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时期的戏剧创作

1592年对于伦敦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瘟疫肆虐最严重的时候,一周就夺去了上千名伦敦人的生命。瘟疫爆发的一整年里,伦敦议会都在抨击戏院。市长和参事们就向大主教抱怨,请求协助拯救城中青年,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受到舞台上****、亵渎表演的影响而感染了邪恶、暴乱的恶性。

5月底,个别地区发生学徒暴动,议会立刻归咎于戏院的邪恶教导。瘟疫令颁行之后,伦敦城除宗教集会外,所有集会完全禁止。

这场瘟疫与莎士比亚出生那年所发生的相同,是伦敦的常客了。可能是伦敦的病鼠引起的鼠疫,使得被传染的人死时会四肢发黑,全身脓血,惨不忍睹,因此被人们称为黑死病。每次死亡人数超过某一特定数目时,瘟疫令就要颁行一次。染患的人家要隔离20天,户长每天要清洗自家附近的街道两次,坟墓要掘到6英尺深,各教区都有两名谨慎的妇人来替隔离的人家采买或护理,医学院也指派了一些医生,专门处理瘟疫病人。不过,人总是有应付差事的恶习,所以,谨慎的妇人并不总是谨慎的,而坟墓也不一定都掘到6英尺深,于是瘟疫总是一波波地死灰复燃。

当时一位聪明、可爱的伦敦市民曾建议当局学习德国的市政规划,以政府税收为百姓修建通风良好、附带独立厕所与小院落的住宅,然后将原来肮脏臭秽的巷道夷平,改建成开阔的庭园,这样全城就再也不会发生瘟疫了。但伦敦议会并没有把这位市民的忠告当回事儿,认为这是痴人说梦。因为瘟疫的起因早已有了说法,伦敦的一位教士不是说得很清楚嘛:“瘟疫缘起于罪恶……罪恶的缘起则是戏剧,所以瘟疫缘起于戏剧。”

伦敦戏院事业要两年后才能再恢复正常,演员们现在只有去流浪了,巡游的演员们不敢冒险演出新剧,因此新剧在这两年中很少出笼。至于旧戏也缩减不少,一来由于城外的村野观众不懂伦敦人的隐喻,二来剧团变小,演员身兼多个角色,分身乏术。

为了壮大声势,渡过难关,有些剧团便合并了。许多剧团把珍藏的剧本卖给印刷商人,这在平常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让别的剧团看到了自己戏码内容的做法会减少来看戏的观众。大瘟疫期间,剧本待求出售的情形特别多。1592年只不过出版了四出剧本,但是两年后,出版的剧本陡然增加到二十多部。在这些出版的剧本中,有许多是内容混乱、颇多讹误的,显然是演员们凭记忆重新拼凑所成,而记忆不及之处,则或是杜撰,或是张冠李戴地移入别剧中的台词。不管怎样,有现成的剧本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这时期的很多大剧作家们都由于时运不济而相继凋零了,他们有的终结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有的戏剧化地殒殁了,有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宫中谋得一份差事,过着了无生趣的生活。

除莎士比亚外,硕果仅存的剧作家就剩曾经盛行一时的《西班牙的悲剧》一戏的作者托马斯·基德和托马斯·纳什两人了。新剧既无市场,纳什于1593年就只出了一部著作,似是而非地说些瘟疫是罪恶之惩罚的话。

在这场瘟疫期间里,伦敦所有正常的戏剧活动都呈现静止状态,是通俗剧作家换个方式试笔的最佳良机,尤其如果这个作家踌躇满志,要想博得更高层知识分子的赞赏的话。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有一出《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非常成功。观众为它的暴力、嗜血的场面喝彩叫好。

在莎士比亚的所有悲剧中,《泰斯特·安德洛尼克斯》是对人性描写最为黑暗的一步。剧本一开始就是血腥的杀戮。罗马大将军泰斯特战胜哥特人凯旋归来,带着他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儿子们的骨骸,也在这包括哥特女王在内的一群战俘。为了安慰逝去的儿子们的在天之灵,他不顾哥特女王的苦苦哀求,将女王的长子烧死了……整出戏就在这样惨烈的场面下开场了。

现代读者面对如此的杀人流血狂潮,必会以为莎士比亚一味取悦观众的低级趣味,竟至迷失了本性。其实恰恰相反,莎士比亚是遵照那时古典戏剧的最佳标准,而尝试写下了这部壮丽的罗马史。

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是英国的文学都城,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影响。较乔叟晚生两个世纪的莎士比亚,可比乔叟幸运多了,他有许多新典范可资仿效,同时还试用各种方式进行创作。试过以罗马悲剧方式来写《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之后,莎士比亚又试写罗马喜剧《错中错》。莎士比亚的《错中错》竭力依正确的意大利喜剧模式而写。剧情在固定的布景上展开,而且莎士比亚严格遵守传统的“三一”律(注:戏剧中时间、地点和情节必须统一),所有的情节皆于一天当中,发生在小亚细亚的一处古城。

莎士比亚模仿的技巧相当高明。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典型特征是全剧热闹地充满了双关语。莎士比亚对于文字游戏一直兴致勃勃,而他的观众们也在语言艺术里久久熏陶,因此在听到繁义暗指的笑话时,立刻便能爆出满堂喝彩。

后来,莎士比亚又尝试了另一种方式的写作。1594年,他使用了当时时髦作家喜欢采用的夸饰的特色,写下了《爱的徒劳》。莎士比亚的喜剧与真正的法国历史无关,但他的主角却是波旁王朝第一代法国国王。

《爱的徒劳》是莎士比亚讽刺性最强的一部喜剧。一开始,国王和三个贵族大臣发誓要清心寡欲,拒绝一切物质享受,不近女色。可是当美丽的法国公主和她的侍女们来到宫廷后,他们就把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争先恐后地向她们求爱。但由于他们缺少真实的感情,法国公主把他们训斥一番以后离去。莎士比亚借这部剧讽刺了宫廷贵族的虚伪爱情观。

在《爱的徒劳》里,莎士比亚终于证明了自己在写作方面无所不能,而且表现优异。这部作品合度、活泼,它无意让人以严肃的眼光来估量它。莎士比亚玩着文字游戏,愉快地模仿着当时的各种文学时尚,从时髦文体到十四行诗,不一而足。剧中,他还描述了一群热心逗趣的业余演员,他们费尽心思地演一出戏,却惹得贵族观众不断地对他们轻笑嘲谑。

莎士比亚笔下活泼、喜爱调侃与嘲弄的青年贵族,以及快活、机智的贵族少女,首次在这出戏里出现,虽与日后他所写的相比显得较为老套,但他们不停地以文艺复兴时的观点来讨论爱的主题,却显现出生命的气息。莎士比亚也取用了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迂腐、武断、心胸狭隘的教师以及矜夸之士这两种角色,把它们用在剧中人身上。

《爱的徒劳》是出伦敦人的戏,是为懂得最流行的戏谑文辞的人所写的作品。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写出这出戏,是由于他一直在留神观察、倾听,并能进入贵族圈中。

当时的剧作家罗伯特·格林曾对莎士比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罗伯特·格林的一份名为《一个悔恨不已、只值一文钱的才子》的自白书,有这样一段话:

别相信他们(指演员们),他们当中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美化他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藏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当中最优秀的作家比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英国只有他才能震撼舞台。

莎士比亚对自己的期许越来越高,《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错中错》是他对古典创作方式的尝试。这场瘟疫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大约1592年底时,他写下了古典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

在这出剧中,莎士比亚让贵为爱神的维纳斯也尝到了爱情的痛苦。维纳斯爱上了塞浦路斯国王的儿子阿多尼斯,这是一位古希腊神话中最美的男子,甚至比奥林匹斯神都更为俊美。这位美少年喜爱打猎,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在一起狩猎中被野猪咬死。爱神维纳斯悲痛欲绝,她为寻找爱人的尸体,双脚都被石头和荆棘刺破。她下令在阿多尼斯流血的地方长出柔嫩的银莲花,在自己足迹留下血迹的地方长出鲜红的玫瑰花,这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玫瑰花作为爱情象征的由来。伤心的爱神对人世间的爱情也下了诅咒,爱情也必充满了怀疑、伤痛、嫉妒,且听她如何诅咒世间的爱情:

你今既已丧命,那我可以预言一通:

从此以后,“爱”要永远有“忧愁”作随从;

它要永远有“嫉妒”来把它伏侍供奉。

它虽以甜蜜始,却永远要以烦恼终。

凡情之所钟,永远要贵贱参差,高下难同,

因此,它的快乐永远要敌不过它的苦痛。

……

无可恐惧的时候,它却偏偏要恐惧,

最应疑虑的时候,它却又毫不疑虑;

它一方面仁慈,另一方面却又狠戾;

它好像最公平的时候,它就最诈欺;

它最驯顺热烈的时候,它就最桀骜冷酷;

它叫懦夫变得大胆,却叫勇士变成懦夫。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古典之风浓郁,字词颇富文艺复兴时的韵味,通篇满是丰富的想象与旧式精雕细琢的词句,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受过教育的读者最为欣赏的。

直至此时为止,莎士比亚的这些作品都算不得真正的写作。他的剧本都不是他的财产,它们属于付钱买下它们的剧团所有,是否会出版,也是随各剧团的具体情况而定。瘟疫结束后,首批出版的剧作都没有印上作者的姓名,也没有文学界的人士认真看待这些便宜的四开剧本。但《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却全然不同,它是被当做艺术品来仔细设计的,并遵照最佳的范例严肃而精心写作而成。

这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位青年诗人所写的第一部诗作。一开始莎士比亚还来上一点拉丁引言,骄妄的语气颇为感人:

且任低俗的群众去赞赏低劣;

金发的阿波罗却将饮我以满杯的缪斯之泉。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倘是士绅之作,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版,因为上流人士的作品只以手抄方式流传,不会在书摊上售卖。莎士比亚可不一样,他可急着要出书,结果他选了昔日斯特拉福的邻人,老亨利·菲尔德之子理查德·菲尔德来替他出版。

理查德·菲尔德有自己的印刷机,他还拥有希腊和希伯来的活字装备,他是伦敦城内获准营业的二十几家主要印刷业者之一,他不只是替莎士比亚把诗印出来,并且是他的出版人。1593年4月,他与“伦敦书商—文具商—出版商公会”共同发布声明,他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一书的拥有者。该书领有大主教及公会理事之一所发的执照,同时,菲尔德还花了6便士,把这项数据载入《出版家名册》中,这就相当于“版权所有”的通告了。

出版商付给作者的稿费视情形而定,他若觉得这是一笔赔本生意,作者便只能拿到几本免费的书而已,倘若是的确卖得很好的书,作者或许可以拿到40英镑的报酬。莎士比亚当时从菲尔德那里大约可以拿到2英镑,这已经算公道了,因为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菲尔德所经手的一般类文学的书籍很少,他所出版的几乎全是有关神学的书、古代典籍和教科书,多半是学术方面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多少超出了菲尔德的印刷业务,不过他还是把莎士比亚的这首叙事诗在经仔细校对过后印成了精美的小册子,他还将其中的一些标题页贴在城里的每根柱子上,上面贴心地写着“该书可以在保罗教堂院落里购买”。

但菲尔德在保罗教堂院落里并没设零售书摊,因此只能委托给一位叫老约翰的书商代卖,老约翰是伦敦大印刷业者之一,有自己的书店。

“伦敦书商—文具商—出版商公会”是伦敦诸公会中业务推行最严格的公会之一,因为政府不容许鼓动叛乱的印刷品出现,稍有逾越常规的内容便即遭严厉禁止。公会有责任追查不法的印刷商,看他们是否在裁缝店里偷印,或将活字藏在附近的鸡舍里,同时公会还有责任将禁书放进办公厅的厨房里去焚烧。

公会的规矩由严密的组织执行,为首的是会长,其下有两个理事以及一个助理法庭,而会长可以说是印刷业者在公会里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了。老约翰代理《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售卖期间,曾两度担任会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