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之行

1854年，《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一部分《莱茵的黄金》曲谱完成了。

1855年，瓦格纳接受担任伦敦爱乐学会指挥的邀请，指挥八场音乐的演出，酬劳是200英镑。瓦格纳对自己能够再次站在舞台上指挥一支庞大、高水平的乐团感到欣喜。

然而，这次的伦敦之行糟透了。伦敦到处弥漫着浓雾，遇到的人大多不友善，乐评家总是心怀恶意地指责瓦格纳。登场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演练，演出的曲子也是东拼西凑而成，但观众竟然没有表示不满，反而掌声如雷。

在第七场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也到场观看，瓦格纳与女王相谈甚欢。22年后的1877年，瓦格纳再获女王接见于温莎堡，他那次也是指挥八场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内容是他自己作品中的片段。“女王身材矮小，不是很漂亮，她的鼻子有点红红的”，这是瓦格纳对女王的印象。被女王接见这件事，是瓦格纳此次伦敦之行最骄傲的事。

伦敦的生活费用要比苏黎世高，瓦格纳大部分的钱都用在食物、煤和出租马车上，但是他还是尽可能地一星期存上一些钱。瓦格纳后来才明白，原来他被请来指挥旧派的爱乐学会，其中还有故事呢。伦敦的爱乐学会不久前分裂为“新”、“旧”两派，旧派想找的著名指挥索尔不能来，而柏辽兹又为“新”派招去。卢德士曾读过瓦格纳的《歌剧与戏剧》，就向学会的委员会推介他。委员会以为“这么受人攻击的人，本身一定有了不得之处”，便派了财务主管亲自前去邀请。瓦格纳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请来的。

伦敦的观众对于圣乐和俗乐间的界线，划分得很清楚，瓦格纳一方面觉得好笑，另一方面又觉得不是滋味。他所指挥的八场音乐会，都在汉诺瓦街的方厅中举行。其中第二场里，有几首曲子取自《罗恩格林》，他照往常一样在曲谱上加注解释，可是像“神圣的圣杯”和“上帝”之类的字都去掉了，因为在俗乐里不许提到这些。在艾塞厅演出圣乐时，却“人手一份亨德尔的钢琴谱”，就像“拿着圣经上教堂那样”虔诚。他发现英国的音乐文化，与英国国教精神牢不可分，圣乐比歌剧更能吸引观众。

尽管瓦格纳在伦敦觉得失望透顶，可是他看到指挥新爱乐的柏辽兹时，他说：“一个几乎是我长辈的人，为了想赚几基尼金币而来这里，跟他相形之下，我不禁飘飘然，觉得开心极了。他整个人看起来真是又困倦又失意，我不免……同情起来。”柏辽兹对瓦格纳不似往常那么疏远。

1855年，瓦格纳待在伦敦的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很沉闷。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总觉得伦敦过于寒冷。不过瓦格纳还是设法完成了《女武神》第一幕的谱曲，而且马上就要开始第二幕了。情绪极端恶劣无法工作时，他就读但丁的《地狱》。他写信给李斯特说，自己就像是活在地界里的罪人。生日那天，瓦格纳写了首挖苦自己的打油诗寄给明娜：

在这辉煌的五月里，

理查德·瓦格纳爬出了蛋，

即使最喜欢他的人，

也都希望他还留在里面。

瓦格纳这时认识了两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是年轻的卡尔·柯林华，他是李斯特的学生。后来柯林华为瓦格纳歌剧写了不少钢琴曲谱，他长相清秀，可惜没有男高音的嗓子。瓦格纳为此觉得非常遗憾，要不然，他是演《齐格弗里德》的极佳人选。另外一个是德国的政治逃犯玛薇妲·冯·梅森堡，她是早期就赏识瓦格纳的人。

瓦格纳要回苏黎世去了，旧爱乐乐团热诚地为他饯行，团员和观众们把他团团围住，对他报以如雷的掌声。瓦格纳带着报酬迫不及待地回到苏黎世。他说：“这是我赚过的钱里面，最难赚的。……每一英镑，无不付出了艰苦的代价，我不希望会再遭遇到这样的艰苦。”

回到了苏黎世，瓦格纳和明娜两人就前往琉森湖边的塞利斯堡。他原本以为在这山明水秀的地方，会对他有点好处。瓦格纳精神上的病痛越发地折磨他，饮食或天气稍有变化，就要发作一次，造成剧烈的痛苦。瓦格纳的病痛导致《女武神》的进度大大地慢了下来。他写信告诉李斯特说，这些诗，只有在他把它们谱上音乐时，才对他有意义。回去后的几个月，他草写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三幕里的内容。

瓦格纳的才智是多方面的，他对于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政治的新风尚、新力量，都作了本能的反应，他感到有一股冲动，必须在自己的论述里、信件里和音乐中，对它们加以评论一番。不过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音乐和诗歌的意念对他而言，比理性的世界更真实。

扭转19世纪音乐风格的是瓦格纳。英国的报界却一直对瓦格纳予以恶毒的批评，他们宣称：“瓦格纳的泡泡吹爆了，而音乐终于还存在着！”像这样的批评，甚至到他去世后依然继续着。这时，欧洲的每个国家和美国各重要城市里，群众蜂拥着前去听他的歌剧。

1856年，海涅在巴黎去世，瓦格纳则决定尝试回到德国。瓦格纳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很短，他那动摇不定、奇特而业余式的言行，都在说明他不适合做革命家，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和他的朝臣们都明白这一点，他要是没有逃跑，可能也就从轻发落了。1856年春，瓦格纳写了封陈情书，寄给萨克森国王，请求宽赦——以前他是不肯这样做的。信中，他陈述七年前所以同情叛乱的理由。他之所以逃离萨克森，不接受审判，并非出于胆怯，实在是因为德累斯顿不能接受他的艺术观点，他以为政治、社会情况的转变，或许会实现他的理想，使艺术与生活有适当的关联。他对政治和时事的关心，只限于它会影响到他的艺术理想的部分；而他也从未真正认真地支持过任何政治活动。他在苏黎世所写的那些书，倒还真的都是关于艺术、生命、哲学等方面的理论。他说，他并不在意继续过着流亡的生活，只是他觉得自己的艺术与祖国密不可分，“只有在那里，我才有希望见到自己的乐剧演出,而这种经验，对我将来艺术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他承认自己丢开艺术去搞政治是错误的，他发誓说，以后绝不再涉足任何政治活动了。这封信从萨克森国王手上，转到了司法部，结果请求被驳回。

这段时间唯一使瓦格纳感到高兴的，是一位医生治好了他的毒热。瓦格纳原来的想法，是在莱茵河畔建一座“速成”剧院，但是现在他相信，会有更多的群众欣赏他的这些作品。

瓦格纳认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将会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说：“单只它那高纯的诗，我可以说就已经使德国有了一部将来必引以为傲的作品。”

这只是瓦格纳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则没有这样的看法。虽然《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已经完成了谱曲，但是他们认为瓦格纳长期索居于苏黎世，必然已与现实脱节，恐怕很难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谱曲，甚至李斯特也是这么认为的。瓦格纳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谱写《尼伯龙根的指环》上，他已经开始谱写《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另一部剧《齐格弗里德》，同时思索《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