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地离去

伯特兰·罗素一向都很健康，他曾说过：“我很少有生病的经验，想吃、想喝、想睡都是随心所欲，毫不勉强，我从不刻意地做些有益健康的事，其实我所做的都是有益于身心的事。”他烟瘾极大，已经抽了七十几年的烟斗，他曾向人表示，除非是一切停止才不抽烟。

1967年的圣诞节前，伯特兰得了肺炎，两周以后逐渐痊愈，但想完全康复，却已经很困难了。在他未生病以前，走路时就需拄着拐杖，上下台阶时总是两步一歇，毕竟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艾迪一直小心地照顾着他。

伯特兰在世的最后几年，享受着宁静而淡泊的生活。他充分地享受人生，他常和邻居来往，有时会举行家庭宴会。每逢圣诞节，他总是喜欢穿着一件由中国友人赠送的丝质长袍。此时，他也还能够自行处理一些信件。

1969年，伯特兰97岁生日时，邻居彭恩夫妇送来一张十分美妙精致的大羊皮纸，周围缀满鲜花，签名的都是当代的著名人物。在罗素家的宴会上，包括康拉德夫妇及其幼子，另外还有一位捷克的数学家法兰兹·汉普。

这段时间，伯特兰和舒恩曼终因意见不合而分手。舒恩曼成了和平基金会的唯一主持人、战犯法庭的秘书长，他把自己视为伯特兰的发言人，伯特兰尊重他的才干，但内心里却对他愈来愈不满。

1969年7月9日，伯特兰终于表明了态度，先是撤回遗嘱中委托舒恩曼为执行人之一的决定，十天以后，正式声明与他脱离关系。

9月6日，和平基金会开会决定解除舒恩曼的委员身份。12月8日，由伯特兰口述，艾迪书写，把九年来与舒恩曼第一次晤面直到现在的详细经过整理成一份备忘录，每页均有伯特兰的签名，本来准备在舒恩曼有所声明时才予以出版，结果它并未用来应付舒恩曼的反击。

伯特兰曾将副本寄了一份给迈可·史各特，史各特认为伯特兰必须给他自己适当的保护，后来在伯特兰死后，他把这份澄清伯特兰与舒恩曼之间关系的文件送交报社发表，并有一部分寄往美国。

1970年元月，他还能读《纽约时报》的大型周刊，1月31日，他叫人笔录一段话，准备三天后在开罗的国际会议上宣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始终为以色列的建国问题辩论，当以阿战争爆发以及阿拉伯国家于1948年入侵以色列后，他一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他认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因此竭力主张和谈。

后来鉴于以色列空袭埃及，以及对待巴勒斯坦难民的行为，他对以色列深表不满而加以指责。他认为犹太人受尽纳粹政权的欺凌，但不应把痛苦加之于别人身上，这种行为不能原谅。

伯特兰仔细阅读完这份文稿，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份文稿是伯特兰暮年时的重要文献，也曾受到一些批评，但这位择善固执的哲学家，凡是他认为错误的事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指责，他是不计后果的。

1970年2月2日，伯特兰·罗素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于是躺下休息，就在平静中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