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伏的危机

1618年天空中又先后出现了三颗彗星，伽利略身体状况不佳，甚至都没有用他的望远镜看上一眼。这时，正逢奥地利国王来意大利访问，自然少不了要拜访伽利略。伽利略在病榻上给里奥波讲述了一些彗星的理论，并说他早有意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之后，伽利略听到格拉西神父一篇有关彗星的公开讲演，其中参考了大量伽利略研究的最近理论，但却故意不提及伽利略的名字，使得伽利略十分生气。

伽利略不假思索地对此举表示不满，他的弟子马里奥·圭杜奇带了一篇格拉西的文章给他阅读，使他更加忍耐不住，于是写了一篇论文来陈述事实。

格拉西神父也写了一篇论文来专门回应伽利略的攻击，其中还带有可能会造成巨大伤害的挑拨言辞，他说：“伽利略的门徒甚至没有提到哥白尼的理论。是不是因为教会最近已宣告哥白尼之说属非法，而伽利略就不再相信这一学说了呢？”他还指出伽利略的发现都是剽窃自别的科学家。

伽利略对一些值得信任的朋友说：“我敢回应格拉西的谎言吗？针对剽窃的攻击，我还可以很简单的以几句话澄清。但是，从罗马回来以后，有关哥白尼学说的事我一直都很谨慎，没有再写过一句有关这个敏感问题的文字。但是，假如我现在宣称我不信哥白尼——我绝不会这样做——也只会让他更振振有词地攻击我。假如我完全不理会他的攻击，那又会造成别人对我的误解，好像我真犯了这罪过似的。”

商量的结果，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宗教战争（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统辖下的德意志地区各邦因为信仰不同和教产矛盾，分别组成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为了与对方抗衡，双方都大力寻求外国势力支持，于1618年到1648年爆发了大规模国际战争，又称“宗教战争”——编者注）使得托斯卡纳这个天主教派的城邦国民不敢对罗马当局有任何反对意见，否则会带来可怕的灾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已掀起了战场上的屠杀，为了压制基督教派势力的扩张，罗马天主教派必然极尽一切手段对外作战，对内则清除一切异己分子和邪恶学说，以铲除任何存在或潜伏的反对势力。

伽利略知道，在宗教冲突最激烈的日子里，罗马随时有可能判处他死刑。审判会会以他是一个拥有很高声望的天主教徒，足以领导许多虔诚的信徒走上歧途的罪名判决他。伽利略的学生和忠实信徒辛波里现在是教皇的秘书，在梵蒂冈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和另外几位声名显赫的教会人士仍对伽利略有信心，力劝他替自己辩护，并允诺支持他。除此之外，他不可能得到别的支持。

格拉西诽谤伽利略后的第三年，伽利略发表了他的回答。伽利略既未否认，亦不肯定那被非难的学说，他说他仍旧相信他能解释这种新的宇宙观。他把这文稿送给罗马审判会的会员。有人反对这份文稿的印刷出版，但他得到了教堂内一些朋友的帮助，他小心谨慎的措辞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最终这本小册子——《关于彗星的对话》获得允许付印。

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时候，伽利略已近六十岁。长期的病痛以及日渐增加的恐惧使他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新任教皇乌尔邦八世是伽利略的故友，他曾赞赏过伽利略的发现，在一封赞扬信上自署为“你亲爱的兄弟”。

伽利略的希望并没有得到认可。乌尔邦八世在未升任教皇时候还很年轻，对他而言，要想调和科学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并没有多大困难。他鼓励自由思想，甚至在就位后，他对教会颁布的哥白尼禁令仍不以为然。他说：“这绝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如果是在我们的手中，这道禁令绝不会颁布的。”但是，当这顶三角皇冠戴在乌尔邦的头上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偏执和盲从，路德和加尔文的革命又使得举国血雨腥风，此时的他不得不放弃他以前的自由主义。

但目前，伽利略仍得到了乌尔邦教皇友善的款待。1624年春天，伽利略到罗马庆贺教皇登基时，乌尔邦曾私下接见过他几次，并赠给他儿子文森佐一份教育奖学金。教皇又送给他的老朋友一幅镶有金框的图画、一枚银质勋章和一些他的圣职相片。

格拉西一派即使深感不悦，也只能埋在心底，而伽利略和他的朋友们则公开表示欣慰。他们都以为伽利略今后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乌尔邦教皇写了封长信给托斯卡纳大公爵，对他的宫廷数学家赞美有加。

伽利略回到小山庄后，就开始从事他构想已久的晚年巨著。虽然他对审判会的警告仍有所顾忌，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写出他长期从事哥白尼理论研究的成果，并认为它确属真理。

在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伽利略曾收到托马斯·坎波尼拉的莫大鼓励。这位大无畏的自由斗士属于多明尼教派，1595年在帕多瓦大学时，他就曾配合过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死党进行挑战。宗教法庭惊于他的大胆和离经叛道，曾判决他监禁，但旋即又将他释放，其后他又因政治罪再度入狱，在狱中遭受了刑讯逼供，然后被判处死刑，最后由缓刑而改判终身监禁。经过27年的监禁后，由宗教法庭审判会假释在外，坎波尼拉终于恢复自由。

但坎波尼拉神父从不畏惧危险，他在他家乡卡拉布又牵涉进了一桩阴谋案，被迫从意大利逃到法国。当地主教理治陆不但予以庇护，并赠予年俸。这样一个大无畏的亡命之徒，五年后在巴黎一所多明尼修道院中安详去世。

坎波尼拉神父在那不勒斯监狱中完成了他的名著《为伽利略辩护》一书，经由一些私人关系被送到法兰克福，于1616年出版。

这本书如果只是简单地为伽利略及其学术而辩护，伽利略不会如此重视它。事实上，坎波尼拉神父对科学见解有精辟的立论。他指责迷信经典造成了新科学发展的阻碍，他也对嚣张狂傲的神职人员大加挞伐。

这位殉道者对科学观察方法的抗辩，使伽利略感慨万千。审判会给予警告后的几年里，伽利略一直对坎波尼拉神父的前车之鉴心有余悸。他自忖：“坎波尼拉神父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但我也有这份勇气去追随他吗？”

伽利略决定更加谨慎，如果能谨慎些，既可以把真理伸张，还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