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归：孤云倦鸟空来往

苏轼满腹感慨，翻山越岭，于元符三年七月初赶往廉州。过海时，遇上大风雨，船行艰难，只好在海上过夜。苏轼睡不着，起身见天水相接，星河满天，不禁感叹道：“吾何数乘此险也。”看到自己写的《易传》等文章都带在身边，“而世未有别本”，如果被水淹了，就太可惜了，于是祈祷说：“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

苏轼在《记过合浦》一文中记载，他这话一脱口，果然风平浪静。上岸以后，继续赶路。一边用“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来讨好新上台的赵佶，一边打点行囊，打算在廉州先安下身子再说。可一个月后，朝廷又诏改苏轼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把他又调到湖南零陵去了。苏轼只好再次收拾行囊，于八月底离开廉州，经广州前往湖南。

快要过大庾岭时，一天，苏轼有兴致，坐着两人抬的小轿子出门去玩。不巧抬轿的竹杠断了，苏轼就到附近的龙光寺求两根竹子用。和尚们知道苏轼，就送了两根大竹子，并请苏轼吃了一顿饭。苏轼照例要写诗，说要把龙光寺的这两根大竹子拿到岭北去让万人观看，这两根竹子有神奇的魔力，“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

苏轼舟行到江西时，上岸玩了数日。一天正要起船，突然“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顺风顺水。苏轼对身边的朋友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

到大庾岭上时，借住在一个农家小院。一个老头没事，就过来问：“官为谁？”

苏轼随从向前答道：是苏尚书。

老头听了，急忙作礼道：“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

苏轼听了很开心，看来自己的形象不错，于是在老头家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行至九江，闻得庐山有隐士名王元甫者，“不与士大夫相接”。苏轼以为自己是名人，所以“欲求见之”。不料王元甫并不如苏轼那般喜欢交流，只是对来人道：“吾不见士大夫五十年矣。”请不要来打扰我了。苏轼知道遇见了真隐士，只好讪讪而退。

在这种真隐士面前，苏轼虽然觉得惭愧，但事实上，他对于自己流**的人生并没有认真反省。他只相信“死生病福，莫非命者”，所以，有人和他谈起“迁谪艰苦”时，苏轼说：我就是这个命，年轻时入京师，就有人给我看过骨相，说我是“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这就是我的命。

就在赶往湖南的路上，苏轼再次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恢复他的朝奉郎之职，但不要他继续工作了，“提举成都玉局观”，也就是让他退休，但也不强求他回老家四川成都去养老，可以任意择地而居。

可怜苏轼，居然没有机会上书请求致仕。但无论如何，毕竟还能拿朝廷的工资，所以还是写了一篇《提举玉局观谢表》，感慨“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同时又检讨了自己“猖狂妄行”的性格，屡受处分，“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接着拍赵佶的马屁，“正位龙飞，对时虎变。神武不杀，岂非受命之符；清静无为，坐获消兵之福。聪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沾雷雨之泽。臣敢不益坚素守，深念往愆”？

其实接到这道诏书后，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在这个年龄退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他受的这一肚子窝囊气就永远没有办法出了，所以他颇为感触地写下了“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的诗句，却并没有真的打算回四川老家。他喜欢江南的气候，想在常州一带安身养老，毕竟，他早年在那里置了一片田产。

为此，他写信给老朋友钱济明，请他在常州给自己找房子住，或租或买都可以。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再另做打算。

正当钱济明到处给他找房子的时候，苏轼又接到了弟弟的来信。兄弟俩离别日久，苏轼又想到河南陪弟弟一道住。为此，特意给钱济明去信，让他不要再找房子了，并决意直接乘船先到开封，然后陆行前往许昌找弟弟。

等他赶到仪征的时候，再次改变主意，因为害怕回到京城附近会再次受到政治攻击，“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所以“决计居常州”，并“借得一孙家宅”暂作容身之所，不去牵连弟弟。

其时章惇因为反对赵佶继位，被贬雷州。苏轼听到了这个消息。路过江西，见到南昌太守叶祖洽，叶祖洽问苏轼：传说你已经死在海南了，“今尚尔游戏人间耶”？

苏轼笑道：“途中见章子厚，乃回返耳。”——半路遇到章惇，所以就回阳间了。

因为苏轼和章惇成了死对头，所以，章惇倒台，给了很多人遐想的空间，以为苏轼兄弟必将重新得到重用，位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都写信给苏轼谈起这个事情，章惇的儿子章援也写信给苏轼，以晚辈的身份请苏轼一旦掌权，不要再整治报复章惇。

为此，病中的苏轼在《与章致平》一文中提到，我与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现在“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以前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但以后的事情还是要谈一谈的，“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并不是一个坏地方，章惇“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主要是工作太忙了，现在被贬，正好可以练养内外之丹，“今兹闲放，正宜成此”。

此时徽宗赵佶亲政，提拔曾布做了宰相，而曾布正是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另一员大将，他建议徽宗继承神宗和哲宗的作风，为开拓大宋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并且要严防出现党争现象，蔡京、蔡卞和苏轼、苏辙都不可以大用。

赵佶在刚坐稳皇帝位子时，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搞得风风火火，有条有理。在这种有为的政治气氛下，元祐党人再次遭到打击。苏轼想要东山再起的希望被彻底掐灭了，因此一到常州就病倒了。

为了省力气，在北归途中，苏轼一行基本上都是坐船。可能是卫生工作没有搞好，船上“长少卧病”，倒下一片，“仆卒死者六人”，苏轼的家人“幸而皆愈”，苏轼也挺了过来，想不到到了常州以后，却一病不起。

虽然生病，但苏轼还是坚持起身到船板上走动，因为河两岸挤了很多人来看他，场面非常热闹。苏轼饶有兴致地“著一小冠，披半臂”，坐在船上，看着“河岸千万人随观之”，苏轼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们这样看我，“莫看杀轼否”！

病中，苏轼看到了著名画家李公麟为自己作的画像，勉力题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南薰殿旧藏宋徽宗坐像》佚名

此时的苏轼，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平生功业不成，虽然后人理解为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的诗文最具价值，是苏轼“平生功业”所在，但那并不是苏轼的本意，他在密州的诗词成就也不弱。苏轼遗憾的是，他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了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这一场病很严重，身体“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两日病不能动”，“但困卧尔”，腹泻不止，“夜暴下，旦复疲甚”。之后一吃东西肚子就胀，不吃饭身体又抵不住，有时“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

在写给钱济明的信里，苏轼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征：“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苏轼读了不少医书，他为自己的病做了诊断，“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还给自己开了药方，“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他明明提出要用清凉药，却在药里加了人参这一大热大补之方，从中药理论上来看，是药不对病，再加上“余药皆罢”，这样一搞，性命危殆焉。

苏轼当然对自己的医术没有把握，只能自我安慰说：“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果然，苏轼的病情一发不可收拾，“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

对此，苏轼非常不甘心，“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但也只能开始准备后事了。为此，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苏轼把钱济明找来托以后事，指着自己写的几本书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现在全部交给你保管。他要求钱济明“勿以示人”，因为这些书需要时间证明自己，“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苏轼将逝，有一个老和尚名叫惟琳，特地前来安慰苏轼，看着苏轼气息沉微，就叩耳大呼道：“端明勿忘西方。”——你不要忘记西方极乐！

苏轼喃喃：“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极乐不能说没有，但不是发个愿就能去的。

钱济明提醒：“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嘴唇动了动：“着力即差。”——着力就错了。

语毕而终。

1101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一代文豪，留下无数诗文以后，就此撒手绝尘而去。

苏轼死后，由苏辙把他与王闰之合葬于河南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并写下《东坡先生墓志铭》，对哥哥做了最后的肯定，记下了群众痛吊苏轼的盛况，说“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苏辙没有提朝廷对苏轼之死的态度，因为他不好意思提。第二年，即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朝廷再次下诏：“苏轼降复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其元追复旧官告并缴纳。苏辙更不叙职名。”在《故朝奉郎苏轼降授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制》中，朝廷指责苏轼“尝以谤讪抵罪，神考赦而不诛”，但在“元祐之间，躐登华近，挟持亲党，鼓动群邪，肆为诋诬，以逞怨望”，及“绍圣投之荒裔，聊正典刑”，其罪“在所当诛”，现再加“追削故官，置之冗散。庶其党类，知所创惩”。

《邂逅帖》（江上帖）（北宋）苏轼

八月，朝廷再下诏，禁止司马光、苏轼等二十一人的后代在京为官。九月，刻“元祐党人碑”，将苏轼、司马光等人勒石碑上，以为各级官员之戒。

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诏毁苏轼文集及在各地的文版。

此时，一个太监梁师成帮了苏轼一个大忙。梁师成自称是苏轼小妾所生，“自称苏轼出子”，后来苏轼把小妾送人，梁师成也就成了别人的儿子，后来经过不断努力，与蔡京、童贯等人一道，成了徽宗朝有名的“六贼”之一。

因为梁师成受到赵佶宠爱，所以有机会替苏轼说话。他有一次泣问赵佶：先臣何罪，禁诵其文章？赵佶心一软，于是“轼之文乃稍出”，大家又可以看到苏轼的文章。

此事说起来虽不好听，但大概也是有点眉目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苏轼的儿子苏过，后来经常“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对苏过非常热情，曾经对管家说：“小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尽管拿着用就得了。后来梁师成的妻子死了，苏过“以母礼丧之”。

后来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为了给父亲赵佶被灭国找台阶，他就把责任一直往上推到了王安石变法上，这样一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就成了英雄，苏轼自然也是英雄之一。

赵构的儿子宋孝宗赵昚是苏轼的忠实粉丝，他亲自主持恢复苏轼的名誉，赐谥“文忠”。据说宋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就是有名的《御制文集序》，算是官方对苏轼的全面肯定。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乃作赞曰：

维古文章，言必己出。缀词缉句，文之蟊贼。

手抉云汉，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

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谠论，不顾身害。

凛凛大节，见于立朝。放浪岭海，侣于渔樵。

岁晚归来，其文益伟。波澜老成，无所附丽。

昭晰无疑，优游有余。跨唐越汉，自我师模。

贾马豪奇，韩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羡。

敬想高风，恨不同时。掩卷三叹，播以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