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扬名

瓦格纳的歌剧开始受到观众的欢迎，主要还在他动人的乐曲，人们对他音乐的了解，并非是他所期望的那样。后来，他这个萨克森皇家音乐指挥戏剧性地逃亡，使他名闻全德国。他成为新的、进步的音乐趋势的象征，他的歌剧、他的论述以及越来越多支持他改革的人，加上他自己的宣传，终于使一些人明白，普通的歌剧和瓦格纳的歌剧之间有着基本上的不同。音乐像戏剧一样，应该在同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中占中心的地位。对于尊崇瓦格纳的人而言，他代表着心智感性的深入与纯化；对于批评他的人而言，他则成为对他们的标准的一种挑战。

在所有支持瓦格纳的人中，李斯特对瓦格纳的帮助是最直接的。1850年8月28日，李斯特将《罗恩格林》推上舞台。李斯特要让人们知道，瓦格纳的歌剧要在德国剧院演出，并非不可能。此后，瓦格纳的曲谱需求量不断增加，他的歌剧分别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威斯巴登、布雷斯劳、杜塞尔多夫、汉堡及里加等地，或者演出，或是策划演出，其中需求最多的是《唐怀瑟》。由于他是个“革命罪犯”，这样的成功更是具有特殊意义。这些地方的剧院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只付一次费用算是买断了，以后他们高兴演出几次就演出几次。瓦格纳靠歌剧得来的报酬实在太少了。

要了解瓦格纳，也要研究他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显示出他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理想，直至最后的臻于完美。瓦格纳研究希腊戏剧，对于希腊人“美”的意念，有特别的领会。这点在他艺术理想成形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1849年11月，瓦格纳在一间阴冷、昏暗的楼房里，写下了他的《将来的艺术创作》，献给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曾在柏林受教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后来对黑格尔的议论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黑格尔所讲的已经过时了。他以为基督教教义已经失去意义，人们需要有新的信仰，那就是去除了神性的人性，人们应该在自身的需求和渴盼当中寻得理想中的思想和信仰的真义。瓦格纳写《艺术与革命》，受到费尔巴哈相当大的影响。

在《将来的艺术创作》中，瓦格纳率先使用了一个名词“将来的集体艺术创作”。他的意思是要扩展“三种纯人类艺术形式”的合作（这三种形式是音乐、诗歌和戏剧），使它们更进一步，与其他的“辅助戏剧演出”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如建筑、雕刻、绘画等。这种合作的达成，需要有一帮心情愉悦的艺术家，在一位导演的指挥之下工作，而这个导演本身应该是个通晓文字和音律的诗人。这本书出版后，一位教授便把他的新词简化为“将来的音乐”。

明娜非常喜欢巴黎，她不愿意离开那儿，但是为了与瓦格纳相聚，她只好到苏黎世去。瓦格纳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他觉得应该多做一些运动。每经过一段时期挖空心思的创作和心智活动以后，他不是去休息，就是去好好地爬一趟山。他喜欢看山上的风景，也喜欢登山时的惊险刺激。为瓦格纳立传的一个传记作家纽曼说瓦格纳的脑袋和身体配合得十分完美，而神经的控制也精细而完全，这从他所抄写的曲谱工整美观的程度可以看得出来，他觉得瓦格纳若是做个爬高工人或是走钢索的人，同样会是很杰出的。

瓦格纳患有痢疾和疹病，他按照自己一直使用的办法——到附近山里去做水疗。这一套水疗的程序，是把全身包起来，好好地流上数小时的汗，再把自己丢进4℃的冷水里，然后出来在晚秋的凉风中快走，以恢复血液循环，同时只能喝水，酒、咖啡和茶都不许沾。明娜对这件事不赞成，她把负责给瓦格纳做水疗的人叫“水犹太”。

因为精神不好，瓦格纳还没开始为《少年的齐格弗里德》谱曲。瓦格纳有个朋友叫卡尔·李特，他的母亲对瓦格纳十分仰慕，这时开始每年固定资助瓦格纳500塔勒，一直到瓦格纳被准许回到德国。

明娜来到苏黎世后，就不断地逼着瓦格纳再作第三次征服巴黎的尝试。瓦格纳极不情愿地带着一部歌剧的散文稿本——《铁匠维兰》前往巴黎。瓦格纳的用意是请人把稿子译成法文，再卖给歌剧院，像以前卖《漂泊的荷兰人》那样。瓦格纳的希望落了空。歌剧院拒绝了《铁匠维兰》，他心中痛苦极了。

瓦格纳在苏黎世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的音乐》的评论短文，1850年8月刊登在新音乐杂志上。当时，出版这篇文章使得瓦格纳在市场上原本滞销的著作立刻畅销起来。

瓦格纳是怎么会想到要写这篇文章的呢?早些时候他曾见过像“希伯来人的艺术鉴赏力”“犹太人的装饰音乐”之类的词句，可是他发现并没有人对它们加以解释。瓦格纳在巴黎观赏了梅耶贝尔的《预言者》演出，他非常不喜欢，因此不及终场他便离席而去。虽然这部歌剧被瓦格纳认为是欺世盗名，但是却广得观众的喝彩和赞赏。梅耶贝尔是犹太人，瓦格纳于是下结论说，犹太人是创作不出什么可听的乐曲的。

瓦格纳认为犹太人在外观上、言语上和歌曲上都让人不喜欢，可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受观众的欢迎呢?瓦格纳偏激地认为这就是人们拜金主义的结果。犹太人有钱，他们不是辛苦流汗赚来的，而是用像放高利贷一样的方法赚来的。由于有钱，在现代的教育制度之下，犹太人也可以进学校受教育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甚至不惜改信基督教，想要消除自己身世的痕迹。

如果一个犹太人改变信仰就会失去族人的信任，被孤立出来。在另一个信仰的世界里，他无法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他不了解那个社会，人们的努力和奋斗不接受他的参与，社会的历史和发展也拒绝他。犹太作曲家只有从犹太教的音乐中找寻灵感，而犹太教的音乐却是单一的。犹太人在文化上是孤立的，便无法有真正的冲动去从事艺术创作，没有这样的冲动，也就不会有宁静，因为冲动消退之后，是单纯高远的平静。瓦格纳因此认为犹太音乐是浮躁、枯索的。

《犹太人的音乐》刊出后一星期，《罗恩格林》在魏玛首演。卡尔·李特写信来说，这岀戏的音乐很好，可是剧情不够完整。瓦格纳写信给巴黎的济兹，暗示自己准备大展宏图。瓦格纳说自己要是有一万塔勒，就要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建一座木造的剧院，请来最好的歌手，邀请对他的作品有兴趣的人，前来免费观赏他的歌剧。

德国各地的剧院纷纷来信请求瓦格纳上演《唐怀瑟》和其他歌剧。像雪花一样飞来的信件打动不了瓦格纳，他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盖一座自己梦想中的剧院，来上演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1851年，瓦格纳把《漂泊的荷兰人》《唐怀瑟》和《罗恩格林》里的剧词都印成册，并附上一篇长的自传式前言，就是《给朋友们的信》。在书中，他对朋友们宣布说，要从历史的、浪漫的歌剧走向神话戏剧了；要处理的是人世习俗束缚外的纯人性；要逐渐地离开传统的歌剧形式。瓦格纳又开始写作《尼伯龙根的指环》了。

这年年底，瓦格纳的情绪兴奋而愉快。明娜把他们的新居布置得到近乎奢侈的程度。“她买了张大而豪华的长椅，地上铺了地毯，而且还买了各种漂亮的小奢侈品。在后面房间里，我那松木做的写字台上，铺着绿色的桌布，房内则挂着柔软的绿丝窗帘。”

瓦格纳的生活确实奢侈豪华，这也成了别人批评他的原因。也许是为了作曲，他需要远离尘世的烦嚣，为了在作曲时产生一种如入梦境的感觉，他需要华美的环境——柔软的地毯和窗帘，反射出柔和丰盈的光线。各个房间里还得洒上芬芳的香水，他特别喜欢厚厚的窗帘和门帷，这给他一种身在世外的感觉。同时，他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中进行马拉松式的漫步，也为他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对于这一点，瓦格纳说：“我的神经很容易激奋，我需要华美亮丽的光线。”所以对明娜布置的新居，瓦格纳很满意，精神特别舒爽。瓦格纳奢侈的享受需要大量的金钱，他的钱全是借来的。

瓦格纳要开始为神话乐剧配曲，他相信一个新的社会就要来临。他写信给朋友说：“……我要完全离开现在的剧院和观众了，我要明确而永久地与现在决裂。……只有经过一番革新，才能把我需要的艺术家和观众带给我。……我将从废墟中找到我所需要的，收集到我所需要的。我要在莱茵河畔建起一座剧院……我要向新的人们解释革新的意义。”

然而法国民主政治的失败，以及水疗带来的后遗症，使瓦格纳遭到身心两方面的创伤。他现在讨厌任何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事情，只对大自然有无尽的渴慕，不过他对将来却并未完全绝望。这时他又兴起了移民美洲的念头。

瓦格纳完成了《莱茵的黄金》的草稿，面对着景色撩人的湖水和远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他又写下了《女武神》的散文草稿。这时，在一位德国抒情诗人乔治·贺维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佛朗沙和爱莉莎·韦勒夫妇，他们都是富人，在汉堡拥有一家报社。他们在苏黎世堡另一面湖边上，有一幢雅致的老屋，瓦格纳后来遭遇到经济问题和其他的麻烦时，就常到这里来“避难”。

接着他写了一篇论著——《歌剧与戏剧》，他说将来艺术的创作者必定明了未来生活的内涵，并期望它成为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他提到诗歌与音乐间的新关系，也提到了神话和主导动机，不过这篇文章只是他的理论的抽象表达，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才是其具体的表现。他在写《齐格弗里德》时，有关未来戏剧形式的意念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脑海，因此，他是艺术的创作在前，理论在后。

《歌剧与戏剧》完成不久，瓦格纳宠爱的鹦鹉巴伯死了，他很难过。他写信给朋友说：“那在我心里的东西……也死了！我不管人家怎么笑我，我就是觉得，觉得……三天过去了，什么也安慰不了我！”

1853年初，瓦格纳把《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诗，自费印了50份。一天，瓦格纳躺在沙发上休息时，眼前突然出现了幻象，《尼伯龙根的指环》的音乐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