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的晚年

一个初春的早晨，伽利略在花园中散步，脑海中突然冒出来一个新念头。他已不能再教书，假如他发表任何有关天文学的研究，审判会都不会轻饶他的。但是，假如他去研究另外一个完全“安全”的题目，那么……

自从女儿死后，他第一次感到了一些心动和快乐。

他决定仍采用希腊哲学家们用的对话方式来写下他的研究，这次用的是比较安全的题目——物理学，且利用同样的三个辩论人来讨论。在这本书里，伽利略以最长的篇幅解释他对落体定律、动能、热能和重力的看法。他未能预见在他死后7个月，一个小男孩在英国出生了，这个孩子会继续无止境地研究这个真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一个接一个把这真理的火炬传递下去。

伽利略将他这本多年实验总结而成的著作命名为《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他用从来不曾衰竭的热情写信给一个朋友时说：“这本书的内容比我以前的任何一本书都要好……因为它包含了一些结论，一些我认为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结论。”

因为伽利略被审判会判了刑，他晚年的这本著作无法在罗马或佛罗伦萨出版，而是由一位敬重伽利略的荷兰人把它带回荷兰出版。

伽利略知道，即使书已经印出来了，他也不能看到，哪怕是他临死的时候。他想起哥白尼，哥白尼就是在他去世前一刻，才看到了放在枕边的自己的不朽巨作。

1637年，伽利略的这本书印刷完成。为了避免宗教法庭的干预，伽利略干脆否认与该书的印行有任何关系。他只说他曾让几位科学家看过那份手稿。幸运的是，他的罗马旧敌人正忙于应付宗教战争，无暇顾及他的书是否违法，而读过该书的人也无法从中找到任何违法之处，因此审判会决定不追究此事。

但是，很快地，另一个更无情的灾难袭击了他，比以前所有的迫害更残忍。

伽利略痛苦地、慢慢地口述了一封信给戴阿德迪。戴阿德迪是居住在巴黎的自由派新教徒，相信科学，也尊重伽利略，曾将伽利略的《对话》一书传播到新教世界。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你1637年11月20日来信中问到我的健康情况。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体力恢复了很多。但是，我敬爱的先生，你忠实的朋友伽利略现已经无可救药地完全失明了。我曾经越过重重限制，将这天空、地球、宇宙放大一百倍和一千倍以上去观测、去演绎，如今，我却只能缩在一条狭缝中求生。上帝应该会高兴的，因为这将使我乐天知命。

卓越的数学家卡斯特里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感到十分难过，他说：“世界上最高贵的一双眼睛失明了！这双奇特的眼睛曾见到了前人所未见过的东西，也为后来者开启了一片新的天空。”

卡斯特里同时联合有影响力的人物向罗马请求，准许伽利略去佛罗伦萨就医。这一请求没有获允，罗马当局认为可以由佛罗伦萨的医生赴阿切特里为伽利略看病，并暗示要求太多将对伽利略不利。

虽然如此，卡斯特里还有另外一项请求，请求允许伽利略搬到儿子文森佐的住处，以便家人更好地照顾他，他同时附了一份诊断书，证明伽利略身体衰弱，并宣布了他失明的消息。最后，大概是反对伽利略的人认为他已不足畏惧，所以答应了这项请求。

搬到佛罗伦萨后，伽利略过得并不舒心。文森佐向来冷漠霸道，伽利略只能继续忍受他。小孩们倒是很喜欢伽利略，他们常常放弃游戏时间来听祖父说故事。当他要教他们唱一首新歌时，他们总是吵着要他用琵琶为他们伴奏。

有一次在弹着琵琶唱歌时，伽利略忽然停下来哭了起来，孩子们吵着说：“这首歌很好听，再唱，再唱！”

伽利略摇了摇头，撒谎说：“我忘记剩下的歌词了。我太累了。去玩吧，太阳落山前回来，妈妈要叫你们吃晚饭的。”

孩子们叫着、笑着跑到院子里去了，伽利略把琵琶放在一旁，独自坐在那里哭泣。

他试图从身体的病痛和行动的不自由这双重囚禁中拯救自己，为了不使自己发狂，他尽力回想他的许多发现和发明。

他在上一本书中写了一章关于落体的内容，他想起多年前，比萨那位医生多么欣赏他的量脉仪，他还为此赏了他一杯酒。一个小型钟摆…一只测量病人血脉跳动时间的钟……一个摆……一只钟……

他依然活跃的脑子已经开始设计，他无力的手跃跃欲动地想要创造出新东西。

有一天，他告诉文森佐：“如果将一只普通的钟装上一个摆，它就可以走得更准。这是一个平衡问题，这一点我以后会解释给你听。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这种钟出现，如果成功了，这项发明也能带来不少的财富。”他知道，文森佐对赚钱的事最热衷。

“但依你现在的状况，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如果你能请来一位聪明的机械师，我会……”

文森佐打断父亲的话；“这样他就可以把你的发明偷去，好好地赚上一笔了！原谅我，爸爸，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生意。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我可以抽出些时间把图绘出来，然后去找个技师商量，每次只告诉他一小部分，让他教我怎么做，然后我自己来做成这个钟。”

从这以后，他要文森佐替他写封信或者办点什么事，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文森佐总是推托没有时间，他只想把时间都用在讨论和制造摆钟上面，他希望可以在父亲去世以前完成这个发明。

伽利略希望可以雇一位秘书来替他整理信件，听他阐述他的新想法。他觉得可以从他的学生中找来一位，可是审判会能答应吗？

最后，佛罗伦萨审判会宣布已经找到一位合适的秘书人选，伽利略很高兴。

新秘书雷尼瑞机敏聪慧，而且非常崇拜伽利略，他相信伽利略在科学上受到的误解总会有澄清的一日。对年老力衰的伽利略来说，最令人欣慰的是，雷尼端本身的学问以及研究成果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雷尼瑞既忠诚又有耐心，还有办法将伽利略任何逻辑不清的口述语句清晰地写下来。文森佐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父亲和这位秘书之间的深厚感情，他十分嫉妒，有一天，他指责父亲将摆钟的事告诉了秘书。

伽利略生气地告诉文森佐说：“我可以向你担保，我不会把那桩发明告诉雷尼瑞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但目前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些有关航行的观念，这不是你能懂的。有时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你脑子笨，手脚更是迟钝。当我还像你的大儿子那样大时，我已经会替弟弟妹妹们做各种小引擎玩了。我觉得还是那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更适合你，这比你在茶楼、酒馆赌博有用多了。”

文森佐继续监视着父亲和他的秘书。最后，伽利略十分生气，他到宗教法庭去要求搬回阿切特里去住。

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治病，可是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只想回到我的小山庄，安安静静度过最后的日子。我要回到我的花园里散步，去墓地看我的爱女。”

审判会员问他：“那谁来照料你呢？”

“我的秘书，他会像儿子一样照料我。”

心怀嫉妒的文森佐坚决反对，但是他的妻子却插嘴说：“我也讨厌这整天的争争吵吵！让老人心平气和地搬出去吧，我们会常去看他的。”

文森佐没有再反对，伽利略获准搬回阿切特里的小山庄。他雇了几个忠实的仆人，雷尼瑞也小心体贴地侍候他。秘书的工作非常繁重，不久之后，有一个年轻人维文尼主动要求来分担他的工作，并且不收报酬。

维文尼和伽利略一样，是个世家子弟，无奈家道中落。他曾跟从一个圣方济各教士学习数学，教士把他的全部科学知识都教给了他，还劝他去请求伽利略收他为弟子。

伽利略心中十分高兴，能有这样一位出色、聪慧的后起之秀，为他老迈的心灵注入了一股新灵感和挑战。虽然不能公开教他，但每天夜里，他们俩就讨论数学。他告诉维文尼说：

“你还很年轻，会有远大的前程，但愿罗马那群诋毁我的人也能有像你这样的几何知识，”他叹气说，“我已经太老了，不会有机会看到你的成功了。”

两个忠诚的秘书并没有参与伽利略的摆钟工作，伽利略信守了他对文森佐的诺言。

即将成为发明家的文森佐却越来越多疑。现在，他经常带着妻子来看望父亲，妻子的任务是看守门户，以免有人闯进来，听到他对摆钟制造进度所做的报告。

有一次，伽利略带着迁就的微笑对文森佐说：“你到底是急什么呢？我从不知道你对任何事物有过这样长久的兴趣呢。”

文森佐也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情对父亲说：“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只是一个没出息的小职员。我也知道你很伤心，你的儿子虽然有你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父亲，却没有一点成就。如果我这项发明能够成功，你会很高兴地承认，我配做你的儿子。”

伽利略虽然很感动，但倔强的个性使他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道：“亲爱的孩子，愿你在天堂的姐姐会替你说情。你实在比爸爸更会说大话。”

费迪南二世对他的宫廷老数学师十分仁慈。他把自己收藏的美酒美食送给伽利略，有时候也会乘坐他的镶金大马车直接到小山庄来探视他。

在文森佐的疏忽之下，还有一个客人曾闯进来要求拜访伽利略。他是一位年轻的诗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与评论家）。

伽利略和这位年轻的诗人谈了一个小时，两位秘书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两人说起彼此的大学时光，伽利略说了在比萨大学时的一些趣事，弥尔顿说了一些他在剑桥读书的情形。

约翰·弥尔顿绝不可能想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他自己也失明了，他的诗集《失乐园》是由他口述，由他女儿记录下来的，他诗集中引用了很多哥白尼的学说。

弥尔顿访问后不久，又有第三个学者前来探访。这些访客给伽利略带来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托里拆利（1608—1647，意大利数学家与物理学家）对物理学有过大量研究，也出版了几本书。他来访的时候，热情洋溢陈述着自己对温度计改良的想法。伽利略脸色发黑，患有关节炎的手指抽搐着。他问道：“一个新的温度计？是从英国人弗拉德的发明加以改良的？这个，我不能赞同，因为他所制造的温度计是根据我的早期发明改进的，他忘了提起我的功绩。”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里没有忌恨，只是一种对自己的深沉的悲哀而已。

伽利略叹了口气说道：“我敢用大公爵的一大壶美酒和你打赌，年轻人，你肯定没听说过我的发明。我当时忙得甚至不曾写信给我的几位同行。没关系！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尽管已经有些疲惫，伽利略还是集中听力听这位发明人的解释。

“我的实验是用水银代替水。因为水银在普通温度下不会冻结或蒸发。”托里拆利这样回答。

“很好！”伽利略低语说。

托里拆利很高兴地开始讲他制作气压计的情形：“我记得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有“自然无真空”之说，我注意到水银高度每日变化不同。”托里拆利笑了起来，“我想，大自然总不至于像一个轻浮的少女那样，在这同一个真空管子里每天做出不同的表情吧。因此我很怀疑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得出的结论是：水银柱高度变化是由于大气压力的变化。”

他骄傲地给出这了这结论。在解说的同时，他画出了一个草图，但他一直没有听到伽利略回答，等他抬头一看，这位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竟已睡着了。

虽然他的秘书们都极敬爱这位老人，但伽利略仍免不了想念他的亲人。他的大女儿已经去世，尚在世的女儿也不会想念他。这时，从慕尼黑传来消息，弟弟米盖和他的妻子孩子全因瘟疫去世了。

他们以前来这里看我时，我该耐心些，对他们好些才是。伽利略埋怨自己道，但是，不久之后我就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面了。

他请来公证人立下遗嘱。他赠了一小笔年金给他的二女儿亚肯吉修女，虽然她并不需要这些，但他想让这个冷漠的女人知道，他不曾忘记她。其余一笔不算小的财产全给了儿子。他要求葬在圣十字教堂的墓地，他的父母就长眠于此。

佛罗伦萨的贵族名流不断地给他带来关怀，问候。罗马教皇乌尔邦也写信祝福他曾经的朋友，当文森佐在念那份慰问文件时，伽利略似乎没有在听。文森佐把它折得妥妥善善，珍藏起来，当成父亲留下的荣誉遗产。

1642年的1月，欧洲战场上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徒仍然在激烈地搏斗着，而在意大利，这位78岁的老人也在和死神做着最后的抗争。

工作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的记录……是的，他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差不多六十年，最后只能仓促离开，留下那些散乱的工具和没有完成的工作瘫在工作台上，像是一个学徒急着要去度假。

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一生都在找寻真理，我已在许多地方找到了它。主啊，回到你的世界，你可以让我的眼睛复明吗？你会允许我继续研究那些星球吗？……

“他平静地死去了，”文森佐告诉维文尼。维文尼来晚了一会儿，没来得及跟他的老师道别。“他的脸上不再有受伤和困惑的不悦。相反，他是带着微笑和自信离开的，他没有再害怕。有一阵子我甚至觉得会有奇迹出现，他会复明。”文森佐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