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信念

为了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利文斯敦牺牲了他的一切。在利文斯敦对于至高无上的信仰所产生的冲力之下，没有哪个阻碍是不可以被排除的，没有何种危险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利文斯敦的动机是诚挚的，他的行动也是如此。他在非洲所经历的事物，使他对传教这一工作的看法大为改观。

1857年10月，利文斯敦给一个友人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和伦敦的传教团断绝关系：

当我为了提供给我的工作人员食物而射杀一只牛，或者给他提出一些建议，或者给他的子女写信，我都在为基督服务……而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我找到了可以给非洲带来比以前更多的幸福源泉之后，难道我就只为了某些人认为我不完全或者根本不适合传教工作而要把我的想法隐藏起来吗？

在非洲的影响下，利文斯敦对传教工作的看法大为改观，改观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超出了他在英国的支持者所能允许的程度。他只能把一些话告诉给他妻子的弟弟摩法特：

我是为一项目标而工作，这项目标，有的人一看就明白，有的人却给予白眼。但是我希望仁慈的上帝能够允许我，让我去做有益于非洲也有益于英国的工作。有的家伙却认为这项工作是喜爱探险和追寻个人的荣耀。这一切就等着上帝判决好了。目前，我希望至高无上的上帝使我的动机更纯洁，并且使得我的目的和目标更神圣！

利文斯敦并不想让年轻的摩法特脱离传教的轨道，他鼓励他说：“你或许会认为传教的工作是很奇特的一行。”他在信上说：

这种工作看着像是假借教义的名义而不停地说着，唱着，看似很奇怪，但是请不要在意这些，你应该把你的目光放在最后的目的上。

就是在这样的热忱之下，使得利文斯敦做出了欢迎大学联合传教团到尼亚萨兰，反而批评杜塞主教计划的举动。

在探测赞比西河的工作遭受到挫折的时候，杜塞决定暂时撤退到桑给巴尔，然后从中部非洲重新开始探险计划。这项计划后来成功了，如果利文斯敦能够活着看到，他一定会摒弃前嫌而对之大加赞扬。

“我的结论是，”他在给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信中说，“我们必须从非洲内部传教……我对于教会还是抱有希望的。”

当利文斯敦在非洲到处奔波之时，他一直都在注意着可以建立传教站的地方，所以毫无疑问地，他非常欢迎有人来到这里。

利文斯敦欢迎大学联合传教团到非洲去，他认为这个传教团响应了他的召唤。在他死后大批传教团拥向非洲，就是对他的看法表示敬意。

利文斯敦对自己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他关心的是非洲，而不是教会或者政治方面的荣耀和地位。他对传教的态度使他包容所有的基督教派。对于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只要是真心实意为非洲做些好事，他都表示欢迎。

利文斯敦对非洲的关心和他的为人，吸引了各派的基督徒去往非洲。他不是教会里面的政治人物，也不是传教士管理人，如果因为他晚年在非洲和许多传教团纠缠在一起而要谴责他，那是不公平的。

利文斯敦在非洲不是扛着国旗的人物。他没有以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王子之名占据非洲的一寸土地。他的第二次探险确实是官派的，而且由英国政府付钱，但在利文斯敦心中，重点一直是放在探险和移民，以便为非洲带来一些好处。

他从来没有竖立起一面英国国旗而宣称那是英国的地方，但他一直认为英国人对非洲有着特别的责任，而且不停地在这方面诉诸英国人的良心。

在怎样处理非洲事务方面和非洲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中所谓的“利文斯敦精神”是早就产生了的，而不是利文斯敦的事迹成为传奇之后才有的。

在英国人中对非洲有贡献的，还有一位伟大人物，那就是罗德兹。

有些人常常喜欢把利文斯敦和罗德兹作比较。在《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的引言中，瓦利斯教授列出了许多两个人相似的地方：他们关心非洲、毫不自私、专注于工作、坚持到底、不能静下来的冲劲、毫不在意财富和个人的权力，最终都殉身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过，这两个人之间也同样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是利文斯敦是出于传教工作，而罗德兹是为了政治和地理上的目的。

罗德兹所想的是扩大的疆土，以及相信在欧洲领袖保护之下的非洲所能产生的力量。但利文斯敦对于他所希望去追求的目的，就不太明确。利文斯敦的做法是单打独斗，在许多方面只限于他个人所能做到的，而罗德兹则是以一位策划家和政治家的身份看待非洲。

两个人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两个人还是可以并立的，因为两个人所奋斗的都是要“给非洲带来最大的好处”，而在这方面，瓦利斯的评语讲得非常精妙：

两个人都缺乏雄辩之才，也不能层次分明地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具有激发他人的奇妙力量。他们对人的判断常常产生错误，但还是能够获得别人对他们的不渝忠心。不过，他们虽然定出了不自私的目的，却常常忘记感激别人对他们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