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乱战：只缘身在此山中
元祐年间的历史，就是各派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的历史。各派人马奋不顾身，纷纷讲变法的坏话，大力攻击变法官员，形成了全国声讨变法派的热闹局面。苏轼和苏辙是其中的急先锋，而苏轼的矛头直指王安石。
苏轼为了配合司马光的保守政策，专门写了一篇《论冗官札子》，说：现在朝廷裁减官员，如果裁得多，“则人情不悦”；如果裁得少，“则积弊不去”。裁得不多不少正好才行，要做到既不影响工作，又让“人无失职之叹”。但不知道如何裁减官员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终中国各朝各代，也没有人真正解决过这个问题。苏轼当然也不能，只是提出限定授官名额的主张。
苏轼又一连写下《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和《论给田募役状》两文，指责“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把神宗和王安石所取得的成就抹杀干净，试图说服高太后“尽去其法”。
苏轼还说：自己写的攻击变法大臣的制词，有时都不敢签名，“臣未敢书名行下”，因为怕被那些人上台以后再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
其实司马光大更法令时，苏轼有点担心，他劝告司马光，“宜虑后患”。但司马光不信，只是拱手厉声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但他们其实还是非常担心的，直到章惇、蔡确等人基本被清除干净以后，保守派才松了口气，因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为处置”。
在司马光和苏轼的领导和促进下，朝廷各流人物形成了几个小党派，各派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互相攻击排挤，形成恶性党争。北宋的命脉，终于被这些君子给折腾得差不多了。
晚明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对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诸公”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君子天天说的话虽然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只知大力排挤打击变法派，“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
有一个事件，可以了解当时的党争情况何其混乱复杂。
当年王安石的手下变法大将吕惠卿外放陈州，曾经上书自辩，不但攻击王安石，还专门把王安石以前写给他的十几封私人信件都交给了神宗皇帝，这就是著名的“发其私书”事件。
据说王安石在信中要求吕惠卿，有些事情“无使上知”，即不必让皇帝知道；而有些事情，也不要跟另一位参知政事冯京讲，“无使齐年知”，齐年就是冯京。
如果此说属实的话，那王安石的政治品行真的要受到怀疑了，一个宰相，竟然要把一些重要国事对皇帝和同僚隐瞒，而让自己的朋友私下解决，说欺上瞒下是轻的，骂一句专权误国也不过分，那可是足以让王安石身败名裂的大事。
非常诡异的是，这些话其实是苏辙最先说出来的。司马光刚上台，苏辙就率先对吕惠卿发难，上书弹劾吕惠卿“言安石相与为奸”，“发其私书”，然后就是“无使齐年知”，“无使上知”等等。当时吕惠卿已被贬为光禄卿，南京商丘安置。但苏轼仍然觉得处置太轻，所以不断上书，把吕惠卿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
本来草拟再贬吕惠卿的命令是别人的任务，但苏轼却主动请战，挥笔写下了轰动一时的《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篇制词。文章借皇帝之口感叹“元凶在位，民不奠居”，然后痛斥吕惠卿“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虽经“反覆教戒”，但仍“恶心不悛”，最终“始与知己，共为欺君”，“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
苏轼这里所说的“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就是暗指吕惠卿与王安石共同欺君。然后苏轼索性直接对王安石展开攻击：“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现在国家需要“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苏轼把文章写成以后，自己反复读了几遍，得意地说：我苏轼“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但吕惠卿却不怕苏轼，到建州后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虽然不敢直接顶撞制词，但也不客气地说：自己对于那些“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但对那些“虫臂鼠肝”，却希望能“一冥心于造化”。苏轼看了吕惠卿的谢表后，不得不叹道：吕惠卿真是难办，“终会作文字”。尽管如此，这篇制词“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发其私书”的传闻由此尽人皆知。
但历史总还算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让后人辨明事情的真相。
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在澄清“发其私书”传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陆佃当时在实录院工作，算是皇家秘书，主要负责记录各种资料并汇集成史，所以对此种重要传闻相当在意。
在《陆佃集》中，收有一篇《实录院乞降出吕惠卿元缴进王安石私书札子》，文章说：我们在核对御史苏辙弹奏吕惠卿章疏时，看到里面称“惠卿缴奏故相王安石私书”，有“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之语。而且苏辙还说，王安石是因为此事而被撤职的。我们认为，像王安石这个级别的大臣“出处之由”，应该在史书中“具载”，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核对此事真假，“欲乞圣慈特赐指挥”，把“惠卿原缴安石之书”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付实录院照用”。
陆佃特意指出，因为“台谏自来许风闻言事”，所以我们不敢相信他们的话，要看到吕惠卿缴上去的王安石原信，才好把此事写入史书中。
当时黄庭坚也在实录院工作，本想依附苏辙的意思，直接“以御史所言入史”，但陆佃“固论其不可”。黄庭坚勃然大怒，对陆佃道：“如侍郎言，是佞史也！”陆佃则回击黄庭坚：“如鲁直意，即是谤书！”两个人连吵了好几天，“连数日议不决”，所以陆佃才上此奏书，请查对王安石的原信以核证传言。
后来哲宗皇帝果然“降出安石书”，大家细细一查，果无此语。王安石只是在信中对吕惠卿推荐“练亨甫可用”而已。于是黄庭坚无话可说，在《神宗实录》中也没有记录此事。
吕惠卿当时听到这个传闻以后，上书对苏辙的话做了反驳，声称自己当时上书只是“自省于几”。
陆佃和黄庭坚都是此事的直接见证人，在谣言刚出来就展开争论，并看到了最权威的证明资料，此事再无可疑，纯是苏辙所致。
等到陆佃被贬后，元祐党人不顾史实，再次把这事写进了《神宗实录》。待章惇上台，重修《神宗实录》，则声明“缴书事已奉朝旨”进行了核对，“并无照据，删去”。
宋廷南渡后，需要一个人来为北宋灭亡买单，王安石被盖上了黑锅，结果这个故事又再次被加了进去。
总而言之，史书改来改去，其焦点已不在吕惠卿，而全在于王安石身上。因为王安石是变法派与保守派斗争的焦点。
在这一场混战中，保守派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人攻击，一味引经据典对骂，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在此期间，国家政事废退，政局污浊不堪；经济政策混乱，反复不定；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北宋就这样偏离了王安石变法奠定的正确轨道，迅速滑向了末路。
章太炎曾经评论苏轼在这段时间的表现：“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以琐细节奏之间而相侵陵。”苏轼听高太后说神宗皇帝喜欢读他的文章，“则泫然为之流涕”。导致后来的一批人，学他的样子，自“以为忠孝”，“周狗啼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
事实真是如此吗？
苏轼才高，经常恃才傲物，尽管他说自己“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但却常“以高才狎侮诸公卿”。苏轼除了反对王安石和变法派以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原则斗争。虽然会毫无意义地得罪人，其实是顽童天性使然，管不住自己的那张嘴而已，并非存心为之。
尽管苏轼不是存心，但他对于北宋政坛“蜀、洛、朔”三党之争，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一方面大力提携自己的门人、朋友和老乡，形成了所谓“蜀党”，一方面跟司马光留下来的“朔党”对着干，然后又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吵翻了脸。
元祐党争，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之间的斗争。最早由司马光挑起，苏轼摇旗呐喊，最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以保守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结果是新法被全数罢去，变法派大员被清洗出局。
在这场斗争中，围绕免役法的废罢之争最具代表性。
司马光为了让高太后支持废除免役法，不惜反复上书，一会儿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一会儿又说“而上户优便”；一会儿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儿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自相矛盾，让人不明所以。
宰相蔡确反对司马光的做法，但又不敢明说，就转弯对司马光道：“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当时的枢密院领导正是章惇。章惇为了维护新法，跟司马光展开了激烈争论，“累数千言”，把司马光的前后矛盾之处“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司马光被章惇搞得非常难看，经常在朝堂上下不了台。
司马光强行下令，“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结果只有蔡京完成任务，因此得到了司马光的大力表扬，被树为全国官员的典范。
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这就不地道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有一次，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子前面汇报工作，因为太啰唆，结果老太太被司马光讲睡着了。章惇毫不客气地嘲笑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其语甚悖”，话说得难听了些。司马光勃然大怒，跟章惇在高太后面前暴吵起来，“暴愤恚争辩帘前”，把酣睡的高太后也惊醒了。一问情况，高太后觉得自己脸上也难看，就斥责章惇。章惇一时委屈难当，竟然跟高太后也顶了起来。
旁人一看，机不可失。苏辙带头行动，“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硬是把章惇贬出了京城。
此时，苏轼早已把自己在黄州时写给章惇的那些文字忘光了。据说章惇刚出生时，险些被母亲放在水盆里淹死，所以苏轼有诗调侃：“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这让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的章惇难堪无比。
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会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虽然司马光反对，但历史的车轮很快就把司马光碾进了泥潭中。苏轼没有被碾进去，不是因为他政治正确，而是许多人不知道苏轼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他才华纵横，幽默有趣而已。
一开始司马光非常倚重苏轼的名声，希望能得到苏轼的支持。可惜苏轼虽然写文章很好，但却不能给这个尽废新法的保守政府做什么实事，相反，还处处影响工作，所以司马光对苏轼越来越不满。
司马光曾经问苏轼：现在我要尽罢王安石新法，你有什么看法？
苏轼想了想，回答说：我支持你，你这样做是“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但苏轼毕竟在地方干过一段时间，知道新法中有些项目是不能轻易罢去的，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
苏轼认为，免役法有免役法的好处，差役法有差役法的缺点，“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还进一步指出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全然“不复校量利害”。
苏轼不同意司马光罢去免役法，并不是因为他支持王安石。在苏轼眼里，免役法“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根本不是什么好法。但是，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所以，无论免役还是差役，在苏轼看来全无好处。不过他自己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好说：“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
司马光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不知民间实情，也摸不清到底怎么搞才好，所以问苏轼：“若如君言，计将安出？”
苏轼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后，天真地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既省钱又办好事情，而且让老百姓也高兴。
司马光却对苏轼的建议“大以为不然”，和苏轼吵了一顿。苏轼气得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有一次，苏轼和司马光又顶了起来，苏轼对司马光说：相公此论，就像是乌龟踢人。
司马光脑子慢，被苏轼说得一愣，问：乌龟也能踢人吗？
苏轼不怀好意地笑笑，说：正因为乌龟不能踢人，我才说你的话是乌龟踢人。
这个弯子绕大了点，难怪司马光听不懂。苏轼的意思是说，司马光说的全是啰里啰唆的废话。
司马光啰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特别是老了以后，说出来的话都论筐装，“语言不穷”。其他官员听得耳朵起厚皮，但因为司马光是宰相，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不过苏轼不理司马光这一套。
一天，司马光话又说多了，大家都听得坐不住。苏轼站起来对司马光道：“请相公少住教诲之言。”留点时间让我苏轼也讲几句吧！
司马光听罢，大为恼火。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人，每天都称司马光为秀才。苏轼到司马光那里喝酒，偶尔听到了，就教老仆人说：司马光当宰相了，怎么能老是叫他秀才呢，你应该称相公才对啊！
老仆人也听话，就按苏轼教的做了。想不到司马光听着别扭，就问：这是谁教你这么称呼我的？
老仆人说：这是“苏学士教我”。
司马光仰天长叹：我就这么一个好仆人，也被苏轼教坏了。
但苏轼对司马光基本还是支持的。对于司马光更改王安石的进士考试办法，恢复了以诗歌取士的考试制度，苏轼更是大唱赞歌。在《复改科赋》中，苏轼认为“悯科场之积弊，得诗赋以求贤”，“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苏轼喜欢会写诗的人，说这些人“采摭英华也簇之如锦绣”，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可惜历史的车轮并不会照顾苏轼的兴趣，以诗赋取士的方法最后仍然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因为苏轼跟司马光吵过架，所以就有资格说自己不畏权威。在《与杨元素书》中，苏轼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这些人要么追随王安石，要么追随司马光，虽然追随的对象不同，但都是跟屁虫，“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只有我苏轼不是这样的人，“多不随耳”。
看看司马光死后苏轼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司马温公神道碑》，就可以知道他对司马光的膜拜之情，他不但随了，而且随得很紧。苏轼虽然早已公开宣称过“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但是为司马光写的这两篇东西却是用了心的。
在这两篇文章中，苏轼先历数司马光的各代先人，表扬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号称一时名臣，然后说司马光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凛然如成人”。在介绍了司马光的经历后，顺手提了一下司马光对弟弟苏辙的照顾之情，然后就指责王安石的新法被“天下非之”，并高度评价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理论。
苏轼一方面抨击“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而天下病矣”，并说神宗“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一方面又把司马光被神宗贬出京城，说成是“神宗识其意，待之甚厚”。事实上神宗终其一生也没有再用司马光，苏轼却可以说神宗“盖有意复用公也”，“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而司马光尽废神宗朝的新法项目，竟被苏轼说成是“公可谓不负所知，其报之也大”。把司马光写成一个“忠信孝友，恭俭正直”的好人，是“欲以身殉天下”的战士。
虽然苏轼对司马光很用心，但被司马光一手提拔起来的保守派们却根本不吃这一套，以刘挚为核心的朔党官员和司马光门下刘安世为首的台谏官，对“德业器识有所不足”的苏轼前赴后继地展开了猛烈打击。
《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时人认为“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就是说苏轼这个人敢讲话，但有时做过火了，就变成了无事生非。刘安世对此看不下去，经常拿历史上的典故来制约苏轼。苏轼被刘安世弄得非常生气，骂道：这是哪里的破牛车拉了一个刘安世来，“知得许多典故”？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刘安世，刘安世不以为然，说：苏轼固然有才，但如果要任他随心所欲地“变化典常，则不可”。
当时朝中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说闽地和蜀地的人品格都差不多，“闽蜀同风”。这两个字里面都含有一个虫字，“腹中有虫”，不能成为贤人。
苏轼是蜀人，听了当然不开心。有一次又有人提起这句话，苏轼很生气：圣人说过，“立贤无方”，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贤者，你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刘安世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听过这句话，但是，所谓立贤无方，那也要先是贤者才行。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人处世的风格肯定会受到当地风俗民情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轼听后，黯然无语。
很久以后，苏轼和刘安世都被外放岭南，归来之时，在路上相遇，刘安世这才对朋友说：苏轼“浮华毫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
看来，苏轼真正的变化是在去海南以后，而不是黄州以后。
之后，苏轼因为话多得罪了洛党领袖程颐，于是朔、洛两党合击苏轼。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司马光死后，葬礼由程颐主持。程颐是礼制专家，干起活来也认真，什么地方摆棺材，什么地方放火盆，客人在哪边磕头，孝子在什么地方回礼，都搞得妥妥当当。
问题是苏轼也想主持丧礼，“东坡欲主丧”，结果这个任务被程颐抢去了，“东坡不满意”，所以就到处挑刺。苏轼看的书多，加上他父亲死得早，有实践经验，本来想给程颐找点难堪，可竟然一点碴儿也没找出来。最后看到棺材里司马光的头巾被整理得方方正正时，就故意说：头巾理这么方正做什么？难道是想当作信封把温公寄给阎王吗？
见没人回应，苏轼不怀好意地问：程颐对“丧礼何熟也”？这样旁敲侧击还不过瘾，索性当面问程颐：你父亲又没死，你读这么多治丧礼的书做什么？
程颐气得没理睬苏轼。
司马光下葬的这一天，众人正跟着哲宗小皇帝一道，将神宗的灵位安放太庙。按当时规矩，这算是喜事。等把神宗灵位放好，大家又去吊唁司马光，被程颐拦住了，说：你们刚刚从太庙回来，心情舒畅，根据《论语》的原则，“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我认为你们现在不应该再来吊丧，还是等明天一早愁眉苦脸地再来吧。
苏轼聪明，他听出了程颐话里的矛盾，于是问程颐：孔子是说“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歌则不哭”，我们刚刚从太庙回来，现在哭几下应该没有什么吧！说着，“东坡不顾以入”，硬是闯进了灵堂。
程颐一时语塞，又不愿让步，竟然指示司马光的后人“不得受吊”，把一群人都晾在了那里。
苏轼非常不服气，对程颐道：我看你这真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那是四川骂人的土话，众人听罢哄堂大笑。程颐没有当场发火，可苏程之间的仇恨，算是自此结下了，“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吃饭的时候，苏轼要吃肉，程颐坚持“居丧不宜饮酒食”，下令上素菜。苏轼嘲笑程颐说：你又不信佛，“胡为食素”？结果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轼对自己门下的秦观和黄庭坚等人下令：凡是跟着我苏轼的，一律吃肉！而程颐的学生们都陪着程颐吃素。
两人之间争来争去的，全是这些无聊小事。但苏轼把这当成正事来做，自从跟程颐结下梁子以后，他就联合弟弟苏辙，对程颐兄弟“疾之如仇”，“极口诋之”，并借自己担任礼部尚书的工作之便，对程颐的工作“贬驳讥诋略尽”。
苏轼做礼部尚书还是很称职的，他对皇帝、皇后怎么坐车、怎么行礼的事很用心。
其实，礼是说不清讲不尽的。《齐东野语》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评价，说“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大家各说各的理，吵个不停，“诸儒之论，不知其几”。比如在祭祀天地这个问题上，苏轼主张应该把天和地合起来一同祭祀，而苏辙则坚持应该先祭天，再祭地。兄弟俩各寻经典，把朝廷也弄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后来因为苏轼名气大，就听苏轼的，另外，把天地合起来祭祀也省点事。
可以看出，礼节的制定，主要看谁的嘴皮子好使，天性木讷的程颐在这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而苏轼则是驾轻就熟，他对程颐展开了无差别攻击，不分场合不论轻重，有时连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苏颂对苏轼说：你对程颐有点过分了，不应该这样，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会让人瞧不起的。
但苏轼以为程颐嘴巴不行，好欺负，听不进苏颂的劝告。为了彻底搞臭程颐，苏轼指使左谏议大夫孔文仲攻击程颐为“五鬼之魁”。因为程颐不愿做官，只是以布衣身份给哲宗皇帝上课，所以苏轼没有办法把他指为奸臣，只能指控程颐是一个小人。
《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宰相吕公著说，这个孔文仲“蠢不晓事”，“为苏轼所诱胁，论事皆用轼意”，因此上书力诋程颐“人品纤污，天资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
程颐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但教出来的学生却不少，有很多学生已成为朝廷重臣。这些人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最讲究师道尊严。苏轼恶搞程颐所埋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品尝。
最先对苏轼下手的，是程颐的学生，御史朱光庭。
朱光庭为人劲直，“严毅不可犯”，不苟言笑，跟爱开玩笑的苏轼不是一类人。苏轼看不惯朱光庭的样子，曾对人说：“何时打破这敬字！”
没等苏轼打破朱光庭，朱光庭就开始下手敲打苏轼了。
苏轼在《试馆职策问》中，曾经出了这么一道文题，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意思是说，现在朝廷想学习仁宗皇帝以忠厚治国的精神，但做起事情来却消极惰怠，不能勤于政事；如果学习神宗皇帝勇于进取的精神，又怕大家不能真正领会朝廷的政策，虽然工作风风火火，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对老百姓残酷刻薄。
可以看出，苏轼这是在暗讽仁宗朝消极无为的风气，同时又对神宗朝大搞变法不满，总之，这两朝都不入苏轼的法眼。
苏轼对很多事物都持这种态度，在他看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要把握一个优秀的进退尺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可惜的是，这种最佳尺度的把握，必须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实践才能得到。苏轼却寄希望凭借自己的天才，可以一步到位。
朱光庭正是看到了苏轼这篇策论试题中的问题，上书指责“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攻击苏轼“讽议先朝”，暗指“仁祖、神考不足师法”，是大不敬。朱光庭请求朝廷严肃处理，“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高太后“诏特放罪”，不予追究，因为这个题目是她亲自审阅过的，总不能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但其他人不像高太后那样欣赏苏轼，一批御史强烈要求高太后严肃处理苏轼。只有苏轼的好朋友兼同乡吕陶为苏轼开脱，指朱光庭攻击苏轼是为了替程颐报仇。吕陶说：“欲加轼罪，何所不可”，但朱光庭却拿苏轼的“策问以为讥谤”，这是公然要挑起党争。
不需要吕陶担心，党争已经被轰轰烈烈地挑起来了。一大批官员被卷了进来，要“减杀川人太盛之势”，朔党王岩叟等人也趁机插脚，与洛党一道，对苏轼左右夹击，以至要求高太后当面表态。但高太后不想处理苏轼，声称苏轼“不是讥讽祖宗”，“此小事，不消得如此”。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等人则要求一定要处理苏轼。傅尧俞退了一步说：我们并不揭发苏轼在讥讽祖宗，仅仅是认为他不该议论祖宗，所以只要求对他进行通报批评，“乞略行责”，并不是要置他于死地。说着，几个人还把苏轼的策题指点给高太后看。
高太后被这几个人弄得非常恼火，但又说不过人家，只是一味地袒护自己的偶像，厉声道：“更不须看文字也！”
傅尧俞胆子非常大，对高太后道：“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高太后急眼了，大声道：我“何故主张苏轼”？他“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
到底是女人家，吵架不及那些满腹诗书的士大夫有水平，高太后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责降苏轼”。
苏轼看到这个局面，心里也慌了，连上两道《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为自己辩解。苏轼说：自己所说仁宗朝之“媮”和神宗朝之“刻”，并不是指责仁宗和神宗皇帝，而是专指现在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于二帝何与焉”？
《寒鸦图》（北宋）李成
而且，苏轼极其聪明，把高太后也拉了进来，说：这次考试本是出了三道题目的，只有最后一题是我出的，这些题目都是太皇太后亲自审阅过的，“蒙御笔点用”，“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话外话就是，如果我有罪，太皇太后您恐怕也不好脱清干系。苏轼最后发誓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
高太后崇拜苏轼，不过别人却不买苏轼的账，台谏官们一批接着一批攻击苏轼。苏轼没办法，只好上书请求外放。当然他并不想离开朝廷，但这件事却一直被揪住不放，直到元祐二年（1087年）元宵节后，苏轼不得不再次上书自辩。
苏轼称自己出的题目“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一点点都没有“议及先朝”的意思。自己现在处境很难，“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必欲把我打倒而后快。值得庆幸的是，有太皇太后的信任，“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苏轼不惜以母子之情来比喻高太后和自己的关系，这种“母子之相亲”般诚挚的关怀，让苏轼感动得“欲以一死上报”，“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
苏轼说：如果我因这件事而被朝廷处理，那么，“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都不敢乱讲话了，大家“崇尚忌讳，畏避形迹”，会严重影响大宋的言论自由，都只是“观望雷同以求苟免”，这样一来，根本就不会有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岂朝廷之福哉”！
苏轼自我辩解之余，又承认确实写文章劝过仁宗皇帝应该“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写文章劝神宗皇帝应该“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换句话说，苏轼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而这正与朱光庭对他的攻击是一致的，所以，苏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实亦有罪”，但只承认错在“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希望能“感动圣意”，努力治理好国家而已。
苏轼反过来指责现在的台谏官“专欲变熙宁之法”，只有自己认为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此，自己“与执政屡争之”，由此观之，自己对神宗皇帝是非常尊敬的。苏轼委屈道：“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然而，攻击苏轼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朱光庭、王岩叟和贾易等人更是对着苏轼猛追不放。
有一天，有人请苏轼喝酒，正跟贾易坐在一桌。苏轼想报复贾易几句，顺口就编了个故事，说：我昨天去上班，“有一人乘醉卧东衢”，挡了我的路也不闪避。我很生气，就命令左右把这个酒鬼“擒而绷之”，给捆起来。不料这个酒鬼却对我说，你又不是台谏官，“只有胡绷乱绷”——谐音是讽刺贾易“胡喷乱喷”。
贾易听了，知道苏轼在讽刺自己，却不买苏轼的账，回苏轼道：谁让你辩解来着？——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遭到台谏攻击时，应该保持沉默，等待朝廷调查，而不是自我辩解开脱，那样会被看作失格行为，只会遭到更严厉的攻击。
苏轼被搞得“终席不乐”。
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郓州学教授周穜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王安石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司马光门下刘安世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这时，苏轼需要表态了，因为周穜曾经得到过他的推荐，所以急忙两次上书，在《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展开自我批评，说自己“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污学校”，“谨自劾以待罪”。咒骂周穜是“虮虱小臣”，“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意在寸进而已”。说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议”，肯定是“有人居中阴主其事”。
为了彻底和周穜划清界限，苏轼还建议朝廷对周穜要“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建议把周穜拉到菜市场给砍了。
苏轼第一次上书后，朝廷没有理他。但苏轼并不灰心，继续上书进行自我批评，明是要求朝廷处理自己，实则是对变法派再行打击，主要打击目标仍然是王安石。苏轼认为，王安石是奸臣之首，“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但是“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这些人“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蠢”，全部应该砍头，可现在这些人大都活了下来。
为了让高太后下狠心打击变法派，苏轼以历史上的政变故事举例，说如果不把这些人彻底搞死，后果不堪设想。
中书的那一帮人没把苏轼的话当回事，在处理中“宽周穜之罪”。苏轼再次失望了。
苏轼聪明反被聪明误，在郓州教授周穜这件事上，他赶尽杀绝的态度，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结果再次惹起众怒，被“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
王岩叟上书指苏轼是“颠倒是非，变乱黑白”之人，他“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
王觌指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所言所行“多非理义之中”，“多出法度之外”，“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这种人如果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建议朝廷外放他为官，让他改一改“轻浮躁竞”之气。
苏轼焦头烂额，于是连续上书，请外放为官，准备过几天清闲日子。
在《乞郡札子》中，苏轼承认自己“左臂不仁，两目昏暗”。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糖尿病症状。身体不好只是一方面，苏轼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法在朝廷里干下去了，因为他喜欢讲话。讲多了吧，“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讲少了呢，就是“欺罔君父，诛罚尤大”。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这中间主要的过节是：我得罪了司马光的门人；我的四川老乡吕陶和范百禄又得罪了门下侍郎韩维；我的学生黄庭坚得罪了御史赵挺之。这些人为了打倒我，“约共攻之”，“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写点字都会被人“谓之诽谤”。凡是我推荐的人，全被台谏官“例加诬蔑”，我在朝廷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若不早去，必致倾危”。如果我“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虽然我知道太后对我很好，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则必“为天下笑”。所以，我要求到外地任职，实在是为了“臣主两全”！“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
“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所以，还是先把自己安顿好再说。苏轼请高太后“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请让我到外地过几天清爽的日子。
苏轼希望自己走后，朝廷能够提拔黄庭坚或者秦观，并且还对亲戚朋友一一做了点拨，所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或是亲知及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
在《乞郡札子》的结尾，苏轼说台谏势力很大，到处欺负人，朝廷大臣没有不怕的，“但以事不关臣，故不敢一一奏陈耳”。
高太后实在舍不得苏轼走，但台谏官论奏苏轼“罪状甚多”，加上“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纷纷攻击苏轼。高太后有点控制不住，总不能因为一个苏轼就把国家机构给废了吧，不得已之下，外放苏轼差知杭州。这是高太后照顾苏轼，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说不定苏轼又能写几首好诗、几曲好词。
知杭州的任命下来以后，苏轼并没有立即上任。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本来与苏轼没有任何关系，可苏轼在去杭州以前，却莫名其妙地卷了进去。
蔡确曾追随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上台后，蔡确受到排挤，被贬知陈州，再移安州。有一天天热，蔡确出去找地方乘凉，到了车盖亭，蔡确本来诗才就好，于是诗兴大发，一口气连写了十首诗。其中有一首《夏日登车盖亭》，写得相当有意境：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被贬的蔡确，并没有自怨自艾，在炎热的夏天，他到车盖亭乘凉读书，看着看着困了，就小睡了一觉，醒来后觉人生如梦，于是莞然而笑，远处湖水上传来阵阵渔笛声，相伴清幽。
诗这个东西，因为意象模糊，对同一首诗，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当年苏轼就是吃了这个亏，现在蔡确也吃了这个亏，因为其中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郝甑山即郝处俊，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当唐高宗想让位武则天时，郝甑山曾上奏极力反对。为此，有人指蔡确这是讽刺高太后想做武则天。此外，尚有“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问题相当严重。
高太后看了诗，也不太懂。但是，蔡确在此前曾在哲宗称帝问题上闹出过一些传闻，指高太后想废掉哲宗皇帝，所以高太后想借这个机会报复蔡确。于是蔡确被再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个新州，就是宋朝文人听了头大的岭南地区，当时属于烟瘴蛮荒之地，北方人基本一去就死。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高太后的处理意见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地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了，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同样下场。
范纯仁很有先见之明，哲宗亲政后，大批元祐保守派就被成群结队地贬往岭南去了，其中就有苏轼。
许多大臣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危险性，所以，包括宰相刘挚在内，都在设法拯救蔡确，建议朝廷“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受命出知杭州的苏轼，和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半点关系，却忍不住给高太后写了一封密奏——《论行遣蔡确札子》。苏轼给高太后出主意说：我对太皇太后“受恩深重”，不能因为现在要去杭州工作就“有所闻见而不尽言”。关于“缴进蔡确诗言涉谤”的问题，我有一点建议。我与蔡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一直不喜欢他，所以也不想“为确开说”。但现在这个事情“所系国体至重”，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太皇太后您如何处理此事，一旦“行遣失当，所损不小”。
那么，苏轼的建议是什么呢？
他建议高太后先让哲宗小皇帝命令“有司置狱”，从重处理蔡确，“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说那几首诗“未必真是确诗”，借机原谅蔡确。这样一来，则太皇太后于“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这是我的一片“爱君忧国之心”，请太后体会。
这是一个典型的馊主意，让哲宗唱黑脸，高太后唱白脸，有出卖哲宗而讨好高太后的嫌疑。正如同事评论苏轼的那样，“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