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上的升华

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就好像双线道一般,互为因果,有给予,也有取得。生活上的悲剧,改变了伦勃朗的艺术。萨斯基亚死后的10年,也是他改变风格的时间,他随之发展出崭新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艺术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

在妻子去世的那年,伦勃朗完成了他曾尝试的最大胆的作品《夜巡》。这幅画不但篇幅很大,而且是划时代的巨作,伦勃朗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了工作中。

《夜巡》是伦勃朗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一幅作品,这幅画的背后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这幅画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带有民兵性质的射击手公会的16 名军官向伦勃朗订的一幅集体肖像画。据说当时的每一个军官都拿出了100个荷兰盾,希望画家能把他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和军阶都正面画在画上,集中放在一个层面上。可是画家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他选择了以两个队长为首领的紧急集合的场景,画上的人物被放在了不同的空间层面上,有先后主次之别,甚至有的被放在阴暗的角落中,有的只呈现局部。画作完成后,射击手公会拒绝接受,要求伦勃朗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修改,伦勃朗拒绝修改,双方争执不下,还闹到了法庭。

这一群卫士应该对伦勃朗10年以前所画的《蒂尔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很熟悉,选择由伦勃朗为他们作画时,他们绝不会想到所得到的竟是一张普通的团体肖像画。但是他们也没想到,表现他们的是巴洛克式的杰作:伦勃朗把平凡的市民从日常的现实中提出,像一个舞台剧制作人般地烘托着他们,把他们放在动作和声光的旋涡里。

《夜巡》这个名字是许多年之后才确定的。这幅油画像伦勃朗的许多作品一样,被后来维护艺术品的人,以“想要防止油画受损”,以及“顺着他们那时代大众的味口”为由,“调和”了彩色,肆无忌惮地加了油彩上去,使原画失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幅油画经过清理,许多报纸戏谑地称它为“画巡”,因为画的色泽已面目全非。约翰·鲁斯金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为这幅名画的遭遇而叹息。他曾说过:“最好的油画家的目标,是画出他们在阳光下看到的最高贵的事物,伦勃朗则不然,他要画出他在烛光下看到的最丑陋的东西。”

《夜巡》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伦勃朗财运的转折点,它被顾主及当时批评家所接纳的情形,一直是许多人研究和争论的主题。当时曾在伦勃朗门下学艺的胡格·斯查顿说:

许多人认为,这位艺术家没有按照顾客们的委托,呈现一张一张的个人肖像画,相反的,他把自己的主观思想融入画里。然而,无论世人如何指责这幅画,伦勃朗始终坚信,这幅画将永垂不朽,胜过所有的对手。它布局构思惊人,节奏明快激**,精神强而有力,有些人评价说,与它相比,其他一同挂在市警卫厅画廊的油画,真有如刚启蒙的小童涂鸦。

很显然,这幅带有画家强烈个人色彩的油画没有被广大的人们接受,算是毁誉参半。班宁柯克上尉却很高兴,这也难怪,因为他是人潮的“中心”,很容易辨认。其他的画中人物都付了100个金币,但他们的肖像却因为整幅画的构图而被隐没,所以他们绝不会像上尉那么热衷,上尉甚至还要求伦勃朗另外为他的家庭画册加画一幅呢!但是,自从这件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伦勃朗画集体肖像了。

萨斯基亚的死,除了让伦勃朗哀伤过度外,还留下许多日常的问题要解决。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们共同的财产,有一半归于伦勃朗;萨斯基亚在遗嘱中交代要将她的那一半财产留给儿子泰塔斯,不过在他没有成人及娶妻之前,允许伦勃朗自由支配这笔财产。她特别说到,不需要按照一般人的习惯去清点财产,因为她有信心,她丈夫会达成她的愿望。

这一切看来都很令人感到满意,但是萨斯基亚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丈夫的艺术家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竟然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再加上她不曾料想到伦勃朗抚养儿子泰塔斯都有困难,她在遗嘱中加了一条款项,规定如果伦勃朗再娶,那么她名下的一半财产,就归于她新寡的姐姐西施克耶。她这个决定,使得伦勃朗在往后的日子里遭受了许多的困难和痛苦。

1643年,伦勃朗画了一幅《丧妻的男人》,是对他尴尬处境的自嘲。伦勃朗一边作了这些安排,以适应萨斯基亚的死所带来的实际问题,一边借着他的画,排遣心里的哀愁。萨斯基亚死后几个月,他画了最后一幅以她为模特儿的肖像画。那是一幅感人至深的画,画中的女人美丽、雍容华贵而且带着宁静的微笑。这不是病亡的女人形象,而是他钟爱的女人,他心中希望呈现的,或许也是她曾经有过的模样。像往常一样,他在画中以珍贵的珠宝为她装饰,穿上讲究的丝绸,但是目的却截然不同,那是他对她的爱与尊敬的明证。

这时期的另一幅油画是《大卫离开乔纳森》。相传在古代以色列王国,有一位国王名叫撒母耳,因年老体衰,准备退位。撒母耳向耶和华请示,选择扫罗接替他为国王。扫罗当上国王后,撒母耳发觉他有时不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行事,于是他再度向耶和华请示,决定选择新的国王。耶和华和他到伯利恒人耶西家去,看了耶西的六个儿子,他们都不符合要求。耶和华问,你还有儿子吗?耶西说还有一个小儿子大卫在放羊。耶和华要耶西把大卫找来。耶和华看到大卫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决定选他为国王,并为他涂上膏油,从此耶和华的灵气就离开扫罗转向大卫。耶和华常使恶魔扰乱扫罗,经人推荐,大卫来为扫罗弹琴,每次大卫弹琴时,恶魔就会离开扫罗,这让扫罗感到舒服了许多。

扫罗之子乔纳森从开始与大卫相见时,两人便很投机。扫罗日渐感到耶和华的灵气离开自己移到了大卫身上,就起了杀心,他决定借刀杀人。他对大卫说,你只要奋勇杀敌,我可将女儿许给你为妻。大卫杀死200名非利士人后,扫罗没有办法,只好履行承诺,把二女儿米甲嫁给大卫,米甲很喜欢大卫。扫罗告诉儿子乔纳森及众臣,他要杀死大卫,乔纳森在扫罗面前屡屡进言,希望父亲放过大卫。大卫虽然为国奋战,仍不能为扫罗所容。乔纳森得知扫罗决意要杀害大卫,他设法亲自通知大卫,与大卫挥泪拥抱分别。

伦勃朗的绘画《大卫离开乔纳森》就是大卫与乔纳森分别时挥泪拥抱的画面,从画上可以看出,乔纳森伏在大卫身上痛哭。

这幅画蕴涵的意义很简单:一个人为了他所爱的人们,必须有勇气压抑自己心中的痛苦,这是一幅细腻而充满希望的图画,伦勃朗把自己的形象投映在乔纳森身上。

伦勃朗逐渐失去对于巴洛克式的炫耀、矫饰画风的兴趣,这和他这时期的生活有关系,并非偶然的巧合。对他来说,布里街的房子因为充满痛苦的回忆及许多杂事的烦扰,已经成为他想要逃离的城堡。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他开始到阿姆斯特丹的郊外行走,那是他以后几乎维持了15年的对于风景画的兴趣的开始。

过去许多年来的艰辛经历,更加强化了他的艺术上的洞察力及绘画造诣。这个新的境界,反映在他所有的艺术上,是他从荷兰的风景画中所体验到的质朴与自然之美。

伦勃朗偶尔创作一些富有浪漫风味、几乎是哥特式的风景油画,但是这些并非他作品的主流。他和另一位大自然的伟大爱好者保罗·塞尚一样,以永不疲倦的精力徜徉在乡野间,不过,两人表达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大自然必须让某位艺术家简化地表现出来。塞尚是一位印象派画家,使用的是色彩;伦勃朗使用的是线条和水质的简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更简单、更强烈。

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伦勃朗把在水彩画上发展出来的“简笔”技巧的一部分,运用在油画的媒介上。

他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梵高,梵高说:“在北方画派里,伦勃朗是一代宗师,因为他的影响,无论谁去接触它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伦勃朗的《冬天景色》是一幅杰出、超越时空的作品,被誉为是天才偶尔为之的神来之笔,德国的印象派画家马克斯·李伯曼感慨地说:“每当我看见法兰斯·哈尔斯的作品,我就禁不住技痒;可是当我看到伦勃朗的画时,我就不敢班门弄斧,只好藏拙了。”伦勃朗17世纪40年代所作的许多风景画,可以当做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及其四郊的记录,饶富趣味。

伦勃朗最初所画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景色。其中有一幅的作画地点是卡迪克,显现出欧德科克和里珊区农场的风车,以及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仓库。它们突出于城市天空的轮廓线条,使人不禁联想到霍伊根斯的一首诗:

金色的沼泽,充满了天堂的富裕,

您是如何降临的?

东方和西方的仓廪,

所有的水流,和所有的街道,

两个威尼斯市合而为一,

城堡的尽头在哪里?

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仓库,储存了从世界各角落运来的货物,他们拥有2000艘以上的商船。在生意好的年头,投资者最高可以收到5倍的厚利。后来,在这一段风格转变期间,伦勃朗离开阿姆斯特丹,探险般地走向更开阔的原野。他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安斯特尔河的宽广河弯,那里有幢废弃的房屋,叫做科斯多弗农庄。

伦勃朗一年四季都在画这个地方,冬天,他对阳光感兴趣;夏天,他为树的枝叶形状而神往。伦勃朗有时也带领着学生,到乡间各处去旅游。

伦勃朗的风景画里,有四幅是英国的景色。虽然它们在地形比例上并非完全正确,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研究中世纪建筑的副产品,为的是作为他在17世纪40年代所画的一些浪漫式风景画的背景,不过,这些英国的景色,却和荷瑞斯·瓦普的奇异典故有所关联。

瓦普在他于1786年出版的《在英国的油画逸事》里,转述雕刻家兼古董商人乔治·维丘告诉他的故事:

维丘在约克郡遇到拉龙老先生,他说杰出的伦勃朗于1661年在英国的赫尔(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住了一年半左右,他在那里画了几位船员和绅士的肖像。达尔先生收藏了其中一幅画,另外还有两件全幅的画像在雅茅斯(英格兰东部滨海之一城市),也是同一时期所作。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伦勃朗曾在英国待过,所以没有必要为他专文叙述,尤其他那么知名,连他的手稿都可卖到30个英国金币,所以我们就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吧。

乔治·维丘的故事真是很动人,却不可能是真的。但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如果编造了这种未经证实的传说,又会有些什么好处呢?像大多数有关伦勃朗生平的稀奇古怪的资料一样,它也成了相当多人研究和争论的主题。

事情的真相可能永远也无法揭晓,无论如何,也许它并不十分重要。使人感到困惑的,是故事里提到雅茅斯港和赫尔港,这两个地方当然像任何其他北海的港口一样,很可能有日耳曼的船只来访,但是和荷兰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17世纪中叶,它们是荷兰工程师和工人前来英国疏浚湿地时的中心,它们和阿姆斯特丹的交通很频繁。如果维丘的故事是假的,那么实在编得非常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