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荒谬的成分，使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对其来源与意义（如果它有来源和意义的话）的探讨。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梦的荒谬性已为那些否认梦的价值的人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论据，认为梦不过是一种压抑的和支离破碎的心灵活动的无意义的产物。

我先从几个梦例开始，在这些梦例中，荒谬性仅仅是种表面现象，一当对梦的意义进行深入考察时，这种荒谬性便立即烟消云散了。下面是两三个有关（乍看上去像是巧合）梦者已故父亲的梦：

（一）

这是一个六年前死去父亲的病人所做的梦。他的父亲遇到了一场严重的事故。

他正乘坐夜间火车在旅行，不幸火车出了轨。车座被挤成了一堆，他的头被夹在中间。然后梦者看见他躺在**，左眉上有一道垂直的伤口。他对父亲遇到车祸感到很惊奇（他在对我讲这个故事时补充说，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的眼睛是多么明亮！

根据梦的流行理论，我们对这个梦的内容应该作如下解释。一开始，我们就应当假设，当梦者想象这件事故时，他必定已经忘记他的父亲躺在坟墓里已有好几年了，但是，当梦在继续进行时，他又记起了这事，因此导致他在睡梦中便对自己的梦感到惊奇。然而分析告诉我们，从这方面寻找解释是毫无用处的。梦者请一位雕塑家为他父亲塑了一座胸像。在做梦的前两天他第一次看到了它。雕塑家从未见过他的父亲，只好根据照片来进行雕塑。就在做梦的先一天，他出自孝心，派了一位老仆人去到工作室，看他对大理石头部是否有着和他同样的意见，即颞颥之间是否太窄。他现在又不断地从记忆中搜索构成此梦的材料。每当他父亲为商务烦扰或家庭困难所苦恼时，他就习惯性地用双手紧压前额的两边，好像他觉得他的头部太宽了，必须把它压窄些似的——当病人四岁时，他看见一支手枪偶然走火，把父亲的眼睛弄黑了。（“他的眼睛是多么明亮！”）他的父亲生前在沉思的时候，在他的前额上，也就是梦中出现伤痕的地方，显示出一道深深的皱纹。这条皱纹在梦中被伤痕所代替的事实是引起这个梦的第二个诱因。梦者曾为他的小女儿拍过一张照片，底片从他的手指间滑下，等到捡起来时，发现在小女儿的前额下有一条裂缝，垂直地直抵眉毛。他对此不禁产生了一种迷信的预兆，因为在他母亲死去的前几天，他也把他母亲照片的底片弄破裂了。

因此这个梦的荒谬性只不过是在口头表达上一次漫不经心地把胸像和照片与真人未加区别的结果而已。我们任何人都会说（望着一张照片）：“你不觉得你父亲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梦中出现的荒谬性并不难于避免，单就这个梦例来说，我们就可能会想到，这种明显的荒谬性是可以接受的，或甚至是事先设计出来的。

（二）

下面是从我自己的梦中选出的另一个极其相似的例子。（我在1896年失去父亲）在他死后，他在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中间扮演了一个政治角色，使他们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此时我看到一张小而模糊的照片：一大群人似乎是在德国国会大厦内，有个人站在一两张椅子上，其余的人围绕着他。我记得他死在**时多么像加里波第。我感到很高兴，诺言终于实现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荒谬的呢？做梦的时候正值匈牙利人因国会故意拖延议案，被迫引起无政府状态，结果陷入一场危机，是柯洛曼·泽尔把他们救了出来。梦中这个情景的细节出现于如此细小的图片上，与这个梦的解释不无关系。我们的梦念往往以视觉图像表现出来，其大小与真实情况大约相同。然而我在梦中看到的图片乃是有关奥地利历史书中的一页木刻插图的复制品，显示在那有名的“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事件中，玛丽亚·德里萨出席普雷斯堡的议会情况。与图中的玛丽亚·德里萨一样，梦中我的父亲也被群众围绕着，但是他是站在两张椅子上——（德文的Stuhl）。他把他们聚集到一块，因而成立了一位主裁判（Stuhlrichter的字面意义是椅子裁判）（充当二者联系的是一句德国谚语“我们不需要裁判）——而事实上我的父亲死在**时，我们围绕着他，其中确实有人说过，他在**看起来很像加里波第。死后他的体温上升，他的双颊越来越红……我一想起这个景象，便不由自主地想道：

在他的身后，在空洞的幻影中

存在着主宰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共同命运。

这些提高了的思想为“共同命运”的另一意义（在分析中）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我的父亲在死后体温的回升符合于梦中的“在他死后”的字眼。他死时的最大苦痛是他在最后几个星期内肠道完全麻痹（梗塞）所引起的。各式各样不敬的思想都随此而来。我的一位在中学时代就失去父亲的同事——我对此事深为感动，便因此而做了他的朋友——有一次轻蔑地谈到他的一位女亲戚的一段痛苦的经历。她的父亲在街上暴卒并被抬回家中；当他的衣服被解开时，人们才发现在他临死时或“死后”已排出了大便（Stuhl）。他的女儿对此事非常不快，以至在对她父亲的回忆中，这一丑陋细节竟挥之不去。此地我们已接触到包含在这梦中的愿望，“一个人死后在孩子们眼中要保持伟大而圣洁”——谁又不想这样呢？梦中的荒谬性又变成了什么呢？梦的明显的荒谬性不过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本身完全合法的言语形象赋予了一个字面图像，而我们又习惯性地忽略了它各部分之间的矛盾所包含的任何荒谬性。在这个梦例中，我们又一次不能不感觉到，它的明显荒谬性是故意的而且是精心制作的。

死者经常在梦中出现，栩栩如生，和我们一起活动并发生联系，这已引起了不必要的惊奇，并产生了一些明显地证明我们对梦不够理解的解释。其实对这些梦的解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这么想：“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他对这件事会怎么说呢。”除了把有关的人物放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中，梦是别无他法来表现这类“如果”的。因此，例如一个年轻男子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有一次他因花钱太多而感到自责，于是梦见他的祖父又活了并对他进行责问。而当我们更为清醒时，我们就会申明说，毕竟这个人是死了，我们看做梦的批判性质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慰藉的想法，认为死者已死，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或是认为他已再不能干涉此事而感到满意。

在死者亲属的梦中还会发生另一种并不表示滑稽和嘲弄的荒谬性。它表示一种极度的否定，因而就有可能表示出梦者认为完全不可思议的被压抑的思想。我们只有记住这个事实，即梦中对欲望和现实是没有区别的，否则便似乎不可能阐明这样的梦。例如，一个男子曾精心照料他病危的父亲，为了他的死而深感悲伤。他做了下面这个无意义的梦。他的父亲活了过来并且和平常一样地向他讲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真的死了，只是他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在“他真的死了”后面加上一句“出于梦者的愿望”，再如果我们把“他不知道”解释成梦者确有这种愿望，这个梦就变得一目了然了。他在照料他父亲的时候，曾一再希望他的父亲死去，这就是说，他确曾有过这样一种仁慈的想法，认为死亡可以结束他的痛苦。他在自己父亲死后的悲伤时刻，甚至这种同情的愿望也变成了潜意识自责的材料，好像正因为他有这种想法才真正地缩短了病人的寿命。由于梦者幼年反抗父亲的幼儿欲望受到激活，才有可能使这种自责在梦中得到表达；但正是由于梦的刺激物与白天思想相距如此遥远，才促成这个梦的荒谬性。

梦见梦者喜爱的死人在解释梦上确是一个困难问题，往往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其理由是：支配着梦者与死人的关系的是特别强烈的矛盾情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在这种梦中，开始时死人被看做仿佛是活人，然后突然死去，在梦的后半部他又活了过来。这造成了一种混乱的效果。我终于认识到，这种忽死忽活的变化乃是梦者有意表示冷漠（“死活对我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冷漠并不是真实的，仅仅是一种愿望：其目的在于帮助梦者否定他那极其强烈而且往往是矛盾的情绪态度，从而变成他的矛盾情感的梦的表现。在梦者与死人发生联系的其他一些梦中，下面的规则往往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梦中不提到死者是死了这个事实，梦者本人就是与死者相等同，他正梦见自己的死亡。在做梦的过程中，如果梦者突然惊讶地对自己说：“哦，他已经死去好久了！”那他就是在否认自己与死者相等同，也就是否认这个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但是我宁愿坦白承认，梦的解释还远远不能揭示这类梦的全部秘密。

（三）

在下面我将提出的梦例中，我能捕捉到梦的工作蓄意制造荒谬性的行动，而这种荒谬性与梦的材料并毫无关系。这个梦是在我开始度假时遇到了图恩伯爵后做的。我正乘坐在一辆出租马车内，叫车夫驱车送我到车站。好像车夫被我累坏似的，在他埋怨了几句之后，我说：“我没叫你在铁路上赶车。”好像我和他已在通常只有火车才能通行的道上赶了一大阵车了。对这个混乱而又无意义的故事，分析得出如下的解释。前一天，我雇了一部出租汽车去多恩巴赫的一条偏僻街道。司机不认识路，他就像一般司机们那样，漫无目标地向前开着，直到最后我发觉了，才指出了正确的路线，同时也讽刺了他几句。我在分析中回想起的一连串思想，使我从汽车司机联想到贵族派头。此刻所想到的还只是贵族给予中产阶级平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坐到司机的座位上。图恩伯爵实际上也就是奥地利这部国家大汽车的司机。梦中的第二句话是指我兄弟的，我就把他与马车夫等同了。那年我取消了和他一道去意大利的旅行。（“我没叫你在铁路上赶车。”）这次取消是对他的惩罚，因为他老是抱怨我在这样的旅行中使他过度疲惫（这一点在梦中没有改变），认为我老坚持要从一个地方快速地移到下一个地方，要在一天之内看完许多美景。在做梦的那天晚上，我兄弟陪我到火车站去，但在快到火车站时，在邻近主线终点的郊区铁路火车站那里，他跳下了车，以便乘郊区车去伯克斯多夫。我对他说，他可以乘主线而不乘郊区线去伯克斯多夫，他就可以和我多待一会儿。这就导致了梦中我驱车走了火车正常运行的一段旅程那一段。这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颠倒的。这是一种tu quoque（你也是）的争辩。我对我兄弟说的话是：“你可以陪我乘主线走完你要乘郊区线的那段旅程。”在梦里，我把“出租马车”代替了“郊区线”，就把整个事情弄混乱了（顺便说一句，这却大大有益于把出租马车夫和我兄弟的形象联到一起）。这样一来，我就成功地在梦中制造了某种无意义的东西，似乎很难理解，而且和我在梦中以前的说法几乎是直接矛盾的（“我没有叫你在铁路上赶车”）。然而，因为没有必要使我混淆郊区铁路和出租马车，我必定是有目的地在梦中安排了这整个谜一般的事件。

但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就来探索梦中荒谬性的意义以及导致它被允许或直至被创造的动机。上述梦中的神秘性可解决如下：在这个梦中必须有某种荒谬而不可理解的东西与fahren(8)这个字联系着，这一点对我很有必要。因为梦念包含着一种要求表现的特殊判断。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聪明好客的女士家中（她在同一个梦的另一部分中以“女管家”的身份出现），我听到了两个我解答不出的谜语，因为在场其余的人都熟悉这两个谜语，所以我猜不出的样子一定使人觉得有些荒唐可笑。答案依靠Nachkommen和Vorfahren这两个词的双关语，我相信字谜原文如下：

遵照主人的吩咐，

司机照办了；

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它安躺在坟墓中。

[答案是：Vorfahren。（“驾驶到”和“祖先”。字面的意思是“开到前面”、“前辈”）]

特别使人困惑的是第二个谜语的前一半与第一个谜语的前一半相同。

遵照主人的吩咐。

司机照办了；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它安躺在摇篮中。

[答案是：Nachkommen。（“后裔”字面的意思是“随后”或“继承者”）]

当我看到图恩伯爵如此生动地向前驾驶，当我因此而堕入了费加罗的心境，记起他说的伟大绅士们的好处就是被出生了（变成后裔）时，这两个谜语就被梦的工作当成了中介思想了。由于贵族与司机这两个词容易混淆，又因为有一个时期我们把司机叫做Schwager（“车夫”和“堂兄弟”），于是梦的凝缩作用就能把我的兄弟引入同一景象。然而在后面操纵一切的梦念是这样的：“为自己的祖先骄傲是荒谬的，倒不如自己成为祖先。”正是这个说某事是“荒谬的”论断，才产生了梦中的荒谬性。同时也澄清了梦中这个模糊部分剩下的难解之谜，即我为什么想起以前与司机驾驶过一段路程了。[vorhergefahren（以前驾驶过）——vorgefahren（驾驶过）——Vorfahren（祖先）]

因此，如果有种论断认为梦念中的某些元素中间存在着某些“荒谬的”东西，如果任何一个梦者的潜意识思想系列中存在着批判的或嘲笑的动机，梦就成为荒谬的了。因此，荒谬性乃是梦的工作表现互相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他的方法有的如在梦内容中将梦念的某些材料关系加以颠倒，或者是利用运动抑制的感觉。然而，梦中的荒谬性却并不能被翻译为简单的“不”字；它的目的在于表达梦念的心境，它把嘲笑或大笑与矛盾结合了起来。仅仅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梦的工作才变得荒唐可笑。此处又一次它给一部分隐念赋予了显梦形式。

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到了具有这类意义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荒谬梦：这个梦——我未加分析便对它作出了解释——是关于演奏瓦格纳歌剧的，它一直演奏到早上七点四十五分，乐队是从塔上指挥的，等等。它的意义显然是说：“这是个杂乱无序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社会；那些应当有所得的人毫无所得，而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却得到了它。”——此处是梦者将她自己的命运与她表妹的命运相比较——我们的第一个与死去的父亲有关的荒谬性梦倒也绝非偶合。在这类例子中，发现用以制造荒谬梦的条件都具有同样的特性。父亲施行权威很早就引起孩子们的批评；父亲对孩子们的严厉要求使他们出于自卫而密切地注视着父亲的每一个弱点。但是父亲的形象唤起了他们的孝心，特别是在父亲死后，于是使得稽查作用加强抑制这种批评，不使其在意识中有所表现。

（四）

这里又是一个有关死去父亲的荒谬梦。我接到从我家乡市议会的一个关于1851年某人住院费用的通知，这是他在我家突然发病而不得不住院的结果。我觉得这件事真有趣：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没有出生；第二，可能与此事有关的我的父亲已经死去。我到隔壁房间内去看他，他正躺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使我吃惊的是，他记得在1851年有一次喝醉了酒，而且被关起或是被拘留了。那时他正在一个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么你是常常喝酒的了？你是否不久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当然，我是在1856年出生的，那好像是紧接在所说的那年之后的一年。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这个梦如此坚持不懈地展示其荒谬性，只能把它看做在梦念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痛苦和热情的争论。更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这个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我的父亲又是公开的嘲笑对象。这种公开性与我们认为梦的稽查作用与梦的工作是联系着的这一假设似有矛盾。然而，当我们认清在这个梦中，我的父亲只不过是被用来当做一块挡箭牌，而争论实际上是指的另一个在梦中仅仅暗中出现的人物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清楚了。虽说通常梦表达对某人的反抗时，在它背后隐藏的总是梦者的母亲，而这个梦却恰恰相反。我的父亲被当做一个稻草人，用来遮挡另一个人。这个梦之所以被允许以毫不掩饰的方式处理平时俨然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只是因为与此同时，我明明知道他不是我真正所指的对象，其所以如此又必须追究此梦的起因。我有一位年长的同事，他的判断被公认为是无可指责的，我听说他对我的一个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已进入第五个年头这一事实表示了惊奇和不赞许，这个梦就是在听到上述事件之后做的。梦中最初几句话是在一种明显的伪装下暗示着这一事实：这位同事一度接替了我父亲不能再执行的任务（“应交费用”、“住院”）；而且，当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绪冲突，正如父子之间产生误解时，由于父亲所处的地位及其过去的恩惠而不可避免产生的那样。梦念激烈地抗议关于我为什么不快一点的指责，这个指责起初指我对病人的治疗，后来又扩及其他事物。我暗想，难道他不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比我更快吗？四五年与一生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又觉得生活变得轻松得多了呢？

这个梦的荒谬性能给人以很深印象，乃是因为把梦念中不同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改变就拼凑在一起所致。因此，“我到隔壁房间内去看他”这句话等，与前面句子所涉及的主题失去了联系，并正确地再现了我即将订婚而未征求他意见的种种情况。所以这个句子使我记起了这位老人这一次所表现的宽宏大量，并和某人——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行为适成对比。还应该看到，这个梦允许讽刺我的父亲，是因为他在梦念中被视为当之无愧的众人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对被禁止的事物，它允许那些不真实的东西被说成比真实还真实。下一句的大意是，他记起“有一次喝醉了酒，而且被关了起来”，实际上与我父亲已毫无关系。他在这里所代表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梅涅特。我对他极为尊敬，并以他为榜样。他对我的态度是在赏识我一段时间之后转为公开的仇视。这个梦使我想起他曾亲自告诉我他在年轻时曾一度耽于服氯仿中毒而不得不进疗养院。它还使我记起在他死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我和他曾用文字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论题是他否认存在有男性癔病。当我在他病危期间去看望他并询问他的情况时，他详细地谈到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了这样的话：“你要晓得，我一直是男性癔病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如此承认他一直在固执反对的事，使我感到又惊讶又满足。但是为什么我在梦中能把父亲去代替梅涅特呢？在这两个人物之间我看不出有任何类似之处。这个梦很简短，但完全足以表现出梦念中的一个条件从句，它的全句应该是：“如果我是一位教授或枢密院顾问的第二代，是他的儿子，我就肯定会进行得更快些。”在梦中我把我的父亲当成枢密院顾问和教授了——梦中最惹人注目和令人迷惑的就是对1851年这个日期的处理了。在我看来，它似乎与1856无甚区别，好像五年的差距毫无意义可言。但是这最后一句话恰恰是梦念所要努力表达的。四或五年是我为在这次分析中最先提到的那位同事对我的支持而感到高兴的那段时间；但也是我使我的未婚妻等待我们结婚的时间；同时，说来凑巧，它也是梦念迫切寻求的使我的病人等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间。梦念在问：“五年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根本不算什么时间，不值得考虑。我的前面还有的是时间。正如虽然你不相信，我最终还是完成了那件事一样，我也会完成这件事的。”此外，除去前面表示世纪的数字，51这个数目本身确实也是由另外一相反意义所决定的，而这也是它在梦中出现好几次的原因。对男人来说，51似乎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年龄，就我所知，就有好几位同事死于这个年龄，其中一位在长期的耽搁之后，仅仅在他死前几天才被授以教授职称。

（五）

此处又是另一个玩弄数字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受到了过分激烈的抨击——抨击者无疑是歌德。M先生自然在抨击中被击倒了。他在餐桌上向几个同伴大诉其苦；然而，他对歌德的尊敬却并未因他个人的经历而受到影响。我企图弄清年月，但似乎不大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因为他对M先生的攻击必定要早于那个时间，那么在那时M先生一定还是个年轻人。很可能他那时还只有十八岁。然而我不能肯定实际上我们是在哪一年，因此我的整个计算都变得模糊不清了。顺便说一句，抨击包含在歌德那著名的论文《论自然》之中。

我们将会很快找到弄清梦中胡言乱语的方法。M先生是我在餐桌上认识的几个同伴之一，不久前他曾要求我替他那显示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我这怀疑是正确的；在这次访问时发生了一件尴尬的插曲，因为在谈论过程中，病人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年轻时的荒唐事。我询问了病人的出生年月，并要他做了几道简单的加法以测试他记忆上的缺点——顺便说一句，他仍能很好地完成这次测试。我已能看出我自己在梦中的行动很像一个瘫痪病人（我不能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梦的另一部分材料取自最近的另一来源。一位与我相处得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家医学杂志的编辑，对我柏林朋友弗利斯最近的一本书刊登了极不友好的“摧毁性的”批判。写文章的是一位非常年轻又很少有判断力的评论家。我认为我有权干预，便去找了这位编辑谈论此事。他对刊出这篇批评深表歉意，却不愿作任何更正。我因此与该杂志脱离了关系，但在辞职书中表明，希望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要因此事而受影响。这个梦的第三个来源是我刚从一位女病人那里听到的关于她兄弟的精神病况，他如何在疯狂中高喊“自然！自然！”医生们相信他的叫喊是因为他阅读了歌德关于这个题材的卓越论文，也表明了他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学习过度。但我自己所想到的却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是受教育较少的人在使用这个词时所含有的性的意义（nature亦可译为“本性”——中译者注）。我的这种想法至少由于后来这个不幸的男青年割掉了自己的**而没被否定。他发病时正是十八岁。

我还要谈谈我的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书（另一个评论家说，“人们不知道究竟是作者疯了还是他自己疯了”），是关于人生的年代资料的，并表明歌德一生的时间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日子的）倍数。所以不难看出，在梦中，我和我朋友的位置是交换了的（我企图弄清年月）。但是我的行为却像一个瘫痪病人，而梦也是一大堆杂乱的材料，因此梦念便讥讽地说：“自然哪，他（我的朋友）才是那发疯的傻瓜，而你们（评论家们）则是天才，知道得更多。肯定这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颠倒过来了吗？”在梦中这种颠倒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这是荒谬的，然而年轻人批评不朽的歌德倒是很有可能的。又如我本要从歌德死的那年算起，然而却从他出生的那年起做了瘫痪的计算。

但是我也曾经表明过，没有什么梦不是由利己主义的动机所驱使的。因此我必须解释在这个梦中我为什么要代我朋友受过并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一事实。在清醒生活中我的批评信念的力量还不足以使我这样做。然而，那位十八岁病人的故事以及对他高呼“自然”的不同解释暗示了我，我发现因我信仰精神神经症有其性的病因，我已站到了大多数医生的对立面。我可以对自己说：“对你朋友的那种批评也同样对待你——事实上，它已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所以，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们是对的，我们才是傻瓜。”梦中“我正在考虑中”（mea res agitur）使我清楚地记起歌德那卓越的短篇论文。因为我在中学毕业时，对职业的选择正在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演讲中听见朗读这篇短文，才使我下了攻读自然科学的决心。

（六）

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到过下面这个梦，在梦中我的自我并没有出现然而仍是利己主义的。我报道了一个短梦，大意是M教授说：“我的儿子是近视眼……”我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序梦，是准备引出我是主角的另一个梦的。下面就是那省略了的主梦，它引导出一个荒谬而难以理解的文字形式，需要详细的解释。

由于罗马城发生了某些事件，必须把孩子们送往安全地区，这一点做到了。接着是在一座古老的双扇大门之前（在梦中我认出是西恩纳的罗马之门），我正坐在一个喷泉的旁边，感到非常忧郁，几乎流出眼泪。一个妇女——侍女或修女——带来两个男孩，把他们交给他们的父亲（但又不是我自己）。大孩子显然是我的大儿子；我并没有看见另一个孩子的面孔。带孩子出来的妇女要大儿子和她吻别。她长着一个显眼的红鼻子，男孩拒绝和她接吻，只是挥手告别，对她说，“Auf 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其中的一人）说：“Auf Ungeseres．”我想这后一个短语是表示偏爱之意。

这个梦是我在看了一出名叫《新犹太人区》（Das neue Ghetto）的戏剧之后所引起的一大堆杂乱思绪所构成的。这是个犹太人问题，既关系到孩子们的前途，我们不能给他们以自己的国家，也关系到一种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越过疆界——所有这一切在有关的梦念中都不难识别出来。

“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西恩纳和罗马一样，以它的美丽喷泉而闻名于世。如果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就必须从某个我熟悉的地区去寻找代替物。在西恩纳的罗马之门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灯光闪亮的建筑物。我们知道那是曼尼柯米阿（Manicomio）疯人院。在我做这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一位与我宗教信仰相同的人，被迫辞去了他在一个州立疯人院中辛苦得到的职位。

我们的兴趣被Auf Geseres这个短语（梦中的情景在某一点上会引导我们去期望Auf Wiedersehen）以及与之毫无意义的相反的Auf Ungeseres这一短语引起来了。根据我从哲学家们那里得来的信息，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来源于动词goiser最好翻译为“受苦”或“厄运”。这个词在谚语中的用法使我们认为它的意义是“哭泣和哀悼”。而Ungeseres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新词，它是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个词，但在开始时我弄不明白它的意义。但是在梦结尾时那句短语的大意包含着对Ungeseres这个词的喜爱胜过了对Geseres，却打开了我的联想之门，同时也阐明了这个词的意义。在鱼子酱的情况中有着类似的关系，无盐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有盐的（gesalzen）鱼子酱受到更高的评价。“将军的鱼子酱”——贵族式的虚荣，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对我的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式的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我希望她将来能照料我的孩子。这也与我的另一个家庭成员的事实相符合，即我们家那位能干的保姆，很像梦中的侍女和修女。然而在gesalzen-unsalzen（有盐的-无盐的）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仍然缺乏过渡的观念。这可以从gesaüert-ungesaüert（发酵—不发酵）之间找到。以色列的子民在逃离埃及时来不及使面团发酵，为了纪念这件事，他们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只吃不发酵的面包。在此我要插入在分析这一部分时突然产生的一些联想。我记得上一个复活节时，我和我的柏林朋友在陌生的布罗斯劳这个小城的街道上漫步。有一个小孩问我到某某街去如何走法，我不得不向她承认我不知道。我对我的朋友说：“但愿那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在选择“引路人”方面有更高的鉴别力。”不久之后，我看到一块门牌上写着“赫罗德医生，诊病时间……”我说：“希望我们的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就在此时，我的朋友对我讲起了两侧对称性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并且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像独眼巨人（Cyclops）那样，一只眼睛长在额头中央……”这句话引出了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的儿子是近视眼（Myops）……”这时我想起Geseres这个词的主要来源了。许多年以前，当M教授的儿子（今天已成为一位独立思考家）仍然是一个坐在课桌旁的学生时，他患了眼疾，医生说眼疾引起了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局限于一侧，就没有关系，但如果传染到另一只眼睛，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这一只眼睛痊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睛又发现了感染的迹象。孩子的母亲怕极了，连忙把医生叫到乡间住所。但是这一次医生却转向了另一边。他对孩子的母亲喊道：“你怎么能把这看成是一个Geseres（厄运）呢？如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的话说对了。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一切对我和我的家庭有什么关系。M教授的儿子最初上学时的那张课桌，后来由她母亲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我的大儿子，我在梦中通过他的口说出了再见的话。不难猜出这种转换所产生的一个愿望。不过书桌的构造也意味着使孩子避免了近视和单侧视力。由此梦中出现了“近视眼”（以及它后面的“独眼巨人”）并提到了两侧性。我对一侧性的关注不止一个意义；它不仅只指身体的一侧性，而且也指智力发展的一侧性。难道不正是这种关注以其荒唐形式与梦中景象正相矛盾吗？在孩子转到一侧说了再见之后，他又转向另一侧说着相反的话，好像要恢复平衡似的。他好像正是按着两侧对称性在行动！

因此，当梦显得最荒唐时往往也最为深刻。在历史上任何时代，凡是有话想说而说出来就会有风险的人都急于要戴上一顶傻子的帽子。如果听者把那些针对他们的犯忌讳的话看做胡言乱语因而大笑不止，他们就容易忍受些。戏中的王子不得不装疯卖傻来掩饰他自己，就正像梦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一样；因此我们能用哈姆雷特说他自己的话来谈论梦，用机智和晦涩难懂的外衣来掩饰真相。他说：“我不过是疯狂的西北风，当风向南吹去，我能分辨出手锯与苍鹰。”

由此，我已解决了梦中的荒谬性问题：梦念永远不会是荒谬的——只要是在心智正常人的梦中，任何情况之下，都永远不会——而梦的工作如果面临要表达存在于梦念中的任何批评、取笑和嘲弄时，它便会制造荒谬的梦或在梦中包含个别荒谬的元素。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要表明：梦的工作仅只存在于我已经提到过的三个因素以及我还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的联合之中；它的功能仅只是根据这四个条件把梦念翻译出来；以及究竟我们的头脑在梦中是用其全部心智功能，或只是一部分进行工作，这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和没有考虑事实的。然而，由于在大量的梦内容中常常出现作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欣赏，对梦中某个特殊元素感到惊奇，并企图加以解释、进行辩论，所以我现在必须选择一些梦例来澄清这一类事实所产生的误解。

我的（简要）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表现为明显判断活动的事件，都不能视为梦的工作的理智成就，它不过是属于梦念的材料，以一种现成的结构形式从隐意不断上升而进入梦的显意之中。我甚至还能对这个主张作进一步注释。即使是醒后对一个记得的梦所作的判断，以及因复现这个梦而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可形成梦的一部分隐意，都应包括在对这个梦的解释范围之内。

I

我已引证了这种例子中引人注目的一个。

一个女病人拒绝告诉我她的一个梦，因为它“不够清晰”。她在梦中看见了一个人，但分不清到底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父亲。接着又做了第二个梦，梦中出现了一个垃圾箱（Misttrügerl），而这又引起了如下的回忆。当她刚刚成家时，有一次曾对一位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的下一件事就是要个新垃圾箱。第二天她果然得到了一个，但里面却盛满了山谷里的百合花。这个梦正可表示（德语）的一个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肥料上”。当分析完成之后，才知道这个梦念原来与梦者年轻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有关。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孩子怀了孕，却弄不清楚这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在此处梦的表现已溢出并流入清醒思想之中：用清醒时对整个梦的判断来表现梦念的一个元素。

Ⅱ

下面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个病人做了一个他觉得很有趣的梦，因为醒后他立即对自己说：“我必须把这个告诉医生。”梦被分析后明显地暗示在治疗期间开始的一次私通，而且他已决定不告诉我此事。

Ⅲ

第三个梦例来自我自己的经验。我和P正经过一个有许多房屋和花园的地方到医院去。在此同时，我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以前在梦中看见过这个地方。我不大熟悉怎么走。他指给我一条路，转一个弯便到了一个餐厅（在屋内，不在花园里）。我在那里打听多妮夫人，知道她和三个孩子住在后面的一间小屋内。我向小屋走去，但在到达之前遇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带着我的两个女孩；和她们站了一会儿以后就把她们带在身边。我对妻子有些埋怨，因为她把她们留在那里。

醒来以后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我对我自己解释说，从这次分析中我能发现“我以前曾梦到过这个”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类梦的意义；它告诉我的是：“满意”属于梦的隐意，而不是指对梦的任何判断。我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我的婚姻给我带来了孩子。P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一段与我相同，后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都超过了我，但是他的婚姻却没有给他带来孩子。下面两件事已足以说明梦的意义，而不必再对梦进行全盘分析。前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了多娜（Dona A-y）的讣告（我在梦中把她变成了多妮），她死于分娩。我的妻子告诉我，照料死者的助产士正是替我们两个最小的孩子接生的那一位。多娜这个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不久以前在一本英文小说中第一次看到了它。梦的第二个起因是做梦的日期，那是在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天——这孩子似乎有点诗人气质。

Ⅳ

当我从那个梦到我父亲在死后还在马扎尔人中扮演了一个政治角色的荒谬的梦中醒来以后，我心中还留下了同样满意的心情。我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它是伴随着这个梦最后一段的感情的继续。我记得他在他临终的**看起来多么像加里波第，我高兴的是它终于实现了……（梦的后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分析能够使我填补梦中的这一空隙。这是指我的第二个儿子，我替他取了一个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教名（克伦威尔）。这个人在我童年时代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取力，特别是在我访问了英国以后。在这个孩子出生的前一年，我已下了决心，如果生的是男孩，我一定要取这个名字，而且我以极大的满意心情用这个名字迎接了他的诞生（不难看出，父亲们的受压抑的夸大狂在他们的思想中是如何传给孩子们的，而这也很可能就是当现实生活中变得必要时，对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方式之一）。这小男孩有权利在梦的背景中出现是由于他也正有弄脏被单的同样弱点——儿童和垂死的人都容易被人原谅。——在这方面可以将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上是“椅子”或“凳子”裁判）与梦中想在自己孩子面前表现出伟大和不屈的愿望相比较。

我现在要转而考虑在梦本身中通过的判断的若干表现而不是继续进入或转为清醒生活了。在寻找这类例子时，如果我能利用因其他目的而已经记录下来的例子，将大大地有利于我的工作。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似乎包括了许多判断行为，“我企图弄清年月，但似乎不大可能”。这极像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熟悉的一位年轻人进行文字攻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评。“我估计他大约只有十八岁”，这听起来又很像计算的结果，虽然出自一个糊涂的脑筋。最后，“我不敢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可说是梦中感到不确定或怀疑的一个例子。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梦中首次形成的判断行为。但是分析表明，这些语句都各有其他意义，而且是对梦的解释必不可少的，而同时一切荒谬的迹象也可因此消除。“我企图弄清年月”这句话把我和朋友（弗利斯）的位置对换了。是他正在寻求解释人生的年限。这样一来，这个句子就失去了反对前一句荒谬性的判断意义了。插入的那句话“对我似乎不大可能”应归属下面“那大概是一个可能的看法”这句话的范畴。我对那位向我诉说她弟弟病史的女士使用了差不多与这相同的字句，“在我看来，他高呼‘自然！自然！’不可能与歌德有关，我认为这些字更具有你们熟悉的性的意义”。确实如此，这表达了一种判断——然而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偶然被梦念所记起而且被利用了。梦内容利用判断与利用任何其他梦念片段是一样的。梦中判断对“十八”这个数字的关联是没有意义的，却也留下了判断在脱离真实背景时的痕迹。最后，“我不敢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这句话的目的不过是想进一步实现我对瘫痪病人的模拟，在对他们进行检查时，这一点确曾出现过。

对那些在梦中是明显的判断行为的分析，使我们想起了本书开始时确立的对梦的工作的解释规则，即我们必须对梦的各成分之间的表面聚合不予重视，把它们看做非本质的假象；我们应该追溯梦的每一元素的来源，恢复其本来面目。梦是一个聚合物，为了研究的目的，必须再一次把梦分割成片段，然而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梦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起着作用，制造了这种表面联系性，就是说，把梦的工作所产生的材料加以润饰。这又使我们面对一种其重要性把它列为建构梦的第四个因素的力量的表现。

VI

下面又是一个我已经报道过的判断过程在梦中发生作用的梦例。在从市议会发来通知的那个荒谬梦中，我说：“你在那之后不久就结了婚吗？”我算了一下，当然，我是在1856年出生的，这好像是紧接在所说的那一年之后的一年。这一切都披上了一套逻辑结论的外衣：我父亲在他发病之后，于1851年结婚。当然，我是家中的长子，出生于1856年，这一切都准确无误。我们知道，这个错误的结论出自欲望满足的利益；而主要的梦念是，“四或五年，这根本不算什么时间，不值得考虑”。然而，这一套逻辑结论中的每一步，它们的形式和内容一样，都可用在梦念中已被决定了的另一种方式加以解释。正是我的同事指责分析时间太长了的那位病人决定，只要等治疗一结束便结婚。梦中我和父亲的交谈方式就像一场审问或是考试，又使我想起一位教授，他常对进修他课程的学生仔细询问，“出生年月？”——“1856”——“父亲名字？”学生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总是说出自己父亲的拉丁字尾的教名。待学生回答以后，这位教授能从父亲的教名推出结论而不能从学生本人的名字中推衍出来。因此梦中结论的推衍不过是作为梦念中一段材料的推衍结论的重复而已。这里出现的新的东西是，如果在梦内容中出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便无疑是来自梦念。不过它呈现的形式可以是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是一串以逻辑的链子连接而成的梦念。然而，无论如何，梦中的结论总是代表着梦念中的结论。

这同一个梦在开端的地方有几句话难免争论之名。这种争论甚至不能说是荒谬；它就是在清醒时也可以发生。梦中我接到家乡市议会的一个通知，我觉得很有趣。第一，在1851年时我还没有出世；第二，可能与此事有关的我的父亲已经死去。这两种解释不但本身正确，而且如果我真的接到通知，也会提出与此完全相符的论证。我前面对此梦的分析表明，此梦来源于痛苦的嘲笑的梦念。如果我们再假定稽查作用活动的理由是强有力的，我们便会懂得，梦的工作自有其充分的动机对包含于梦念中模式的荒谬暗示产生一种完全有效的否定。但是分析表明，梦的工作并不能自由地构造这种平行物，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去使用从梦念中得来的材料。就像有一道代数方程式，（除数字外）有着加、减、根、幂等符号，却叫一个外行去抄这个方程式，结果把数字和运算符号混淆在一起了。（梦内容中的）这两个论点还可以追溯到如下的材料。每当我想到我初次提出的有关精神神经症在心理学解释上的某些前提总是受到别人怀疑和嘲笑时，就感到痛苦不安。例如，我曾经假定，人生第二年或甚至第一年的印象，在后来患病的那些人的情感生活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而且，这些印象虽然在多方面受到记忆的歪曲和夸大，却构成了癔症症状最初的和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在适当时机向我的病人解释这一点时，他们往往以嘲弄的语气模仿这新得来的知识说，他们正准备去寻找他们还没有出世时的回忆。我的一些女病人在她们最早的性冲动中她们的父亲扮演了出人意料的角色，我的这一发现也可以料到会遭遇同样的对待。然而，我们深信这两个假设都是正确的。为了证实起见，我回忆起一些例子，都是当孩子还很小时父亲便已死去，然而在后来的事件中表明，孩子仍然在潜意识中保持着对早年死去的死者身影的回忆。我知道，我的以推衍结论为依据的这两个论断的有效性会发生争论，因此，把恰恰是我害怕发生争论的那些结论的材料利用梦的工作获得无可争辩的结论，是欲望满足的一个成就。

在一个我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触及的梦的开始时，它那突然出现的题材引起了令人惊讶的清晰印象。老布吕克必定是规定了我某些任务；真是够奇怪的，它居然与解剖我自己身体下部，即我的骨盆和腿部有关。我好像以前在解剖室里看见过它们，但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缺少了这些部分，所以也就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N.路易丝站在我旁边，帮助我一道做这个工作，骨盆内的东西已经取出，现在既能看到它的上部，也能看到它的下部，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还能看到一些肥厚的肉色突起物（梦中使我想起了痔疮）。有些覆盖在它上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揉皱了的锡箔，要小心才能挑得出来。随后我又一次撑起我的双腿，而且在城中不断走动。但是（由于疲倦）我叫了一部出租汽车。使我惊讶的是，这车开进了一所房屋的大门，门大开着，让车驶过一个通道，在尽头处拐了一个弯，最后又开到一块空地上。最后，我和一位替我拿行李的阿尔卑斯山向导正在旅游，穿过变化多端的风景区。由于考虑到我的疲倦的双腿，他还背着我走了一段路。道路泥泞，我们靠着边走，人们像红印第安人和吉卜赛人那样坐在地上，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在此之前，在我跋涉于溜滑的道路上时，我总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奇怪在解剖之后，我怎么能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抵达了一个小木屋，房屋末端有一个开着的窗户，向导把我放了下来，取来两块现成的木板，搭在窗户上，构成一座必须从窗户跨过一个陷坑的桥梁。这时我真正为我的双腿担惊受怕了。但是与预料中的跨越相反，我看见两个成年人躺在紧靠木屋墙边的长凳上，仿佛还有两个孩子睡在他们旁边。这样好像使跨越成为可能的不是那两块木板而是这两个孩子了。我在一阵内心战栗中醒了过来。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稍具知识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要对此梦进行全面分析将要花费多少笔墨。然而幸运的是，在本文的前后关系中，我只要取其一点，就可把此梦作为梦中惊奇的一个例子，如插入的句子“真是够奇怪的”那样。下面就是此梦的起因。那位做我实验助手的N.路易丝曾经拜访过我，她说：“借一本书给我看看。”我把赖德·哈格德的《她》借给了她。“一本奇怪的书，但充满了隐藏的意义”，我开始向她解释，“永恒的女性，我们情感的不朽……”她打断我的话：“我已经读过了。你就没有你自己写的书吗？”——“没有，我自己的不朽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嗯，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出版你所谓的‘最后的启示’那本你说甚至我们也能读的书呢？”她不无讽刺地问。这时我看出来那不过是别人借她的口来向我提出警告，我就沉默不语了。我想到即使是出版我那本论梦的书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必须泄露我自己的大量隐秘的性格。

可千万不可告诉小孩。

因此梦中交给我的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任务，指的是我解释自己的梦的自我分析。老布吕克的出现也适逢其时。甚至在我开始科研工作的最初几年，我曾把一项发现搁置起来，直到他力劝我出版为止。至于我和N.路易丝谈话所引起的进一步思想则由于过分深奥而不能成为有意识的。它们由于提到赖德·哈格德的《她》而分散到我内心激起的材料的各个方面去了。那“真够奇怪”的判断要追溯到那本书和另一本叫做《世界的心》的书。梦中大量原素都来源于这两本想象丰富的小说。人们不得不跋涉而过的沼泽地带，他们不得不利用自己带来的木板才能跨过的陷坑，都取自《她》；红印第安人、小女孩和木屋则来源于《世界的心》。在这两部小说中，向导都是女人；两本书都与危险的旅行有关。《她》描写的是一条以前很少有人走过的充满冒险的道路，通向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地区。根据我发现的对这个梦所做的笔记看来，我双腿的疲倦之感确实就是我白天的真实感受。它很可能伴随着一种倦怠的心理和一种疑惑的想法：“我的双腿还能支撑我多久呢？”《她》这部书中冒险的结局是，那位向导非但没有为她自己和别人找到永生，而且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烈火之中。毫无疑问，在梦念中就有那样一种恐惧情绪在活动着。那“木屋”无疑也是一口棺材，那就是说，是坟墓。但是梦的工作却以欲望的满足这一最意想不到的表现来完成它的杰作。因为我已住进过一次墓穴，但那是靠近奥尔维托的一个伊特拉斯坎人的空穴，一个狭窄的小室，沿着墙壁有两条石凳，上面躺着两具成人骷髅。梦中的木屋内部看起来正像这座坟墓，只是木头代替了石头，这个梦似乎在说：“如果你要安息在坟墓中，就让它是伊特拉斯坎人的坟墓吧！”随着这种置换，于是便把最阴沉的期待变成最迫切的希望了。不幸的是，我们即将看到，梦可以把伴随感情的观念颠倒过来，却往往不是感情本身。因此，即使是在孩子们可以做到而父亲做不到的事情这样的观念成功地出现之后，我还是从一种“心理恐惧”中醒过来——这是这本奇异小说的一个新的暗示：一个人的同一性可以世代相传达两千年之久。

Ⅷ

我的另一个梦也包含了对某种体验表示惊奇。但这种惊奇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深远的甚至可说是卓越的解释尝试。这个梦除了具有两个吸引我的特点之外，仅仅就梦本身来说，我也禁不住要将整个梦加以分析。7月18日或19日的夜晚，我正沿着南方路线旅行，我在梦中听见有人喊“Hollthurn，停车十分钟”，我立即想到了棘皮动物（holothurians）——想到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勇敢的人们绝望地反抗他们的统治暴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造运动——仿佛是在施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那里我模糊地看见一个小博物馆，馆里保存着这些人的残骸和遗物，我很想走出去，但又犹疑不决。火车站有卖水果的妇女，她们蹲在地上，高举着篮子，仿佛邀请似的——我犹豫着，因为我不敢确定是否还有时间，可是我们仍然未动——突然我到了另一个车厢，里面的家具和座位都非常狭窄，使得一个人的背部要直接靠在车厢壁上。我对此很感惊奇，但我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掉换了车厢。这儿有好几个人，包括一对英国兄妹；可以明显地看见墙上书架上有一排书：我看见《国富论》和《物质与运动》（克勒克-麦克斯韦尔），这是一本厚书，包着棕色纸张。这个男子问他的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写的一本书……这些书有的好像是我的，有的又似乎属于他们。此时我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为了证实或支持这些话……我醒来时汗流浃背，以为所有窗户都关上了。火车正驶近了（施蒂里亚）的马尔堡。

这个梦以火车站的站名开始。这个站名一定把我弄得半醒了。我用霍尔松（Hollthurn）这个站名代替了马尔堡（Marburg）。我首先听到喊出的站名是“马尔堡”这一事实由后来梦中提到席勒而得到证实，席勒出生于马尔堡，虽然不是施蒂里亚的那一个马尔堡。我在这次旅行中买的是头等车票，但很不舒服。火车拥挤不堪，在我的车厢中我看到一位女士和一位绅士，贵族派头，但很不礼貌，对我的闯入他们丝毫也没有想到，或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去对他们的烦恼加以掩饰。我的彬彬有礼的招呼得不到任何反应。虽然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肩并肩地坐着（背对着火车头），那女人却当着我的面用一把雨伞占据了她对面靠窗户的座位。门立即被关上了，他们交换了几句有关开窗户的话题。可能他们立即就看出了我渴望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窗户全关的车厢内空气令人窒息。我的旅行经验告诉我，这种傲慢无礼和不厚待人的行为，只有那些持免票和买半票旅行的人才做得出来。查票员进来了，我出示了高价买来的车票。从那位女士的嘴中道出来带着轻蔑而且几乎是威胁性的话，“我的丈夫有免票”。她外貌庄重，神情不满，已近美人迟暮之年。那男人则一言不发，安坐不动。我打算睡觉了。在梦中我对这一对不愉快的伙伴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没有人能够怀疑，在这个梦前半部的继续片段背后隐藏着多少轻蔑与羞辱。当这个需要得到了满足以后，又感觉到了第二个欲望——掉换车厢。梦中景象是经常变化的，而且不会引起任何反对。如果我立即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一对较为可亲的伙伴来代替我的旅伴，那是不会有丝毫惊奇的。但在这个梦中有某种情况不同意改变梦景并认为需要对它加以说明。我为什么突然到了另一个车厢呢？我完全记不起掉换了车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我必定是在睡眠状态中掉换了车厢——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然而在神经病理学家的经验中却可发现这种病例。我知道有一种人在朦胧状态中乘车旅行，并不表露出任何不正常的迹象，一直等到了某个地点神志突然清醒了过来而且对他记忆中的空白茫然无知。因此，我在梦中便宣布自己是一个“自动漫游症患者”。

分析也可能使它获得另一种解释。那个当我要把它归之于梦的工作时似乎如此引人注目的解释企图，却不是我自己原来所有，而是从我的一位神经症患者记录中抄来的。我在本书前面已经谈到过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心地善良的男人。他在自己的父亲死后不久，便开始责备自己有一种谋杀的意向，为了防卫起见，他被迫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因此陷于苦恼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伴有自觉的严重强迫性病例。开始时上街变成了他的包袱，他被迫要注意每一个他遇见的单身的人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注视的目光中消失了，他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感情，认为或许就是他自己把那人干掉了。在这种行为背后，在诸多事物中，还隐藏着一种“该隐幻想”——因为“一切人都是兄弟”。（《圣经》上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即谋杀者之意）。由于不可能进行预防措施，他便放弃散步，把自己置于四壁之中来消磨自己的生命。但是报纸上刊登的外界谋杀案件不断传到他的室内，他的良心使他怀疑自己就是被通缉的凶手。有几星期足不出户确实暂时使他免除了焦虑，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他也有可能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离开了他的房间，因而可能犯了谋杀罪而自己却毫无觉察。自此以后，他便把自己房子的前门锁上，把钥匙交给老管门人，并严格吩咐，即使他再三请求也不把钥匙交给他。

我想无须再多举例了。这些梦例已足够证实我前面引证了的话，即梦中的判断行动不过是梦念中某种原型的再现。这种再现一般并不恰当，有时插入很不相称的内容，但偶尔也会像我们最后的梦例所示，它运用得很巧妙，以至一开始就使人觉得这是梦中的独立心智活动。由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虽然它不总是伴随着梦的建造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就可以把梦中不同来源的各个元素融合而为一个整体，使其具备意义而不发生矛盾。然而在探讨这个题目以前，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在梦中产生的感情表现，并把它们与在分析时所揭示出的梦念中的感情加以比较。