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基金会

世界局势在毁灭边缘上悬崖勒马，核战危机虽已清除，但伯特兰认为时势仍不乐观。越战爆发后，他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甚于苏俄。他在八十岁生日时曾说过：“如想幸福，必须有钱而且身体健康。在老年时要从事于一项非私人性的工作，以充实自己的生活。”基于这种心情，他首先辞去“百人委员会”的职务，接着积极地筹设一个基金会。主要的动机是，他自己的经济情况可以应付例行的开支，但不足以应付更大、更多的需要。过去他们只依赖大众传播工具给予宣传机会，遗憾的是，常常会歪曲事实。因此他希望自己拥有一些宣传媒介，例如电台、报刊、杂志等，这样才可以不受政府控制而收到宣传的效果。

若想实现这个计划，必须获得广大的支持与捐赠，他曾分别致函世界各地的名流，阐明自己的理想。

1963年，“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正式成立，宗旨是“反对有组织的暴力与残酷”。赞助人包括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阿那罕，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名流。

基金会设立不久，有些人向伯特兰提出建议，希望他开除舒恩曼。舒恩曼虽然备受批评，但伯特兰认为他的工作无人可以取代，因此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舒恩曼仍然执行他的任务。

在中东的以阿纠纷中，伯特兰一开始便警告双方不得使用核武器，虽然当时只有以色列有核反应器，但这种忧虑并非绝无可能。

此外，伯特兰又以他的声望及特殊地位，向各国领袖游说，希望他们释放国内的政治犯，苏联、印尼、巴西、菲律宾、缅甸等都曾接到伯特兰的呼吁。伯特兰的努力，究竟有多大效果，是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这倒也未必。例如，伯特兰曾向东德总理发出呼吁并退还数年前东德颁给他的勋章，终于使东德当局释放了汉兹·布兰德；波利维亚及秘鲁政府也予以响应，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大致说来，这个由哲学家扮演外交家角色的人，是很有成就的。

自从1954年以来，伯特兰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和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宣言，随后又组织“百人委员会”，其实以他的年龄和成就，早该功成身退了，却又在舒恩曼的鼓励下从事和平基金会的活动。他曾考虑将尚在印行中的数十本书籍的版权出售，但经过计算，扣除了版税后将所剩无几，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1952年，他写信给出版商翁文说：“我的自传已告一段落，我不愿在生前出版，但又不知道该存放何处才安全，因为伦敦、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说不定会在核战争的威胁下遭到毁灭。”他本不愿在生前出版，但在舒恩曼的鼓励下，最终他改变了主意，想把它出版以便为基金会取得现金。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顺利地得以解决，准备付印了，但因原稿稍短了一些，出版商希望将一些信件附加进去，伯特兰同意了。同时又将内容延长十几年，全书也由两卷变为三卷。

1966年，伯特兰·罗素创设了“国际战犯法庭” ，该法庭已将和平基金会的钱几乎全部花光，《罗素自传》及出售文件的收入，才得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