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社会对于性歧变的态度02
（50）本节根据《研究录》第七辑中《窃恋》 一文。霭氏在第三辑中发表《**的象征现象》一文时，对于偷窃行为和性情绪的关系，尚没有研究清楚，故未列入；第三与第七两辑的问世，中间相距大约有二十年。
（51）推此议论，则霭氏在本节中所叙的现象当大有未尽，即，只是窃恋一种，犹不足以概括此方面的性心理的变化。例如丐恋。偷窃的行为既可以和性情绪发生联系，乞丐的行为又何尝不可以？偷窃是不名誉的，冲动之来，当事人必有一番挣扎，一番提心吊胆的心理，而挣扎与提心吊胆皆是痛楚的一种，所以可以说窃恋是建筑在比较广泛的虐恋或痛楚恋之上的。丐恋又何独不然？向人丐取也是不名誉的，冲动之来，当事人内心也必有一番撑拒，面子上必有一番难为情的表示，撑拒与难为情又何尝不是痛楚的一种？然则丐取的行为和性情绪联系起来，而成为和窃恋完全可以相比的一个现象，是情理中可有的事。
丐恋不但是情理上可有的事，事实上也真有；也正唯其有，译者才觉得有在注文里加以补充的必要。姑就浏览所及，征引若干例于后。
清诸晦香《明齐小识》（卷五）说：“有曹姓者，家素裕，生子绝慧，忽觏痟疠，及愈，举止乖常；日挟百钱，至街市与丐游：初与一丐俱，如逢两三丐，即舍前所俱者，而与两三丐俱；尚复有数丐来，则又撇两三丐而与数丐俱。家人侦获拉归，明日复然。”诸氏的评语是：“种莪伊蒿，大约其祖德斩也。”
清许仲元《三异笔谈》（卷四）有一则说：“有不必丐，不可丐，而必欲丐者，予见二丐焉。一、王姓，文恭相国之曾孙，幼文员外之孙，好向店铺乞钱，乞必诵制艺一首，不唱《莲花落》也。铺户多识之者，即与钱，亦必诵讫，乃肯顾而之他。其叔凤超，余僚侪也，为予言甚悉，父母闭之，则抉扉遁；絷之，则断绠逸；夜即卧市间石上。后不知所终。一、朱姓，长兄为别驾，次兄太学生，群从皆茂才，亦同此癖。两兄乃以金二百两置秀野桥北毛大有酒店中，权其子，供乞资；见即招之来，斟的饱满，昂藏而去；虽严寒酷暑，或大雨雪，终不家食也。”按王氏一例是松江王顼龄之曾孙，王鸿绪之从曾孙。
清邵弢《三借笔谈》（卷三）有一则说，“余馆带城桥时，有赵姓者，性喜为丐。北寺故丐取处，有人题额曰：‘义屈卑田’；有丐首一人，凡欲为丐者，必先入名籍中，谓官丐，方可任其所之，不则为本丐欺，且无舍者。赵某家本小康，妻亦美；惟家居三四年，必弃之去，以钱一贯入名卑田籍；丐知其富，优待之，于是甘之如饴。又胥门洪某，亦有丐癖；尝寄身北寺，入义氓籍（即卑田籍，余曾见其册有八千余人）；家人觅得之，强使返，今称素封矣。”
邹氏又说：“按《唐丛裁》，后齐武平时，后主于后苑内作贫儿村，帝亲衣褴褛之服，行吟其间以为乐；以一国之尊，而甘心为此，理亦有之，不可解也。”按此或出一种故示落拓的好奇心理，或不可以寻常丐恋或丐癖论。
丐者多于人家出殡时唱挽歌。元曲演富人子郑元和事，不知究有其人否。不过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一）“嗜好之异”一则下说：“李山松好唱挽歌。”以有身家的人而喜唱挽歌，大概也是丐恋或丐癖的一种表示。
清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载有“抬轿郎君”一则，说：“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聪俊，能读《汉书》。年十八九，忽远出不归；家人寻觅不得；月余，其父遇之荐桥大街，则替人抬轿而行。父大惊，牵拉还家，痛加鞭棰；问其故，不答，乃闭锁书舍中。未几逃出，又为人抬轿矣。如是者再三。祖父无如何，置之不问。戚友中无肯与婚。然《汉书》成诵者，终身不忘；遇街道清静处，朗诵《高祖本纪》，琅琅然一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乐召役之，胜自己开卷也。自言两肩负重，则筋骨灵通，眠食俱善，否则闷闷不乐。此外亦无他好。”
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又记着和“抬轿郎君”相仿佛的一些例子。一、青齐巨室某……其同学某“酷爱支更铃柝，巡行达旦无倦：鄴家设典肆，辄往代其逻者；自制无表羊裘皮兜帽以御寒；或携酒肉，与支更人共饮醉，即令彼熟寝，而自按更声柝以为乐”。二、“一世家中人喜为人御车，往来齐鲁间，暇则朗吟古乐府、《离骚》《汉书》，或作诗自遣，句多奇警，不以示人……相识者遇之，呼曰‘当驾’（北人呼御车者之称），则欣然，如呼字，或称兄，则怒不答……”
按此数例与丐恋颇相近，而微有不同。舆隶与抱关击柝之人，在在须仰人鼻息，受人白眼，其社会地位原比乞丐高得有限，所以除非生活上万不得已，或有特别的心理原因，一个人决不肯甘心去觅取此种地位。这是与丐恋相接近的说法。唯抬轿、赶车、打更等活动于心理上的折磨外，又须加上体格上的痛楚，其和受虐恋的关系，似乎比窃恋及丐恋更觉显然。汪生自白的几句话最有趣，“两肩负重，则筋骨灵通，眠食俱善，否则闷闷不乐”的真是一个受虐恋者的口吻；不过所以能筋骨灵通眠食俱善而精神舒泰的缘故，其关键实不在负重的本身，而在负重所加于其身的痛楚，以及舆卒的地位所加于其精神的折磨，与此种痛楚与磨折所可能引起的解欲作用和情绪上的宣泄。参看下文本章第八节。
（52）许仲元《三异笔谈》里于丐癖之后，又记有窃癖一例。“董五峰宏，文敏宗伯之族孙，亦文敏司寇之高弟也，生平有窃癖，不讳言之。戚友知其然也，珍秘多匿之；或断墨半丸，或秃颖数管，藏置隐处，临行，乃欣然携之而去。子耕云，工缣素，尤与余外祖善，言伊父之癖，诚不可讳，更苦滑滴不饮，不能以醉为辞，幸所攫皆不及一文，倘可聊以自解耳；诵庄蒙《胺箧》之篇，不啻欲废《蓼莪》焉。”按前一文敏为董其昌，后一文敏为张照，都是松江人。
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说：“某省有候补县令，性喜窃食，若公然饮啖，则觉无味，而不能多进；妻妾稔知之，每于灯背案角置佳珍，以待令背人咀嚼，若有余甘，不知何疾。”
（53）见斯氏所著《行为的怪癖》一书。
（54）见希氏所著《内心的冲突与犯罪行为》一书。
（55）这种青年窃犯的例子是不少的，在近代都市里也特别容易发觉。记得七八年前上海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不知犯了多少次细微的窃案，也不知进过多少次捕房，终不悔改，当时各报的所谓“社会新闻”都拿他做了好题目，译者在《华年周刊》星，曾根据希氏的见地，写了一篇短评，替他开脱。据希氏说，此种例子，但须有适当的关于性知识方面的开导，把他所谓内心的冲突调解开了，偷窃的行为便可立即停止，永不再犯。
（56）霭氏此说恐不尽然。希氏所述的现象貌若为性欲的闪避而发，事实上又何尝不是为性欲的满足而发（当然是童年与春机发陈年龄的一种暗中摸索的满足，与成年人所谓的满足不同）。在全部**的象征现象的讨论里，霭氏承认凡是象征性的满足都是替代的满足（vicarious satisfaction），希氏所述的现象，在一度偷窃之后，又何尝得不到一种替代的满足呢？因为可以得到一种满足，所以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总须偷窃一次。因为替代的满足究不如从性知识的开导所得的满足那般实在，所以一经开导，偷窃行为就从而停止。
（57）本节大部分根据霭氏《研究录》第五辑中《**的象征现象》篇第五章。
（58）乐园的神话出犹太经典，今载在《旧约全书·创世记》。英诗人弥尔顿（Milton）有长诗叫《失乐园》。弗氏在此所指当然是淳朴的原始时代，乐园云云，不过是一个更诗意的说法罢了。
（59）见拉氏所著《裸恋者》一文，载在法国《医学会刊》（L'Union Medicale），一八七七年五月号。
（60）见伊氏所著关于裸恋现象的观察一文，载在《刀针》（英国著名之医学杂志），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61）清纪昀记载着的一例似乎是羊痫性的拟裸恋；“一宦家妇，遇婢女有过，不加鞭棰，但褫下衣，使露体伏地，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后此宦家女患癫痫，每防守稍疏，辄裸而舞蹈云”[《阅微草堂笔记》（卷九），或《如是我闻》（卷三）]。此宦家妇前半节有虐恋（见下节正文）的倾向，下半节则显然患痫性的拟裸恋。痫风中有一种叫亨丁顿的舞蹈病（Huntington's Chorea），患者是会舞蹈的。
（62）男子的性能集中于性器官，女子则比较散漫，其发欲带的多而且广，要远在男子之上，已具见第一章中，布氏的见地，显然的以此为张本。
（63）猥亵的暴露，在中国也偶尔可以遇见，而猥亵的言辞则更为普通，尤其是在骂人的时候。
（64）中国语言里即有此种情形，例如牛鞭、虎鞭之类。
（65）霭氏原注：我们得记住，一直到近代的英国，**的行为才成为一个可以惩罚的罪名。在第十八世纪以前，猥亵的批评则有之，但是在法律上不成一个名目。[其在十七世纪的爱尔兰，据莫利逊（Fynes Moryson）说，贵族的妇女在户内可以随便把衣服脱光，即有陌生人在场，亦所不避。]我读到一个伦敦的神父，在一七七六年，被教区里的妇女在宗教法庭里告发，说他故意把私处暴露给她们看。无疑的，他既然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中人，这种行为上的不检是可以闹大笑话的。但宗教法庭对他究作了何种处置，我们就没有读到什么下文了。
（66）霭氏提倡适当的**运动最力，认为它有很大的性教育的价值，详见《研究录》第六辑第三章，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法来。
（67）本节的议论的大部分根据《研究录》第三辑中《恋爱与痛苦》一文。霭氏当初似乎没有把虐恋当作**的象征现象或性歧变的一类，后来才把它归并进去，这归并显然是一个进步。
（68）见施氏所著文：《德国催眠学期刊》，第九卷，第二册，一八九九年。
（69）见弗氏所著《受虐恋中的经济问题》一文；《论文集》，第二册。又《本能和它们的变迁》一文（同上，第四册）。
（70）见拉氏所著《裂人腹者猾汉和施虐恋的罪案》一书，一八九九年。
（71）居氏尝著一文：《愁憎的精神病态中的性兴奋》，载在法国《神经学藏档》，一九〇五年二月号。
（72）轻微的痛楚中有快感是很实在的一些心理作用，中国文字中谑字从虐字产生，“虐”虽说是声，也未尝不是义，所以谑就是言之虐者，但亦唯恐其虐的成分太多，致引起痛苦的反感，所以《诗·淇奥》有“善戏谑乎，不为虐兮”的话。我们寻常言语中，说一件事办得“痛快”，也是这种心理。
（73）其实这是近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幸灾乐祸在中国是一个久已现成的名词，足证这种心理在中国是相当的普遍的。“隔岸观火”和江南人所谓“青云头里看厮杀”的心理都属于这一类。大抵是因为经济的愁苦，生活的单调，中国人目睹别人受罪时的反应，往往是怜悯的成分少，而快乐的反应多，甚至于毫无顾忌地明白表示出来，详见译者所编著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三辑）第二篇第十四节（商务印书馆出版）。
（74）清纪昀记载着一个有几分相像的例子[《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或《槐西杂志》（卷三）]：“奴子王成，性乖僻，方与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与嬉笑，或方鞭对，忽引起与嬉笑；既尔曰，‘可补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数次。妻畏之如虎，喜对不敢不强欢，怒时不敢不顺受也。一日，泣诉先太夫人。呼成问故，成跪启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觉其可爱，忽觉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无人理，殆佛氏所谓夙冤耶？’虑其妻或轻生，并遣之去。后闻成病死，其妻竟著红衫。”
（75）中国男女相爱，私订婚姻之约，叫作“啮臂盟”。 啮臂的举动，显然是一种情咬，但在旧对礼教之下，真正有啮臂的机会的人怕不很多罢了！又闺房之乐里，男女之间，尤其是男的对女的，喜欢在颈项上撮取缕缕的红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叫作“撮俏痧”，也可以说是情咬的一种。
（76）见雅氏著《偏执行为和精神衰弱》一书，第二册。
（77）注（74）中所引的王成一例可能就是借了愤怒来激发和扶植他的性能的。这从“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数次”，与“忽觉其可爱，忽觉其可憎”一类的话里最可以看出来。
（78）见《国际刑法公报》（法文），第六卷，一八九六年。
（79）从这个立场看，中国以前缠足的风气，就其极端的例子而言，可以牵涉两三种性的歧变：就缠的人说，是施虐恋，就被缠的人说，是受虐恋，就爱玩小脚的男子说，是足恋与履恋。
（80）译者在中国记载里所见的少数受虐恋的例子也都是男子：
清朱梅叔《埋忧集》（卷九）有“臀痒”一则说：“姚庄顾文虎，累叶簪绂，习享丰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裤受杖二十；后习为常；家人厌之，杖稍轻，辄加呵责；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数年，渐觉疼痛而止……”
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说：“吴兴廪生某，文有奇气，试辄冠军。惟喜受杖，每同志相聚，即出夏楚，今有力者，重笞其臀以为快，否则血脉涨闷，恹恹若病焉。”
受虐恋的表示也有不用接受鞭箠的方式的。唐卢仝《玉泉子记》有杨希古一例说：“杨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像，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俛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卢氏“所谓”二字极好，示与寻常道场不同；《金刚经》三遍，为时亦相当长久；据身上者非和尚不可；都是值得注意之点。
（81）鞭箠方式的虐恋，在从前流行笞刑的时代，发展的机会一定比较多，姑举两例于后：
一、“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宋赵德麟《侯鲭录》）。吕士隆的虐恋大约已有相当程度，所以梅尧臣曾因他作诗，但程度还不太深，否则怕打遍老秃鸧以后，鸳鸯亦终于不免，甚至于鸳鸯该是第一个被打的对象。
二、“乾隆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过，未可重訾之也。”（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曲园老人记此，注重的是代妓受笞的那位寡妇，而取的是一个道德的立场；我们注重的是“少年佻?而负道学名”的县官，而立场是性心理学的：这一点分别我们不要忽略过去。
（82）见《犯罪人类学藏档》，一九〇三年九月号。唯《研究录》中埃氏原名为Epaulow，而非Epoulard，不知孰是。
（83）西人称尸恋者为吸血鬼或夜叉，使我们想起关于唐将哥舒翰的一段故事，哥舒翰未达时，有爱妾裴六娘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既无他室，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繐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裩，锯牙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便升阶入殡所，舁衬于月中，破而取其尸，麇割肢体，环望共食之，血流于庭，衣服狼藉……”（详见唐陈劭《通幽记》及段成式《夜叉传》）。这故事中的夜叉极像西洋人的吸血鬼，不过尸恋的倾向实际上和夜叉不相干，而和哥舒翰则不无关系，哥舒翰见的不是象境，便是梦境，并且是有尸恋色彩的梦境；前途将以杀人流血为能事为专业的人有这样一个梦境，也是情理内可有的事。
（84）清羊朱翁《耳邮》（卷四）亦载有富有代表性的一个尸恋的例子：“奚呆子，鄂人也，以樵苏为业，贫未有妻；然性喜**，遇妇女问价，贱售之，不与论所直；故市人呼曰‘奚呆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见而艳之，每日束薪，卖之其门。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瘗处，乘夜发冢，负尸归，与之媾焉。翌日，键户出采薪，而遗火于室，烟出自笮，邻人排闼入，扑灭之；顾见床有卧者……发其衾，则一裸妇，追视之，死人也，乃大惊；有识者曰，‘此某翁女也。’翁闻奔赴，验之，信，闻于官，论如律。异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叹宋孝武帝为殷淑仪作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尚非异事。”
其他所见近乎尸恋或夹杂有其他动机的尸交行为略引于后：赤眉发吕后陵，污辱其尸，有致死者（《通鉴》）。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唐戴君孚《广异记》）。
宋嘉熙间，周密近属赵某宰宜兴。宜兴前某令女有殊色，及笄而夭，藁葬县斋前红梅树下，赵某“遂命发之……颜色如生，虽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直国色也；赵见之为之惘然心醉；舁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柔和，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疲薾不可治文书，其家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矣。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宋周密《齐东野语》）。
“本朝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一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启之，见女貌如生，将**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磔，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高其佩之妹也。”（清景星杓《山斋客谭》。尸体会不会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高氏父子都是清代名臣，其佩且以指画擅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唐代说部中有张泌《尸媚传》一种，所述多为女鬼蛊惑生人之事，姑不论其事之可能与否，要与尸恋现象截然二事，不得混为一谈。
（85）除上文所已引用的外，下列诸种作品也可供一般的参考。霍尔：《恐惧的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一八九七与一八九九年。勃洛恩：《尸恋》，《心理科学杂志》，一八七五年一月号。
（86）我国生理旧话说，女子七岁生齿，二七十四岁经至，七七四十九岁经绝；虽近刻画，但“经绝”一词，颇可沿用；英文名词是menopause，或climacteric，或 change of life。
（87）有一位极有地位与声誉的朋友告诉译者，他的一位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哥哥在五十岁以前是一个道学先生，主张一生不二色，对亲戚朋友中有娶妾狎娼的人，一向取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五十岁以后，忽然把家里的使女勾引成奸，并且还有了孩子！
（88）孔子在《论语·季氏》里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中国文献里关于年龄的个别心理的观察，无疑的这是最早的一个了；此种观察的大体准确，也是不容怀疑的。本节的讨论当然是属于第三个段落，而霭氏的这几句话又不啻是“戒之在得”一语的注脚。不过以前的人似乎不大知道，在“老之将至”的段落，也未尝没有一个“血气不定”的时期。血气既衰而又不定，“色”的刺激于外，而“得”的反应迫于内，于是本节所说的一种歧变现象便势所难免了。
（89）中国人到此年龄，男的喜欢收干女儿，女的喜欢收干儿子；尤以男的收干女儿的倾向为特别显著，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仅仅收干女儿还算是俗不伤雅的。等而下之就是纳妾、蓄婢、狎娼、捧坤角一类的行为了。风流自赏的文人，到此特别喜欢收女弟子，例如清代的袁枚（子才），也属于这一类的现象。诸如此类的行为，霭氏这一段的讨论便是一个最好的解释。
（90）中国以前在妾制流行的时代，这种能自制的人自所在而有。第一流，不置姬妾；这是不多的，但有。第二流是纳妾的，但遵守一些传统的规矩，例如四十无子始娶妾，或不娶旧家女为妾之类。第三流是虽有姬侍，却备而不用，甚至于到了可以遣嫁的年龄，便尔放出择配。这三种人，算都是有品德的了。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李资政邦直，有与韩魏公书云，‘前书戏问玉梳金篦者，侍白发翁，几欲淡死矣……’玉梳金篦，盏邦直之侍姬也。人或问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谓和尚置梳篦也。’又有与魏公书云，‘旧日梳篦固无恙，亦尚增添二三人，更似和尚撮头带子云。’”这可以算第三流的一个例子。极是难得。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说：“方恪敏公观承子襄勤公维甸，两世为尚书直隶总督，皆有名绩。恪敏五十未有子，抚浙时使人于江宁买一女子，公女兄弟送至杭州，将筮日纳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见诗册有故友名，询之，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时与此君联诗社，安得纳其孙女乎？’还其家，资助嫁之。公年六十一矣；吴太夫人旋生子，即襄勤也。”恪敏生襄勤；桐城方氏一般的世泽又极长；当时人多以为盛德之报，陈康祺记此，自亦有此意；不过以六十一岁的老人，而能悬崖勒马如此，足见体格健全与神志完整的程度要高出常人之上；此种身心的强固是必有其遗传的根据的；从这方面来解释方氏的世泽以及一般故家大族的世泽，岂不是愈于阴德果报之说？方恪敏公的例子可以说属于第二流。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馀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奠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媪私泄之，实使女而男**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生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猳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创，古所未闻……”此例就不属于三流中的任何一流了。不过，此人性能虽已就衰，不能不以幼女做对象，而一般的血气当健旺，神志亦尚完整，才有这一番智虑，才于放浪之中尚能有一二分指裁的力量。纪氏从道德的立场，认为“此种公案，竟无以断其是非”；译者以为霭氏如果知道这例子，从性心理学的立场怕也不能不承认是一个亟切无从归纳的创例。
（91）译者在游学美国时，在犯罪学班上曾经单独调查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五十二岁的男子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幼女，被判了若干年的徒刑；译者特地到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州立的监狱里访问过他几次，从谈话中间，又用“联想测验”（Association Test）的方法，断定他是神志不健全的。
（92）在刑事的案子里，这一类的例子也是不少的。译者追忆到一个本人幼年时所认识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是译者的一位族叔祖母的兄弟；这位族叔祖母没有后辈，和译者的家庭来往甚频；因此和她的兄弟也就相熟。他平对做人很和蔼，做事也负责，身体也旺健，据说他能够用鼻子吹箫；这似乎是不可能，说的人无非是想形容他的血气之盛罢了。译者有一个时期许久没有能见到他，忽然听说他犯了强奸幼女的罪名；又两三年后，听说他瘐毙在县监狱里了。这样一个例子怕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老年癫狂的发作。
（93）关于本节，上文所已再三引过的克拉夫特-埃平名著和舒奥诺与韦斯二氏合著的一书均可供参考。
（94）但丁《神圣的喜剧》里对于地狱的可怖的情景是描写得很多的，所以霭氏有此语气。
（95）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里，邪正，善恶一类对待的判断也是分得相当清楚的。但和西洋人有两三点不同。一、中国人一般的生活观念里本有经权常变同异等等的看法，“经常”虽属重要，“权变”也自有它的地位；和同虽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理想，但同而不和，是要不得的，而不同而和是要得的。二、邪正善恶的观念在中国只是社会的、伦理的、人为的，而并没有宗教的裁可，所以它的绝对性并不太大。三、中国的一般的自然主义向来发达，全生适性之论是道家哲学的中心，而儒家的主张，也不过欲于“率性之道”之上，加一番修养的功夫而成其为“教化”而已；因此，读书人对于一切惊奇诡异的事物，严格些的，取一个“不语”或“存而不论”的态度，而宽容些的，更承认“天地之大，何奇不有”的一个原则；译者在上文各节的注里所引的性歧变的例子不为不多，记载这些例子的人的最共通的一个结语便是这个原则；在他们看来，奇则有之，怪则有之，道德的邪正的判断也时或有之，但绝对的罪孽的看法则没有。这无疑的是一种广泛的自然主义的效果，在希腊以后与近代以前的西洋是找不到的。
（96）见沃氏所著《性的邪孽与其医学的和社会的关系》一文，载在美国《医学杂志与记录》，一九三一年七月号。
（97）霭氏在这方面最详尽的讨论见《研究录》第二辑；名为第二辑，实在是关于同性恋或“性的逆转”现象的一本专书。
（98）希腊人并不了解同性恋是一种间性的状态，也未必观察到，同性恋的人在早年时代对性的兴趣比较淡薄，所以霭氏有“撇开”的说法。霭氏于此处行文比较晦涩，译者不能不于注中略事解释，并且相信这解释大概是对的。
（99）这显然是指各种绝欲以至于绝育的外科手术。旧式的宫刑就是未必有效的一种手术。关于新式的绝育手术，详见译者所著《美国绝育律的现状》（《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一辑，《优生概论》）和《二十八年来美国加州优生绝育之经验》（《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七辑，《优生与抗战》）二文。
（100）见利氏所著《古希腊的**》一书，此书的英文本，译者于其出版后不久曾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书报评论栏内加以介绍。利氏所说古希腊的情形大致和中国的有好几分相像。性歧变的比较难得遇见是相像的一点。同性恋的比较流行，并且很有几分风雅的地位（参看《品花宝鉴》一类的说部），是又一点。歧变的偶然发现，认为奇异则有之，当作罪孽看待则未必，是第三点。德国性心理学家希尔虚弗尔德于七八年前旅行远东，归后写了一本游记，对中国也有相类的观感。
（101）关于本节，论社会态度，特别是对于同性恋，详霭氏所作《性的逆转》一文（《研究录》第二辑）。又本能派心理学家麦图格所著《变态心理学大纲》亦值得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