景物方面，都全面向李白学习。李白爱写月，苏轼写月的诗也不少。但苏轼不是机械的学习，而是能够做到句句推陈、笔笔出新，绝少陷入滥俗，这一点尤其可贵。

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些句子冲破了句法束缚，比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被古人称为散句，有的散句长达十一个字，被认为是古典诗歌中的奇迹。而苏轼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中写有“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句法同样惊险奇绝。

李白率性坦**，喜形于外，情绪上容易陷入大起大落，有“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失意，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还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清高，更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时而空灵虚幻，时而宏伟壮观，想象力如同天马行空，雄奇激越。后世能与之相比肩者，大体只有苏轼。苏轼有时充满宏伟的梦想，有时富有乌托邦式的政治**，在受到挫折之后，则一变而为豪放雄浑，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达，更有“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叹，还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就算流放海南，苏轼也依然能够以一种坚定的心态生活，很少写出像李白在《临路歌》中“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那样悲观的句子。而苏轼在走出海南时，照样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那正是他顽童天性的表现，他的乐观与坚持，是李白作品中所缺少的，那也正是苏轼的可爱之处。正因为有这种光明的心态，苏轼的词句之间充满人生意趣，老来更比李白略胜一筹，在绮丽的手法、奇瑰的想象之外，还能够不断接近客观世界，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反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从绚烂归于平淡。而李白则孤寂终老，落魄而死。

《李白行吟图》（南宋）梁楷

苏轼认为李白也有缺陷，“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其实苏轼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大概也是天才的缺陷吧，才思太急，而疏于精致。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影响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的非凡成就。

清代诗论家叶星期在《原诗》中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宋代学者吕本中将苏轼奉为“永以为法”的典范。明代公安文学诸家直接以苏轼为师，清代袁枚、陈维崧等人都认真模仿苏轼的创作风格，但其成就都不足苏轼什一。

假设苏轼当初积极拥护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后再去依附司马光，也许在政治上会四平八稳，甚至飞黄腾达，那么他恐怕就只能像王珪或者富弼那样，是一个安静的官吏，也许会留下许多歌功颂德的诗文，在京城里混得顺风顺水，那么苏轼就不成其为苏轼，甚至他在政治中的保守行为，都会被后人所彻底遗忘。没有人会在意他坚持过什么，或者反对过什么，他的政治观点，连同他的诗词歌赋，都会被一道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再也无人提起。

所以，苏轼的政治表现与文学成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硬币的两面。没有他那不成熟的政治表现，就不会有炉火纯青的文学成就。

本文无意超越时代去评价历史人物，而只是希望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呈现一个立体的苏轼，目的并不是去攻击他，或者故意贬低他。苏轼大名闪烁，如日在天，也没有人能够撼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苏轼不是神仙，也不是超人，而只是生活在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平凡的天才，一个可爱的顽童人物。这样一个立体的苏轼，可能会更加衬托出他在文章与诗歌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尽管他没有做出什么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但他的文学成就足以滋养无数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的人生反而显得更加辉煌而灿烂，足以光照千古，流芳百世。

逝者已往矣，来世犹可待。

未来苏轼仍然会与我们同在。

2018年7月5日

再改于九华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